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公众为何反对公务员涨薪？

大参考

　　就如同施行延迟退休制度一样，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推行公务员薪酬改革，也一心拂逆民意，“霸王硬上弓”，决意强行为公务员普升工资。为人民谋福利者，退化为夺民之利、为自己谋福利，再次凸显了选票的重要性。公民没有普选权，决策者对公民想什么，自然就毫不在意。反正其进退荣辱者，非公民所能决定。

　　在公务员薪酬改革问题上，公众所反对的非提升工资本身。客观来说，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国外相比，确实水平偏低，结构、上下不平衡，尤其是后者更为突出：基层公务员工作很辛苦，但薪酬也最低，这些问题都须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然而全面推行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普升工资、全民得益。有司只知道中国公务员工资与西方国家同类人员不在一条线上，却对中国人的薪酬普遍低于西方，故意视而不见。相比较而言，公务员由于具有职位晋升、薪酬提升的稳定机制和比较完善的福利体系，与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相比，待遇较高，而且由于其所执掌的权力，在官本位至上的社会环境下，相应地也派生出优越的社会地位、丰富的公共资源以及不菲的隐性收入等溢出收益，更非一般人可比拟。而这些正是对公务员提升薪酬，反对者甚众的本质原因，对大多数人来说，薪酬水平相对于公务员更低，且提升机制不稳定、社会福利保障较欠缺或者不足，也无公务员因其职务而生的社会地位和对公共资源的掌握，更无“看不见”的收入。

　　因此，中国社会当务之急的是革除不公，打破社会阶层不平衡的格局，而在公务员提升薪酬之前，普遍增加公民收入，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完善全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制衡权力、依法治吏。对前述公务员与普通人相比，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丰富的公共资源以及隐性收入（甚至腐败）这些问题，就需要通过建立权力制衡、惩治腐败来解决。公务员的管理包括薪酬晋升，应纳入法律和制度轨道，而不能根据领导人意志，或者有关部门一时冲动，随意而为。

　　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来自于其拥有的公共资源，能替人办事、能收受好处，或者进行利益交换，因此公务员的权力、社会地位、公共资源以及隐性收入四者之间是互利互促的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源头上对其权力进行制衡，确保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只为公共利益服务，杜绝公权私用，杜绝腐败滋生，杜绝更广泛的社会不公。

　　公务员的薪酬提升也应受法律和制度约束，建立递增机制。应防止不顾社会现实，突然大幅度为公务员提升薪酬的现象。比如美国公务员的工资晋升，就是受《公务员分级法》、《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最低工资法案》等法律规范和制约的。特别是其中的《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确定了制订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四项指导原则，即在同一地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体现同工同酬；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另外，美国刚建国时就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普适于此后的所有公务员薪酬提升）：“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就是利益回避制度，谁提出涨薪并通过涨薪制度，谁就无法获得涨薪资格。

　　也就是说，中国现任政府提出涨薪，现任政府的公务员就不得享受涨薪待遇。

　　财产公开、透明可查。有人开玩笑说，在中国买火柴、买菜刀以及网络登录都要实名制，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迟迟不实行？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状。公务员财产公开千呼万唤不出来，源于其不自信，就更增加了公众对官员腐败程度和范围的怀疑。如果你是清白的，那真是得不偿失。

　　公务员涨薪不是不可以，在满足前面两个条件的同时，还必须立即、全面推行官员和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使其包括工资提升在内的财产始终处于可查状态。这不仅是公务员职业伦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而且更应该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刚性规定。比如包括美国在内的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就有一条政治伦理为公务员所共同遵守：国家公职人员乃自愿竞选或者应聘，不受胁迫，因此就必须遵守法律，放弃部分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比如隐私权，必须每月公示家庭财产。

　　不像在中国，处在金子塔上层的公务员们喊穷成为时髦，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人会这么做，也没有人挤破脑袋就为了加入公务员队伍，这是因为现有法律已经作出了完备的规定，你做这项工作，就获得相应的报酬，“官贫民富”是社会的常态。要想发财，就去经商或从事其他能赚钱的事业。而在中国，升官就意味着发财、势力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与公务员薪酬水平不高相比，这是更严重也应当优先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云上

公务员制度应该继续深化改革，管好该管的，做好人民的公仆；同时，也应该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待遇，让他们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丁咚这个小杂种，没有资格代表公众，去领美元去吧！

笑佛

矛盾全是你们这些犊子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