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公共消费品投资不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参考

　　7月15日，李克强总理召开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进行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提出的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是加强公共消费投资。其实，回顾中国经济金融危机后的发展，可以看住这个观点并不新，公共消费投资也不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前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出台，成绩单是7.4%，平心而论，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这个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需要注意是，这是在上半年各种稳增长措施，或者刺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的，许多措施被冠名为“微刺激”，其实是相对于过去四万亿而言的，而就本身的投资规模，说“强刺激”也不为过，铁路、核电、水利、轨道交通、污染治理等领域的投资动辄就是几千亿，加在一起就是万亿的规模，这是在财政领域。

　　而在货币领域，央行上半年名义上说的是定向政策，也就是精准发力，不大水漫灌，但是如果定向的多了，而定向的对象有限，也就成为大水漫管。看前六个月的金融数据就知道了，M2增长达到了14.7%，远远高于年初制定的3.5%的目标，而新增贷款也达到了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看了以上数据，大多数人判定，前半年货币政策扩张空间已经用尽，下半年再没有多少空间了。

　　面对以上形式，国务院在召开的常务会议上提出，要保证今年各项经济社会目标任务的完成，这个表态被媒体解读为要求完成今年7.5%的目标，并以国务院立下军令状的名目命之。仔细看了以上数据你都会觉得困难很大，上半年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下了这么大功夫，才实现了7.4%的目标，怎么可能全年达到7.5%呢，那除非下半年再次出现大规模放松刺激的政策。

　　显然，这个说法可能是一种误解，第二天15日，李克强召开专家座谈会，提出7，5%的目标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这其实是回应最近舆论的反映，他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也就是保持定力、有所作为、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这是区间调控方式的深化。

　　李克强指出，必须依靠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实现中国经济升级，既要有合理的速度，更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我国在这方面空间很大。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光有资金投入是不行的，体制机制也是重要的“资本”和红利。通过深化改革搞活体制机制，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有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以上表态基本也是他的一贯思想，总体来看，就是一定不能让经济掉的太厉害，采取的方式就是定向调控，精准发力，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然后，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对机制体制进行改革，并让市场逐步起到均定性作用，推动创新发展。

　　其实，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李稻葵第一个发言，他分析说，中国经济仍有较高速的增长潜力，公共消费性投资是新的增长点，但需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他建议，发行国家建设债，加快地方债改革，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你讲得很好，我还想问一下。”李克强说，“提高国债比例涉及赤字率的问题。按你的计算，我们的赤字率多少合适?”关于国债比例和赤字率的问题，是今年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定下来的，比如今年中国拟安排财政赤字１．３５万亿元，比去年增加１５００亿元，财政赤字率为２．１％左右。其中，中央财政赤字９５００亿元，由中央代地方发债４０００亿元，这个目标不能随意突破的。

　　李稻葵显然知道这层意思，从媒体的报道上，没有出现他的正面回答，而是进一步解释：“我的想法是，可以设立国家信用担保的资本账户，用国债支撑国家公共消费性投资。”

　　李克强鼓励他“研究一套可操作的技术性办法”：“公共消费产品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需要加快建设。在这方面，我们传统的投资体制有弊端，而你提出了新思路。怎样把新思路和体制机制创新结合起来，请你继续研究，提出更加深入的建议。”

　　李稻葵把扩大公共消费投资作为中国经济短期内的一个增长点，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找到长期的增长点，短期的增长点还是有的，就是要加大公共消费投资，因为不这样做，可能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比如从首都机场的爆炸案到城管暴力执法，社会矛盾正在不断激化，而缓解这些矛盾的基本措施，就是要保持经济适当的稳定。

　　他认为当前增长点依然是有的，不过缺乏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的增长点在旧的体制下不能发挥，因此经济进入低迷状态。他认为新的增长点是一大批消费性的公共投资，其中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建设、水和空气质量的治理。这一系列领域都是直接与百姓的生活质量、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的，这一大批投资项目也是初步进入小康阶段的今天，中国社会和百姓最需要的。

　　但是问题是，这些公共性消费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也就是，当前经济改革的一大挑战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把民间资金引到这些公共消费类投资中去，从而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他建议，国家必须放手允许地方政府试点，把一些准公共性投资转变为公司合伙的投资方式。比如说污水处理，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逐步收费，把这些收入转让给投资者，而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从中获得回报，最终通过BOT的方式转给地方政府。再比如说，道路建设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承包给企业，由民间投资者经营道路或道路周边的广告权、土地经营权来实现。

　　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关于如何引进民间资金可以说是今年前半年政府改革的核心，为此政府推出100个大型项目吸引民间资金，而PPT的模式更是近期财政进行投资体制改革的热点，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进展，但总体没有大的新局面的出现，重要的问题还是体制惯性，体制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既得利益者不会放手，这不是简单的所谓改革能解决的。

　　而所谓公共消费投资根本就不是新观点，四万亿投资给“铁公基”其投资绝大多数项目就是公共消费性投资，这些投资更是造成透支中国经济潜力，并形成过剩产能的根本原因，还继续在老路上走，中国经济离崩溃的边缘就更近了。

　　无论如何，投资讲究的是效率，要看其投资收益能否覆盖成本，能否自己产生现金流，为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动力活水，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类资就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救命稻草，所以重要的不是投资，而是投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