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受贿罪”修订，我提六点建议

大参考

　　部分学者和检察官指出，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入罪条件、量刑标准等规定不合理，已然成为打击贪官的法律障碍，呼吁降低入罪门槛、修改定罪标准。据报道，相关部门正在调研论证受贿罪，已总结一些腐败案例，或将降低受贿罪门槛，出台更严厉的规定，提高刑罚威慑力。（7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受贿罪”作为一项古老的罪名，无论是入罪门槛、适用范围，以及量刑标准，基本格调都是30年前制定，后期的“修修补补”，有些增强了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但有的却成为腐败分子“护身符”，和“司法寻租”的籍口。因此，对“受贿罪”实施全方位的改革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笔者以为，“受贿罪”的修订应注意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制定切合实际的入罪门槛，建议由目前的5000元提高至5万元。首先笔者不赞成“降低”说，因为现行刑法将5000元作为受贿罪入罪的“红线”，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确立的，不说这17年来居民收入提高，即使仅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标准也有必要提高。

　　我提议提高受贿罪入罪门槛，估计会遭到部分网友的反对。但实际上，多数地方早就是“大案率100%”了，即检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涉案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为100%。为什么检察机关不管“中案”、“小案”？就因为检察机关根本管不过来，只有交纪委处理。

　　笔者依据现状及历史延续，建议将受贿罪的入罪标准定在5万元，而对于涉案金额5万元以下5000元以上的，纪检应该制定相应的硬性处罚措施，比如规定“一律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避免使用“严肃处理”等模糊词汇。

　　二是对受贿罪的量刑标准有必要细化。目前受贿10万元以上就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而贪污、受贿过亿的，执行的还是这个标准。由于跨度过大，往往导致涉案金额大，量罪反而轻的不正常现象。比如中海集团韩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贪污5.2亿元，并被赌博挥霍一空，还挪用公款412万元。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仅被判无期徒刑。应该说该案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判例，坐实了“贪官不死”铁律。

　　笔者建议，对涉案10万元以下的，可以在目前“5至10年”基础上降低刑期，甚至对于归还赃款者，明确给以缓刑待遇；而对于10万元至100万元、100万元至1000万元、1000万元至亿元，以及亿元以上的，应分别细化刑期，甚至划分更多的标准。而对于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应同时规定“不得假释”。

　　三是对受贿罪，死刑绝不能废除。近五年，被执行死刑的贪官越来越少，导致民间诟病“贪官不死”。三年前，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提议“研究取消现在刑法中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的死刑罪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反对。笔者以为，在仍有其它罪名保留死罪的情况下，贸然取消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的死刑罪名，将降低对腐败分子的威慑力。而保留死刑，即可以通过威慑作用迫使国家公职人员顺从社会规范。

　　四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现行刑法规定，除非是“索贿”，其他的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这往往成为部分官员为己辩护的“尚方宝剑”。比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收受礼金22万元却不构成受贿罪，最终却以重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成为迄今为止唯一领受“重婚罪”的部级官员。而实际上，别人送邱晓华钱，是看重年轻的邱晓华是官场“潜力股”，即期待“期权效应”。因此，当前应将“违纪收入”纳入涉案金额，因为所谓的“违纪收入”，也都是因为公职人员手中有“公权力”。

　　从另一方面看，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受贿罪的认定上都没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

　　五是相应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目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成贪污、受贿罪的“备胎”罪名，“老实交待”的要领受贪污受贿罪，面临最高死刑的后果；而“拒不交代”的只能领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是10年。很明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起到鼓励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的负面作用。

　　六是对追回赃款的给以减轻处罚。目前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减轻处罚幅度并不明显。比如一些被判死缓、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部级高官，如胡长清、郑筱萸等，都是被追缴了赃款，而贪污挥霍5.2亿，已无法追缴的李克江，却仅被判无期徒刑，说明目前赃被追缴，在判决中却不一定能得到从轻处罚，暴露出司法的荒唐。

　　笔者建议，在进一步增加、细化量刑标准之后，应同时将赃款是否被追回作为重要的量刑依据，即全额退还赃款的，量刑时下调一、两档标准；对部分退赃或拒不（无法）退赃者，量刑时提升一、两档标准。

笑佛

说得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