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山西“官商同震”，缘于煤资源分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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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官场爆发“强烈地震”的说法，如今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了。因为自2月底山西省委副书记、人大副主任金道铭被查后，山西官场已有8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其他7人分别是，主要问题发生在山西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以及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和副省长任润厚。山西官场“地震”还导致省委书记易人。

　　值得注意的是，“官场地震”对“商场”的传导作用，或者说“商场动荡”对“官场”的直接影响，在当今山西已表现得异常明显。

　　今天《人民网》一篇题为《山西兰花集团原董事长失联 与金道铭姐妹花情人相关》的文章，报道了已经退休三年的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贺贵元近日也传闻被带走调查。

　　而昨天，《山西浮现“巨贪老友圈”：三名国企高管被查》一文报道，山西最大企业晋能集团董事长刘建中被证实协助调查，也因此成为山西国企最高级别的“出事儿”高管；而此前不足一个月，有传闻称该公司“二把手”曹耀丰被调查。该文还提到很有“故事”的原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培中，他家中被劫，其妻谎报被抢300万元，可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却供出总价值近5000万元。更具戏剧性的是，法院确定的抢劫财物金额为1078万元，两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而白培中虽有“接受公务活动中馈赠贵重物品价值14.79万元，未按规定上交组织”与“白培中妻子收受其属下礼金共计70万元”两项，山西省纪委仅给予白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晋煤行业国企老总纷纷“落马”，人们还比较好理解，因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官商同体”制度，本就是培养腐败土壤的“怪胎”。这些老总都是厅级、处级干部，他们不需要对企业负责，只需要对提拔他的人负责，他们管理的企业也就成了某些官员的“提款机”，官员被提拔，他们跟着被提拔；官员倒霉，他们也跟着倒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山西官场近半年来的“强烈地震”，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大企业，而这些“亦官亦商”的国企老总，一脚跨“商界”，一脚跨“政界”，风险自然也是双倍，被查就毫不奇怪了。

　　而另一个证明山西“官商勾结”已经十分严重的现象就是，山西富商也纷纷折戟沙场。

　　被称做“省部级高官杀手”的“山西首富”张新明近期已成媒体“新宠”，他因为妻子与情人争宠动刀，动用关系竟能将妻子判处死缓，可以想象山西“金钱左右司法”现象是多么严重？上月，张新明因涉嫌涉黑、洗钱等问题，在太原被警方的办案人员带走调查。此前媒体报道“金道铭、申维辰、宋林均与富豪张新明有交集，而张新明又和富商周滨有交集”。

　　而与张新明明争暗斗多年的另一名富商、被称作“山西能源首富”的山西沁和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多年前就有多家媒体曝其“涉嫌侵吞800亿国资”；几个月前更是被曝赴港澳豪赌，欠债35亿港元遭追索，官方资源当也不容小觑。

　　两年前，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在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为女儿举办大型婚礼，并开演唱会，邀请了众多明星。婚礼总费用超过7000万，笔者还曾为此写下《解放军大校为煤老板“唱堂会”，您能接受吗？》，以示对韩红、宋祖英这两位大校，及包括阎维文这三位现役军人“走穴”的不满。就在昨天，媒体纷纷转发《袁纯清山西往事：曾为煤老板7000万嫁女恼火》一文，可以想象，邢利斌在山西无疑是“官商通吃”的角色。

　　笔者曾在《虽8省官被查，但未必山西最腐败》一文中分析山西“官商同震”的原因，主要因为此前煤价过高，膨胀了煤老板超高的利益预期，而煤老板在此预期下与官员达成的肮脏“协议”，因被近几年煤价狂跌弄破灭，甚至导致倾家荡产，因此会铤而走险，导致问题败露。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前山西对煤资源分配政策的两次重大调整，拉近了“官商距离”。一件是“国退民进”时的国企改革。这项自90年代开始的改革，令一大批效率低下的国企退出，山西的煤炭产业得到迅速膨胀，一大批产能低、物耗高、对环境资源破坏性大的煤矿出现，也造就了一大批富翁，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巨贪。另一件是“国进民退”的煤矿重组。这项大约自五、六年前的改革，是以降低晋煤“百万吨死亡率”为由头而实施的改革，这项措施对于促进晋煤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确实起到了不错的作用，对于提高煤矿的安全性将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但这些有点急功近利的改革，实施过程却缺乏“契约精神”，在导致一大批温州商人铩羽而归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一批富翁，和新的一批巨贪。

　　总而言之，近期山西发生强烈的“官商同震”，其根源就在于利益各方在对煤资源的“分赃”中，因为利益不均衡而导致的交易内幕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