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来峰：地震宣传中的“正能量”

大参考

　　云南鲁甸地震已经造成410人遇难，1800人受伤，20多万人紧急转移，超过百万人受灾。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救人。我们看到，官兵在废墟下救人，总理亲赴现场救人，人民捐款捐物救人。同时，前方的救灾人员在真刀真枪救人，后方的主流舆论却假救人之名包装私心。

　　红会背负郭美美这个包袱已有三年。在鲁甸地震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警方和官媒联手为红会展开了浩大的洗地运动。铺天盖地的舆论让红会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终于卸下了郭美美。它一边要求郭美美还其清白，一边号召公众从此忘记她。忘记“她”，也就是忘记红会的丑陋。那么，从现在起，你们就像三年前那样继续给红会捐钱吧。逻辑相当紧凑，其中包装的功利心清晰可见。

　　红会只是个副部级单位，它能调用的包装资源至此已是极限。真正拥有无限资源包装私心杂念的，是这个国家的宣传制度。

　　上面说过，面对地震我们第一要务是救人。救哪些人？埋在废墟之下的人，灾区无衣无食的人，还有未来地震中的受害人。前两种人的救援职责属于现场救援队伍，后一种人的救援责任则属于媒体。媒体应当反思天灾之中的人祸，推进防震减害的制度。但是，我们传统的宣传制度却与此背道而驰。

　　雅安地震中，一条救灾信息转发百万的情景，在微博上不见了。在抗震救灾的信息传递方面，大V们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如今，销号禁言干掉了一大V，500转吓阻了一批大V，剩下的大V在谈郭美美。

　　大V退隐，官媒上场。好人好事、感天动地，是官媒极力宣扬的“正能量”。于是，眼下媒体和网络上充斥着——爸爸不哭、孕妇互相鼓励、小学生大喊先救妹妹、徒步近五公里走进灾区、炊事员饿晕——诸如此类的正能量新闻，催人泪下的灾区故事。

　　这里面还发生了一起“正能量”乌龙。士兵们在救灾现场用浑浊的泥水泡面——这是典型的正能量，因而得到了广泛传播。结果，网上出现了质疑声音：“救灾部队居然没有净水设备这种低级标配，兵娃娃不是爹生娘养的啊！”马屁拍到蹄子上，环球时报急中生智，洗地有术，直接宣布那是假新闻。

　　这满版满屏的正能量故事，对于实际的抗震救灾有什么作用？不知道。真正有益于抗震救灾的，有益于减少未来地震伤害的，应当是报道真相，反思人祸。可是，报道真相有时是一种“负能量”，反思与批评更是不被允许。

　　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地震中有近6000师生遇难。在最初的新闻报道中，“豆腐渣校舍”导致大量师生遇难的现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批评声音越来越大。地震发生三天之后，宣传部门即下令“在报导汶川抗震救灾中不提抢救学校的事例”。

　　但这个禁令并没有完全阻止市场化媒体对“校舍倒塌”的追踪。南方系媒体迂回曲折地与禁令躲猫猫。南方都市报连续三天刊出《学殤》系列报道，南方周末发表了《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垮塌校舍是怎样建成的》等调查性报道，财经杂志也出版了《校舍忧思录》。媒体抗命的结果，是遭到了宣传部门的严厉批评。而南方系媒体人因为类似抗命被开，已成习惯。

　　假如“校舍倒塌”的舆论议题不被遏止，必然会有一批官员要对“豆腐渣校舍”负责，必然促使学校建筑质量的提高。但是，这个“负能量”被禁止了。于是，豆腐渣仍旧在校园当水泥沙浆使用。日本是个多震多灾的国家。这个国家防震有一条原则，就是“学校是第一避难所”，因为日本的学校是所有建筑中抗震性能最好的。

　　昨天微信上有一个贴子：《云南6.5级地震，日本网民竟然这么说》，截取了一个日本门户网站关于云南地震新闻的20条网友评论。这20个日本人的评论里，有救援意愿，有表达同情，但更多的是反思。他们无法想象6.5级地震造成这么多人伤亡，他们反思中国的建筑质量为什何如此之差？反思中国的钱花到哪儿了？尤其反思歌功颂德的宣传体制。

　　此帖最后说：“三年前日本3.11地震后，国内互联网上的幸灾乐祸，对比不可谓不鲜明。”这句话更加值得我们反思。一群只会对自己国家政府歌功颂德的媒体，会影响、造就一群什么样的国民？

　　所谓“正能量”的宣传制度，就是在殓尸布上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