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读史论今》之一

大参考

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思想，高瞻远瞩，非常英明。近年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又多次强调读书，既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要读点历史，这也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有其战略考虑，非常重要。平庸和浅薄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无比深刻的变革时代正在到来，读书已经成为民族生死存亡的第一精神需要。相信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文化大繁荣的发展，全党全国的读书潮将出现新的局面。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喜读中国历史，对古为今用，尤其有兴趣。为今之计，特推出《读史论今》栏目，与读者共享，并诚恳地求教于方家。
　　

“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

　　

——《读史论今》之一

　　

郑彪

　　
　 南阳邓禹扙策追秀，及于邺。秀曰：“我得专拜封，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秀曰：“既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间语；禹进说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今以天时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因令禹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皆当其才。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以笔者愚见，这段话有几个要点值得关注。第一，“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这是汉朝观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但与时俱进，一是需要赋予天时、人事以新的时代含义：所谓天时，就是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全球化趋势的规律，以及东西方两种文明（主要是两种价值观）消长兴替的规律（美国叫“文明冲突”，本质是种族灭绝），以实现中华复兴，推进世界大同。这个天时，经过19世纪末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斗争、发展、曲折和反复，已经再次到来，且恰逢中华复兴起步，东西方此长彼衰，中美两大地缘政治主体狭路相逢，中国能破门而出，就是一飞冲天，成就千秋伟业，领袖则名垂千古。如果不能，亡国灭种就在眼前。所谓人事，现代世界都是政党政治，一党还是多党只是现象，关键看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方面要有自信，不必再听蝲蝲蛄叫唤。而一个政党要保持其先进性，关键在于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代表其他人利益不是不需要，但绝不是关键，且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一句空话，与当前利益、看得见的利益也要密切相关，更不能以改革的名义将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加以剥夺而亲痛仇快，那是政治上自毁基业，自掘坟墓。做到这一切，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人事，就是近年来中央强调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包括近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强调的共产主义理想，老话叫“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如果套用于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是否也可以分为前后汉且诸葛亮此语大体上适用呢？
　　
　　二是时代不同了，于天时、人事之外，需要加一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意识形态，也是国本，舍此就要迷路，要理直气壮。谁人、谁国没有意识形态？十七大报告说，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这是真理，也是经验，经验也包括教训在内。一个时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愈来愈冗长和重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同的理论诠释各有侧重，相互抵触，顾此失彼，莫衷一是。也不乏有歪嘴和尚，竟摒毛泽东思想于中国特色理论之外。按照中央文献用语的习惯，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已经涵盖列宁主义，照此用法，如果用毛泽东思想涵盖邓小平理论则有问题：既不通（用思想涵盖理论，在逻辑上不通，因前者外延小，后者外延大），也不妥，但是可以“合并同类项”，即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合并，例如是否可以叫“以邓小平思想为重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问题重大，笔者这里是一孔之见，总之，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十八大似应有新的更科学简洁的提法，这也是很多人的期望。
　　
　　第二，“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更始（帝）”指刘玄，原是王莽新朝解体乱世中的过渡人物，平庸而不理政事，其实是不理正事(“更始纳赵盟女为夫人，故委政于盟，日夜饮宴后庭”，同上），以致朝廷多庸人、小人，“志在财币”的现代俗语叫“闷声发大财”，至于“争用威力，朝夕自快”，此乃古今庸人政治的通病。“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这是指出更始执政时期政局日坏的人事根源——皇帝太平庸，没理想，也就不干正事。而汉光武帝刘秀乃是有理想有作为的君主，在朝多年，颇得韬光养晦的真谛，又“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自然需要刷新人事，“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不可了。今观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组织人事工作发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筹备以来，包括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的人事刷新，都有一些新气象。如果说十七大是彻底堵塞西化道路，解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政治路线，十八大则是要解决其组织路线，毕竟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与邓禹对刘秀所说的人事一科是一回事。十八大的中央常委、委员的班子组成，以及其组织路线如何推行，海内外翘首延颈，极为关注，人民群众有厚望焉！
　　
　　第三，“‘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古代的政治，一般没有来自美国的压力、捣乱和内部第五纵队（宋朝内部有些问题），相对简单，主要是内乱，故有作为的君主能理清头绪，抓住人才和民心两条，加以措施得力，则敢说“天下不足定也！”刘秀顿时头脑清晰，眼睛一亮，“大悦”。不久，耿弇又向刘秀进言：“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闻汉兵起，莫不欢喜．．．．．．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于是萧王刘秀下了决心，“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同上）当代世界和中国，都不差钱，只差义，“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古今同理，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三个世界理论”，有大义相通，由这里翻出新意，会有很多启发，很多办法。中国的形势，尤其错综复杂，离开马克思主义，则头绪纷乱，说是总揽全局，其实不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加以梳理，就能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方向明确，也无非那么几类矛盾，又有毛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有高祖的基业和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以及世界变局和邓公为首开创的新时期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极为丰富的新鲜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轮廓日益清晰，有党的坚强领导，也敢说“天下不足定也！”
　　
　　尊敬的读者朋友，您说呢？
　　
　　　　　　　　　　　　　　　　　　　　　　　　　　　　　　　　（ 2012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