闹市一博：重点高校招农村娃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大参考

　　近日，清华、北大、北师、北航等国内重点高校纷纷公布针对农村考生的招生计划，录取优惠由降30分到降至一本线录取不等，清华大学最高可以降60分录取。这些名校针对优秀农村学子推出多项录取优惠政策，释放了尽可能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以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这一信号。然而，此项“善意的制度”是否有望打破近年“寒门难出贵子”的论断依然众说纷纭。

　　早在2011年8月，一位自称“做了15年老师”的网友发帖《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掀起网上热议。这位网友linyang222称，眼下，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拿其所在的某特区(非深圳)来说，这两年学校里的中考状元或高考状元，家里条件都很好，尖子生大多也是这样。其实他们成绩好，除了家庭教养外，还有就是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种培训班，甚至请私人家教。事实上，这位老师网友说的完全是实情。曾几何时，学生成绩与家庭条件几乎成反比。而如今，正好调过来了，学生成绩与家庭条件成正比，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当时的情况是，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据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8月，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2010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该年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有专家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笔者以为，出现名校城乡倒挂现象加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贫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是从小学——初中——高中，一步一步加剧。就拿高中来说，农村普通高中与县城的重点高中，由于教学经费的投入，师资配备等方面的原因，县城重点高中的教学水平远高于乡镇普通高中，而就在同一城市里的高中教学质量水平悬殊依然较大，城市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在小学、初中就输在起跑线上，自然就只能读教学质量差的高中。起跑线不一样的比赛，比赛的最终结果已经注定。应该看到，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其次，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逐步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倾斜，更加阻塞了寒门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空间。

　　由于加分泛滥，不少省区市已经减少了高考加分的项目和分值，这无疑是重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今年的高校专项计划中，清华、北大等多校取消了往年“由所在中学推荐”的规定，表示凡是符合计划条件的农村考生均可通过自荐形式报名参考。至于计划条件的要求，教育部今年明确提出，要在甄别农村学子时“严格报名条件”，并强调，“申请考生及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本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须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和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方可报考任何与农村学子优惠招考政策相关的计划。

　　毋庸置疑，减少了高考加分的项目和分值、取消了往年“由所在中学推荐”的规定等善意的制度，一定程度增大了寒门子女进入重点甚至名牌高校的可能性。然而，撇开人数有限不说，就多年以来高招政策呈现的问题来看，再好的政策也难免出现钻空子、权力寻租的情况，很难做到令行禁止。为农村学子单列的、不低于各校本科招生规模的2%的政策红包，能否令信息不对称的农村学生顺利领到？不少教育专家表示尚存疑问，本人也深有同感。

　　2014年9月14日新华网报道称：在高考改革背景下，各地重点高校招生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向贫困地区农村学校倾斜。海南一贫困县老师称，越来越多县城领导不再送子女到省城读书，而是送往贫困县高中就读，与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即便部分重点高校要求农村户籍才能报名参与“贫困专项计划”，但在很多基层贫困地区，一些官员利用影响力将子女改回农村户口并非难事，“基层官员子女与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易使政策执行走样。”

　　为了高招公平，我们曾经设计出很多的照顾性政策，比如各种各样的加分项目。如今，包括体育加分在内大多数的加分项目都已被明确取消；原因在于，我们当初为公平而留设的口子，总是被逐利者发现为寻租与造假的“捷径”。只要有优惠项目存在，就会有权贵人群通过各类途径去争夺，使政策执行完全走到设计初衷的反面，这似乎已经成为高考招生的某种真理。如今，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似乎也正在走着同样的路径。

　　在加分造假的通道被取缔之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官二代、富二代，争夺高招扶贫的名额。这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假若制度的漏洞依旧存在，道德的谴责就是无效的。所谓高招扶贫计划，最大的漏洞就在于，它只能“定向”到某个贫困县，却无法“定向”到贫困学生。而哪怕是再贫穷的贫困县，也总会有相对意义上的富人，可以让孩子享受好的教育资源，这个群体绝不只限于官二代。在此情形下，有必要实行对相关录取情况的全面公开，以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尽可能具化定向招生的针对性标准，减少被官二代、富二代钻空子的可能。

　　关于“入名校”与“出贵子”间的关系问题，教育专家储朝晖表示，进什么样的学校对一个人的短期发展会产生明显影响，对一个人终身发展水平的功能差异并不显著。根据心理学家的统计调查结果表明，后天习得的影响仅占38%左右，因此并不能断言，农村或贫困区县多出几个名校生是确保其成才、保障教育公平、更大程度贡献社会的充分条件。

　　在我看来，单独招生引发的教育新腐败并非杞人忧天。对于贫苦县的孩子来说，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不读书或书读得不好几乎无法改变命运的说法更加贴切。长期实践表明，孩子进入重点大学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寒门子女能考入重点或名牌大学无疑会大大增加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基于此，只能希望官员或富豪家长应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的教育上，而不要绞尽脑汁的寻找制度的漏洞。不过，这只是一个愿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