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 80多名送礼干部被免让谁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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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合肥9月4日电 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每逢年节“争先恐后”“成群结队”给县委书记送礼；县委书记从“半推半就”到“习以为常”，再到“谁不来送不放心”，并“边收礼边交公”以避责。双方均称对当地的“风气”感到“无奈”：“不收不送，工作不好开展”。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已争议两年之久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做出终审裁定：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萧县80多名“送礼干部”也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

　　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如此大面积的送礼收礼现状，绝对不只是萧县一个地方，甚至于有的地方和单位可能更为严重、普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与国人的“从众”心理有关，即使在官场送礼，也往往是“从众”的；而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权力的异化，送礼已经成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一种常态化方式。

　　就在去年7月份，习近平谈到了“送礼”问题，当时习近平到群众路线教育联系点河北省调研指导。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一块展板让习近平久久驻足，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习近平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这个“不送礼”是习近平唯一提到没有解决的问题，说明了该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和普遍性。

　　而能够做到如此大面积处理免职的，恐怕象萧县这样的地方也不多。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茂名官场窝案的重新调查。据最新通报，茂名官场窝案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对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作出处理：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

　　对比这两个地方，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当地腐败成风，政治生态遭遇严重破坏。尽管其性质恶劣程度有所不同，但查处是坚决的，打破了过来“法不责众”的惯例。这应该是一个相当积极的信号。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一是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反腐“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二是时下有一些官员会更加紧张：一种是大肆收礼的官员，在他们看来，收礼算不得什么大事，即使出问题，也不过是违违纪。还有一种就是送礼的官员，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了，他们更是认为不算个事儿，而且也多是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现在来看，这种局面要打破了。

　　三是表明中央决心重构政治生态的战略考虑。习近平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

　　从萧县的现象来看，这股“送礼风”不仅“刮倒了”一批干部，更是“刮乱”了很多东西。比如干部价值取向，“干得好不如送得多”；比如社会风气，“事事钱开路”观念泛滥；比如社会矛盾，干部“拿人手短”，不敢直面解决矛盾和问题，导致一些社会矛盾“越拖越大”；比如社会治安，萧县一些公安干警受腐败思潮影响，在升官发财上挖空心思，不思工作，社会治安较乱，发案率高、命案积案多。

　　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对于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使得良好的从政环境无法形成。因此，必须要彻底清除这种“送礼风”的蔓延，以打破官场“小圈子”、“小集团”和“潜规则”的泛滥成灾，以给那些坚守底线、坚持原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官员们更大的施展舞台，而不是被孤独者、被孤立者。这应该是长远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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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