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世代耕作的农民，却发现自己不职业了

大参考

职业农民认证与“简政放权”南辕北辙

世代耕作的农民，却发现自己不职业了

王传涛

　　近期，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这是陕西省对“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自去年开始培育认证“新型职业农民”以来，连续两年来，在全省一千多万农民中，仅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职业农民”不是干过几年农活就可以当的，符合条件的农民需要通过县、市、省级农业部门层层筛选、审查和培训，才能参加最终资格认定的考试。（4月19日《华商报》）

　　客观而论，在农业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和农耕技术的当下，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卷入城镇化大潮而失去种地技能之后，农民职业化是促进变家庭小农经济为家庭农场或庄园经济的有效方式，能够解放农村的落后生产力，也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而近几年来，“职业农民”的提法也被历届的三农会议及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及。因此，促进农民职业化本身并没是一件坏事，没有原罪。

　　然而，一些地方搞的认证职业农民工作，却能够让许多人产生这样的感慨——我国农民数亿人，祖祖辈辈都种地者大有人在，今日一睁眼却发现自己不职业了。诚然，许多人种了一辈子的地，却发现自己现在没有资格去做一名农民，就连从事农业这个职业的证书也拿不到。更有人针对职业农民认证的年收入要求，提出种种质疑：如果收入能够达到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则更像是西方的农场主或是以前的地主，这些人还像农民吗？

　　农民职业化，不是农民证书化，更不是相关部门设立几个条条框框，外加做一些培训工作，就能让农民实现职业化了的。要知道，数千年来，我国从来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没有门槛设置，没有学历要求，没有收入底线，更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发一个证书。现在，许多地方打着农民职业化的幌子，来对职业农民进行认证并发一个证书，既不符合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思路，也有可能违背农业自身发展的规律。

　　本届政府一直强调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在相关职业认证问题上，自十八大以来，国务院一直在力推取消相关职业资格的认证。2014年8月份，国务院分两批取消了58项中央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今年3月份，国务院决定取消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在许多行业的许多领域，我们看到了劳动力的彻底解放，看到了一些职业的去考试化、去职称化和去职业注册化，在这样的语境里，对职业农民进行培训、考试及认证，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

　　农民职业化，不应该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更不应该把公平搞成不公。笔者注意到，职业农民如果被认证为中高级职称之后，会享受到许多如土地流转、融资贷款手续、项目扶持等的政策倾斜。显然，现在一些地方搞的农民职业化认证工作，很像是在搞特权输送，更多的农业政策本应该一视同仁，利用认证职业证书寻求特殊通道的做法，对农民发展设立一个又一个的限制与门槛，必然违背改革与发展的规律。

　　一厢是中央竭力推行简政放权、努力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另一厢却是在一些新的领域政府努力加大对权力的收紧力度，增设新的审批权力和新的程序，这样的错愕说明，简政放权的精神并没有真正让所有的官员吸收理解和运用，固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然在官场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