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商纣王非败于暴虐，而是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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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摘自笔者编著《毛泽东品说历史正能量》之“独立思考”一节，原题：商纣王是很个有本领的君主）

　　纣王，商朝末代君主。在人们心目中，他和夏朝的末代君主桀一样，是中国古代“暴君”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根据很多史书和文学作品记载，他荒淫无度、嗜血成性、滥杀无辜、奢靡腐化。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他大肆征调民力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并无休止地掠夺民间财富，将搜刮来的粮食装满巨桥的仓库，用榨取来的珍宝装点鹿台。他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歌舞，令乐师新作“淫声”，有所谓“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他还造酒池肉林，酗酒无度：“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他为了观察胎儿，竟残忍地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冷，竟叫人砍掉他的双脚。

　　为了打压人民的反抗，他发明出“炮烙之刑”来残害反抗者。他信任奸臣，重用提拔贪财好利、善于逢迎拍马的费仲和善于挑拨离间的恶来。对待敢于向他进谏的忠臣，纣王则一律用酷刑来加以迫害：他的叔叔比干向他进谏，被处以挖心的酷刑，另一位向他进谏的哥哥微子则被逼得逃亡。西伯姬昌（即周文王）看到纣王残暴，仅仅在暗中叹息了几声，便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纣王的这些残暴行为导致天下人心尽失。在这种形势下，周武王姬发顺应民心起兵伐纣，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也因忍受不了他的残暴而纷纷在阵前倒戈，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在毛泽东看来，人们对纣王的这种传统认识是与历史真相完全背离的。他认为，历史中真实的纣王并不是一个残暴无仁的君主，虽然他的作为导致了商朝的亡国，但他实际上“在历史上是有功的”。1958年11月，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联想到了商朝。他说：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张明林编著，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959年6月22日，在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了给商纣王翻案的问题，他认为纣王亡国的原因并非是由于丢失了民心，而是由于“没有做好俘虏工作”：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张明林编著，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毛泽东对商纣王的这些评价，是以历史学家郭沫若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而原本他对商纣王的看法，本与历史上的主流观点没有什么不同。1953年11月1日，当他在参观河南安阳殷墟中心宫殿区的花园庄时，还毫不客气地对商纣王这样批评道：“由于纣王一意孤行，拒绝批评，又非常残暴，所以众叛亲离，终于被周武王在牧野打败。最后，纣王自焚在自己建造的鹿台上，殷也就灭亡了。” （《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编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26-127页） 然而，在阅读郭沫若在1954年出版和1957年再版两次的《青铜时代》一书后，毛泽东对商纣王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郭沫若经过考证后认为，商纣王暴君的形象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他说：“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的谈话中表示同意郭沫若的这些考证，转而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而对于商纣王亡国的原因，毛泽东不再认为这是他残暴统治带来的后果，重新提出了以下两大要点：一是由于他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进谏，结果使他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二是纣王“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阵前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这些则是毛泽东的独特见解。

　　如果抛开后世的歪曲宣传和文学想像，以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为依据，我们确实是应该肯定纣王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之功绩的。《史记》上尽管接受了纣王是暴君的说法，但也记载说纣王本人有“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的不凡能力。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当时商军已使用战车，兵器以青铜打造，精巧锋利，杀伤力大，出征兵力最多时达1.3万人，而且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说明商军作战部队中还组建有“象队”。最终，纣王指挥的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商朝的疆土达到了最高峰，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

　　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耗尽了商王朝的所有国力。商王朝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商王朝虽然是战胜者，但战后的帝国已成为一副空架子，变得疲弱不堪。就在这时，位于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都城防御甚弱，便乘机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奇兵突袭商朝国都朝歌，纣王因主力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只好仓促组织充当奴隶的外族俘虏来抗敌。两军在牧野遭遇，主要来自东夷的奴隶自然不愿为仇家卖命打仗，而纣王又缺少嫡系骨干监管，结果出现战场倒戈。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经过一番厮杀，商军崩溃，周军乘势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从此，延续了数百年的殷商王朝彻底覆亡。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像纣王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首先，“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而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帝王子辛，也叫“帝辛”。周武王最先让商纣王身败名裂，而后来那些人云亦云的史学家无疑就是很好的帮手，将殷商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帝国的末代国君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商朝被推翻后，周朝要笼络民心、巩固政权，新的统治者绝不会说前朝天子纣王的好话，势必要对纣王造谣中伤。由于是谣言，当时不会记入史册，但时间长了就会以讹传讹，后人也会将这些假的消息也当成史实给记录下来。就连《史记·序》中也说，其中有些史料取材于“旧俗风谣”，难免“残缺盖多”。而让纣王更加臭名远扬的则是明朝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这部故事情节虚构的作品把纣王刻画成了一个彻底的衣冠禽兽，使他残暴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无独有偶，自春秋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为纣王鸣不平者也不乏其人，孔子的高徒子贡很早便开始替纣王鸣不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说他自己对《武成》这篇文章只相信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假如周武王果真是仁人君子，那么仁义的周武王在攻打不义的商纣王时怎么还能让战士们的血把木棒漂起来了呢？到了明朝，学者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纣王之罪与桀王如出一辙，桀纣不分，都是出于模仿。近代的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并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换句话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如果说，文人、史学家们对纣王的重新发现还只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话，作为一代政治和军事大家的毛泽东对纣王的评价则表现出他实事求是的治史作风，更加耐人寻味和令人信服。2001年出版的《新华词典》对“纣王”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意味着当今典籍开始对纣王有了公正的评价。（李墨秋）

钟山一剑

千古一理，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不是被他身后的公知和阶级异己分子谩骂的一塌糊涂吗？如果按他们的说法评价毛泽东，与纣王、秦始皇。。。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读史，要看设么么人写的，要分析，不能尽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