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渔夫：利率市场化与新经济自由主义（下）

大参考

利率市场化与新经济自由主义（下）

清湖渔夫

　　韩国的悲惨教训和金融自由化的实质

　　我们在这里重点研究韩国的例子。从传统上来看，韩国联合企业——综合企业财团——的筹资方式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高度举债经营，这使银行在经济低迷时期变得非常脆弱。同时由于华盛顿的压力，韩国政府采取了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华尔街的金融投机资本流入韩国，使韩国的公司负债率居高不下。

　　1997年11月中旬，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方案。在与韩国政府谈判期间，当时美国财长鲁宾坚持只有韩国政府彻底实施强硬的“新计划”（美国版）后，才会有新的资金提供给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此不断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韩国更多的让步——包括许多与美国尚未解决的贸易争端问题。在谈判了两周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草拟了一份570亿美元的一揽子拯救方案。这份方案与其说是“拯救”，不如说是“趁火打劫”，对韩国提出的经济政治条件之苛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尽管方案被声称要成为一个“应对21世纪金融危机的真正21世纪的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青睐”美国金融公司和日本出口商，因为它赢得了韩国政府的巨大让步：到1998年中期开放银行和经纪公司的权利；国内货币和债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放宽外国公司对上市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26％放宽到50％；把对个体外国公司所有权的限制从7％放宽至50％；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将由国际公认的公司进行审计；大大放宽日本产品进入韩国的渠道；修改韩国的银行法；贸易更加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关闭一些大型银行。韩国政府还被要求把国内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利贷水平，即超过21％，同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这份方案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债权人，即向韩国提供贷款的华尔街投机者。这些投机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为提供给韩国政府的资金最终都落入了他们的口袋。

　　被“危机”和韩国人“献金救国”失败过后，连韩国人自己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用来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对美国的经济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美国资本的大规模重新进驻和贱价收购，韩国经济不仅垄断程度上升，而且被美资垄断，在经济上终于被美国合并了，几乎成为美国在海外的“第51个州”。据韩国金融监督院公布的“金融结构调整现况”资料显示：1997年金融危机前韩国共有各类金融公司2103家，金融危机后经结构调整破产重组后仅存1338家，另765家在结构调整中破产撤消或被收购、合并重组；在33家银行中，5家被撤销，10家被收购，仅剩19家；1984家投资证券、信用储蓄等公司中，有754家在结构调整中消失，仅剩230家。美国（华尔街财团）打劫韩国的欲望确实获得空前满足；保护了本国的债权人，迫使韩国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还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收购韩国的公司。在克林顿政府前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实施的金融和资本自由化措施（包括利率市场化），而这些措施恰恰是鲁宾和萨默斯等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益而强加给韩国的。

　　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泛滥也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工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在全球相对下降，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开始走向衰落，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新经济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叫嚣恰逢其时，因应了维护美国经济和金融霸权的需要。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一脉相承，要求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美国垄断资本、跨国垄断资本）对资本自由的主张，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自由化），拆除美国垄断资本的全球运动的形形色色的障碍，世界其他国家给予跨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在这些国家市场的充分“自由”，在政策与法律上与美国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惯例接轨，以此来推行所谓全球一体化。

　　养肥再杀，必然被“危机”，因此确立了美国资本全球范围内的“剪羊毛”模式。因为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经济和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国循环上演，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财富持续向西方发达国家流动，推动世界各国的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流动以便进行绞杀；而通过强迫各国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加剧这些国家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进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的遭遇不是个案，它的难兄难弟还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当时克林顿政府如法炮制，说服欧洲各国对东南亚政府施加压力，阻止日本组建“亚洲货币基金”进行救援的建议，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这些国家提出附带严苛政治条款的的“拯救”方案。只要条件成熟，“被危机”的岂止是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欧元危机（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休克疗法过程中的全面市场化）说明了大经济体同样能够成为被“危机”的典范。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认为，“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竞赛的失败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仅失去了增长的资本，而且当它们确有增长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那些权势阶层。”

　　百余年来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导致“完善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使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不切实际的理想。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新经济自由主义者站出来承认：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在资源分配与配置上卓有成效，从而给全世界带来福祉。实际上，因为“完善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与新经济自由主义对经济治世开出的的灵丹妙药相映照的是，目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仍在发展发酵之中，还看不到尽头。美国滞涨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基本上根源都在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上。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包含利率市场化的金融自由化或者金融深化，即使不够称得上灾难的源头，也难辞其咎。中国到目前为止勉强独善其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金融领域的管制并未完全放开。当被华丽包装的金融自由化理念炫目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背后的利益实质和包藏祸心。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利率管理体制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率管理体制变革的大致历程如下：

　　199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利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的市场利率管理体系。

　　1996年：1996年6月1日,人民银行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此举被视为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1997年：1997年6月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放开。1998年8月,国家开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首次进行了市场化发债,1999年10月,国债发行也开始采用市场招标形式,从而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

　　1998年：人民银行改革了贴现利率生成机制,贴现利率和转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的基础上加点生成,在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含浮动)的前提下由商业银行自定。

　　1998年、1999年：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文章《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坦承,2003年之前,银行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

　　1999年：1999年10月,人民银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法人对中资保险(放心保)公司法人试办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的大额定期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进行了存款利率改革的初步尝试。2003年11月,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可以开办邮政储蓄协议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降为3年以上不含3年)。

　　2000年：2000年9月,放开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含300万)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30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仍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2002年3月,人民银行统一中外资金融机构外币利率管理政策,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2003年7月,放开了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管理,由商业银行自主确定。2003年11月,对美元、日圆、港币、欧元小额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2004年：2004年1月1日,人民银行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扩大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权,提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扩大到70%,下浮幅度保持10%不变。

　　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与此同时,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下浮,下不设底。

　　2006年：2006年8月,浮动范围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85倍;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为支持灾后重建,人民银行于当年10月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的自主定价权,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2012年6月,央行进一步扩大利率浮动区间；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7月,再次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

　　2013年： 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将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并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各项基础条件,稳妥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初，囿于我们在对市场理解上的局限，理论建设严重滞后甚至空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实属迫不得已，改革初期对于利率管理体制的举措或多或少带有盲目性。直到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才明确提出了“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利率市场化总体思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种渐进式利率体制改革是在是在什么思想和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在改革过程中师从欧美，在欧美泛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借国门开放之际开始向我国思想界和理论界渗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我们在市场经济理论建设上尚处空白，出现一个“进口经济学”的时代，对西方的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伴随着经济国际化和跨国资本大量涌入我国而乘虚而入，填补理论空白并且逐渐成为所谓的“主流”。不仅如此，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跨国资本对我国支柱产业的越来越多地控制，被新自由主义洗脑的西方代言人逐步占据我国政商学要津，给予外国资本自由（比如超国民待遇、国退民进、与国际接轨等等），丑化中国本土资本和既有的经济体制，以图主导我们的未来改革的方向、步骤和目标（比如市场化、顶层设计）。因此在利率体制变革上诸多举措也就带有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明显痕迹。

　　2013年7月19日，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称，对于达到宏观审慎性标准的金融企业，就应该有更大的自主定价权。与此同时，要考虑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格。周小川直言，这也许无法一步到位，但总体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整体推进，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其他一系列上、下游产品和替代产品的定价权也应同时交由市场决定。这还涉及行政与监管当局对套利行为的态度。周小川还提醒，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银行产品的过分交叉补贴，大力加强对客户的宣传教育，要进一步确立市场定价权，使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强风险定价的能力。从整体的逻辑上，颇有为“利率改革”和“利率改革”的味道，所谓的“宏观审慎性标准”仍然是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国际经济与金融的政策主张的衍生概念或者说舶来品，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逻辑语境中也是混杂矛盾的。

　　经济舆论界对此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讨论最多的焦点，也是央行并未放开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对此，央行给出的解释是，此次改革没有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主要考虑是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更为深远，所要求的条件也相对更高。央行表示，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风险最大的阶段，需要根据各项基础条件的成熟程度分步实施、有序推进。换言之，我国利率市场化已接近最后关口，而在关于利率市场化的宣示上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矛盾混杂和辞藻堆砌的政策解释，在最核心的现实利益驱动和未来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结构形成上，还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利率市场化和自由化的逻辑，与国际相比，何其相似乃尔！耐人寻味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资本主导和推动的利率市场化浪潮，其结果是“完善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和目前全球蔓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我国同时期发生的是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和利用外资和基础工业技术、银行业通过低利率筹资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金融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换言之，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不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而是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

　　选择性舆论浪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评论新经济自由主义时曾经这样写道：“自由市场的说辞在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当它为一个特别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被抛弃。”这一点在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的几乎所有的呼吁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声疾呼“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人们，直接将西方国家推行资本和金融自由化、谋夺对我国经济的控制权的愿望作为衡量中国利率体制改革的标准，有选择地加以使用。

　　在利率的市场定价权上，因为跨国资本在存贷款市场处于非垄断的弱势地位，于是就刻意攻击政府对利率实行管制的做法，毫不提及中国银行业在海外市场准入方面的被欧美国家刁难和政策歧视；

　　在攻击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垄断地位并要求进行拆分的同时，毫不提及欧美国家的国际性银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市场垄断程度越来越高；

　　在攻击中国金融业对社会资本进行无效配置、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国银行业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时候，罔顾西方国家大批中小银行的破产倒闭，似乎这些破产倒闭就不是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也选择性无视欧美金融市场同样成为社会中小资本的绞肉机的本性。

　　在提及中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利率机制来防范我国尚未现形的所谓“金融风险”的时候，也不再提及在已经实行利率市场化国家的市场的所谓“金融风险”在肆意表演和这些国家被“经济和金融危机”。

　　在提及中国实行利率管制阻碍企业的市场活力、指责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时候，却不提及“双重马太效应”在西方市场同样发生作用，在一些利率市场化国家的存款与贷款利率双双走高（高利贷）引起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大批中小银行和企业倒闭，这些国家的本土中小资本被“自由市场”消灭。

　　在提及政府对银行信贷市场信用隐性担保不改变、引发国有企业在所谓资本冒险过程中将收益归自己而成本则要让社会来承担的时候，同样不提及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时动用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对它们的垄断型银行和金融企业进行救助。

　　在指责国有举行银行和企业因为“垄断”获取高额利润、成为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阻力的时候，浑然不提跨国银行和企业早就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

　　在客观、公正和中立的虚伪外表掩盖下的是利益作祟的双重标准嘴脸，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一批人照猫画虎、邯郸学步式的利率市场化无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们提出几乎所有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所谓优点和好处，我们在欧美国家都能够找到大量的相反的例证。史鉴使人明智！我们似乎还应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利率市场化国家发生的麻烦，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选择性回避和掩耳盗铃，在中国就不会发生？发生了应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恐怕他们的欧美“导师”们都在困扰无奈！难道为13亿人民的生存和福祉服务的经济是用来为“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作赌注的？？（续完）


　　参考文献：
　　《金融过程和利率双轨制》，清湖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