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浅议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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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毛泽东 (1)

　　毛泽东被尊称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是解放军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正确评价毛泽东，是正确评价共产党、解放军和共和国的基础。在舆论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对他的评价，自然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况。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环境。

　　首先看国际环境。

　　毛泽东的时代，世界高度一体化，三个世界的金字塔的格局已经初步成型。处于顶端的是大英帝国，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海外殖民地，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仍在英国卵翼下。中层的是美国、德国、沙俄（苏联）、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类似中国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国际之间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殖民或被殖民，没有中间路线。殖民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被殖民国家希望摆脱外来统治，各国之间动辄兵戎相见。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对弱国来说，想摆脱这种不利的环境就要迅速完成工业化，建立重工业，有能力生产现代化的武器。不然，强国的军队杀到弱国的国都之下（比如鸦片战争，比如八国联军进北京），弱国只能签署城下之盟。一方船坚炮利，一方只有大刀长矛，那就不会有平等的外交。买来的武器是靠不住的，且不说战事危急的时候，随时可能被切断武器供给（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德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停止给国民政府提供武器），就是购买这些武器的开支，也是一个农业国无力长期承担的。（多说一句，利用武器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尼科拉斯凯奇的电影《战争之王》之中，为什么国际刑警拿军火贩子没有办法？这是因为军火贩子代表的是各国政治利益。）稳妥、可靠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武器，就需要有完成工业化。农业国完成工业化，需要一大笔钱。添机器，买设备，制造工业母机，采矿、修路，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其实，这些资金就是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因为大量农业人口要脱离农业生产转为工业生产，农业不但要养活这些工人，还要用农产品去为他们换回工业设备和原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过程必然是非常痛苦的。不论是农民还是工人的待遇都被压低到极限，劳动强度则被提高到极限。经常有大批工人和农民死于高强度劳动和营养不良。不仅如此，工人还经常面临周期性的失业。社会治安极差，资本家推行严刑峻法。美洲一些国家，恢复了奴隶制，残酷压榨奴隶。我们看《简爱》、《悲惨世界》、《雾都孤儿》、《根》、《阿信》、《野麦岭》、《苔丝》、《望乡》，都能从侧面看当时劳动者的悲惨生活的影子，比如：冉阿让因为偷了一个面包，就被判刑五年；昆塔?肯特被奴隶贩子从家乡活捉，运往美国，开始奴隶生涯；童年的阿信为了能吃到米饭，去给木材场作女佣，阿信的姐姐因为劳累过度在纺织厂染上肺结核；阿崎婆为了有饭吃，不至饿死，去南洋卖淫……

　　对殖民地国家来说，这个过程更加困难。殖民地的负担越重，宗主国的负担就越轻。宗主国要用各种手段把殖民地压榨干净，殖民地国家要向宗主国贡献巨额资金，这种利润可能是直接税收（比如印度向英国贡献税收），可能是战争赔款（比如中国的庚子赔款），可能是看不到的贸易剪刀差（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可能是巨额贷款的利息（比如偿为还各种战债借的贷款都有巨额利息）。好象有无数根抽血的管子，插在殖民地国家的血管上。宗主国劳动者遭遇的不幸，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都要遭遇，而且要更悲惨。

　　那个时代，侵略别国，建立殖民地，从其它国家抽血，“强吃弱，快吃慢”，弱肉强食是各国公开的游戏规则。决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是外交，决定外交关系的是战争，决定战争的是武器，决定武器的是工业基础，建立工业基础需要巨额的资金，弱国、被打败的殖民地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由于所处的不利的经济地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摆脱经济殖民地的身份。它们在政治上也许独立了，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源源不断地给宗主国输血。这些国家掌权的统治者，往往与宗主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读《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可以清除地看到这一点。

　　殖民地国家要摆脱不利的地位，爬上全球金字塔的中上层，往往要做三件事：一是要打败殖民者，改变不利的经济地位，拔除血管上抽血的管子；二是要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三是殖民扩张，建立、争夺殖民地。完成这三步，基本都要大规模流血。以美国为例，这三步分别对应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中国的悲剧让日本震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边向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贡献利润，一边迅速向东亚扩张转嫁危机。看过《坂上之云》的人，都能很清楚地看到日本当时的危机感。当然，日本的“云”，就是其它国家的“泪”。与之类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墨西哥总统的迪亚斯曾感叹：“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谓“经济对外开放，尊重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就能共同发展”，是违背历史的胡扯。

　　种族主义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主导思想。《坂上之云》之中，日后的海军中将秋山真之问英语老师，英国绅士是不是都是正义的化身，富有骑士精神。他的老师回答，英国人的侠义和骑士精神，是针对本国同阶级的人的，对其它民族的人，他们认为是低等的，是不适用骑士精神的。他的老师，还举了自己幼年被卖到美国，险些成为奴隶的例子作为佐证。后来，师徒二人在美国旅游时，老师还给秋山真之讲了美国白人利用印第安人自相残杀，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历史。在种族主义者心中，落后国家的居民是劣等民族，是没有资格和优秀民族平起平坐的。种族主义，这是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传统，被打败的民族的人民成为奴隶，“奴隶是欲望压倒理性的人”。从《我的奋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的命运，看到了大东亚共荣圈和伪满洲国，看到了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想到了美国60年代仍然在实行种族隔离。（多说一句，种族屠杀和压迫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也使如此，不过只有纳粹戳穿了那层窗户纸，赤裸裸地说出来。“普世价值”是近几年才喊出了的宣传工具，如同当年英国自诩的绅士精神，切不可当真。须知，一边喊人权，一边扔炸弹是常态。当年比今天更加直白，无所顾忌而已。）

　　从鸦片战争失去香港开始，中国的版图不断萎缩。沙俄在东北划去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先后占据了澎湖列岛、台湾和东北，外蒙古则趁辛亥革命脱离中央政府，英国在中印边境单方面划定麦克马洪线。与外蒙古类似，西藏也趁辛亥革命之机，驱逐了中央官员，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随时可能步外蒙古的后尘。与之类似的，还有新疆。各国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了稳固的殖民统治，不经历激烈的战争，中国已经难以收回。瓜分蚕食并未到此为止，各大强国纷纷在沿海各大城市设立租界，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凡是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地区，外国人便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租界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殖民的桥头堡，随时可能变成进一步殖民的前哨基地。势力范围则随时可能被割裂出去，变成直接殖民地。比如，在日本屡次发动侵华战争中，首先投入战斗的兵力，往往就是租界（或其势力范围，比如满洲铁路沿线）的日本驻军。

　　中国遭受长期压迫，随时有亡族灭种的危险，这就是毛泽东的时代的异常险恶国际环境。

　　后记:

　　本文在介绍历史背景时大量采用文艺作品。一是因为多数人对这些文艺作品远比历史书籍熟悉；二是因为历史书籍往往有倾向性，广泛流传的文艺作品则往往获得多数人认可，相对公允。第一条理由无须解释，第二条理由可能有争议。有人可能会说文艺作品不如历史书籍严肃、可靠。其实，历史书籍也未必可靠，因为“我们所读的历史，尽管基于事实，但是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假如你没有首先掌握历史学家本人从事历史研究的立场，你就不能完全理解或鉴赏历史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的立场，其本身是根植于一个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说，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被洗过了。而且，历史学家的立场也是会随着时间和当时历史境地而改变的。”考虑到这一点，相比那些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剪辑、编纂的所谓历史揭秘（比如《炎黄春秋》上常见的“历史”文章），文艺作品也许更可靠一些。本文希望给读者一个感性的认识，并不想纠缠于对历史反复的考证与争吵中，考虑到这种考证和争吵的背景，就会知道这种考证和争吵除了把读者弄糊涂，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不过，与历史书籍不同，通过文艺作品看历史时代，往往需要从字里行间的缝隙中才能观察到当时的历史风貌，需要读者多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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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毛泽东 (2)

　　再看国内环境。

　　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混乱之中。满清在屡次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无力镇压各地起义。农民负担加重，铤而走险。各地督抚截流财源，拥兵自重。各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暴力，打击各地独立的武装。于是，土匪、民变此起彼伏。每次动乱，都是一次巨大的内耗，大量人口死于非命，大批财产毁于一旦。1911年，满清垮台，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中华民国只是名义的存在，由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松散的邦联。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彼此征战不休。这种大规模的兵荒马乱，是否在同盟会的预料之中呢？也许预料到了，也许未必。总之，中央政权失去了绝对武力，各地军阀彼此征战吞并。于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的武器、粮饷、兵员，必然来自民间，成为民间的沉重负担。这些负担的绝大多数，必然落在农民身上。《白鹿原》中朱先生对刘军长说：“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记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这在本县史迹中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朱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除了军阀，还有遍地的土匪。《白鹿原》中的三观庙的和尚和黑娃，《红高粱》中的神枪三炮，《智取威虎山》中的八大金刚，或多或少都有现实的影子。曾任军统上海区长的“军统四凶”之一的陈恭澍（其他三人分别是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自己早年指挥民团剿匪，差点被土匪活捉剥皮。各种帮派力量也迅速膨胀，比如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控制上海，袁文会、刘广海控制天津，袍哥势利控制四川。这些帮派控制黄、赌、毒。中央政府垮台，失去统一的权威之后，各种暴力集团处于竞争之中。各个暴力集团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从百姓身上搜刮，然后壮大实力，尽快扩张。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没有统一的权威，暴力散落在民间，社会治安自然好不了。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架撕票，在那个时代都不是大事。各个军阀没有义务为其他军阀维持治安。在河北境内杀了人，如果被通缉，跑到山西境内就没事了。何况，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会被通缉。杀人都不算什么，何况其它重罪。大量进口武器源源不断地从租界流入内地。世界上流行的轻武器，在中国基本都能见到。那个时代的少爷小姐，随时都有被绑票的危险，并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被绑票、撕票。当然，等待小姐的也可能不是撕票，而是轮奸。（多说一句，土匪、黑帮在解放后才被陆续剿灭干净，这是后话。）稍有实力的财主，都要买几支枪防身，实力更强的还要养洋枪队、保镖队，盖碉楼。这些洋枪队和保镖队的用处当然不仅仅是防身，也用于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那个时代，中国民间是高度自治的。不过，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自治权力，权力控制在极少数民间财主手中。军阀的一切征收，比如钱、粮、男丁，都要通过乡绅。这些乡绅雁过拔毛。《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是虚构的，但是却不是凭空捏造的。

　　这时，中国进入乱世，成为一个大丛林，所有人陷入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丛林金字塔的顶层是外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顶层是外国人。《精武门》之中，租界的中国巡捕偏袒日本人，因为在中国的外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巡捕虽然是中国人，但也不过是外国人的打手。大批中国人染上毒品，被外国人蔑称为“东亚病夫”。李小龙扮演的陈真去日本人的虹口道场，踢馆，逼日本人吃下“东亚病夫”文字的段落，多数人应该不陌生。外国人下面是军阀、财阀、买办，其次是地主、资本家、黑帮、土匪，最底层是大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

　　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朝不保夕，都在苟且偷生，在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杀人越货之后，很容易潜逃，法律形同虚设。有钱就能买枪，有枪就是草头王，就能抢钱。没有钱，没有枪，就只能被人鱼肉。这样的乱世之中，只要能活下去，损人利己又何妨？整个社会个人主义至上，个人利益至上。主流风气，日益败坏，大多数成员都按照极度的利己主义原则行事，或主动或被动的自私自利，全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国人内部，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部势力（比如日军）各个击破。抗日期间，阵亡的国军将领不少。其中，很多人是死于其他国军的袖手旁观，或者临阵溃逃。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每一名国军将领都清楚，自己侧翼的友军基本都是潜在的“猪队友”——有利可图时会一拥而上，遇到强敌、硬仗便一哄而散。当然，投敌的国军将领也不少——只要和日本人合作有利可图，投敌叛变又何妨？读陈恭澍的回忆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时任上海区长军统上校）的双重标准：他的手下被日本人逮捕后，如果没有被处决，投靠了日本就一定要追杀到底；他自己被日本人逮捕后，却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借口主动投降；他的老上司王天木叛变，导致大批手下被日本宪兵逮捕、枪毙，在沦陷区的军统组织几乎被剿灭干净，他也没有谴责——他自己也叛变了，有什么理由谴责和自己一样叛变的老上司呢？只要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当汉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时代，只要有钱有枪，有权有势，作汉奸也会有人追捧。（多说一句，许多汉奸，比如王天木、陈恭澍、胡兰成，最终都在台湾安度晚年，善终。）

　　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大量向国外贡献巨额资金。当时中国主要人口在农村，支柱产业是农业，这些资金必然直接或间接来自农村，直接表现就是农村凋敝。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重重灾难加在农民身上。农民或者逃荒，或者造反，或者去城市打工，或者陷入听天由命的麻木之中。《故乡》中的闰土，曾经是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聪明能干、见多识广、害羞的农村少年。多年后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精神麻木的木头人了（原型章闰水1934年死于旱灾导致的饥饿）。妇女的苦难尤其深重。《祝福》中祥林嫂被当作商品卖来卖去，《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茶馆》中的康顺子也经历过被当作商品买卖的过程。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或者因为拐骗，或者因为父母实在无力抚养被卖掉，几经辗转被卖进妓院。大批农村劳力进入城市，试图找到糊口的工作，等待他们的是残酷血汗工厂。《包身工》中，许多农村女孩子为了不被饿死，被连哄带骗地成了包身工，进入纺织厂，其中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死于营养不良和积劳成疾。至于少数民族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西藏喇嘛（活佛）使用过的密宗法器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法器是用什么做的。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站在土司的视角叙述故事，不过有心人可以把视角转换到农奴的角度，细心想想那会是什么样的世界。除此之外，《乌鸦与麻雀》、《七十二家房客》、《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林家铺子》、《家春秋》、《三毛流浪记》、《上海妓女》、《危险的欢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只要留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苦难。

　　如何让中国脱离苦难？这是许多仁人志士都思考的问题。许多人为此不惜献出生命。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是造成了军阀割据，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中国曾经试图效法西方政体，结果是一团糟。高阳的《八大胡同》中，臭名昭著的猪仔议员们行贿受贿、讨价还价，将金钱美色演变成交易的砝码，更将夺取民国政权作为争强斗富的手段。各地军阀对北洋政府阳奉阴违，你搞你的宪政、选举，我搞我的内战，每个军阀的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何况，即使当时的中国铲除了军阀，建立了统一政权又如何？治安也许会好一些，税收也许会少一些，但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不会改变，中国仍然要向宗主国贡献大量利润，多数人仍然注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再进一步，如果中国脱离了殖民地的命运，多数劳动者的生活就会显著改善了吗？不会的。看看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生活就会知道，即使中国通过大量对外扩张战争，爬上世界金字塔的顶端，多数人的生活也不过十勉强维持而已。何况，这个爬上金字塔顶端的过程需要大量的铁和血，要战胜其它已经处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完全是痴心妄想。

　　一个战乱不断，无法无天，所有人都自私自利，人民苦难深重的国家，一个不能仿效西方国家老路的国家，还有前途吗？这是当时，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中国人都焦虑的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所处的国内环境，也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伟大事业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看问题，必然有失公允，难以正确衡量毛泽东走过的历程。现在许多媒体宣传蒋介石领导的“黄金的十年”，否定当年的乱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毕竟，大量的公允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还在，读者还能在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之间体会到当时中国的贫弱、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苦难。即使在“黄金十年”，中国也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也是殖民地国家，多数人的生活也是苦难深重的，便是在陈恭澍那样极端反共的人的回忆录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毕竟在陈恭澍写回忆录的年代，许多人还在世，极端胡说八道，只能使自己的回忆录丧失公信力——“辣手书生”虽然做人没有底线，但是仍然清楚这一点。在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是黄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懒于扩展视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媒体的灌输对象。至于这样宣传目的是什么，后面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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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毛泽东（3）

　　毛泽东一生究竟做了几件事？

　　一是统一了除了香港、澳门、台湾以外中国所有地区。二是初步建立了工业化基础。三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外交地位。四是大幅度改善了民生。这几件事情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进步，应该没有异议。还有几件事情，是有异议的，比如大炼钢铁和文革，我会在后面谈我自己的看法。

　　要救民于倒悬，首先就要统一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的权威就逐渐瘫痪了。经过太平天国，实权就逐步落入各省督抚手中。甲午战争，李鸿章能调动的财力和物力主要来自北方，南方各省督抚视甲午战争为“北洋的战争”、“李鸿章的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江南各省纷纷中立、观望（有说法，有些省份甚至给八国联军提供给养。具体来源找不到。不过，瓦德西在回忆录中记载，许多中国老百姓和八国联军做生意，为联军提供给养。一盘散沙的国家，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运动，只要能发财，和侵略者做生意，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当然，这也许是侵略者的一面之词）。1911年以后，中央政权的权威彻底崩溃。即使在国民政府鼎盛时期，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盘也不过全国领土面积的1/3强，对西藏、新疆、青海、内蒙、云南、川西、广西、山西的大部地区，则几乎没有染指。一个中央权威崩溃成无数小权威以后，必然内斗不止，兵荒马乱。可以说，当时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多与权威瘫痪导致分裂有关。

　　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征四郎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仅仅是赋税的关系，而赋税交给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

　　全国统一，结束内战，中国人才可能有能力抵御外侮，在中国的地盘上说了算，在国际才可能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才可能改善外交和国际政治地位，否决对中国不利的各种贸易条件，不必向列强贡献利润，才可以切断列强对中国的压榨，以平等的身份与各国进行经贸往来，互利互惠，摆脱处于世界金字塔底层的不利命运。（今天，美国屡屡利用台湾、钓鱼岛牵制中国，台湾、钓鱼岛就是其外交的筹码。不过，这样的做法相比当年已经差得远了，毕竟中国大陆已经统一。）

　　一个统一的中国，才可能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停止军阀轮流坐庄、地主雁过拔毛式的搜刮，才可能积累财富，发展农业，推动工业化。只有大国，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工业分工，才能有独立的经济循环，不必处处求助于人。在对外贸易有利的时候，开展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不利的时候，自给自足也能维持。不必成为其它国家的经济附庸。

　　全国统一，结束割据，才能恢复统一的司法系统。在河北杀人，去山西避风头的可能性，才能不复存在。土匪、黑帮，才没有存身之处；才可能禁绝黄、赌、毒、绑票、撕票、贩卖人口；才可能有效追究、严惩政治叛国和严重刑事犯罪，结束那种“卖国求荣、杀人越货、损人利己，活得更欢，被人效仿；爱国捐躯、舍生取义、舍己为人，死得最惨，死了活该，被人耻笑”的局面。

　　全国统一是中国结束半殖民地状态，推动工业化，改善治安、改变全民“一盘散沙、内耗不止”的前提。这不是说，全国统一了，就会自然结束半殖民地状态，实现工业化，治安大幅改善，全民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说，统一的局面，是后面那些目标的必要条件，使一切秩序的基础，没有全国统一，就不要奢望后面那些目标。比如，以治安为例，虽然统一了不见得治安就自动改善，但是不统一治安绝对绝对没法改善。（事实上，在毛泽东的时代，土匪、黑帮被剿灭干净，黄、赌、毒、绑票、撕票、贩卖人口几乎全部绝迹。当然，有人可能说，有些地方还有人偷着自产自销种大烟抽大烟，个别地方还有暗娼、个别地方还有贩卖人口。可能某个历史考据家还会翻出某年某月某个涉黄、涉毒或者贩卖人口的公审的案例。毕竟，这种事情在任何政权下，都难以完全杜绝。不过，如果试图以某些个别案例证明毛泽东的时代的治安和解放前一样，那就纯属是不经过大脑的胡说八道了。须知，在解放前，这些暴利的犯罪行为，是难以追究，也没人追究的，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不过，中国的分裂是受到列强支持和默许的，也是对列强有利的，列强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的（包括苏联也是一样）。板垣征四郎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再举一个例子，《联邦党人文集》是美国开国元勋们为了推动美国建立坚固的联邦，向民众做出的呼吁。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提到，希腊各个城邦内斗不止，所以一直没有做大。对大国来说，应该把其它国家分裂成若干小块，分而治之。因此，美国不能建立松散的邦联，而应该建立紧密的联邦。不然，各州之间很快就会在外来势力（主要是英国）的怂恿、支持和干涉下，陷入没完没了的内战之中，外来势力（英国）则可以渔翁得利。列强对中国其实也是这个思路。四万万人太多了，一旦凝聚起来，就是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放心。对列强来说，让中国长期四分五裂，陷入内耗之中，是最有利的。

　　统一中国对全国人民来说功德无量，但却不是人人愿意做的。北伐时，蒋介石曾经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却主动放弃了。因为北伐的结果，很可能改变当时中国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触犯塔尖和中层的利益。当时，各地农民和工人纷纷起来响应北伐军，大量的武器流入社会底层被压迫者手中，无论是列强还是买办，这都是很危险的。被压迫者反抗的决不仅仅局限于军阀，所有曾经压迫他们的人，他们都会反抗、推翻。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都是如此。社会底层一旦获得了武器，就不会轻易放下，除非他们认为获得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否则，他们随时可能会彻底砸碎原有的社会金字塔。对于那些想继续维持金字塔结构，并且争夺金字塔尖的位置的殖民地精英来说，这种情况实在太危险。所以，武器决不能流散到社会底层手中。

　　是在社会底层的支持下继续北伐席卷中国，还是半途而废停止北伐，把流散在社会底层手中的武器收回来。蒋介石选择了后者，放弃了统一全国的机会。蒋介石代表的政治势力与外国殖民者之间有矛盾，是殖民者的奴才，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底层的主子。能和列强平起平坐，是他们的梦想，但是如果达到这个目标，要付出的代价是解放全国的社会底层，彻底砸碎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个代价未免太大，得不偿失。这也是为什么甘地在印度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原因——如果是暴力运动，那么便很可能失控。

　　在给予底层武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一直是非常谨慎的。甚至在日本人已经打进来的时候，他虽然口头上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实际上还是希望借助英美干涉的力量制止日本。他要求百姓付出的只是牺牲，至于打仗的事情还是交给正规军完成。他利用民间的武装力量，比如民团组织，甚至土匪组织，但是从未大规模使用民兵。（民团、民兵一字之差，意义不同，关键是领导权在地主、土豪手中，还是平民手中。只要价码合适，这些领导民团的地主、土豪，是很容易被日本人收编成为汉奸。大批国军投敌，变成伪军，也证明了这点。相比之下，民兵则难以收编，除非日本人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对侵略者来说，侵略的目的是抢劫，是建立殖民地，是获得种种优于土著居民的特权，显然不可能“秋毫无犯”。所以，民团是顺风旗，墙头草，民兵则是坚定的抗日武装。从另一个角度看，民兵也是潜在的共产党武装的后备军。因为民兵的领导者来自社会底层，对他们来说，手里有枪，心里不慌，他们要反抗的不仅仅是外国侵略者，还有本国压迫者。二战期间，欧洲战场，敌后游击战开展得好的地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都获得了迅猛发展。比如，法国抵抗力量之中，实力最强大，是法共领导的地下武装。蒋介石没有大规模发展民兵，也是因为他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失去了没有底层的支持，那么蒋介石和其他军阀之间，就没有任何政治优势，其军队也难以获得民众的积极拥护和响应了。剩下的就是纯军事较量外加对其他军阀手下得力将领的贿赂和收买，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必然旷日持久，长期拉锯。

　　在有外部势力干涉，外部势力乐于分而治之的情况下，统一的过程是不可完成的。一个农业国，没有自己的军工产业，军阀之间不断吞并，谁能获得更多的列强的支持和援助，谁就能吞并其它军阀统一中国。反过来，没有来自境外的支持和援助，且不说想吞并其它军阀是很难的，就是自保都有难度。德械师的战斗力很强，但是一旦列强不再提供弹药和零件，德械师的战斗力还不如土产的小米加步枪。所以，蒋介石压制底层，放弃来自底层的拥护和响应之后，想用战争的方式彻底兼并其它军阀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他的实力强过一定水平，列强必然会用各种手段限制其行动，比如削减援助，必要时还可以增加对其它军阀的援助（当然，蒋介石的实力还远远没触及这道红线。多说一句，萨达姆试图统一阿拉伯国家，触及了这道红线，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如此一来，蒋介石难以彻底兼并其它军阀，其它军阀也难以反抗蒋介石，彼此达成一种妥协。蒋介石领导的民国，名义上是统一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军阀联盟。军阀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军阀的背后有国际势力支持，一旦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必然烽烟再起。何况，即使是军阀之间微妙的平衡时期，社会治安也是乱得不能再乱的。

　　有人说，是红军阻碍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机会。且不说是蒋介石自己中止了北伐，就是二次北伐，中原大战的时候，大多数军阀的实力也比红军强。即使蒋介石在二次北伐、中原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没有能力彻底歼灭地方派系，解散地方派系的部队。所以，说到底是蒋介石没有统一全国的实力，难以染指全国其它大多数地区。（对此，蒋介石的对策是利用地方军抗日等方式借刀杀人。当然，军阀也不傻，结果就是各个军阀都保存实力。无论在抗日还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军分崩离析，被各个击破。）

　　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领导的军事集团没有自发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是一种依附于列强的军事集团，力量是由列强的力量衍生出来的，离不开列强的资金、物资和外交支持，必须仰人鼻息。相比其它按照同一模式运作的其它军阀，蒋介石在实力上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自然也不能违拗列强的意思。现在还有人称蒋介石为“雄奇”，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的地盘和权威，国军的力量来源，不知“雄奇”二字从何谈起。

　　毛泽东能够统一中国，是因为毛泽东的力量来源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的力量不是境外援助给予的，而是中国内生的，来自底层渴望平等、求解放的愿望。由于列强的压榨，军阀的搜刮，地主、血汗工厂主的剥削，买办、高利贷者、奸商的盘剥，乡绅的雁过拔毛，土匪的劫掠，黑帮的骚扰，官僚的敲诈，社会底层的负担被加到极限，奄奄一息。无数社会底层如同站在齐颈深的水中，努力踮起脚尖，才能勉强呼吸。稍微一点风浪，就能让他们溺水。在丰年，他们能勉强糊口，一旦遇到灾荒、战乱，他们就难免死于非命。金字塔型的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濒死的边缘，他们挣扎无力，又不甘心束手待毙。社会越不平等，人民苦难越深重，这种人数量便越多，这种能量便积聚得越多。这种金字塔社会积累的势能，一旦释放出来，就能变成摧毁无坚不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天下多数人被压迫得太久了，早就渴望翻身、解放，缺乏有能力组织者而已。这时，只要有能力的组织者振臂一呼，天下立即云集响应，赢粮景从。毛泽东就是这个人。毛泽东把一盘散沙的无数社会底层凝聚在一起，让这种力量发挥出来，原有的社会金字塔，自然土崩瓦解。

　　在旧中国那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境外的殖民、境内的混乱，让毛泽东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只要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存在，毛泽东就能获得力量，就不乏支持者。社会越不平等，压迫越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毛泽东的支持者越多，他的力量便越大。每一个渴望平等的中国人，都是毛泽东潜在的支持者。农民反对大地主、土豪、劣绅、土匪，工人反对开办血汗工厂的资本家，市民反对黑帮、腐败官僚、奸商、高利贷者，平民反对军阀，国人反对买办、殖民者……这都是毛泽东力量的来源。即使在反动势力的国家机器最核心的部门国民党军队之中，毛泽东一样能获得力量。比如，因为中央军排斥地方军，所以在作战中，彼此互不救援，常作壁上观。许多地方军先后起义加入解放军队伍。再比如，国民党军队内部军官压迫士兵是常态，抓壮丁、喝兵血、吃空饷、克扣拖欠军饷、滥用肉刑、随意杀害士兵、抛弃伤残士兵、伤亡士兵没有抚恤(或者少得可怜)、军官扔下部队临阵脱逃……这些劣迹，让士兵早就极度憎恨自己的长官。所以，在与解放军交手时，战局稍微不利，大批国民党士兵便纷纷主动投降。这些俘虏兵多数留在解放军部队，经过短暂整编和思想改造以后，便成为了解放军战士，倒戈反击。

　　这种力量并不是毛泽东创造的，而是压迫者自己积累的，毛泽东不过是让这种力量发挥出来而已。自古以来，压迫者在压迫别人的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人民渴望摆脱压迫的力量自古以来就是无敌的力量。孟子说过：“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能把多数人解放出来的军队，自古就是“仁者无敌”的军队。因为这种军队可以从民间汲取力量，源源不断地获得兵源和粮秣的补给。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这种力量就不会枯竭，补给就不会枯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被压迫的绝大多数民众是草原上茂盛的枯草，武装斗争的军队是火种。只要存在残酷的压迫，即使某一支义军被扑灭了，其它的地方也会再次出现火种，瞬间燎原。1911—1914年，河南爆发了历时三年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被镇压下去。毛泽东提出加强军队建设、建立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等正确的策略，显然是借鉴了白朗起义的经验、教训。所以，即使毛泽东失败了，必然还会有后来人在汲取毛泽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次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平等和解放。这是毋庸置疑的。

　　有人说，日本人侵华帮助了毛泽东，使陕北的红军获得了喘息之机，并且发展壮大。其实以日军对共产主义的仇视，誓非彻底剿灭干净八路军不可，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与游击战与反游击战（日方称为“治安战”）一刻也不曾停息。相比四分五裂的国军，日军有统一的指挥，其战斗力亦远远强于国军。认为日军给毛泽东提供发展机会的人，是否考虑过，日军没有做到的事情，国军能做到吗？日军没能把八路军剿灭干净，国军就能剿灭干净？八路军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的原因，不是八路军消极回避战斗，也不是日军战斗力不足或者决心不够，而是日军的烧杀劫掠，使大批中国平民变成了八路军。日军残害平民，受害者亲友之中就会有人加入反侵略的军队。当时，在日寇的凌厉攻势下，中央军主力早就退到了大后方，日寇烧杀劫掠最严重的华北地区，活跃的主要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这些怀有国恨家仇的中国平民自然就近投军加入八路。日军来中国是来侵略，不是来旅游的，他们不杀人是不可能的。他们杀人越来越多，投军的人越多，加入八路的人便越多。除非他们杀光华北平民，否则八路军的队伍必然会越来越庞大。

　　有人说八路不抗日，理由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几个大的战役。这样的人也没有历史知识，也没有军事常识。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人的游击队对法军发动几次大规模的战役？二次大战期间，法国抵抗组织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西班牙人的游击队牵制了作战经验丰富的几十万法国老兵，法国抵抗运动和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也牵制了大量德军。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希望对手放弃游击战，和自己堂堂正正地阵地交锋。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地全歼对手，把游击队一网打尽。不过，西班牙、法国和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也不傻，只有蠢猪才会主动和装备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打阵地战。蒋介石打阵地战是不得已，因为只要日本开的价码合适，国军将领很容易投敌。共产党打游击战则是如鱼得水。没有西班牙的游击战牵制法军，反法联盟能不能最终战胜拿破仑，还是未知数。同理，考虑到国军的一贯表现，没有华北地区的游击战，日军腾出手来，把用于剿灭八路的部队用于进攻，蒋介石能否守住西南一隅，也不好说。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已经是强弩之末。相比之下，国军在美国支援下，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大批美制装备。日军为了打通大陆运输线，从陆地上消灭美军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向国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时，国军居然还一败涂地，一溃千里，实在是笑柄。失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同板垣征四郎所说，国军内部是一盘散沙，从蒋介石到基层士兵，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不顾及他人，各个心怀鬼胎，互不支援，内斗不止，必然被统一指挥的日军各个击破。（多说一句，数量众多弱者要战胜数量稀少的强者，就必须联合起来，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这是毛泽东思想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毛泽东的力量由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产生，不依附于列强。不论列强支持或反对，都不能影响中国统一的进程。有来自境外的支持，锦上添花，自然好。没有来自境外的支持，自力更生，也能做到。解放战争后期，列强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纷纷提出要国共划江而治。苏联的态度也不支持解放军南下（各大国，包括苏联，谁也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置之不理，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这种事情，蒋介石显然做不到。

　　这种反压迫、求平等力量虽然无敌，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利用的。蒋介石无法利用这种力量，因为他并不想摧毁人压迫人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运用这种力量，必然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必然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比如文人，后面会谈到。

　　说这种力量无敌，是这种反压迫、求平等的力量最终会战胜压迫的力量，而不是说这种力量一出现，压迫者就自动缴械投降。压迫者必然使用一切手段血腥镇压各种反抗。在压迫与压迫的斗争，必然是非常激烈的，必然有大量的流血。

　　现在，有人说解放战争是悲剧，除了大量的伤亡，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这些人显然掩盖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对压迫者来说，被压迫者敢反抗是犯上作乱，必须杀一儆百。对被压迫者来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者不会主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被压迫者难道就应该逆来顺受吗？

　　能制止刀剑的只有刀剑。军阀、土匪、黑帮、土豪、劣绅，谁会主动放下武器？打倒军阀结束割据，剿灭土匪、黑帮，消灭土豪、劣绅，哪一项不需要流血？所以，反压迫、求解放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社会走向进步的必然成本。压迫者与被压迫之间的冲突是长期存在的。看看二七大罢工、五卅惨案、四一二政变就会知道，压迫者长期用暴力的方式威慑、镇压、消灭胆敢反抗的被压迫者。流血不是毛泽东挑起的，毛泽东不过是把反抗的力量凝聚起来，让压迫者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并最终推翻了压迫者。

　　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带领全国人民求解放以前，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1927年以前的内战与共产党、毛泽东无关，1927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军阀之间也是混战不休。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内战吗？就不流血了吗？军阀就不抓壮丁，不收苛捐杂税了吗？直接、间接死于战乱的人还少吗？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认可这一点。

　　军阀割据混战是悲剧；兵荒马乱是悲剧；外国侵略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悲剧；治安混乱民不聊生是悲剧；土豪劣绅利用洋枪队巧取豪夺是悲剧；金字塔型的社会中大量人口死于非命，越来越多的人挣扎在濒死的边缘也是悲剧。这些悲剧，少数人都视而不见了，好像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解放战争是结束悲剧的必需手段，他们却说是人间悲剧，是岂有此理的。在此，不难看出他们的双重标准。

　　尖锐的阶级矛盾，不用战争的手段根本无法解决。北洋政府的猪仔议员们，可曾用和平的手段救人民于水火？除了贿选，卖选票，为自己个人捞好处，他们做了什么？话说回来，他们即使真想为国为民做事情，谁会听他们的？奉系、直系、皖系、桂系、粤系，哪派军阀会听他们的？如果他们有用，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何以会陷入乱世？那会轮到毛泽东带领底层求解放？

　　内战不是毛泽东挑起的，内乱是毛泽东结束的。是毛泽东彻底结束了兵荒马乱无法无天的年代，推翻了人压迫人的社会金字塔，结束了在中国流行了一百多年的丛林法则。今天，我们觉得“杀人偿命”是顺理成章的时候，不要忘记，在解放前杀人往往不必偿命。宁为宁世犬不为乱世人，当年的乱世是毛泽东中介的，今天的宁世是毛泽东开创的。

　　用符合多数人民利益的反压迫的正义的战争，结束了维护压迫的非正义的战争。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第一件大事。

大参考

浅议毛泽东（4）之上《无工不强》

　　全国统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中国刚刚解放就遭遇了抗美援朝战争，这是巩固政权的必要之战。将在外交内容中分析，这一部分分析工业和科技研发。把工业和科技研发放在外交和民生之前分析，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的工业和科技研发能力几乎是从无到有，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和科技研发能力是工业化时代国力的基础，决定国防、外交和民生水平。

　　184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使用的还是帆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变已经使用战列舰对轰了，1940年代初美日就使用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上PK，苏德使用钢铁洪流互相碾压了。1945年中国还没有建国，美国已经使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相比之下，中国当时只能生产手榴弹，迫击炮炮弹。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回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钢产量，连维持生产战争所需的子弹、炮弹等弹药的基本生产循环所需的钢材都不够。这仗怎么打？

　　我们可以对黄仁宇的说法存疑，毕竟他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掩盖当时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和腐败。不过，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当时工业落后，所以战争的艰苦，确实不是今人能想象的。共产党的军队，一个人不过几发子弹。国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抛开当时国军内部一盘散沙互相倾轧、贪婪腐败不说，如果当时中国军队有今天阿富汗塔利班的装备水平，士兵普及自动武器，班、排一级普及RPG火箭弹，即使没有其它重装备，日寇也休想在中国横冲直撞。日寇的豆战车，按照二战同期其它国家坦克的标准来看就是罐头盒，但是对这样的罐头盒，中国军队也缺乏有效摧毁的手段。

　　中国的工业落后是全面的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缺乏现代化工业设备，工业设备不成体系，也包括缺乏工人、技工、工程师、科研人员和设计经验、核心技术、核心工艺。某种意义上，后者甚至比设备更重要。毛泽东的时代之前，中国没有系统性的现代工业基础，沿海地区少量的近、现代工业，多是为半殖民地经济服务。军阀统治地区，有一些能少量仿制、维修轻武器的兵工厂。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手工业。主要产品以低科技含量的消费品和粗加工原料为主。上海号称万国汽车博览会。中国陆军的枪械号称万国造，国军空军的飞机也是。全国工业几乎一穷二白。

　　解放了，并不代表国家就安全了，没有强大的工业国门随时可能再次被踢开。没有工业化，中国随时可能再次沦陷。这不是危言耸听。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是石油和钢铁，农业国支持不了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中国当时几乎没有石油，钢产量也少得可怜。国防靠什么？战争的关键因素是人，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工业落后的国家，要用鲜血和生命弥补装备的差距。

　　1905年，日俄大战，双方在中国东北肉搏，日军付出重大的伤亡，最终胜出。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苏联坦克像碾压蟑螂一样从日军身上碾过去，日军从此再也不敢有北上的想法。二战之中，德国苦于东线战场，一直要求日军北上支援，夹击苏联，但是日军就是按兵不动。日军清醒的认识到，苏军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装甲化，日军即使再次付出重大的伤亡，也无法战胜完成工业化的苏联了，主动进攻苏军是以卵击石。诺门罕一战，把日军打服了，打怕了。苏联强大的国力，是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保障。

　　小国难以形成完整的工业基础，军队的装备主要依赖采购，大国不能如此。首先，军火一直是暴利行业，进口武器往往昂贵，战事急如星火时军火供应国往往趁机敲竹杠。其次，军火依赖进口，需要的时候，未必能够及时买到，一旦供应国迫于外交压力停止提供军火（比如德国迫于日本压力停止给中国供应军火），或者本国处于被封锁、禁运的状态（比如抗战期间中国丧失入海口），战局必然急转直下。（多说一句，把空军购买战斗机的军费存在银行吃利息，打仗的时候再卖的想法，完全是妇人之见，不是大国领导人的思路。）

　　一国军火依赖进口，就难以和军火供应国翻脸。日本自卫队的空、海军大量装备美制武器，日本自卫队在军事上就难以与美军发生冲突，也难以做出与美国利益冲突的选择。美国不必动用驻日美军，只要停止对日武器弹药、零件供应，自卫军很快就会弹尽粮绝。如果自卫队此时不能及时获得补给，便必须尽快结束军事行动。所以，日本军费开支再高，日本自卫队只能是听从美国指挥的打手。从这个角度看，日本自卫队甚至不如伪军，因为伪军的装备开支是要由侵略军提供的。日本自卫队则是自己掏钱，购买美国军火，充当美国的打手。

　　二战以后，日本领导人很清醒地认识到，不经过一战，日本很难撵走驻日美军。既然被美国殖民的命运已经难以避免，那就索性直接享受殖民的好处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把国防外包给了美国，压缩军费开支，集中发展其它行业。与之对应的的代价，就是日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当然，今天日本右翼蠢蠢欲动，其实也是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盲动——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至于日本右翼的重新发展军国主义的目标则难以实现，注定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中国应不应该像日本一样把国防外包出去？要不要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表面上看，这样确实很合算。中国如果走日本路线，必然能节省一大笔开支，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更快，人民生活水平也可以更高——军工产品的造价永远是昂贵的，一辆坦克的造价可以相当于几十甚至上百辆民用汽车，战斗机的造价更高。但是，国际世界是丛林金字塔，没有实力就闭上嘴。如果美国用日本利益与其它大国作交易，日本能拒绝吗？没有独立的国防，日本无非是美国的狗或者中国的狗而已。历史上，当中国利益被牺牲的时候，谁替中国讲话？当外蒙被分割的时候，谁站出来过？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瓜分远东的势力范围，外蒙的命运从此决定。1946年外蒙公投，蒋介石如果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话，当时是否气愤难平？当然，他可能本身也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中国虽然解放了但并不是安全了。作为一个要独立自主地大国，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哪怕质量差一些，国民负担重一些，也不能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定期的大规模工业革命，就容易陷入危机和长期的萧条之中。这时，大国往往喜欢通过扩张的方式刺激投资，解决经济危机。比如，1931年日本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再比如，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了连续数年的繁荣。匹夫怀璧，便是死罪。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独立的国防工业，自然会引起列强的贪婪之心，便不能保住自身在世界丛林金字塔中的位置。一个大国如果不能爬上金字塔的顶层，也要避免成为塔基，成为塔基的大国，都是注定要被拆分的。比如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比如解体后的苏联，比如解放前的中国。大国实力下降，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比如，英国从世界金字塔的塔尖跌落到第二层，大英帝国立即风化瓦解。比如，满清被列强打败，就失去了对朝鲜和琉球的影响。

　　各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目的，说到底是争夺世界金字塔之中的位置。进而争夺世界总产品的分配权。这种分配权与本国的工业基础密切相关。

　　在世界金字塔中的位置，决定一国位置的该国的工业基础。全球分工，所有的国家获得的份额显然是不平等的。在国际贸易中，农业国进口工业国的产品，工业国可以肆意太高价格，不买我的，你自己生产不出来。工业国进口农业国的农产品，可以大肆压低价格，不卖你的，我自己也能生产。无论进口还是出口，价格都是工业国说了算。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这就是贸易剪刀差。生产工业产品的国家可以用较少的工业产品从落后的农业国换取大量的廉价农产品和基本原料。在看似自愿“平等”的交易中，工业国把农业国的利润一股脑地吞下去。于是，农业国永远贫穷落后，工业国则享受富足的生活。

　　当工业国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还可以把多数高污染、高能耗、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低端工业外包出去，只控制特殊冶金、特种材料、精细化工、超精密加工、工业母机制造、微电子、精密仪器、航空航天制造等高科技核心工业。落后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承接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工业。发达工业国同样可以使用贸易剪刀差盘剥落后国家。

　　工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贸易剪刀差积累大量利润，把这些利润贷给落后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对落后国家进行二次盘剥，或者在落后国家诱发金融危机，廉价收购落后国家的各种资产。与之对应，工业落后的国家，在金本位时代只能忍受贸易剪刀差的盘剥，承担巨额的金融利息。

　　今天，美军控制中东，全球实行美元本位，落后国家还要遭受周期性的金融洗劫。工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甚至还可以控制落后国家土地、能源、矿产、交通等基本资源，彻底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控制落后国家的政府，扶植傀儡和军阀。不理解这个过程，可以看看解放前列强在中国的资本扩张，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事实上，今天许多落后国家的政府，或多或少地受到发达工业国家的影响。个别地区，比如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直接受到发达国家（美国）的操纵。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威胁国家安全的不仅仅是军事，还有经济手段。许多时候，在军事处于优势或者均势的时候，采取经济手段打击其它国家，往往更有效，更廉价。今天，我们看到朝鲜的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美国经济封锁以后，朝鲜几乎完全自给自足所能支持的最高水平。日韩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朝鲜，但是一旦遭遇封锁，立即就会饿死人。再比如，俄罗斯不怕美国的核威胁，但是正在遭受美国的金融打击。（多说一句，同样的威胁，对今天的中国也存在。如果中国武力收回台湾，美国直接武装干涉中国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采用经济制裁和金融战的手段攻击中国经济，怂恿、煽动中国内乱，将是可以预期的。毕竟加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循环，经济就会处处受美国影响。）

　　落后国家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说到底，还是需要本国有独立的属于本国的强大的工业基础。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不受制于人。必要时，能够否决对自己不利的国际经贸、政治、军事关系。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成体系的工业基础。能够自行生产大多数工业产品、武器装备、大型计算机、原子弹、氢弹，发射人造卫星，绝大多数民用生活品也都是国产的。这些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平，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比较简陋、粗糙。但是，全部国产，自给自足，不必依赖进口。当时的经济相对封闭，完全依靠本国积累，不能利用大量廉价的境外投资，也不能在全球范围获得原料，但也正因为封闭，所以不怕境外经济打击。

　　这些多数人能都承认。

　　另：关于前三十年发展工业基础的部分将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分析，分别是《无工不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大参考

浅议毛泽东5之中（同盟异梦）

　　中苏关系，说来话长。

　　苏俄成立以后，没有促成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却首先遭到各国干涉。当时号称十四国武装干涉。干涉最重要的的重要还是利益，有几件事，直接影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比如，一战期间俄国向法国、英国欠下的天文数字的战债怎么解决？再比如，发达国家在沙俄时期拥有的种种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还能不能保留？（比如诺贝尔家族在巴库地区拥有的石油利益。这里提到的诺贝尔家族，就是搞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家族。每次看到诺贝尔和平奖都让人觉得特虚伪——为了金钱不要和平的家族设立的和平奖，奖励的能是什么样的人！）

　　如何巩固社会主义苏联，这是苏联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发展本国经济，强大本国军力自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要输出革命，让每一个可能威胁苏联的列强，都变成泥足巨人。

　　理论上，那些受苏联支持的国家的党派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是统一的，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帝国主义国家崩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然就稳固了。现实中，则难免出现诸多矛盾。比如，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势力太弱，短时间内难以成气候怎么办？比如，列强愿意以与苏联打成部分妥协，交换条件是牺牲当地共产党的势力，苏联愿不愿意答应？比如，支持其它国家共产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保留，是量力而行，还是毁灭掉苏联也无所谓？再比如，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为了维护苏联利益，应该做出多大牺牲，是量力而行，还是为了保卫苏联毁灭自身也无所谓？

　　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苏联国家利益至上，还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至上。列宁以后的主要领导人，除了戈尔巴乔夫，都选择了前者。与毛泽东打过交道的苏联领导人有三位，分别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三位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都是实用主义者。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勃列日涅夫和台湾合作，都不考虑意识形态。中共也没有必要做出无谓的牺牲。所以，两党两国之间的合作，就是基于利益。

　　斯大林长期怀疑中共的势力，怀疑中国人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能取得胜利。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无力领导、发动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在他看来，蒋介石是实力更强的中国领导人。他认为，争取蒋介石，使之不完全倒向英美，不投降日本，才是对华外交的重点。如果前一点做不到，至少要避免蒋介石投降日本。当然，可能的情况下苏联还要蚕食中国领土，扩张势力范围。至于中共则只是牵制蒋介石的棋子。中共的行为要配合苏联对蒋介石的外交工作。至于中国解放事业是否成功，则不在斯大林考虑问题的关键。为了拉拢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远远多于对共产党的支持。为了避免疏远蒋介石，他几乎从未给予中共成规模的援助。可以说，斯大林对中共异常吝啬，甚至不如对待盛世才大方。当然，如果他稍微大方一点，中共的领导人就会是王明或者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当然，那样一来，中国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前途。（王明等领导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即使成功的话，中共也只能是苏共的儿子党、卫星党，不可能成为兄弟党，即使革命成功，中国也不过是东欧各国或者蒙古的扩大版。）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直指手画脚，多次使中共陷入绝境，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中国革命的火种险些被扑灭。俄国抗击拿破仑时，采取主动撤退和大规模游击战，不死守一城一池。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伏罗希洛夫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苏联真不懂以中共的实力去攻打大城市是以卵击石吗？真不知道反围剿的时候，步步为营，必然伤亡惨重吗？苏联一直反对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保存实力，发展力量。当时，中共稍微积蓄一点实力，苏联就让中共向敌人势力强盛的地方进攻，每次都把精锐损失殆尽。

　　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取代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领导人。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军队领导人，改变了中共在军事斗争中的策略，中国武装斗争才走上正轨。抗战时期，王明按照苏联的意思，完全不顾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要求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当时，如果没有整风运动，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又不知会发展向何方了。

　　以本国革命前途为重、领导本土武装的毛泽东和以苏联命令为重、不接地气的学生派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路线问题上，必然发生冲突，这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在起因之一。考虑到这一层，就会明白即使当时中共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整风运动也无法避免。当然，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力量，那么冲突的结局可能是中共武装力量兵变，推翻学生派领导人以后，堕落为军阀武装；或者学生派领导人成功镇压中共武装力量中的关键人物之后，继续掌权，中国革命走向衰落。

　　给予资助异常吝啬，万里之遥指手画脚，随时准备牺牲中国和中共的利益……想到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与莫斯科（斯大林）的关系，一直不融洽。

　　毛泽东的个性之中，有反抗的精神。苏联不把中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也不会盲从苏联的指令。（毛泽东决不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的。张学良年轻气盛想扬名立万，不自量力招惹苏联捻虎须，以苏联的实力，用得着中共保卫吗？）毛泽东对苏联的指示，经常视具体情况选择对中国有利的执行，不利的缓行或者不执行，从未无条件地听命于苏联。在斯大林看来，他远不如王明、张闻天、李立三之类学生出身的领导人听话。

　　对毛泽东来说，苏联不是一个好老师。对苏联来说，毛泽东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毛泽东领导中共统一全国，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既成事实。“父慈子孝，兄仁弟爱”。父不慈，子不孝，兄不仁，弟自然不会无条件地爱。双方能够合作甚至结成同盟，无非是有共同的利益而已。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恰恰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与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不同，解放战争初期斯大林并不支持毛泽东发起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与早期斯大林要求实力弱小的红军采取盲动政策不同，此时斯大林要求毛泽东以妥协求和平。

　　这是因为经过卫国战争，苏联损失了2200万人口，其中很多是壮丁。战争结束后，虽然出现婴儿潮，但是大批青少年会成长起来，需要10-15年的时间。而此时苏联的势力范围却大大扩张，实力相对势力范围显得相对空虚薄弱。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捞到了足够的好处，吞下了太多的胜利果实，需要时间消化这些战果。在实力恢复以前，应该暂时适可而止，不可得陇望蜀。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可能导致美英武装干涉，造成东北亚局势复杂化，危害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在远东的既得利益。

　　这段历史，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按照苏联的说法，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实事求是地讲，解放战争初期，苏联曾经给予东北的解放军一些默许和便利。给予这些支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苏联在东北和外蒙的既得利益。这些有限的支援，远远不及斯大林曾经给予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要过长江时，斯大林又不满意了，希望国共划江而治。苏联与美国达成一种默契——统一的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对任何一个大国都是潜在的威胁。但是，毛泽东的力量来自民间，所以虽然斯大林不满意，但是百万雄师照样过大江。后来，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斯大林也就默许了。仗打胜了，斯大林又曾一度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中国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根不正苗不红，不是莫斯科钦定册封的胜利，是离经叛道的胜利，缺乏合法性。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与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合作关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欠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什么，对苏共也不俯首帖耳，苏共也休想对中共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就是在这种不平等，不友好的基础上开始的。

　　中苏外交的第一件事，是用平等的外交关系替代原有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或者说替蒋介石善后。

　　要说明这件事，首先要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说起。

　　1943年，经过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已定。这时，虽然能看到光明，但是通向胜利的道路仍然漫长曲折，需要巨大的牺牲。因此，盟国有必要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分工，争取最终的胜利。盟国之间有必要明确战争期间的分工，并就战后胜利果实打成初步协议。1943年11月22～26日，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协商远东战局。两天以后，11月28日～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协商全球战局。两个会议间隔很短，远东战局是全球战局的一部分，中国是远东战局的主要战场，为什么不能把两个会议合二为一呢？原因很简单，斯大林不想见蒋介石。当时，苏联要求美英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英也要求红军从西伯利亚南下，夹击日军。红军可以南下，但是南下就要有损失，用什么补偿红军的牺牲呢？大国之间，人命是交易的筹码，流血一定要有回报！很显然，苏联要求的回报，必然涉及中国的利益。这就是斯大林不愿意蒋介石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原因——当着蒋介石的面，不好谈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反过来，蒋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只要罗斯福、丘吉尔答应了，蒋介石也只能答应。在德黑兰会议上，除了提出要求整个库页岛归苏联以外，斯大林还提出红军可以进入中国不冻港大连，大连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

　　1945年初，经过突出部战役（阿登反击战）、解放华沙战役、马里亚纳战役、莱特湾战役，德日轴心国败局已定。这时，胜利在望，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再次开会。这次会议的重点已经从协调战争期间的分工，变成瓜分胜利果实，也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确定战后世界格局。会议内容中涉及中国的利益部分包括：外蒙独立；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恢复旅顺港口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东北完整的主权。需要注意，控制了大连港、旅顺军港、中长路和南满铁路，就控制东北的交通，平时可以控制东北经济，战时可以迅速调动军事力量。以上这些内容完全是背着蒋介石做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替蒋介石做主的。

　　对蒋介石来说，自己的力量来自美英的援助，没有美英的支持，自己很难坚持继续抗战。美英希望红军南下，减少自己的伤亡。从随后的局势看，如果红军拒绝南下，那么关东军会不会在东北负隅顽抗，不好说。美军在硫磺岛、冲绳损失惨重，美军不希望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地面战。如果苏军拒绝南下，那么美国会不会和日本媾和？这是日本的目标。虽然美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日军给美军造成巨大的伤亡，那么美日媾和的风险还是存在的。那样一来，以蒋介石的实力，根本无力恢复东北和台湾。

　　进一步考虑，苏联红军南下以后，蒋介石对斯大林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蒋介石对付不了日军，他能把远远强于日军的红军怎么样？如果红军应美英的要求南下，歼灭关东军以后，在东北造成长期盘踞的既成事实，蒋介石还有能力把红军撵走吗？那样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外蒙就是例子。所以，对蒋介石来说，与其无可奈何地眼看红军对东北实行事实上的长期占领，不如同意苏联在条约约束下有条件地获得一部分东北主权。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处理不当外加他领导下的中国积贫积弱无力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全歼关东军，就不会有伪满洲国。如果国民党的军队能靠自己的力量在二战后期全歼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那么红军也就没有南下的借口。说到底，蒋介石作为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表，自身力量由国外力量衍生而来，而不是来自本土民间，没有资格对列强说“不”。既然实力不足，就要仰人鼻息，自然无力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只能答应这种损害中国利益的要求。

　　因此，就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按照条约，外蒙独立，红军控制旅大和中长路。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不承认这个条约，重新在画地图，在地图上搞扩疆。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除了蒙骗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1949年，解放军席卷全国，使苏联意识到，中国已经事实上易主，维持与国民党签署的条约已无可能。中国有必要更改这个条约。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大国，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要主动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毛泽东除了希望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收回雅尔塔会议期间，丢失的东北部分主权。至于外蒙的主权已经既成事实，毛泽东已经无力回天了。当时，外蒙独立已经被国际社会承认，外蒙的亲苏政权有稳固的基础，外蒙官方或民间没有任何亲华势力，红军长期在外蒙盘踞。可以说，经过诺门罕战役，外蒙就是苏联的地盘了。要想收回外蒙，除非再打一仗，击溃红军，彻底颠覆亲苏政权，向外蒙大规模移民，否则外蒙回不来了。这显然不现实。

　　收回被苏联侵犯的东北的部分主权，并不容易。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任何人都不愿意。不是为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权益，斯大林能让红军南下，歼灭关东军吗？红军用血从关东军那里抢来的东西，要交给中国人？国际的惯例是用血得到的东西，要用血交换！所以，这件事情斯大林并不积极。斯大林最终同意换约的原因，是外媒造谣他软禁毛泽东，要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企图。当时的斯大林，还是比较注意影响的。一般来说，强者讲实力，弱者讲道义。相比美国，苏联当时是弱者，还不敢扔掉全世界受压迫人民解放者的那面道义的旗帜，以免授人以柄，让美国有口实。

　　可以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是一次受辱的经历，纯粹是用面子把东北的权益要回来的。为了要回东北的权益，他承受了胯下之辱。要想和其他国家平等合作，就要有实力，与苏联也不例外。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谈判的筹码。现在，一些后人不知道中国失去外蒙的前因后果，也不理解毛泽东收回东北主权的艰难。

　　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路上，特意参观了沿途苏联城市的工厂。他既羡慕又觉得中国也能有。他看到：苏联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刚解放的新中国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苏联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他认为，中国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现在没有的，将来中国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经验，中国可以用苏联的经验。这就埋下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和大跃进的伏笔。

　　毛泽东来做到了苏联人根本没有预期他能做到的事情，理应受到礼遇，相反却受到了明显的冷遇。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不是斯大林钦定的中共领导人，他领导中国解放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势力弱小，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格。可以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国际影响，斯大林完全不必交还在东北获得的既得利益。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彻底改变了中苏、中美关系。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苏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

　　经过二战，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大大扩展。在东欧的红军占领区，斯大林扶植了大批亲苏政权。为巩固这些政权，镇压当地反抗力量，肃清亲纳粹、亲西方的残余势力，需要大批军队。与美英军队在欧洲对峙，也需要大批军队。苏联国内战后重建，同样需要大批壮劳力。然而，苏联此时壮丁严重不足。苏联长期扣留大批德日战俘的原因，除了报复，与其二战中损失大量壮丁也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苏联急需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被敌对势力再次武装起来，趁苏联壮丁不足的时机进攻苏联。当时，苏联虽然有大量二战剩余的武器装备，却苦于壮丁紧缺。所以，当时的斯大林很害怕需要苏联出兵的战争——可以打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但是苏联不能出兵。

　　相比之下，中国经历过解放战争，有一千万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这些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不怕死，不怕苦，斗志昂扬。这是当时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具备的宝贵的战略资源。这些老兵一旦被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可怕的军事力量。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国有刚刚经历完解放战争的老兵，苏联有工业技术。双方有互补的资源，就有合作的基础。不过，这个基础需要在外来的诱因下起作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发挥作用需要战争，朝鲜战争是促成中苏合作的诱因。朝鲜战争对新中国是一个意外，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美苏大国博弈的结果。从战略上看，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国需要一个战略缓冲区，缓解美国支持的军事力量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中国要把美苏斗争的冲突前沿转移出中国本土，推到朝鲜半岛。从冷战期间的局部战争看，美苏的势力分界线划在哪里，那里就会成为美苏势力拉锯的地区，也就是潜在的冲突地区。在那些地区，要么美苏双方重兵对峙（比如东德、西德），要么直接爆发热战（比如中东）。对中国来说，决不能允许美国把战略前沿推到鸭绿江一线，否则中国东北将被被苏联长期控制，甚至可能爆发激烈冲突。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势力曾经以朝鲜半岛为踏板，向东北亚大陆扩张。最终，日俄势力在中国东北冲撞在一起，展开大战，中国无辜百姓惨遭蹂躏，伤亡惨重。日俄大战以后，日本对东北形成了实际控制，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所以，对新中国来说，日俄大战这样的事情，决不能重演，与其外军在本土长期盘踞或者等着境外力量打进来，本土遭受蹂躏，不如主动出击，把战争推出去，在别人家里打。说朝鲜战争是为了维护金家王朝的人，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一声令下，80万中国志愿军先后“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喋血沙场，把联合国军撵回了38线，打出了威风和志气。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此改变。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看到了中国的战争潜力，对中国提出的正当要求，不敢再置若罔闻。从此，新中国历史上再无大规模长期战争，奠定了长期和平建设的基础。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志愿军付出了鲜血的代价，38万战士伤亡，其中18万烈士为国捐躯，埋骨他乡。18万烈士中也包括毛泽东的长子。

　　后发国家崛起的成本是人命。每一个后发国家崛起的过程，都要改变原有世界格局，这必然遇到重重阻力，必然要流血。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丛林世界中，崛起与压制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冲突，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要不断发动战争侵略、瓜分、争夺殖民地：一方面要把弱国踩在脚下敲骨吸髓，一方面要抢夺原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对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为了挣脱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落后国家的枷锁，避免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殖民战争，也必须使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完整，获得必要的安全缓冲区。这就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后发国家要获得国际尊敬，成为有发言权的大国，唯一的方法是打败另一个大国。很显然，一个后发国家有能力用战争的手段否决另一个大国的意志，自然也就成为大国了。美国打败英国、拿破仑横扫欧洲、俄国打败法国、普鲁士击败法国、日本战胜俄国，是美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德国）、日本成为大国的必要之战。朝鲜战争就是新中国成为大国的必要之战。须知，决定历史进程的是铁和血，决不是票箱。同理，能够决定世界格局，阻止其它大国强加给本国的不利结果，维护本国利益的是战争，决不是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其它国际组织的投票。那些认为中国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即成为大国的人，缺乏基本的国际关系常识。

　　志愿军战士的鲜血换来的不仅仅是和平、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还有中国的工业基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虽然有互相经济协助的条文，但是如果不能落实，不过是一纸空文。苏联的慷慨是有机遇期的，战后婴儿潮中诞生的婴儿，将16-18年后成长为劳动力。以1945年结束二战计算，1961年前后，苏联壮丁短期情况就会得到彻底缓解。如此考虑，中苏合作的机遇期很短暂。毛泽东用18万条人命，抓住了这个机遇期。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朝鲜战争使斯大林意识到，在苏联人力资源恢复之前，有必要拉拢中国，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远东对抗美国的势力。对此，中国提出的价码就是要有工业基础。所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国防工业！一旦苏联青少年成长起来，人力资源恢复，中国建立起基本独立、完整的工业基础，两国合作互惠的基础就大大削弱了。考虑到，历任苏联领导人一贯坚持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中国利益为重。不难想象，一旦没有合作互惠的基础，两国就很难长期友好相处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在中苏合作之初，就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的种子。当然，这是后话。

　　外国出装备，中国出人力，联合作战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在抗美援朝之前也有过，比如中国远征军与日军作战。中国付出了20万远征军伤亡的代价，但是蒋介石获得了什么呢？美式装备、联合国安理会的虚席，外加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有人说，蒋介石时代，中国已经是五常之一是重大外交成果。问题是，中国投票要看美英的脸色，不能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说话列强当儿戏，这样的虚席有什么用呢？实力要靠自己打出来，不能靠别人施舍！别人施舍的位置，不是自己的位置。

　　美英对待蒋介石，始终严防其做大。美国虽然给予蒋介石大量援助，包括武器、装备、救灾物资，但是一直没有给予蒋介石完整的工业基础。蒋介石本身是否有要“鱼”不如要“渔”的眼光不好说，美国方面很清楚给中国“鱼”，绝不能给“渔”——蒋介石的实力太强，就容易不听话。

　　相比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中国远征军同样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但是美英好歹给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打发了蒋介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其存在仰赖于美英的支持，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美英扶植蒋介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廉价利用中国的资源，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源。代理人可以要求东家慷慨一些，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东家手中，东家给什么就只能接收什么。与力量开自中国本土底层劳动者的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始终没有和美英翻脸的资本。美英使用中国的人力进行对日作战，与使用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土著人作战，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虽然中国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并没有获得像样的回报。

　　朝鲜战争奠定了中苏平等互惠合作的基础，斯大林去世则使中苏进入了蜜月时期。1953年斯大林去世，形成了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三驾马车的局面，中苏合作继续稳步进行。不久，赫鲁晓夫陆续搞掉了贝利亚、马林科夫。1956年，为了排挤斯大林遗留下来的高层干部，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这个报告捅了大篓子，直接动摇了苏共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动乱。在匈牙利事件中，许多共产党员被杀。最终，苏联军队武装干涉，平息了事件。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赫鲁晓夫的做法鲁莽、愚蠢而短视，斯大林的霹雳手段确实错杀了不少人。但是，没有斯大林强力推行工业化，苏联能不能熬过二战，还有没有都不好说，更不用说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后面会分析，霹雳手段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必然副作用。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滥杀无辜的恶魔，不公允。

　　虽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鲁莽，但是毛泽东其实并没太计较。甚至在东欧发生骚乱时，还声援了被孤立的苏联——此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多了一项新的需求，就是执政的合法性，无论是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还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需要中国的声援。毛泽东也抓住时机，对苏联援助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求苏联转移更多的国防新技术。于是，就有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是一项交换。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的声援，毛泽东给予了声援。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那段时期，中苏关系异常亲密——赫鲁晓夫威望不足，毛泽东迫切需要苏联的军工技术。那时，毛泽东形容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

　　蜜月注定是短暂的。苏联答应给予中国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技术，有内部原因。赫鲁晓夫树立威信，压制东欧，弥补国内壮丁不足，都需要中国合作。但是，谁都不愿意在自己身边，培养出一个核大国。在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的问题上，苏联是否真打算落实？不可能。事实上，最终也没有落实。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希望中国自制武器系统始终落后于苏联一到两代，国防工业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这就类似美国允许日本生产常规潜艇、战斗机、坦克，但是不逊于日本生产核潜艇、核武器，拥有远程轰炸机一样。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在协定实施过程中，涉及尖端技术的部分，比如原子弹教学模型，苏联用各种理由百般拖延。许多技术只给样品不给图纸，或者只有图纸没有样品。对中方关于尽快落实技术合作的要求，苏联人采取各种理由百般敷衍。双方都在争取时间。1959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稳固了，苏联对东欧的统治稳固了，赫鲁晓夫也就悔棋了。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分裂是逐步积累。1957年，赫鲁晓夫安排大使向中国提出组建联合舰队、设立长波电台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很不满意。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弱小，完全没有能力平等享受对等的权力。联合舰队的主导权必然在苏联人手中。不仅如此，按照有关内容，双方共享海军基地，苏联舰队可以重返旅大。赫鲁晓夫通过大使转达的建议被毛泽东驳回以后，在1958年亲自来华，旧事重提。结果，被毛泽东再次驳回。至此，毛泽东也好，赫鲁晓夫也好，都感觉到中苏蜜月即将结束。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1959年3月中国西藏武装平叛，在赫鲁晓夫看来，都不利于和美国搞好关系。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必要的做法。赫鲁晓夫可以美国搞好关系，但是绝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统一了中国大陆，拥有足够的实力，决不允许当年斯大林为了苏联利益牺牲中国共产党利益、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利益的类似事件重演。毛泽东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蒋介石不能，因为两者力量来源不同。赫鲁晓夫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不点名地影射指责中国，毛泽东则同样不点名地反唇相讥，这是中苏论战的起点。

　　毛泽东曾经总结过中苏分裂中赫鲁晓夫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攻击中国的过程，“从1958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年10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当时，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论战也是。若看不到背后的利益冲突，单纯认为中苏关系分裂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之争，就无法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

　　武侠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帮主死了。少帮主为了夺权，把老帮主说成恶魔，干死了老帮主的亲信。少帮主拼命诋毁老帮主，其实也动摇了自己的合法性。毕竟，他是老帮主提拔起来的，他接受的摊子是老帮主留下来的。如果老帮主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他是什么？于是，整个帮大乱。二当家的站出来，支持少帮主，肯定老帮主。少帮主感谢二当家的撑门面，大力支持二当家的工业建设。过了一段，少帮主坐稳当了，要端帮主的架子，重新树立帮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要让二当家的为奴，甚至要出卖二当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二当家在老帮主去世以后的混乱中处事沉稳，威信骤增。于是，少帮主和二当家的闹翻了。中苏关系其实与这样的桥段类似。不过，如果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那么闹翻了也最多是面合心不合，但是到了1960年，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经过15年时间，苏联战后一代壮丁已经成长起来了，更高新的技术苏联不能给了，中国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基础，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包围本土安全了。

　　中苏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平心而论，5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腾飞，除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也与苏联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是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外因则是苏联停止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一些人的说法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盲目乐观，认为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建成世界强国，于是在建设热情的鼓舞下，主观盲动，发起了大跃进，最终遭受失败。这样的说法，忽视了当时有两个背景：一是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但是世界大战的阴影始终存在，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走远。一战和二战相隔了21年。如果以朝鲜战争为二战的尾巴，20年为周期的话，那么70年代初，就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如何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成为独立的一极，这是毛泽东必然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那么在大战中很难保全自己的利益，即使选边充当仆从国也是如此。蒋介石名义上是四强领导人之一，实际上却不能保住外蒙和东北。如果要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至少要在实力上达到英国的水平，倒排工期，时间很急迫。二是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很难继续和睦下去。苏联的壮丁已经成长起来，赫鲁晓夫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已经坐稳了。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威望，一度远远超过办事孟浪的赫鲁晓夫。这些因素，决定中国和苏联的蜜月就快结束了。乘着中苏关系还没破裂，能多捞一点是一点，毛泽东是否这样想过？1958年发起大跃进有没有这个因素？后人只能揣测。毫无疑问，如果当时苏联不翻脸，大跃进虽然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在那样的情况下，应不应该迈跨度那样大的一步呢？

　　在外交孤立加口诛笔伐不灵，军事打击不便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他想以此逼迫中国就范，遏止中国进一步发展。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提出停止中苏经济合作。当时，中方提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苏联突然停止经济合作，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毛泽东誓不低头。今天看来，如果当时低头，中国再也不可能有成为三足鼎立的一足的机会。最终，中国挺过去了，并没有达到足够动摇毛泽东领导权的效果。从此以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利用外资，以我为主的原则。中苏论战高潮时期，赫鲁晓夫曾经提出两国恢复密切的经贸关系，毛泽东反应冷淡——上次苏联突然中断经贸关系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是没有致命。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有人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这是误解。《论十大关系》之中，毛泽东谈到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会见外宾，经常谈到引进成套设备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并不反对对外开放，但是前提是对外开放不能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危害中国国的基本的经济安全。

　　1962年，中苏论战达到达到白热化。当年4月发生了“伊犁事件”——这是由克格勃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指挥实施的一次震惊世界的边境居民集体叛逃事件。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事件发生之后，祖农·太耶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两位少数民族将军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毛泽东知道后说：“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国还想再看看有没有继续中苏合作的可能，结论是不行。这是因为，苏联不再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为了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也不可能转移给中国和苏联武器同代水平的更尖端的军事技术，再说苏联国内并没发生斯大林死后群龙无首的局面，苏联在东欧的势力也已经非常稳固了。巧合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第二天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中苏关系最后一点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了。从密切合作到，斗而不破，到分道扬镳，到势不两立。背后的主线，是中苏实力增长，相互依存度下降，斗争性增加。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必然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山不容二虎。欧亚大陆容不下两个世界大国，社会主义阵营的金字塔不能有两个塔尖。苏联不想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阵营董事长的职位，这个职位是苏联用2200万人口的生命换来的，当然不会随便放弃。苏联从二战的伤亡中缓过来了，不想当老大哥想当老子。中国获得了工业基础，不想当小弟，想平起平坐。双方的目标相差太远，自然谈不拢。大国之间，本来就会因为利益分分合合，只有小国，因为国力衰弱，无法自立，为了自保，才会抱定其它大国的大腿，成为仆从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往往也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

　　中苏虽然交恶，但是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仍然允许苏联途经中国运输各种物资，支援北越。国际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双方还是可以继续合作。

　　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闹翻，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兵戎相见。

　　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手里有把米，叫鸡都不来”。建国20年，经过中苏合作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拥有两弹一星，基本完备成体系的工业基础，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不是1950年一穷二白的时候了。当时，中国手里已经有米了。虽然不多，但是也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于是，基辛格这只“鸡”就来了。

龙夏

楼主的历史观相当健康，我很喜欢

mrash

心平气和 发表于 2014-12-6 17:51
【在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是黄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懒于扩展视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媒体的灌输对 ...

不爱动脑的人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安生如此定义也未尝不可。
至于那些洋奴买办走狗汉奸，哦，它们可以算在“人”的范畴里吗？！
改了国籍还回来捞钱，捎带着想为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打造一点儿舆论基础的，是问，大家见过狗奸吗？把它们跟狗狗相提并论，很有可能是在侮辱人类的朋友啊！

baoweijsnt

所以才有说法：天不生润之，华夏如长夜。

心平气和

【在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是黄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懒于扩展视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媒体的灌输对象。】
“安生"老兄，你这样”定义“这些人，唉，你老兄太善良了。

心平气和

龙夏 发表于 2014-12-6 11:11
楼主的历史观相当健康，我很喜欢

说得好。
历史观健康很重要。

mrash

虽然自己比较爱动脑和思考，但还是很久之后才发现，以前的自己只是井底之蛙，根本看不到伟人的大手笔。唉～～正是应了那句话“天不生润之，华夏如长夜”！！！

mrash

拜托，写完了全文，润色修正基本无误了，再一起发上来不好吗？
被吊胃口可不总是美妙的感觉啊。
当然，最后还是要感谢作者和大参考。

dsxb412

伟人就是伟人，但还是脱离不了人的范围，不是神，一般人没那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