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吉林：苏联为何三年连逝三任总书记

大参考

　　苏联为何三年连逝三任总书记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不足3年的时间里，苏联人连续安葬了三任总书记、三任国家元首。放眼世界近现代史，可谓一大“奇观”。回溯此种政治奇景之由来，可窥见苏联解体前的政治体制疲态。

　　勃列日涅夫成就“在册权贵”

　　1964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斗争中下台，由此开启了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按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的说法，勃氏之所以当上总书记，乃是因为“他的肤浅本身成了长处”，“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不独布尔拉茨基如此认为，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对勃氏也有相似评价：“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身居极为重要的政治职位……但是，作为一个大人物，他是那么平庸；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那么缺乏才气。”“他是个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很弱的人，这正是他与所有前任的不同之处。”

　　为个人权位之巩固计，“平庸”的勃氏，选择以“稳定”为其施政方针。此种“稳定”，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不再制造波及全社会的动荡，不再搞运动；二是竭力维持干部体系的常态化、人情化。后者，是勃氏能够安坐总书记之位至死的关键。

　　欲理解此一关键，须回溯至斯大林时代所打造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所谓“官职等级名录”制度，简言之，即只要能够成为该“名录”中相应等级中的一员，即能享受相应等级的特权生活，如免费占有别墅、占有专车、免费休疗养、免费特供、免费子女特教培养等等。进入“名录”的官员，构成了苏联干部群体的核心。

　　“官职等级名录”，实际上是一种特权腐败。斯氏赤裸裸搞此种制度，其目的，乃在以权术控制党内高干：一方面，这些列名“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干们，享受着斯氏所赐予的奢靡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承受着斯氏的高压秘密政治所带来的恐怖，在斯氏的严密控制下，他们很难利用自己的权力谋求到任何“私有化”财产。换言之，高干们若欲维系其奢靡生活，除完全依附于斯大林之外，别无他途。

　　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但取消了高级干部们的“红色钱袋”——由斯大林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高干们发放巨额钱款的一种陋习——而且还施行新的“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由此开罪了列名“官职等级名录”中的诸多党内高级干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充分吸取赫氏下台的历史教训，诚如布尔拉茨基所言：“他首先关心的是取消赫鲁晓夫的一些激进的主张。干部轮换的主张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他提出了求稳的口号——每个机关工作人员的美好理想。”勃氏在事实上恢复了苏联的“领导干部终身制”。

　　此种“求稳”模式的结果，是将斯大林时代的“官职等级名录”升级成了“在册权贵”。斯氏的高压控制已然消失，赫氏的 “干部轮换制”、“任期制”也形同废除，列名“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干部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度”：既不必担心丢掉职务即丢掉所有特权，更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实现对物欲的“自我满足”。

　　高干们曾经必须牢牢地依附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如今情形逆转，“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必须选择与“在册权贵”互相依附。

　　这一“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即所谓的“在册权贵”，其具体数量，据俄罗斯学者统计，至少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计不少于300万。这些人，构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基础。

　　对这些“在册权贵”们的奢靡生活，叶利钦在《我的自述》有长篇细致的描述。叶利钦说：

　　“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你若失去这些东西，便会感到痛苦、委屈……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你）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休假时，你可以挑选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儿都有专门的别墅。……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都属于这一制度。……大量的财富分配给职位，谁占据这个职位便可享用财富。”

　　诚如叶利钦所言，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的勃列日涅夫，确实“进入了共产主义”，他“几乎拥有世界上各种品牌的名车”。因勃氏个人在物欲上的奢靡，当时曾衍生出这样一则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

　　勃列日涅夫去家乡接他年迈的母亲来莫斯科。豪华的轿车、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使他母亲感到很惊讶。到克里姆林宫后，勃列日涅夫让母亲参观自己宽敞的公寓——精美的家具、地毯、名画、瓷器、银器、晶质玻璃制品，这些大部分都是以前沙皇的珍藏。当勃列日涅夫问母亲感觉如何时，他母亲既惊讶又恐惧，不知所措。很长时间后，他母亲流着眼泪说道：“孩子啊，共产党来了，那你可怎么办呢？”

　　勃氏如此，上行下效之风可想而知。对泛滥成灾的党内贪腐，勃氏有自己独特的 “哲学”认知：“你们不懂得生活。谁也不能只靠工资过日子。我记得年轻时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我们给车皮卸货挣外快。我们当时是怎么干的呢？从车皮上卸下的东西中，每搬运三个麻袋或箱子，就自己留一个。国内所有的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在册权贵”不许勃列日涅夫辞职

　　斯大林时代，高级干部们既没有生命安全，也没有职务安全；赫鲁晓夫时代，高级干部们获得了生命安全，但没有职务安全；勃列日涅夫时代，高级干部们终于既有生命安全，也有职务安全，“天堂”降临了。

　　一如格·阿·阿尔巴托夫在他所撰写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所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内干部们“负责的岗位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代替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15-20年之久。”党内高干们还想出了“一套很高超的保护十分无能的官员的办法”：

　　“如果发现州委书记在本州应届选举中有可能落选，就把他调回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视察员职务，两三年之后又推荐他（实际上是任命他）到另一个州去担任州委书记。不称职的部长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或者‘为他’建立某个新的部。为完全垮掉的干部寻找或建立清闲但待遇优厚的职务，往往派到某个国家当大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谁如遭失宠，往往派去担任此种工作）。”

　　1982年，安德罗波夫曾调查过苏联边疆区书记梅杜诺夫的贪腐问题。安德罗波夫建议“提起刑事起诉，将梅杜诺夫逮捕法办”，但勃列日涅夫却说：“尤拉，不能这样做。他是一个那么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随他前进，而现在我们却要将他法办？他们边疆区的事业也进展顺利。我们会因一个不诚实的人而玷污整个好端端的边疆区……暂且把他调动一下，在新单位看看他的表现，再做处理。”勃氏的建议是：“随便什么部门都可以，当个副部长什么的。”

　　因贪恋此种生命与职务的双重 “安全感”，“在册权贵”们愿意勃列日涅夫在总书记宝座上呆得越久越好。早在1969—1970年间，勃氏的健康已出现严重问题。1974年，苏联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奇科夫被勃氏首次召见，就发现他已是“一个十足的病人”，“当同我问候时，他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并且好长一会儿都喘不过气来，随后便直接栽倒在沙发上。”1976年初，甚至出现了临床死亡现象。最后执政的6年里，更是频繁发生心肌梗塞以及中风，乃至于连最基本的念演讲稿的能力都丧失了。

　　但正如罗·梅德韦杰夫所言：即便勃列日涅夫病重到 “连完成简单的礼节性职责也越来越困难了，他已不能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了。他身边那许多腐化透顶、贪污成性的权势人物，仍然极力让勃列日涅夫哪怕是只作为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不时地在人前露露面。他们简直是牵着他走来走去”。

　　1976年，神情常现呆滞、记忆严重丧失，连说话都感困难的勃氏，不堪重负，曾试图辞职，“但是他周围的人都要扶着他，哪怕他已不能思考，也不让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因为这是一种共同的需要”。

　　因是之故，神智不清的勃氏，晚年在外交场合频出洋相。如1980年6月，勃氏访问哈萨克斯坦，因神志不清，在招待会上“忘记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为什么来到这里”，刚落座就离开，留下诸多哈萨克斯坦政要面面相觑。如果了解至1981年年底的时候，勃氏的亲朋好友在苏共中央已大约占据了100个左右的席位，则更不难理解，为何神智不清的勃氏，必须将苏共总书记的位子坐到死为止。

　　克里姆林宫：老人之家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稳定”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架无比苍老的统治机器。到1980年，苏联关键机构的大部分干部都已超过了70岁，“政治局70岁以上的人比60岁和60岁以下的人多六倍，部长会议主席团则多四倍”。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后产生的14名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70岁；8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均年龄66岁；10名中央书记，平均年龄近69岁。

　　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11月去世，接替他的，是老态龙钟、病入膏肓、69岁的安德罗波夫。较之勃列日涅夫，出身克格勃的安氏有一些变革的欲望，如取消“克林姆林宫津贴”，所以迄今仍有俄国学者坚持认为，安氏之死系被利益集团“操纵死亡”。但不可否认的是，早在接任苏共总书记之前，安氏就已经重病缠身。对于自己的时日无多，安氏本人亦有预感。

　　安氏在总书记之位上仅一年有余，即于1984年2月去世。接替安氏的，是更加老态龙钟、病入膏肓、73岁的契尔年科。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对克里姆林宫医生叶·伊·恰佐夫披露，他之所以提名契尔年科，是因为契氏有着“体弱多病，而且性格软弱、容易妥协和不坚持原则”等诸多“优点”。这些“优点”决定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不利于“在册权贵”的改革措施。正如恰佐夫所理解的那般：

　　“（契尔年科）未必能和掌管军事工业集团的、不屈不挠和坚定强硬的乌斯季诺夫相对抗。此外，参与这场交易的其他人也都清楚，在多病的契尔年科之下，他们不仅能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会获得安德罗波夫领导时期不曾有过的更大的独立性，对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来说尤其如此。”

　　而就契尔年科本人而言，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谋求坐上总书记之位，一直在试图努力掩饰自己的病情，梅德韦杰夫说：

　　“他早就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他一直精心地隐瞒着罢了。他常常受到令他窒息的咳嗽的折磨，他极容易感冒。早在70年代，契尔年科就在上衣口袋里带着装有医用烟雾剂的进口微型吸入器，他不时地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拿到嘴边吸几下。……1982年3月初，契尔年科主持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次重要全会，可是到了3月中旬他就病倒了，……他的病久拖不愈，因此1982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代表苏共中央作报告的已经不是契尔年科，而是安德罗波夫。”

　　但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契尔年科的“衰老多病”，反倒成了他问鼎总书记宝座的 “优势”。1985年3月，契氏去世。而在即将到来的苏联解体之命运中，“在册权贵”们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