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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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稷下学宫：两个齐桓公与他们的时代

　　齐国的情况跟魏国的情况比较类似。它也是老资格的周王朝嫡系诸侯国，是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国。姜子牙和他的后裔是代表周王室镇守东方，齐国在周王朝的政治版图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仅次于周王的中央直辖区。

　　西周之前，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两大族群和文化源流就是来自西北的炎黄族群和来自山东的东夷族群。黄帝统一中原的时候，在经济文化上，东夷族群甚至还要更发达一些。黄帝派遣他的大儿子少昊去镇守东方。而周朝派姜子牙镇守东方，周王亲自镇守西方；这跟黄帝当年派大儿子镇守东方，自己镇守西方这个格局一模一样，就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齐国建国后没多久，就成为了周王朝的第三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仅次于首都镐京所在的关中地区和副都洛阳所在的河洛地区，而镐京和洛阳都是周王亲自管理的。可以，齐国说是周王朝的“二当家”，文化经济也都高度发达。

　　而且，山东这个地方背靠大海，战略位置比较好，主要防备来自西边山西河南这个方向的敌人就可以了。他最主要的邻国是鲁国。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地，由其长子建立，建国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献典籍过去，后来以礼法完备而著称于诸侯，相当喜欢繁文缛节，食古不化，拒绝任何改革。这个风气非常适合孔子这样的大学者做研究，但不适合参与春秋战国的乱世争霸。周初两个关键的东方封国，鲁国和齐国，周公给了鲁国典章书籍，给了齐国征伐之权，事实证明征伐比典章好用。晋国是姬姓诸侯国，因为坚持世卿世禄制度被三家分晋；鲁国也是有样学样，搞出来一个“三桓乱政”，国君被三大家族架空，形同虚设。齐国欺负鲁国的本事还是有的，所以它的本土一直很安全。

　　春秋早期的时候，周王权威衰落，齐国这个“二当家”就趁机崛起。齐桓公很有魄力，任用管仲担任宰相搞改革，把内政和经济搞得红红火火，然后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名义上恢复周王的权威，实际上自己当霸主维护国际秩序，还团结大家北上抗击山戎、南下抗击南蛮——也就是楚国，捍卫华夏文明。当时许多小国不断的被秦国、楚国、晋国吞并，危机感很重，齐桓公不吞并小国还搞“尊王攘夷”，非常符合这些小国的利益诉求，就乐于尊齐桓公为霸主。这也是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高光时刻”，最有面子地位最高的一段时间。齐桓公也被后世公认为“春秋五霸”之一。

　　“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个霸主有争议，但不管在哪个版本里边，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个人都是有的，他们两是最受公认的。“春秋五霸”之中，晋国最强，只有它曾经连续在战场上击败过其它三大强国：秦国、齐国、楚国。真正的霸主，必须要能击败其他强国才行，光打一圈周边小国不算数的。齐国曾经跟楚国起过冲突，两边军队都开到前线准备打开了，最后还是达成了和平协议，齐桓公对齐军的战斗力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

　　秦国、齐国、楚国都只是区域性的霸权。齐桓公从来没有称霸中原、称霸中国，他的影响力始终局限在华北地区，晋国、楚国、秦国都不买他的账。齐桓公在位的时候组织过几次诸侯国在河南葵丘会盟，号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都是宋国、陈国、蔡国、鲁国这一圈齐国周边的小国来捧场，秦晋楚三大强国并没有参与。有一次会盟，晋献公曾经打算参加，但走到半路听到消息，说齐桓公有点“骄”，会盟的时候不太把其他诸侯放在眼里。晋献公想了想，自己不能跟小国诸侯一样对齐桓公卑躬屈膝，就半路折返回国去了。

　　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以后，齐国就更不行了。几个卿大夫家族拥立自己相中的代理人争夺君位，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卷入，史称“五子之乱”。从此以后，齐国国君的权威就大大下降，卿大夫家族之间的争权夺利成为了国内政治主线。齐国军队在战场上也不断的被晋军和楚军击败，最后选择了给晋国当小弟，共同对抗文化差异巨大的楚国。

　　春秋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诸侯大会是共和296年（公元前546年）举行的第二次弭兵之盟，这一回跟齐桓公葵丘之盟不一样，秦、晋、楚、齐四大强国都参加了，这样的会盟才有实际意义。这次会盟的结论是大家公认只有两个霸主：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平分中原地区的霸权，所有参会的小国都要同时向这两个霸主进贡和朝拜。秦国是楚国的盟友、齐国是晋国的盟友，都不享有霸权，但也不需要朝拜晋国和楚国，算是两个独立强国。

　　前文说过，吴起对齐国的评价主要是六个字“其国富、其政宽”，也就是经济繁荣、法令废弛，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都非常的自由。自从立国以来，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齐国本土的经济核心区都没怎么经历过战火，经济非常繁荣，人民自由的生产贸易，首都临淄家财万贯的富贵世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它的政策法令非常宽松，君主权力不大，大家族把持国政，不管是做生意搞政治还是行军打仗，家族成员们从来都不把国家的法律政令放在眼里，各自为政。

　　战国时期，受到魏国变法强大的影响，齐国的情况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政府在首都设立了“稷下学宫”，由官方资助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学者们拥有“不治而议论”的特权，也就是不承担实际政治责任的发表言论臧否时政，这也是齐国政策宽松的一个体现。

　　稷下学宫繁荣了上百年，聚集了战国时期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可以说是名流如云，齐国以外的很多大学者也纷纷到稷下学宫来访问学习，孟子、荀子都去过稷下学宫访学，荀子在稷下访学期间还担任过祭酒也就是名誉院长。论思想文化的发达程度，战国时期齐国说自己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晋国、魏国、鲁国都要让它三分。魏国搞的西河学派主要就是儒家，而稷下学宫可以说就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中心，儒家、法家、道家、名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各个学派都在稷下学宫有自己的代表性思想家和代表性著作出现。这其中最能代表稷下学宫学术成就的就是《管子》和“管仲学派”。

　　春秋战国的人写书都喜欢叫某某子。孟轲写的书就叫孟子，既是书名也是人家对孟轲的尊称。荀子就是荀况写的书，同时又是对荀况的尊称。《管子》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它是管仲写的。不过它其实不是管仲写的，是稷下学宫的学者们根据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管仲言行记录，进行编辑完善写的各种文章的一个合订本，它内容非常多非常杂，法家、儒家、道家的思想都在里边能找得到，可以说是稷下学宫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参与《管子》编纂的这一批学者和他们的思想，就被称之为“管仲学派”。

　　一般认为，管仲学派是法家思想的一个分支，被称之为“齐法家”，与之对应的就是“魏法家”或者“秦晋法家”，总之就是一个东一个西。魏法家比较严厉，强调君主集权和严刑峻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韩非子打的比喻：水很柔软，火很凶猛，但是每年被水淹死的人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被火烧死的人的数量，因为人们害怕火，都知道火一碰就会被烧到，所以会非常小心谨慎。国家的法令就应该像火一样猛烈，一碰必被烧，一旦违反必被严惩，对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杀一儆百，这样大家就都会遵守法律，违法犯罪的人反而会变少，真正被法律处死的人反而没多少。如果像水一样有弹性，随便触碰都没事儿，大家就会视法律为无物，疯狂试探法律的底线，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最后死的人更多、国家损失更大。反之，齐法家比较宽松，虽然也主张法治，但明显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进来，主张谨慎细致的制定法律，把道德感化和法律惩戒相结合等等。

　　不过，我对“齐法家”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管子》所代表的管仲学派应该单独成一家，而不是跟儒家、法家、道家混在一起。法家，就是魏法家或者秦晋法家、三晋法家，就是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这一派。齐国的管仲学派应该单独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叫经济家。就是注重搞经济，从经济的维度来看待国家治理。

　　战国诸子百家的主要流派应该是五大流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经济家。从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划分来看，儒家主要代表传统贵族集团的利益，法家代表军队新兴的军功集团，墨家主要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经济家主要代表商业阶层或者新兴中产阶层的利益。道家哪个阶层的利益都不代表，它代表了那些想要超脱现实阶级阶层利益追求个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人群，就是不想卷入政治经济等世俗利益纷争的那群人的想法。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克己复礼、恢复封建；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君主专制、严刑峻法、奖励军功；墨家的政治理想是穷人结社、经济公平、终止战争；道家的主要理想是小国寡民、清净无为；经济家，也就是管子学派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实现自由贸易和经济繁荣，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国家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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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墨家钜子：墨学勃兴及其影响

　　儒家法家我们在前面都介绍过了，道家没什么好说的，它不关心现实政治。对道家学者，就不需要问他政治问题，问就是清静无为，啥也别干自然天下天平人民安居乐业。比较有意思的是墨家和经济家。在介绍《管子》的经济家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是底层出身，有人说他是农民出身，也有人说他是城市的工匠，也可能两种说法都对，属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反正都是底层人物。也有人认为，墨子的“墨”，来自于木匠行业。传统木匠为了保证他加工制作的木料边缘是直的，就会用一根棉线粘上墨水，拉直了之后在木头上弹一下，形成一道笔直的墨线，然后照着这根墨线对木料进行加工。所以墨子出身工匠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史记》里边说他是宋国贵族的后裔，这也有可能，但到墨子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肯定已经破败了，沦为了社会底层，比孔子家还不如。

　　墨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著名思想家。这是战国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才能产生出来的人物。城镇手工业要高度发达，工匠阶层的人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空余时间，可以有机会阅读书籍、有时间思考抽象的问题，才能产生出来墨子这种级别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才能够广泛传播、还被整理成文字典籍保存流传下来。墨子的出现，绝对是中国文化的奇迹和骄傲。除了中国，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在公元前就能出现来自底层、代表底层的大思想家。思想文化在那么遥远的上古时代，都是被贵族阶层高度垄断的，能够出几个代表平民地主和商业富豪阶层的思想家就了不起了，根本不可能有底层思想家出现。就算有个别脑子灵活有想法的，别人也会把他当疯子，不可能产生众多的弟子门徒，让他的思想得以大规模传播并流传后世。

　　墨子的出现和墨家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必须是城镇化手工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必须是书籍文字在民间广泛传播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

　　底层人民的思想很好理解，核心政治诉求就是两条。第一条从古至今都没变过，从墨子到马克思都一样，就是经济公平、分配公平；第二条就是反对战争，不要打仗，战争受伤最深的就是底层。只要能生活在没有战乱的世界，然后辛苦劳动可以得到公平的报酬养家糊口，农民和工匠这种底层老百姓就很满意了，他们渴望的也就是这两条。

　　墨子也就以这两条为核心政治诉求，提出了“兼爱”和“非攻”两大口号。兼爱就是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特权，关键是经济分配要公平，非攻就是反战。这都好理解，但理解墨子思想的关键不在这两条，关键在他的方法论，就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说实现这两条。儒家思想其实也主张仁政，所谓仁政也是两条，第一条是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第二条是反对不正义的战争。

　　单从目标上来看，儒家和墨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主要是实践的路径方法不一样。儒家的仁政，靠的是贵族阶层和君主的仁爱之心，上层统治者大发慈悲，少收点苛捐杂税、少发动些侵略战争，这就是仁政了。儒家非常尊重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只是想通过道德劝说的办法来节制他们的贪欲，不要把底层老百姓剥夺的太过分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父高高在上，臣子低低在下。臣之道和子之道是为了消灭被统治者的反抗之心，维护封建统治的；反之，君之道和父之道呢，也包含了一些约束统治者欲望、制约统治者权力的内容。这是儒家。而墨家不一样，他就不认可君父的特权、不认可封建等级制度，它认为这些东西就是骗人的、反动的，底层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靠自己的团结，这就是《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墨家只相信来自底层人民的英雄人物，不相信贵族老爷的善心，要靠底层人民自己团结。怎么团结呢？就是两个字——“结社”！

　　结社才是墨家思想的关键，是它跟儒家、法家、经济家根本的不同之处。儒家、法家、经济家都可以说自己反战、都可以说自己是在为全天下老百姓的利益考虑，法家虽然代表军功阶层，也可以说自己主张以战止战嘛，天下统一了自然就没有战争了。怎么说都能圆过去，这些思想流派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喜欢战争杀戮、喜欢无底线的剥夺底层老百姓。但他们也都不会赞成底层人民自己结社。

　　什么叫结社？就是成立一个代表底层人民利益的政治团体，可以叫什么会、什么团、什么帮、什么派之类的，比如天地会、青红帮、义和团，这就是结社。结社的最高级形态是结党，成立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甚至有武装的政治党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夺取政权。

　　在墨子来看，他的全部政治纲领，包括实现经济公平、政治平等、终止战争等等，都要靠底层人民自己结社来实现。墨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有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组织成员如果出去做官或者做生意，领到的工资赚到的钱大部分都要上交给组织，用于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如果君主不执行墨家的政治路线，墨家学者就应该马上辞职走人。

　　墨家学派的首领被称为“钜子”。所有的成员都要服从钜子的命令。墨子在世的时候，有一回楚国想要出兵攻打宋国。宋国是墨子的祖国也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活动基地，墨子就亲自前往楚国去劝说楚国国王不要打宋国。他把自己的防御战术给楚王演示的一遍，让楚王相信，有墨家弟子帮助宋国守城，楚国要想攻下宋国的首都必然损失惨重得不偿失。楚王当时找著名的工匠鲁班制作了最新的攻城器械，墨子就当着鲁班的面讲解了他会用什么新的守城工具来对付这些攻城器械。鲁班看了也束手无策。墨子最后说服了楚王。他的说服力来自哪里？不仅来自于他的口才，最关键的是他背后有好几百墨家弟子在宋国首都，这帮人按照军事化纪律组织起来，思想信念坚定、行动统一、视死如归，还擅长使用各种攻城和守城的器械，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特种部队了。楚王不得不服软。后来还想邀请墨子到楚国做官，其实也就是想把墨子的这支特种部队也引进到楚国，但是被墨子给拒绝了。

　　不管是对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后来的君主而言，墨家这种军事化的政治组织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哪个君主会希望自己手下的大臣还从属与另外一个政治组织、服从另一个首领的命令。所以墨家在战国时期，虽然声名显赫，但始终干不成什么大事、墨家学派也出不了大官。孔子以及儒家弟子还出了一些国家的宰相或者君主的老师，墨家是一个都没有。制止楚王出兵伐宋就算是它在政治领域的高光时刻了。战国时期最受用的始终还是法家。

　　等到战国结束，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建立起来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儒家思想就吃香了。代表军事军功集团利益的法家一家独大的局面逐步终结，变成了儒法并用，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越往后越高。秦始皇是独尊法家的，到了汉朝就是儒家法家道家杂用，唐朝后期开始儒家成了主流，宋明元清时期就是儒家独尊了。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随着国家的大一统，军队和战争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行政管理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带动着武将地位下降、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上升。但不管武将和文人的地位如何变化，法家和儒家的地位如何变化，墨家都始终被弃之不用。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道家和后来传入中国的佛家思想，都会被君主用于治理国家，比如汉朝初期用道家思想搞“休养生息”、南朝梁武帝尊崇佛教把佛教立为国教，唐朝中前期也是道家、儒家、法家、佛教都在混用，唐朝皇帝相信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跟自己一样姓李，还追认他为祖先，武则天称帝前后，还把自己描写成为弥勒菩萨转世。但再怎么混用甚至乱来，都始终没有墨家思想什么事儿。

　　这里边的关键就是，专制君主制和底层政治结社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墨家这种做法不仅国王和皇帝不喜欢，文人士大夫也同样不喜欢。儒家喜欢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刻苦读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好点穿好点，买得起大房子还能多娶几个老婆。读书还是为了升官发财，搞仁义礼智信也好、为天地立心也好、为生民立命也好，这些都可以，但不要影响我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儒家推崇的封建等级制度还是很符合人性的，也不是说当了官就要成天花天酒地，但按照级别来享受不同的生活待遇还是应该的，级别越高工资越高、待遇越好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墨家就不这样，墨家讲究的是要跟底层人民过一样的生活，不管是钜子还是普通墨家学派的成员，都应该穿着跟农民工匠一样的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饭、穿破旧布鞋、居简陋的茅屋，跟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追求任何超越普通劳动者的物质享受。墨子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的弟子和后来的钜子们也都坚持这一条。跟孔子相比，墨子才更像一个真正的圣人，完全抹灭了自己的欲望，不追求任何物质享受和权力地位，坚持过一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为了底层人民的利益奔走奋斗，努力践行自己人人平等和天下太平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用孔子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是能做到的。但要是用墨子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就做不到。知识分子在古代属于精英阶层，有钱人家才能供得起孩子读书，要让读书人长期这么做，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相对来说，还是儒家思想比较务实。

　　战国时期贵族衰落、士人阶层崛起。士人就是来自平民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儒家和法家的思路就是让这些精英分子跟君主靠拢，知识精英就去做文官士大夫，军事精英就去追求立功封侯；墨家的思想就是让这些精英分子去跟底层劳动人民靠拢，成为底层结社的中坚力量，推动经济公平和阻止战争。

　　所以，墨家思想在战国昙花一现，虽然一度跟儒家并列为当世两大显学之一。在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以后，墨家思想很快就被专制君主和文人士大夫抛弃了，迅速的销声匿迹，墨家学派后继无人。

　　墨家学派真正最适合干什么呢？其实它非常适合用来指导底层革命，也就是造反。底层结社，形成一个纪律高度严明的政治组织，围绕在一个领袖周围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战斗，这就是革命造反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后来颠覆元朝的白莲教、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等等，其实都是在采用底层结社的方式来造反。但墨子并不主张结社造反，他还是想通过跟世袭君主合作、让墨家弟子到政府做官来实现政治理想。这就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

　　后来，中国大一统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底层结社造反的事情，但也都没有举过墨子或者墨家思想的旗帜。因为古代的底层造反一般都事发突然，来不及吸引知识分子参加，也不会提前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底层老百姓对墨家思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不熟悉，真的被逼着造反了，都是先用老百姓熟悉的民间宗教来当做旗帜，搞点什么“篝火狐鸣”、“黄天当立”、“神仙附体”之类的动作鼓动大家造反。

　　墨子的思想在古代社会，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精英分子可以认可“兼爱”、“非攻”的理想，但不能接受苦行僧一样的平等生活；底层老百姓倒是喜欢也愿意接受钜子结社这种形式，但没法理解墨子复杂深刻的思想，而且墨子也没说过要造反或者支持造反的话。在讨好君主和文人士大夫方面，它不如儒家；在进行底层动员方面，它又不如白莲教这种民间宗教。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也就只能在战国时期靠着墨子个人的人格力量兴盛起来然后传承那么三四代人，然后就迅速衰落了。

　　墨子的思想是到什么时候才从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呢？一直要到晚清，想要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开始重视墨子的思想。因为这个时候到了近代，之前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都被镇压了失败了。搞近代革命，再靠民间宗教来进行动员是肯定行不通了。文化广泛传播，底层人民中的知识分子数量、比例都大幅度上升了，必须要搞点有理性、有深度的思想出来才能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外国的思想有一大堆，但中国自己的革命思想从哪里找呢？找来找去，非宗教的革命思想，最好用的就是墨家了。

　　底层结社是清朝中后期最重要的民间革命组织形式，比如天地会，就是结拜兄弟的方式结社，还有青帮、红帮，以及后来革命党人自己组织控制的各种会党。这些会党组织，就特别适合用墨子的思想来指导工作。首先是纪律必须非常严明，会党成员要严格遵守纪律和服从领袖、统一行动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做事情要重诺守信、见义勇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还要求会党领袖必须以身作则，要带头艰苦朴素跟大家过一样水平的生活，关键时刻要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这样才能获得领袖的权威。此外，领袖还要有点学问和思想，不是完全的匹夫之勇，能够对组织成员进行思想引导教育，懂得一些国际大势国家大局。这就是典型的墨家“钜子”模式了。墨学又是纯粹的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学问，比西方的什么孟德斯鸠、卢梭之类的早了两千年。所以，革命党人就开始努力鼓吹墨学和墨子，主张“墨学救国”。

　　孙中山称赞墨子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家”，把他跟黄帝、华盛顿、卢梭并列为四大伟人。卢梭是指引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倡导的“平等、博爱”，都可以在墨子的“兼爱”和“尚同”的思想里边找到相应的表述。孙中山说的四大伟人，就是两大政治家和两大思想家，中国两个外国两个。华盛顿是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创始人，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创始人，这两个人并列；卢梭的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创始人，墨子是中国人人平等思想的创始人，这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墨子还主张“选天子”，也就是最高统治者要通过选贤任能的程序来推举，不是世袭，这跟孙中山倡导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不谋而合。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在1922年形容道：“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

　　不过墨子的思想复兴运动也没有持续很久。它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论深度广度和科学性，都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了。近代革命理论的最高成就还是西方人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高度不是墨学可以望其项背的。中国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推翻了国内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非常推崇墨子和墨学。共产党的领袖，也都跟墨子一样，既有崇高的理想和渊博的知识，又注意保持自己的平民本色，吃穿用度都和老百姓、基层士兵差不多，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不追求物质享受、不搞生活特权。

　　1939年2月，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专业学术性很强的信。当时，陈伯达刚刚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以极大兴趣读完这篇3.6万字长文后，在信中对陈的研究称赞有加。他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还在信件里边对墨子的思想跟陈伯达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理论讨论。

　　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就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1]

　　“不劳动者不得食”其实就是墨家的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现代表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也是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式。经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墨子和墨学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但时隔两千多年，还能继续为中国革命做贡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贡献，这也是一种伟大的复苏。

　　[1] 郑林华，《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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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经济学派：《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

　　墨子讲完了，咱们再来看百家争鸣中最后的一家：齐国稷下学派的代表作《管子》的“经济家”。

　　经济家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为的是跟儒家法家区分开，尤其是不想再用“齐法家”和“魏法家”这个概念了。法家就是魏法家、或者三晋法家或者秦晋法家。至于所谓的“齐法家”。我给它改个名叫“经济家”。

　　《管子》这书里边的内容很多很杂，既有儒家也有法家的思想，如果有法家思想就叫齐法家，那它是不是还可以叫齐儒家？其实不管儒家还是法家，在《管子》里边所占的篇幅都不多、也不是它的主要特色，《管子》里边又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谈经济问题。但管子的内容并不是讲如何经商致富的，也不是讲政府如何为商业阶层利益服务的，它就是讲经济的，也就是“经世济民”之术，是从政府的视角来研究如何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宏观经济学著作。

　　西方的经济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把经济问题放在了研究家庭伦理的书里边来讲，研究一个家庭如何理财致富，是典型的“微观经济学”。

　　人类历史上最早对一个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起源于中国，起源于《管子》。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起源，是相当深刻系统的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应该把管子学派的思想叫做“经济家”，跟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并列为先秦五大治国理政思想，借此也可以明确宏观经济学思想起源于中国

　　《管子》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三个字——“轻重术”。什么叫“轻重术”呢？所谓轻重，其实就是价格高低的意思。什么东西的价格比较高，在《管子》里边就说这个东西比较“重”，就是贵重的意思；什么东西价格比较低，在《管子》里边就说它比较“轻”。“轻重术”就是对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进行管理调控的一套技术，用今天时髦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通过干预价格机制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方法”。

　　认真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市场经济运转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管子》的经济学思想以“轻重术”为核心，就是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那是相当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

　　《管子》里边说，“市者，货之准也”；“货之准”，也就是货物的价格标准。市场是什么，就是各种商品形成价格的地方。又说，“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市场是天下财富的聚集之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的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易来牟利。《管子》又说，“无市则民乏也”。一个国家如果市场交易不发达，人民就会陷于穷困。反之，如果利用好市场，因利制导，就可以做到“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

　　这几个论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就已经很深刻了。市场的基础作用就是价格形成，在此基础上交易让各方都赚到钱。

　　《管子》的这种前瞻性和洞察力来自哪里呢？不是某个天才凭空想出来的，当然就更不是现代经济学家穿越回春秋战国写出来的。它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形态。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能够观察到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调控中的核心作用，它的社会存在基础就只能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早在西周建国时期，周武王的大臣就向武王汇报说，治理天下有八件大事，第一件叫“食”，也就是吃饭，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有保障就不会天下大乱，这是第一等最重要的事儿；第二件叫“货”，也就是货物，一般的物品不叫货，只有参与市场交易可以买卖的才叫货。第三叫“祀”，也就是祭祀鬼神和祖先。（《尚书·洪范》）这里就把管理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放到了仅次于吃饭的重要地位，比祭祀还要重要一点。这是中华文明世俗化特征的一个体现，对政府来说，满足老百姓的吃穿用度比祭祀鬼神更重要，这也是我们自古以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治理好这个“货”，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就总结了四个字，叫做“轻关易道”。这个字最早出现在晋文公时期也就是春秋中期。“轻关”就是降低关税，这里的关税是各种路口设立的税关税，包括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税，但主要是国内税；“易道”就是让道路交通更加容易，也就是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意思。降低税收成本、降低交通成本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我们的先秦古人早就想明白而且付诸实践了。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又一个明证，就是铜钱的大量使用。在铜钱的使用上，中国在人类古代史上是独领风骚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古代文明地区，它们使用货币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天然货币，像贝壳之类的天然等价物来充当货币；要么就是贵金属，也就是黄金和白银，金币银币。天然货币是非常原始落后的形态，数量有限而且没办法统一面值，难以支撑大范围的市场交易。金币银币看起来比较先进，但有个问题就是面值太大，不支持小商品流通，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可能拿着黄金白银去买二两盐、买一斤米、买把菜刀、买两尺麻布。金币银币为主的国家，它的商品交易活动基本上就能只存在于少量贵族精英阶层中间，用于贵重物品的交易，还有就是作为财富储藏起来世代传承。老百姓的生活只能是自给自足或者以物易物为主。

　　欧洲国家一直到近代，都是以金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货币就是一个只有贵族富豪才能玩得起的奢侈品，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才用得上，商品经济跟普通老百姓基本无关。要等到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发现了大银矿，才带来大量的银币涌入欧洲，刺激了它的商品经济发展。至少要到17世纪之后，欧洲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才可以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提并论。古代社会大规模用铜币来交易的经济体，中国的独一家，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朝，铜币都是发行量最大的货币。不管是农民还是工匠，甚至沿街乞讨的乞丐，兜里都可以随时揣着一点铜钱，拿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官方统一发行铜币的时代要到汉朝汉武帝铸五铢钱，在这之前，官方和民间都可以铸造铜币。一般来说政府会制定统一的铸币标准，按照这个标准铸造的货币才方便流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大墓中出土的铜币，不过数量不多。到了西周，铜钱就用的更多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大混战，各大国以及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又分别形成了自己的铜币标准。当时中国主要分为三大经济区，分别有三套货币系统。

　　最发达的是东边是齐鲁经济区，用的是刀币，把铜币铸造成小刀一样的形状；第二发达的是西边的传统西周经济区，包括韩赵魏三晋、中原地区，以及受它影响的秦国关中地区，有两种铜币同时流通，一种是像叉子一样的“布币”，一种是圆形圆孔的环币；第三个经济区就是楚国的南部经济区，这里最落后，用的是铜贝，就是像一个小贝壳一样的铜钱，上边穿了一个孔，还保留了贝壳天然货币的形状，样子也最难看，上边往往刻着楚国的古文字，看起来像是蚂蚁的六条腿，整个铜钱看起来又像是人的鼻子，所以又叫“蚁鼻钱”，其实人家是更像贝壳，还是叫铜贝钱比较合适。这些铜币的共同特点就是上面都要印上字，还要打一个孔，方便用线串起来携带。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钱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非常非常大，以至于直到两千多年的后今天，还是几十块钱一个就能买到一枚，都不算是什么珍贵文物，就是个纪念品收藏品。

　　这些数量又多价值又低的大量的铜币，满足了、支撑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

　　按照《荀子》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zhuó）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翻译成白话就是：“住在平原上的人可以获得足够的木材，住在山上的人可以获得足够的鱼虾，农夫不用干工匠的活儿也可以获得足够的农具机械，商人和工匠不用耕田也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这就是一片商品经济促进社会大分工的繁荣图景。在中原地区的市场上，来自北方马匹、东海的鱼和食盐、南方的染料、西方的皮革，都是应有尽有、自由交易。各个国家都有很多大型的交易市场，像齐国的首都临淄，市场上那是人流车流混杂，摩肩接踵、挥汗成雨，百货齐聚、富商云集。

　　城市里边手工业分工也很细，有做马车的、做皮革的、做陶器的、做木匠的，种类繁多、号称百工。《墨子》里边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就是工匠出身，墨子的思想就是城市小手工业者的利益代表，墨家学派在战国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说明了战国时期城镇手工业有多么发达、从业人员是何其的众多。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绝对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什么“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高度分工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学者做过估计，汉朝时代的中国农民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物品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而且农村地区整村整村的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不种粮食也早就成为了非常常见的现象[1]。这就是基于大量贱金属铜钱作为货币基础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

　　所谓“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不应该用来形容西周以后的中国，主要是比较符合欧洲中世纪的情况，也就是春秋战国之后一千多年里欧洲的情况。普通农民自给自足、以物易物是常态，由于物资流通极其不发达，还有很多封建领主都没办法在自己的城堡里买到足够多的食物和日常消费品，没法固定在一个地方居住，要带着家臣们不断的换地方就食。中国一个普通地主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都不会这么麻烦。古代中国，至少从春秋时期开始甚至可能从商朝开始一直到汉唐宋元明清，在和平时期一直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现在把做生意的人叫做商人，就是来源于创建商朝的商族人，他们的发源地介于农业地区和畜牧业地区，喜欢在两边倒买倒卖赚钱，商族倒买倒卖的东西就叫商品，从事买卖的人就叫商人就是这么来的。商朝遗址里边也真的有铜钱出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中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管子》的经济家思想学派横空出世。根究翟玉忠博士的总结，管仲学派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是：市场是可以自动组织发展的，但市场会自动走向不均衡，需要政府利用价格机制——也就是“轻重术”来进行调解。

　　《管子》里边说，市场交易本来是很公平的，但是人和人做生意的本事不一样，同样做生意，有的人会亏本，有的人却可以一本万利。时间长了之后，市场上的财富就会往少数人手里集中。这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出现一部分人民奴役另一部分人民的情况。政府——也就是君主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遏制这种情况。《管子》说，如果有一万两战车的国家，出现了有一万两黄金的大富豪；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出现了有一千两黄金的大富豪，那这个国家就会出问题。贫富差距过度，豪强就会不服从国君的管理，而穷人就会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社会就会无法治理。

　　这些思想是很深刻的，洞察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政府要积极干预市场，遏制两极分化，让市场发挥效率的同时又能保持社会公平。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管仲学派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比如秋天收获的时候粮食比较便宜——也就是粮食“轻”的时候，由政府出资进行收购存储；到了春天刚开始耕作的时候粮食就会比较昂贵——也就是“重”的时候，政府就把储备的粮食拿出来卖。通过这种“轻重”的平衡，就可以遏制一部分商人进行粮食投机牟取暴利。还要把林地和海边的盐场收归国有，但并不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承包给私人，政府按照核定产量收取百分之三十的租税，这叫“官山海”，算是国有承包制。等等。这些具体的技术很多，就不多说了。

　　有一些被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洗脑的人可能对“轻重术”不以为然。他们会自作聪明的说，秋天收购粮食春天卖出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做啊。秋天粮食便宜，春天粮食昂贵，商人想要赚钱，自然就会在秋天买进粮食春秋售出，这跟政府搞“轻重术”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政府来搞说不定还有很多贪污腐败之类的黑幕，效率更低啊。

　　持这种认识的人，对真实世界的市场经济可以说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有点想当然。政府有贪污腐败那就应该反腐败，而不是直接放弃正事不干。为了防止腐败直接让政府瘫痪，这是很荒谬的想法。政府在秋天买粮春天卖出，是公开的按照一定标准操作，秋天买了之后春天粮食价格高它就真的会低价卖出去，从而平抑物价。但对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人而言，最赚钱的方式是在春天价格高的时候低价卖出吗？

　　不对，最赚钱的方式是在粮食价格高涨的时候继续买进，囤积居奇、哄抬粮价。

　　为什么？因为粮食是基本生存物资，为了保命倾家荡产也得买，一旦稀缺之后价格涨起来是没有上限的。假设秋天的时候，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粮食总共1000万斤，一块钱一斤，那就是价值1000万，春天涨到了2块钱一斤，全部卖出去能买2000万元，赚1000万。但这还不是最赚钱的办法，最赚钱的办法是不着急卖，反而把市场上少量的余粮高价买进来，然后大家都买不到粮食，想要不饿死、要想有种子种田，那就只能高价买。控制了粮食供应的商人，就算把粮食价格涨到10块钱一斤，人们也必须得买。通过人为制造紧张，投机商人收购1000万斤，按照10块钱一斤卖出去300万斤，就能卖3000万，扣除成本赚2000万，比2块钱一斤把1000万斤全部卖出去赚的还要多。那剩下700万斤怎么办？宁可在仓库里边烂掉也不卖，因为这700万斤卖出去会影响那300万斤卖高价啊。反正商人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多赚钱，那些买不起10块钱一斤粮食的人就活该饿死，他们才不会管呢。

　　所以说，政府搞“轻重术”平抑粮价，是为了让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不是破坏市场效率。政府控制着必要的粮食数量，大商人就不敢轻易大量的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小商人在价格低的时候多买一点，等到明年春天高的时候卖出去赚点小钱那是完全可以的，没问题。“轻重术”的核心就是要在轻和重之间搞平衡，让价格变动比较稳定，不是完全取消价格机制、消灭价格波动。只有物价稳定了，投机倒把的投机分子和囤积居奇的垄断资本不能谋取暴利，市场才能稳定持续高效的运转。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的很明白了。

　　管仲虽然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又反对过度干预搞整齐划一的政府定价。《管子》里边说，桓公问管仲：“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就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可见管仲也非常重视市场自由交易定价机制的作用，政府只做有限干预，干预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轻重术”也就是参与市场物资的买卖来实现，不搞硬性的计划管控。

　　《管子》里边还非常超前的提到了“民相役”的概念。它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的遏制贫富差距，就会导致“民下相役”，也就是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民会奴役另一部分人民。所以政府一定要有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决心和能力。“民相役”这个概念，就已经有了反对地主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压迫的意思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在《管子》中就已经有了萌芽。

　　管仲不仅知道平衡价格“轻重”的好处，还很知道“轻重”被打破的破坏性威力。把“轻重术”变成了一项经济武器，用于春秋国际争霸。

　　根据《管子》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为了打击鲁国，他就大力收购鲁国的丝织品也就是鲁缟，鼓励民间多穿鲁缟做的衣服，同时限制齐国国内的纺织业发展。齐国因为纺织业受到打击，大家都拼命种粮食去了。管仲同时限制鲁国的粮食进口，让鲁国的粮价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样，鲁国就大力发展丝织品产业，农地大量的放弃种粮食改种桑叶用来养蚕。过了几年，管仲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丝织品，同时禁止齐国向鲁国出口粮食。

　　这样一来，鲁国自己的粮食产量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价格暴涨，同时它的丝织品价格暴跌，种桑养蚕纺织的老百姓纷纷破产，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动荡。为了能够从齐国得到粮食，鲁国国君不得不亲自前往齐国表示臣服，服从齐桓公的霸权。

　　这就是利用价格机制、利用“轻重术”来进行国际争霸的一个典型案例。

　　今天，中国政府反复强调要保持十八亿亩红线，农业用地必须保持在18亿亩，不准用来搞建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来发展经济发展加工业搞对外出口。这就是“轻重术”的智慧。如果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不能自给，一旦有国外敌对力量对我们搞经济封锁，我们很容易就自己乱起来了，到时候人家就会像齐国对鲁国一样提出很苛刻的条件来逼你屈服。

　　前些年就有一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出来说中国不应该搞十八亿亩红线，农业用地太低效率了，应该大力发展出口加工，挣了钱在国际上买粮食就行了。结果你看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国际上的粮食价格马上就翻着倍的往上涨，很快就突破了历史最高价。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来源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美国又对我们搞贸易战、科技战，如果我们不能粮食自给，美国人就很容易拿粮食来卡我们的脖子，让国内粮食价格暴涨。老百姓一旦吃不上饭，就可能出现社会动荡，这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一下子就让你几十年出口赚的钱一下子全部吐回去。

　　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决策层不会那么轻易就被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的“水货”经济学家洗脑。论对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我们中国人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管子》两千年前就说清楚了，市场要发挥作用，一定要遏制投机暴利，一定要打击大资本垄断、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价格机制是需要管理的，要懂得“轻重”。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沉痛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宋朝和明朝后期的情况，都是典型的反面案例。近代西方也不是靠市场经济崛起的，它主要是靠强迫别人开放市场同时自己不开放市场崛起的。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的关税税率是清朝的十倍，然后它还好意思吹自己发动战争是为了自由贸易，典型的西方式不要脸和胡说八道，这种说法竟然还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赢得了一大批忠实信徒，那就更是不可思议了。这个我在其他书里边有很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

　　讲完《管子》的思想，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管子》这么厉害，为什么齐国齐国没有统一六国？

　　实际上，管仲确实是用这套理论帮助齐桓公实现了霸权，如果管仲的路线被长期坚持下去，齐国很可能真的就统一六国了。管仲在世的时候，齐国的发展势头非常好，秦国、晋国、楚国只能说在齐桓公的霸权面前保持相对独立，而无力与之抗衡，再这样发展三五十年，肯定是齐国来统一天下。问题是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以后，卿大夫贵族势力反扑了，拥立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争位，把这个发展进程给打断了。

　　[1] 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N】，香港传真，2011年1月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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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田齐称雄：齐国的第二次霸权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非常稀少，有记录的也基本都是政治军事活动，关于经济政策变化的资料基本就没有。齐国到底是怎么从“管仲路线”转变的，我们只能推测。

　　在史料里边，有这么一条值得关注。“田氏代齐”的故事里边，《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边记录了这么几件事儿，说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晏婴，也就是晏子，在出使晋国的时候私下跟一位晋国大夫说过一段话。晏子说：齐国的天下早晚要被田氏家族夺取。为什么呢？因为田氏能借公事施私恩，有恩德于民，受到人民的拥戴。后来晏子甚至对齐景公也这么直接的说：田氏将来可能要夺权，因为他非常善于给民众施以恩惠，比如收公粮的时候，就用小斗收，发放救济的时候，就用大斗来发放。君主征税多，田氏施舍多，民众都归向他了。您的后代如果稍稍怠惰，国家就要成为他们的国家了。

　　从晏子的这些话来看，田氏是典型的“宽政”的代表，尤其是这一句“君主征税多，田氏施舍多”，说白了就是拿着国家的财税去做好人，给自己在政治上加分。这段话咋一看，应该是好事啊，说明田氏很为人民着想嘛，施加恩惠有什么不好呢？

　　但问题是，所谓的“民”到底是指的什么人？真的是指的老百姓吗？在宣传的时候，它是指的老百姓，但后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在真正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它的“惠民”政策往往都是惠到了豪强权贵家族头上。管仲和齐桓公的政治路线，就是富国强兵，国家要富有，要用各种办法来增加财政税收，为此不惜将山林和海滩收归国有，也就是“官山海”。国家财政有了钱，才能有强大的军队，才能给老百姓提供各种政府公共服务包括灾害救济、修建城墙和道路等等。田氏看起来就不太喜欢这么干，而是喜欢减轻税收、用小斗来征收公粮。这些“惠民”措施最终会让什么人得到好处呢？实际效果很可能不是普通老百姓得到好处，而是卿大夫家族、地方豪强、大土地大资本所有者得到好处。

　　公粮少收了之后，大家族大地主就会给农民减租吗？恐怕很难。姜姓齐国国君，毕竟是齐桓公的后代，虽然他们的个人能力不如齐桓公，也没有管仲这种高人的辅助，但应该还是会延续管仲齐桓公的治国路线，遏制权贵世家和大地主大资本家无序扩张，通过对这些豪强权贵征收比较重的税负来保证国防开支和政府公共服务。而田氏为了夺取政权，再加上田氏自己就是最显赫的卿大夫贵族，他们就反对这条治国路线，而主张降低税负，用这个方法来讨好国内的大家族。这种方法很有效，最后终于成就了“田氏篡齐”的伟业，代替齐桓公姜小白的后人夺取了齐国国君的宝座。

　　“田氏篡齐”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背后很可能就隐藏着两种治国思路的斗争和变化。春秋时期是一个卿大夫贵族势力崛起，国王国君势力衰微的历史时期。早期的时候，是周国王的势力下降，诸侯国国君势力上升，齐桓公和晋文公就是典型代表；到了中期以后，就是国君势力下降，卿大夫势力上升。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时期两次大规模的诸侯会盟——第一次弭兵之盟和第二次弭兵之盟。第一次是诸侯国的国君参加，第二次就变成了各国掌权的卿大夫参加。结果第一次弭兵之盟达成的协议根本就没有被遵守，很快晋国和楚国就大打出手，爆发了著名的鄢陵之战。第二次弭兵之盟卿大夫主导，协议就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大国之间的战争停止了，进入了一段比较长的和平时期。然后就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卿大夫在晋国和齐国两大强国直接篡权上位，终结了春秋时代。然后就是卿大夫势力开始走下坡了，开启了士大夫崛起的战国时代。

　　由于以田氏为代表的卿大夫家族的架空，管仲的治国路线最终被抛弃了，这是齐国在齐桓公之后再也不能建立霸权的一大关键。

　　管仲的治国思想，是在诸侯国君势力的上升期产生发展的，体现了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的思路；田氏代齐，是卿大夫贵族势力上升、架空国君势力的诉求的体现。等到吴起在魏国跟李悝一起搞变法的时候，吴起就总结说“齐政宽”。宽就是宽松，经济贸易活动非常自由，对富豪权贵尤其宽松，自由兼并土地产业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这么一个“宽”。

　　等到战国中期，田氏已经把齐国国君的位置坐稳了。屁股变了、立场自然也就要跟着变。田氏也开始推进加强君主权威的改革。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开稷下学宫，打着学术研究、学术议论的旗号来恢复管仲路线。

　　稷下学宫在政府的支持下，把之前流传下来的管仲故事从新进行整理，又添油加醋的加进去了很多新内容，最终编订成了《管子》一书。这就促成了管仲治国理政思想的一次复兴，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开稷下学宫的这个齐国君主叫田午，他的谥号竟然也叫齐桓公，这是齐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齐桓公。这种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两代君主用同一个谥号的情况极其罕见，为了区别，一般把这第二个齐桓公叫做齐桓候或者田桓公。田午死后得到了桓公这个谥号，说明当时齐国政坛上上下下复兴管仲路线的呼声确实非常强烈，开稷下学宫、整理管仲思想的君主才被称之为桓公。

　　齐国的第二次崛起，也就是从第二个齐桓公开始的。

　　田齐桓公死后，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齐威王。他一开始没有称王，是在后来马陵之战击败魏国以后称的王。

　　齐威王继承他父亲的遗志，用稷下学派的思想来推动改革。这次改革的时间跟秦国商鞅变法和吴起外逃到楚国变法是一个时间，不过力度跟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相比明显要小很多，所以在历史上不太有名，说起来战国三大变法还是李悝变法、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齐国这次这个只能叫改革，他的主持人是齐威王和丞相邹忌，也就是那个用阴谋诡计把田忌赶走、逼得孙膑回家赋闲写兵书的那个邹忌。

　　邹忌这个人跟魏国的公叔痤有点像，是个才干出众的人物，但人品不太行，用阴谋陷害才能比自己更出众的田忌，逼得田忌跑到了楚国。这跟公叔痤用阴谋逼得吴起跑到楚国一样。还好田忌毕竟是田氏家族的成员，楚国王不像信任吴起一样信任他。要是楚王重用田忌和孙膑再来一次田忌变法，然后田忌也跟吴起一样带兵去找齐国报仇雪耻，那齐国估计会跟魏国一样倒大霉。

　　田忌和孙膑的改革路线不清楚，没有留下准确的史料记录，但他们的主要功劳成就都是打仗，以军功集团的力量为依靠、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推动变革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基本套路。邹忌是纯粹的文官，是改革派，他的改革并不包括全面得罪世袭贵族的内容，主要就是强化一下行政，总结成八个字就是：“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完善修订一下法律，加强法律的执行，然后处罚淘汰一批无能或者贪腐的官员。这个过程中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加强、政府效率得到了提高，但贵族豪强的既得利益基本不动。经过这么一搞，齐国的国力也得到了加强，这才有了田忌带着孙膑连续两次击败魏国，歼灭魏军主力的巨大成就。

　　马陵之战后七年，齐威王和魏惠王在徐州相互承认对方的王位，算是正式称王，与周王、楚王平起平坐而高于其他诸侯，这就引起了赵国和楚国的不满。赵国和楚国配合，楚国去打齐国、赵国去打魏国，楚军在徐州击败了齐军，赵国和魏齐联军达成了平手。不过齐威王和魏惠王的王号也算是保住了。

　　齐威王死了之后，稷下学宫继续繁荣，齐国也继续沿用管仲学派的思路来完善国家治理，它的国力继续发展壮大，一度势不可挡，连续击败了“战国七雄”里边的其它几大强国。

　　首先是燕国。共和528年（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乘机发兵干涉。只50天就攻占燕国都城蓟，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几乎灭亡燕国。后来由于燕国内部各地的反抗和其他几大强国的干涉，齐国才被迫从燕国撤军，但也抢回来了大量的财富。

　　共和541年（公元前301年），齐宣王刚去世，他的儿子齐湣王即位。这个时候齐国的国政是孟尝君田文掌控，王位继承没有引起任何内政外交方面的任何动荡。在田文的统筹之下，齐国对楚国干涉齐威王称王的事情发动复仇之战。齐将匡章率领齐、魏、韩联军大破楚军于垂沙，史称“垂沙之战”，从楚国手里夺取了淮北地区的大片土地。从此楚国不得不屈服于齐国，还把太子送到齐国当做人质。

　　第二年，韩国的太子去世，田文又联合魏国，强迫韩国国君立齐国支持的公子咎为太子，谋求进一步控制韩国的国政。

　　又过了两年，共和544年（公元前298年），齐国联合韩国和魏国攻击秦国，战争耗时两年，联军击败了秦军，而且攻克了函谷关。秦国被迫割地求和。

　　数年之内，齐国连续击败秦国和楚国两大强国，又让魏国和韩国基本上沦为自己的附庸。齐国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国第一霸主。

　　干完这些事儿以后，齐国又把目标瞄准了自己身边的另一个小国——宋国。

　　宋国是周公分封的商族后裔的居住地，商朝灭亡以后，商族在政治上受歧视，只能发挥自己原来的专长也就是经商，专心做生意，加上宋国位于齐国、晋国和楚国三大区域的交界处，商旅往来频繁，商业经济一直都非常发达。宋国的首都商丘，以及济水北岸的陶丘、获水和泗水交汇处的彭城，都是极为繁荣的商业都会。其中商丘跟齐国首都临淄，并列战国时期最繁华的两大都市。不过它军事力量不行，被齐国、楚国、晋国以及后来的魏国轮流欺负，被迫上贡，破财免灾。还有一点就是他继承了商王朝的政治特点，搞“兄终弟及”，也就是国君死了以后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国君的弟弟，没有弟弟才让儿子继承。这个继承制度不如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么稳定，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儿子比弟弟更亲近，王位继承容易引发内乱。宋国的内政也一直是乱糟糟的，迂腐落后，不具备参与大国争霸的能力。

　　宋国充分利用自己在三大强国交界处的特点，不断的在强国之间搞平衡，不让某一个强国能够独吞自己，在春秋战国这个乱世苟活了好几百年，而且日子过的还不错，实属不易。一直到战国中期，宋康王登基，突然间觉得自己这么有钱，完全可以把财富实力变成军事实力，于是开始大量扩军并且频繁的跟齐国、魏国、楚国发生军事冲突，跃跃欲试想要参与诸侯争霸。

　　一个大国要想建立霸权或者参与国际争霸，光有钱是不够的，地理地缘的战略底子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秦国、楚国的经济都大大落后于中原国家，但人家地理位置好，够安全，有机会慢慢扩张。宋国建国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周公给他选好的，四周都是平原无险可守，想要造反旁边的齐国、卫国和晋国随时杀过来就可以给灭了。在春秋早期，还有一大堆小诸侯国的时候，宋国要是能抓住机会扩张扩张改善一下国防局势说不定还有机会。到了战国中期，周边就只剩下几个超级强国了，还想从头创业武力扩张，那就是找死。宋康王趁着齐国忙着对付楚国和秦国的机会爽了二十来年，自以为成了中原一霸了，等到齐国把秦国和楚国打服气了以后，就开始专心解决宋国的问题。

　　共和556年（公元前286）年，也就是齐魏韩三国联军攻克函谷关逼迫秦国割地求和的这一年，齐国、魏国、楚国三国一起出兵伐宋。齐军很快就攻克了宋国的首都，宋康王在逃亡过程中被齐军抓住杀掉。宋国灭亡，包括首都在内的大部分土地被齐国吞并。

　　齐国吞并宋国以后，国势之强一时无两，鼎盛时期的晋国和魏国可能都难以与之相比。为了吞并宋国，他还跟赵国打了一仗，也是打赢了。也就是说当时所有的强国都被齐军击败了，燕国还被打的几乎灭亡，宋国直接就给吞并了。齐国本来自己的商业经济就高度发达，有了宋国以后经济实力就更强，如果当时有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话，吞并宋国之后的齐国GDP很可能已经超过剩下几个国家之和。经济家的治国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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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五国伐齐：战国局势的巨大转折

　　以齐国吞并宋国之后的局面来看，齐国在齐秦争霸中已经占据了上风，统一六国的更应该是齐国而非秦国。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齐国的优势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破了。齐灭宋之后只过了两年，齐国首都就被攻破、国君被杀，百分之九十的国土被敌国占领，走到了几乎亡国的关头。

　　这种戏剧性的局面从外部局势来看，是因为齐国之前把六大强国全都得罪了一遍，必然遭到六国的联合反扑。但是，秦国之前也是把韩赵魏齐楚得罪过，也出现了六国联合制秦的局面，还有齐魏韩联军伐秦，秦国却挺了过来。这是为什么呢？

　　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地缘战略格局不同。秦国依托关中平原，三面环山，地缘安全比较有保障，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主要就是向东这么一个战略方向。齐国在最东边，南边是山地又修了齐长城比较好防御，东边的大海无需担心，主要也是向西进攻和防御，但它的地缘安全形势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来自北边的燕国。燕国从北边去攻击它，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之前，齐国往西往南经营势力范围，很注意跟燕国搞好关系。齐桓公和管仲时代，还派兵帮助国燕国抗击北方蛮族入侵。但共和528年燕国内乱的时候，齐国出兵侵略燕国，差点把燕国灭国。这个仇恨结下了之后，燕国就一直跟齐国势不两立。它北边的防御漏洞就出现了。

　　第二个关键，是齐国以管仲之道来治理国家，没有用法家思想来搞变法，只是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但没有颠覆传统贵族的地位。也就是“只换制度不换人”。管仲经济思想非常好用，国力迅速强大，但战国时期改革的主流是加强君主权威、打击世袭贵族分权、利用平民士人英雄来治理国家，这是一个阶级大变动的历史过程。没有经过精英治理阶层系统性的大换血，它的君主专制制度就不稳定，容易发生内乱。

　　齐宣王和齐泯王时期，朝政大权其实掌握在田婴、田文父子手中。田文就是著名的孟尝君。这父子二人作为公族势力的代表，长期担任宰相。由于齐国世卿世禄制改革不彻底，公族势力就逐步演变成为了新时期的卿大夫，一边在朝廷担任高官掌握政权同时还有自己的独立封地，并由本家族控制封地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田婴田文父子一边在朝廷当宰相，一边在自己的封邑里大量招纳“食客”，不管是出名的贤士还是犯罪逃亡的亡命之徒，都招纳到门下作为私人势力。

　　田文当权时期，发动了三国伐秦和吞并宋国的战争，都取得胜利，这是他最大的成绩。可谓功高盖主，一时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而不知有齐王。

　　共和548年（公元前294年），齐灭宋之后两年，田文的好朋友，另外一个公族贵族田甲，突然发动政变，带领数百家丁冲进宫中挟持齐湣王。不过很快就被四处赶来的勤王兵马击败，政变失败了。

　　由于史料缺乏，现在没人搞得清楚这场政变的背景，也不知道田甲挟持齐王到底想干什么。但这个事情无疑属于公族内讧，并彻底引爆了齐湣王和田文的矛盾。齐湣王怀疑事情是田文在幕后指使，目的是想要夺取王位，就打算杀掉田文。

　　田文得到消息，连夜狂奔逃走，进入魏国。魏国国君马上就把他任命为宰相。

　　孟尝君奔魏，是齐国霸权终结的关键事件。

　　我们都还记得之前田忌被邹忌诬陷，被迫跑到楚国的事情。田忌没有想要报复齐威王或邹忌，没有跟楚国结盟试图反攻齐国，这是齐威王运气好。但田文不一样，他非常生气，下定决心要复仇。于是联络魏国、赵国、韩国还有秦国，以及北边的燕国，发动了“五国伐齐”之战。

　　之前齐国的战略全都是田文主持制定的，齐国的漏洞弱点在哪里他比谁都清楚。魏国在早期霸权覆灭以后，有个外号，叫“战国之腰”。就像一条连接秦国和齐国的腰带，上半身是赵国、下半身是楚国。孟尝君到魏国当宰相，要对齐国复仇，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双方是一拍即合。秦军借道魏国直扑齐国，率先夺取了齐国九个城池。秦军一动，韩赵魏就放心了，因为它们都怕打齐国的时候秦军在后边捣乱。秦军先开过来开打，韩赵魏就立刻跟进。

　　这一次五国伐齐，西边的四个强国——韩赵魏秦的军队进攻其实跟当年三国伐秦是一样的，都是从一个方向打过来，计划就是击败齐军、让齐国割地求和就可以了。三国伐秦是从东往西打，攻破函谷关然后退兵；这回是从西往东打，打到齐长城让齐国认输，把之前侵吞的宋国的土地割让出来分给秦韩赵魏一些，然后退兵，就是这么计划的。

　　但是，燕国的加入改变了局面，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在齐国的北边，不需要从西往东打，直接从北往南打就行了。而且燕国为了报仇雪恨，准备了足足二十年，倾尽全国之力练出了二十万精兵，早就下定决心要找机会把齐国灭国的，不是来抢一把就走的。有了燕国的加入，情况就变了。燕国大将乐毅担任五国联军总司令，带兵在济水与齐湣王带领的齐军主力会战。

　　离开了孟尝君，齐湣王对军队的指挥就很不灵光了。会战的结果，齐军大败，齐湣王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了首都临淄。

　　这个时候，另外四国就不想再深入齐国腹地了，毕竟人家只是来抢地盘的。五国联军就地解散，秦军、魏军掉头南下去攻打原来宋国的地盘去了，赵国军队占领了赵齐交界处的河间之地，但燕国二十万大军在乐毅的带领下穷追不舍，直奔临淄而去。齐湣王抵抗不住，只好放弃临淄往南逃亡到了南边的莒县。

　　莒县靠近楚国。楚国没有参加这次五国伐齐的战争。齐湣王就去找楚国帮忙支援。楚国同意出兵，结果楚军北上不仅没有支援齐军，反而把齐湣王抓起来给杀掉了，趁机夺回了之前被齐国占领的淮北之地。楚国不仅抢地，还要杀人，估计是跟齐湣王有点私人恩怨。当年在齐国当人质的太子就是现在的楚王，回国的时候齐湣王还琢磨着要摆他一道，要承诺割让淮北两百里的土地才放人。估计太子在齐国没少受气，这回正好公仇私仇一起报了。

　　五国伐齐的结果，率先出兵的秦国拿到了最肥的一块——宋国的首都陶邑，魏国和韩国瓜分了宋国剩下的土地，赵国夺取了之前跟齐国反复争夺的黄河沿岸两国边界的土地，楚国夺取了淮河沿岸两国边界的土地。燕国获得了除了莒县和即墨之外的其他齐国土地。不过燕国的国力有限，没办法长期占据齐国，最后被即墨的齐国军队反攻。燕国军队被击溃，齐国基本上复国。但燕国带走了齐国尤其是首都临淄的大量财富，齐国由此实力大衰。

　　孟尝君田文在大仇得报以后，回到了自己在齐国的封地薛，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诸侯，位于齐国和魏国之间，齐国和魏国都管不着他。等孟尝君死了以后，这快地方才被魏国和齐国重新瓜分。

　　五国伐齐终结了齐国的上升势头，让它沦为了二流强国，再也没有能力参与中原争霸。它自己也从此心灰意冷，彻底“躺平”。对韩、赵、魏、楚、燕联合秦国来攻打它这个事情念念不忘，后来秦国再怎么打韩赵魏楚燕，韩赵魏楚燕再怎么找齐国帮忙求救，齐国都一概置之不理，眼睁睁的看着秦国逐渐消灭其它强国。最后几个强国全都灭亡，轮到齐国了，秦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打到了临淄城下，齐国也就立刻投降，成为了秦灭六国之战中最后一个被消灭的。

　　五国伐齐之战，也标志着战国第二阶段历史的结束。第一阶段是魏国独霸，马陵之战把魏国打成了二流强国。第二阶段是秦、齐、赵、楚四国争霸，其中秦国和齐国最强，齐国还要更强一些。第二阶段的核心是秦齐争霸，两国轮流联合各国攻击对方，主线是齐国崛起然后吊打其他六国，最后的结局是五国伐齐，攻陷临淄，把齐国打成了二流强国·。战国历史也就进入第三阶段，这第三阶段的特点就是秦国一国独大，关东——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几大强国韩赵魏楚燕单独或者联合来对抗秦国的入侵，也组织过六国伐秦，但是失败了，最后的结局是秦国把六国逐个消灭，统一了中国。

　　五国伐齐的故事也说明，一个大国经济再强，军事实力不足也不行。辛辛苦苦上百年，一仗打回崛起前，是历史上许多国家从兴盛到失败的常态。《管子》的思想可以“富国”，但富国并不必然强兵，中间需要有合适的制度衔接驱动。大国崛起，富国与强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行。秦国成功的关键，是它抗住了共和556年的齐、赵、魏三国伐秦，虽然打了败仗割地求和，但它的核心基本盘关中平原保住了；而齐国失败的关键，就是没有顶住五国伐齐，全国沦丧首都失守。

　　在北方几大强国的改革变法过程中，赵国侧重军事改革，齐国偏重利推动政治经济改革（韩国的申不害改革也与齐国类似），只有秦国政治（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郡县制）、经济（废井田、开阡陌）、军事（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改革多管齐下，最终消灭了赵国和齐国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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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秦国崛起：秦献公改革与商鞅变法

　　战国第二阶段四强争霸，赵和齐的故事我们讲完了，还剩下楚和秦。先简单看一下楚国，最后才说统一六国的秦。

　　楚国的故事比较简单，在七国当中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最落后的。春秋的时候还好一点，那时候中原各大诸侯国都被卿大夫势力搞得天翻地覆。楚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学习的西周，楚王虽然称王跟周王平起平坐，但本质上是一个诸侯国的框架，下边没有独立的诸侯国，而是分封了一大堆卿大夫家族。由于兼并了大量的淮夷氏族，国内难以实现真正的君权专制。卿大夫家族一边在朝廷里瓜分了高级职位掌握中央政权，一方面在自己的封地里当土皇帝，有兵有地有民，相当于一个半独立王国。春秋时代楚国和中原诸侯都是这个样子，大家差不多，楚国仗着自己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算得上是春秋一霸。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它就不太行了。中原各国纷纷变法削弱卿大夫的封建势力搞君主集权，迅速变得强大起来。楚悼王学习魏国，依靠吴起变法，也骤然强盛，但它的贵族势力还是太大，楚悼王变法变到一半，很神秘的“暴病身亡”。这个时候正好吴起带兵在外边跟魏国打仗，不在首都。所以楚悼王的暴病身亡非常可疑，很可能是被几大家族合谋给搞死的。

　　楚悼王一死，这些贵族势力立刻反扑把吴起给杀了，吴起搞得那些废除世亲世禄制的制度也基本上废了。后面一直到楚国灭亡，这个国家都没有完成军队的统一管理，就更别说整体的去封建化和废除贵族世袭制了。

　　楚国的军队，楚王能直接指挥大概百分之四十，不到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就掌握在屈、景、昭三大家族手中。著名的诗人屈原就来自于三大家族中势力最大的屈氏家族。屈原是想学习吴起搞改革的，想要争取楚王的支持、自己革自己家族的命，最后失败了，被放逐以后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离骚》。后来楚国被秦国灭亡的时候，楚国人就发誓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字面意思好像是说哪怕只剩下三户人家，也一定要立志复仇灭秦，听上去挺悲壮的。不过人家这里说的“三户”是指的屈、景、昭三大家族，其实意思是只要这三大家族不灭，楚国就有复仇的希望，楚王家族灭了并不会动摇楚国的根基，是这个意思。

　　楚兵其实很强悍，南蛮嘛，打起仗来非常凶狠，中原地区的军队遇到楚军都不太敢跟他们正面冲锋，冲不过。但它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出去打仗都是几大家族自己带自己的军队，联合行军，没有办法进行统一指挥。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可以，各国都是这么打仗的，到了战国时期就不行了，中原各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军事改革，建立了君主对军队的绝对权威。行军打仗的时候，君主授权的统帅具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军事纪律相当严厉，可以说是如臂使指、指哪打哪。楚军这种散装的军队碰到秦军、魏军、齐军就都不太打得过了。不过它始终是战国七雄里边地盘最大的国家，在秦国灭蜀之前，它领土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另外六国领土加起来的总和，长江以南的地盘基本都是它的，横跨东西，从今天的重庆地区经过湖南江西一直到江苏，同时跟秦国、魏国、韩国、齐国接壤。中原那些国家都号称千里之国，齐国和赵国最强的时候也就号称两千里之国，只有楚国号称五千里之国，可见它国土的广大。强盛的时候带甲战士上百万，战马上万，战车超千乘，论军队数量也是天下无人能敌。

　　吴起虽然被杀了，世卿世禄制度也保存下来了，不过吴起从魏国带过来的一套系统的法律还是被楚国继承了下来。它就靠着这套法律建立了一个还算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框架，为战国时期勉强维持着一个强国的体面，在战国争霸里边扮演一个“超级配角”。四国围攻魏国的时候它出兵了，围攻秦国它也出兵，五国伐齐它也出兵，还单独跟秦国、齐国都反复开战，十处敲锣九处有它，不过单打独斗的时候总体来说胜少负多。在玩谋略上，它也不如中原各国。楚怀王的时候，因为经常被秦军入侵，占了它六百里地，就去跟齐国联盟。秦国一看这不行啊，有危险，就派宰相张仪去跟楚怀王说，只要跟齐国绝交，就把那六百里地还给楚国。这种简单粗暴的谋略，楚怀王竟然真的相信，派人去跟齐国绝交。事情办完了，秦国立刻翻脸说只给六里，不可能给六百里。楚怀王大怒，派兵去攻打秦国，深入秦国过境，结果齐国在背后准备进攻楚国，只好撤军，最后是两头吃灰。后来秦国又威逼利诱楚怀王去秦国控制的武关谈判，楚怀王竟然真的去了，结果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被秦国长期软禁在秦国，最后死在了秦国。

　　看起来，楚国人在外交谋略上也是南蛮风范，就是一根筋，总体来说比较实诚，谈不上是君子，但真小人是可以的，至少不是伪君子，因此也经常吃亏上当。楚怀王被骗到武关去软禁这件事情，秦国确实是不讲道义之极，在楚国人民心中点燃了长久的怒火，那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名言就是在楚怀王死了之后，楚国大夫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说的。后来秦国当真是被楚国遗民给灭的，攻入秦朝首都咸阳的刘邦和屠杀秦始皇家族的项羽都是出生于楚国，项羽更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裔。虽然他们跟楚国三大家族没有直接关系，但确实是楚人把秦国给灭了。所以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这种严重不讲道义的行为，还是真的遭了报应。

　　楚国的事儿就简单说完了，最后说战国七雄里边真正的主角——秦国。

　　秦国在春秋以前的故事前边讲过，他就是周王一个养马官员的采邑，因为犬戎入侵西周东迁，秦人留在当地驱逐犬戎，周王就把整个关中平原分封给了秦国。一些老牌封国在开国的时候，周王都会塞给他一堆贵族担任卿大夫，有些关键职位还是周王直接任命的。晋国的贵族家族有些就是开国的时候跟着晋国的国君一起过来的，有一些连官位都是周王给定的，晋国国君无权任免。所以它天生就是贵族政治而非君主专制。秦国就没有这个历史负担，分封的时候国君自己就就是个子爵，下面不存在其他贵族，它的地盘也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天生的就没有什么世卿世禄的卿大夫家族来分权。后来国家大了，也学习其他诸侯国搞了分封，形成了贵族阶层，不过这种后天形成的贵族根基比较浅，国君的权力一直相当稳固，统治阶层也非常重视按照军功来论功行赏，这是它跟其他诸侯国差异最大的地方，也是它在战国争霸中能笑到最后的根本。

　　受犬戎入侵的破坏，关中地区文明程度一落千丈，等到秦国收复关中，那基本上就是一片荒野，人民死伤殆尽、土地大量废弃，从零开始建设。整个春秋时期，秦国都比较落后，跟楚国一样，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之国。到了战国初期，发生了一件扭转秦国国运的大事情，就是在魏国流亡了三十年的秦国公子嬴连回国夺取了君主的宝座，这就是秦献公。

　　秦献公的父亲秦灵公死后，秦国内部发生政变，秦灵公的叔叔夺了权，这是秦简公。秦灵公的合法继承人——公子连为了保命，就跑到了魏国。秦简公其实也挺猛，允许官吏、百姓带剑，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又开始对土地按照面积来征收粮食税负，改革了井田制，这些都是削弱贵族特权强化君主集权的改革。当了十年国君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是秦惠公。秦惠公当政十三年，比较保守不思进取，没有啥突出政绩。这段时间正好赶上魏国李悝吴起变法，吴起带兵进攻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和函谷关，彻底封杀了秦国往中原发展道路，把秦国打成了一个西方的边陲小国，这是秦惠公当政最大的失败。

　　秦惠公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秦出公继位。秦出公只有两岁，就由他的母亲实际执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太后当政。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因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太后当政，今天的读者早就见怪不怪了。但在当时可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太后的权力是来自于君主权力的，只有在世袭君主的权力非常稳固的情况下，才会有太后当政的情况出现。之前西周和春秋各国都是贵族政治，政权把持在贵族家族手中，君主的权力大小完全看君主本人的才能和魄力，只有铁腕的成年君主才能真正掌权。一个两岁小孩继位，在各大家族眼里那就相当于没有国君，根本就不会理会太后说什么，朝廷的大小事务几个家族自己商量着就定了。秦国居然搞出来这么“先进”的太后当政，这也是它国内贵族势力弱小、专制君主权力稳固的一个表现。

　　秦国的大臣们对太后当政这种事情很不满，特别是秦惠公当政十三年丢了河西之地和函谷关，已经是有亡国危机了，大家都觉得执政方针路线问题很大，现在又来一个太后当政，秦国再这么胡搞下去不是很快就要完蛋了？要挽救国家危亡，就必须终止这个局面。大臣们想起来逃亡魏国的公子连。他不仅是秦灵公的合法继承人，还在魏国流亡了二三十年。这个时候正是魏国最强盛的时代，李悝吴起变法威震天下，各国都盯着要向魏国学习。走魏国的变法路线是秦国有识之士们的一个共识。大臣们经过跟公子连的密切沟通，双方达成一致，迎接公子连回国。

　　公子连刚一踏上秦国的国土，太后派出的军队就来准备逮捕他。但深居宫中的太后根本不知道，这些都在大臣们的计划之中。负责逮捕公子连的军队刚出首都，就成了迎接护送新君登基的卫队。公子连带着他的新卫队返回首都，杀掉太后和秦出公，登基当上了国君。

　　秦献公在魏国流亡二十多年没有白混，很深入认真的学习了李悝吴起变法那一套，回国以后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搞改革。

　　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个重要决策是什么呢？废除人殉。也就是国君和贵族死了以后拉着一大堆大小老婆和奴隶陪葬的制度。这也可以看出来秦国当时落后到什么程度，中原各国大概在春秋中期就已经纷纷废除了这个野蛮制度了。孔子还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骂那些在人殉制度被废除以后，还制作假人陶俑来陪葬的贵族是坏蛋，对人殉这种没有人性的制度念念不忘，虽然不能杀活人了也还要做点陶俑来满足自己对人殉的渴望。秦国国君是商朝将领恶来的后裔，算是东夷血统，继承了商朝的殉葬习俗，一直没有废除。特别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死后，竟然拉了177人陪葬，震惊整个中国，吓得士人百年不敢入秦，人才出现严重断档。秦献公这次改革，算是跟上了中原文明进步的步伐。

　　接下来，他又宣布把一些边境地区改为“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员管理。

　　这个改革，就是封建制向郡县制推进的关键一环。这个事儿不是从秦献公开始的，但他是最早开始大规模推动郡县制改革的君主。

　　历史发展一再告诉我们，很多颠覆性的改革往往都是从边缘地区或者边缘阶层中开始的。在资源富集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形成比较牢固的利益格局，不容易动，得先从边缘部分开始出现一些颠覆性的创新，然后逐步的扩大向中心渗透，最后引发根本性的变革。郡县制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开发的比较好的中心区域，早就被封建贵族们占得差不多了，布满了各种封地采邑，这些地方国君也不好插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混战，大诸侯国不停的向周边落地区扩张。在边境地区，新扩展的国土，没有封建贵族势力，国君就比较容易插手。边境地区多战乱，要不然就是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贵族们也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抢地盘。国君就会直接委派官员进行垂直管理。一般来说，比较小的地方，就设立“县”，行政长官就叫县令。在靠近蛮夷的边境地区，地盘很大而往往人口很少，就设置“郡”，行政长官就叫郡守。魏国派吴起攻占秦国河西之地以后，设立“河西郡”，这就是一个以军事征服为主、行政管理为辅的一个军政合一的治理机构。

　　一开始，郡和县是平级单位，郡的地盘大、土地荒凉、人口稀少，县的地盘小、人口较多、开发程度也要高一些。郡一般在蛮荒之地，赵国征服了大量匈奴控制的蒙古高原地区，就设置了“九原郡”。郡守既有行政管理的责任，也有对蛮夷进行镇压抵御的军事责任，所以叫“守”。县由于地方较小，长官主要就是负责行政管理，县的长官就是“令”。不过，后来，郡的开发越来越成熟，人口也不断增加，一个层级的政府就管理不过来了，于是就在郡下面又设县。县就逐渐变成了比“郡”要低一级的行政管理单位。慢慢的就形成了中央—郡—县的三级管理体制，这就是郡县制的起源了。

　　郡县刚开始都出现在新征服的边境地区，后来随着君主权力的加强，就不断的把一些贵族的封地给改成了郡县来加以统治。到了战国后期，除了楚国以外的各大强国内部都已经基本完成了郡县制改革，从封建制为主的国家变成了郡县制为主的国家，实现了内部的“小一统”，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

　　秦献公在边境地区大量设县，就是战国郡县制改革的先声，是他加强君主集权的一个重要举措。他又对农民进行户籍化管理，用来替代以前农民依附于封建贵族的体制。后来，他又开征商业税。之前抢了他继承权的叔爷爷秦简公是开征农业税，直接对土地征税，他是征商业税，两个加起来，形成了政府直接对国家主要经济活动征税的体制。以前这些活动都是贵族控制的，贵族拿了钱再来替国君办事儿，而不是从政府领工资。国君花钱只能从国君自己直属的封地里边拿，国君也就相当于是个大号贵族而已。如果拿家庭来做比喻，分封制下国君和贵族直接更像是大哥和兄弟的关系，不像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国家也就是个散装国家。国君理论上应该对整个国家负责，但他又不掌握需要负责的权力资源，这是最大的问题。郡县制改革，以及政府直接对土地和商业活动征税的改革，本质上就是要取消了贵族这个中间代理商，让国君掌握能对国家负总责的资源和权力，把中央朝廷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贵族议事机构。总的来说，都是在努力把秦国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封建制向帝国制转型。

　　通过秦献公的变法，秦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帝国制国家的雏形。他的改革的意义，其实不比后来的商鞅变法意义小。商鞅变法主要就是在秦献公的基础上再深入再加强而已。

　　等到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正好就赶上魏国公叔痤去世，商鞅在魏国不受待见，跑到了秦国来寻找出路，跟秦孝公面谈之后得到了孝公的赏识，孝公就任用他开始变法。

　　商鞅变法的内容，前边说过，关键还是法家的三板斧：制定法律、奖励耕战、废除世卿世禄制。主要就这三条，商鞅去秦国的时候带上了李悝制定的全套《法经》，相当于把魏国的法律体系给带过去了，稍加改动用到了秦国，制定了秦律。执法起来也是不避亲贵，说白了就是冲着贵族去的，平民反而好管。有一次太子犯法，按照秦律应该在脸上刺字。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国君是高于法律的，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国君的统治权，除了国君以外，其它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现代国家的所谓法治主要就是把国君换成了宪法，让宪法成为最高法，但也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背后就不一定了。所以现代欧美代议制国家国会议员的权势很大，因为他们可以在法律背后做文章，通过制定法案来为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一般来说立法机构的成员也是享有法定豁免权的，我们国家的立法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成员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要是触犯了法律，也不能跟正常人一样直接抓起来判刑，需要先由人大会开会取消他的代表资格，然后才能正式逮捕审理判刑的。国君作为终极立法者，当然享有法外特权。太子不是国君，不是国家的终极立法者，不能享有豁免权，但它是储备国君，还是必须要有点特殊待遇，不能让未来的国君脸上刺字，于是商鞅就把负责辅佐太子的官员给刺字了，而且这个官员还是公族的公子，秦孝公也支持他这么做。太子和公子都这样，其他贵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搞起来，国君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就都得到了加强。

　　奖励耕战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是一体的。商鞅搞了一个十八级的爵位制度，爵位就是可以不干活长期领工资和享有封地嘛，这是贵族的特权。这十八级爵位制度的特殊之处就是非军功不授爵，没有战功就没有爵位，而且之前的其他爵位一律作废。这是非常彻底的，直接就把卿大夫阶层给改没了。而且这十八级的爵位也是不能世袭的，只有本人可以享有，死了就没有了，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只能君主由特批一事一议，偶尔有世袭的也传不长。最低一级的爵位叫“公士”，只要在战场上砍掉一个人头就可以得到，入门门槛比较低，拿到之后家里就可以享受每年50石的俸禄、分1.5顷的土地以及一套住宅，属于“新手大礼包”，后边再升级难度就逐渐提高，但前十六级都是直接跟军功相关的，只要能在战场上不断立功，就可以一直不停的升级。后来秦孝公的儿子秦孝文君称王，又增加了两级，变成了二十级，最高的一级叫彻候。等到秦国统一中国开创大一统帝国，彻候就成了人臣能够得到的最高爵位，“封侯”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军政官员除了造反当皇帝以外的最高人生目标，很多诗词里边像什么“万里觅封侯”之类的，就成了文人墨客表达自己人生理想的句子。

　　商鞅这些改革措施，跟李悝吴起的变法没有什么特别大区别，也没啥突出的创新之处。但他的变法最成功。这三个变法者当中，贡献最大的应该是李悝，这是开先河的人物，能力最强的应该是吴起，一代战神，走到哪里哪里强，搞政治搞军事都是一流的，但名气最大的是商鞅。商鞅在法家思想上是集大成的人物，创新不如李悝、才干不如吴起，但他的平台最好，在秦国而且是战国中期的秦国。秦国的王权一直都很强势，贵族比较弱势，又占着关中平原这么一块沃野千里易守难攻的战略宝地，赶上各国变法图强军事争霸的乱世，它出来统一中国，才有了后来商鞅的名声。

　　吴起变法，支持他的楚怀王死了，他就被旧贵族给杀害了；商鞅变法，个人结局也不好，秦孝公死了，太子上台，是为秦惠文公，也就是秦惠文王。那个当年代太子被刺字的公子，马上就举报商鞅谋反。商鞅没法辩解，只能逃走。想要跑去魏国，但魏国害怕秦国找麻烦拒绝接受，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组织一支军队想要去攻打旁边的郑县县城，对抗亲惠文公的军队，当然是以卵击石，被秦军给消灭了，商鞅也死于战场。死了之后，被秦惠文公下令把尸体运到首都五马分尸示众。商鞅谋反这个事情最开始应该是被冤枉的，但在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就逃走然后组织军队去打郑县，那就是坐实了真的谋反。

　　《战国策》里边说秦孝公死前一度想把国君之位传给商鞅，但被商鞅拒绝。《战国策》算是正史，但只有这么一条孤零零的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史料有类似的记录，所以也没人把这句话当回事。我认为这个事情有可能是真的，后来燕国的国君姬哙，就是重用大臣子之搞变法，成效非常好，姬哙又对自己的太子不满意，就下令禅让，把王位禅让给子之，为的就是自己死后能变法可以继续，让燕国继续强大。这个做法引发了太子平的叛乱，结果太子平被杀，齐国军队趁机攻打燕国杀掉了姬哙和子之，差点将燕国灭国。这个事情引发了燕昭王忍辱负重二十年训练二十万强兵，交给乐毅参加五国伐齐，攻克齐国首都临淄，最终导致齐国霸权没落的战国历史大事件。

　　在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家的国家意识觉醒，一个国君为了让国家保持强大，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到继承和实现，把国君之位让给外人是完全可能的。魏国的魏惠王，也曾经多次表态想把王位让给他最信任的大臣惠施。虽然燕王哙的做法证明这条路其实行不通，是错误的，但它至少说明秦孝公有跟燕王姬哙、魏惠王一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尤其是秦孝公只是想这么干，并没有付诸实施，在病危之时有过这样的想法跟商鞅沟通过，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商鞅当然不敢接受，但这个事情应该是被外人知道传出来了，甚至秦孝公就是公开表过态的，总之是被太子知道了，还被有关史料记录了下来，这就足以引发太子的恐惧。等到太子登基当了国君，那就必须要杀人灭口。因为这相当于给了商鞅造反的合法性，以商鞅主持变法二十年积累起来的威望和权势，尤其是在秦孝公病重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就是实际上在行使国君的权力，再加上孝公临终前的表态，他要是哪一天想要造反确实很危险，因此必须除掉。这应该才是商鞅被杀的根本性的原因。

　　商鞅之死和吴起之死虽然都是变法者在支持变法的国君死后发生的，但它们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秦惠文公除掉商鞅，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跟变法的方向是一致的，商鞅死了，世袭君主专制制度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吴起是被楚国的贵族联合起来干掉的。商鞅被杀，不是死于变法的反对派，而是死于变法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秦国国君，商鞅变法的效果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吴起被杀，是死于变法的反对派，是变法的利益受害者的一次反扑，吴起变法的效果也就被大大的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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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天下一统：秦灭六国与秦王朝的崩溃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些具体的战争谋略、宫廷斗争之类的事情就不用详细讲了。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还是继续用商鞅变法的制度治理国家，也还继续大力从国外引进人才来治理秦国，任用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担任宰相。后来秦国又用了魏国人范雎、楚国人李斯等很多很多外国优秀人才。所以商鞅被处死完全是一个个人事件，没有影响秦国总体治国理政思路。秦国也在加强君主专制和强化军国体制的方向上一路狂奔并持续扩张，最后终于由秦惠文王的玄孙、秦始皇嬴政于共和621年（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然后就是秦始皇称帝，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这些个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了，不必细说。

　　真正的问题是，秦国统一六国以后，只用了短暂的十五年就灭亡了。这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事情。

　　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存在了五百多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这五百多年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要一边抵抗蛮夷一边参与春秋战国争霸，内部还有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它的统治集团和治理体系必然是久经考验和高度成熟的，但消灭六国以后，在外无强敌的情况下，只用了十五年就彻底灭亡了，不仅丢掉了六国的土地，关中本土也没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吗？商灭夏，周灭商之后都很稳定的存在了数百年。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的。

　　所以说，秦灭六国这个事情，对秦国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胜利，反而成了它灭亡的噩兆。如果秦国不灭六国，继续跟六国斗得你来我往，安心当一个霸主，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那么快灭亡，说不定还能再战一百年。

　　战国七雄争霸，没有一个国家是最终胜利者，七雄最后是同归于尽的，秦国也未能幸存。十五年的时间太短了，没法单独算成一个历史时期，它就是春秋战国混战的一个尾声。

　　秦朝的灭亡原因，我在其他书里边做过一个结论，就是亡于暴政。

　　这个暴政，是真正的暴政，是对底层人民的暴虐，不是对贵族上层的暴虐，也不是对儒家知识分子的暴虐。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被很多文人骂成是暴君，但他的“暴”主要就是对贪官污吏的残暴无情，那就不算是真的暴政，对老百姓其实是良政善政。

　　秦的这个暴政是直接针对底层老百姓的，主要通过超大规模的服兵役和劳役来压榨中国人民。六国贵族既得利益当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毕竟当不成贵族了嘛，但秦国也没斩尽杀绝让他们活不下去，甚至连他们的土地财富都没有没收。他们只是有很大的怨气，但还不想造反。之前商灭夏、周灭商，那才是真正的贵族造反，秦朝统一之后并没有马上发生六国贵族造反的事情。

　　真正造反的是社会最底层。最有名的是陈胜吴广起义，但早在陈胜吴广之前，底层人民对秦朝暴政的各种反抗就已经广泛存在了。像最后推翻秦朝建立汉朝的刘邦，他反抗政府的时间比陈胜吴广要早。他本来在江苏沛县担任亭长，相当于村长或者乡长，负责带人去骊山给秦始皇修皇陵。这些去骊山服劳役的人一路不断逃亡，刘邦一看到了骊山肯定交不了差，自己也不能回沛县，干脆就带着剩下的人占山为王去了。等到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刘邦手下已经有几百人的规模，这才杀回沛县干掉县令正式举旗反秦。

　　秦末农民起义还有一员名将叫英布，他是已经到了骊山服劳役，也是给秦始皇修陵墓，因为无法忍受，带着一群人逃跑了。逃跑了之后家乡也回不去，只能沦为强盗。这也发生在陈胜起义之前。

　　陈胜吴广不是带人去骊山服劳役，是去北方的长城沿线服兵役，半路起义的。

　　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说“天下苦秦久矣”，苦的就是无休止的大规模兵役和劳役。

　　刘邦占山为王和英布率众逃亡，都是底层人民无法忍受秦朝政府的暴政而被迫反抗的一种形式。正是因为底层人民的反抗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陈胜吴广起义才能一呼百应，他们造反的消息刚刚传出来，就有无数像刘邦、英布这种被逼着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盗贼”群体下山攻打县城杀死秦朝官吏，让整个秦帝国迅速陷入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根本镇压不过来。那些心怀不满的六国贵族也是纷纷趁火打劫，但主要也就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秦朝本质上亡于暴政，亡于底层人民革命，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秦朝会亡于暴政？

　　说抽象一点，就是秦始皇为首的秦朝统治阶层还不懂得如何运用皇帝制度来管理整个中国。

　　秦始皇这个人，两千年来对他的评价两极对立很严重，夸他的人说他是千古一帝，开创大一统的伟大帝王，跟刘邦、朱元璋、汉武帝、李世民并列甚至更厉害的那种；骂他的人说他是千古暴君，跟商纣王一样的那种。高的捧的很高，低的踩的很低。其实两边说的都对，秦始皇既是一个开创大一统的英雄人物，又是一个导致一个大一统王朝毁灭的暴君，两头他都占。跟赵武灵王一样，前半截是武王，有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后半截是灵王，脑子有病犯糊涂自取灭亡。

　　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要肯定，但也不能抬得太高，论水平和贡献他跟刘邦、朱元璋、汉武帝、李世民都是没法比的，要低一个等级。

　　首先，中国两千年的帝国制度、郡县制度不是秦始皇开创的。皇帝制度和郡县制是配套的，分封制下就不可能有专制君主、实权皇帝。而专制君主制度、郡县制都是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在全中国大规模推广了。秦始皇统一之前，除了楚国，韩赵魏齐燕五国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治理模式都是以郡县制为主的，不是封建制。楚国的贵族残余比较严重，可以算是半封建半专制国家，也不是完全的分封制封建制国家。通过战国中前期的大规模变法改革，各国内部已经实现了“小一统”，世卿世禄制都被废除得七七八八了，偶尔有点尾巴也不影响国家政治大局，大国都以郡县制为主，国家内部也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了。除了楚国以外，剩余六国无论谁出来统一中国，都必然是全面推行郡县制。推行郡县制，那就必然配套着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法令等等。这些动作都不是秦始皇带着李斯等人开拓创新想出来的，是早就有的。就算是西周那种分封制的统一，在贵族阶级内部，也是全国统一的礼法和文字。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等很多人周游列国，还有范蠡、弦高这样的大商人在各国之间做生意，也没有说因为语言文字不通就没法跨国旅游和贸易了，那个时候上层社会有统一的“雅言”，彼此直接沟通都是可以的。政治统一必然带来文字和治理模式的统一，秦始皇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至少我们知道周武王和周公已经干过一次了，秦始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搞了个加强版，在周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所以秦始皇个人的功劳，实打实的东西，就只是一个指挥秦军统一了中国。至于发明了皇帝这个称号被用了两千多年，这也算贡献，但是属于务虚的贡献，不算数。有实际进步意义的就是一个统一。

　　秦始皇的统一，也不是他自己白手起家奋斗创造的，而是继承了秦国立国五百多年的基业。关中平原的基业是老祖先打下来的，巴蜀地区沃野千里的地盘是他爷爷的爷爷秦惠文王打下来的，郡县制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秦献公推行的，军功爵位制是秦孝公和商鞅建立的。秦始皇继位的时候，距离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距离五国伐齐之战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距离秦军攻占了楚国的首都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距离秦军在长平之战歼灭赵国四十万大军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么好的基础统一中国，并不需要多强的能力。这个时候秦国并吞六国的大势已经是势不可挡了，他只是水到渠成的完成了他正常发挥就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而已。论军事政治水平，就不要拿秦始皇跟刘邦、朱元璋、李世民比，完全没法比，不在一个量级上。他个人在中国统一所的贡献的力量，其实是比较小的，主要就是个下山摘果实的人物，跟周武王比较类似，但周武王没有乱来把周王朝搞垮，所以他也比不上周武王。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干的事情，让一个立国五百多年的政权和一个超级强大的大一统帝国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向崩溃，这才是他非常独特的历史“贡献”。这并不是秦国内部早已危机四伏、没法力挽狂澜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他而起、需要他负最重要责任的事情。

　　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把这些周武王和周公八百年前就差不多干过的常规动作完成以后，就开始“即兴发挥”了。先给自己找了个皇帝的伟大称号，然后废除传统的“谥号”制度，臣下连在皇帝死后进行评价的权利都不能有，只能按照始皇帝、二世、三世这样一代一代叫下去，搞绝对皇权。然后就是疯狂动员兵役继续往四面八方扩张，同时修建长城、宫城，给自己修建超级陵墓和用于享乐的阿旁宫等等，中华大地上遍地都是被迫远离父母妻儿前往上千里以外服兵役和劳役生死未仆的青壮年男子，无数人因为过度劳累死于各种建设工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留下绝望无助的孤儿寡母。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暴政。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反应了民间对这场历史悲剧的真正感受。

　　在用严刑峻法役使底层老百姓的同时，他又采用“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方法来对待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事情的开头，是因为儒家学者支持宗法分封制，丞相李斯反对，秦始皇当然支持李斯，否决了儒家学者的意见。但否决就否决嘛，儒家学者也就只是提个建议，秦始皇和李斯却认为这种跟君主专制和法家思想不一致的想法连想都不能想，必须从根子上加以断绝，干脆把跟秦国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书全部给毁了。六国官方的书全部烧掉，诸子百家的书也要烧，民间藏书也必须烧，不然抓住就是杀头治罪，地方官员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制造了一场思想文化浩劫，把中华上古文明的许许多多宝贵资料给毁灭了。这是对中华文明的严重犯罪。

　　书烧完之后，老百姓要想学习知识怎么办？不准读古书也不准讨论古书上的内容，那都是杀头之罪。只能是“以法为教”，也就是学习帝国的法律，以法律学习取代所有的思想文化教育，除了学习法令以外其他文字都不准看，法律就是唯一的知识，这还不是学法学法理，是学习干巴巴的不容置疑的法律条文，没有任何个人思考探讨的余地；而且学习的方式只能是“以吏为师”，还不能自己研究学习，只能由政府官员主持，由政府官员来上课教学当老师，掌握对法令的唯一解释权。

　　至于“坑儒”这个事儿，到底坑杀了些什么人现在说不清楚，也许里边有很多骗子术士或者煽动颠覆政府的叛乱分子，不一定是以异端思想杀人，我们就不去评价它。但“焚书”加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非常极端的思想文化专制，肯定是错误的。它并不是秦始皇一时兴起、也不是某个儒生说错了话得罪了秦始皇，它的思想源头来自于《韩非子》。

　　秦始皇是忠实的法家信徒，尤其喜欢读《韩非子》，他只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把韩非子的思想变成现实。它不仅是反儒家，而是反对一切知识文化的传播。高级官员、贵族精英有特权，还可以继续研究政治思想和讨论政治问题，底层老百姓读不起书，受害最大的是中产阶级读书人，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商人这个层次。他们有钱有时间读书学习，并不想学会识字之后就只能背法条。这就把大多数民间知识分子推到了政权的对立面。底层造反一旦有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它的威力马上就会被放大很多倍，这也是秦朝被快速推翻的重要原因。刘邦反秦的旗号一打起来，一群儒生就赶紧去投奔他，这里边是有一些保守的腐儒，但也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西汉著名的开国功臣陈平，就是一个民间书生，一听说陈胜吴广起义马上就收拾东西赶去投奔。还有项羽的谋士范增也是，七十多岁了，项羽的军队路过他家乡他就赶紧去投奔，临死也要把最后的精力贡献到反秦事业里边去，那对秦真的是切齿痛恨不共戴天的。这跟姜子牙七十多岁了也有投身于灭商的斗争是一样一样的。陈平和范增都不是六国贵族后裔也不是苦于劳役兵役的农民，是比较无忧无虑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如此坚定激烈的反秦，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秦朝实际上是底层人民、六国贵族后裔和中产知识分子联合推翻的，秦始皇的政策基本上是把除了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以外的所有阶层都得罪了。

　　所以说，秦朝亡于暴政，亡于秦始皇的暴政。这跟秦始皇死了以后谁来继承他的位置倒是关系不那么大。秦二世只是秦始皇政策的忠实继承者，如果换成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继位，假设他能够扭转一下这些极端的暴政，那么秦朝还可能可以挽救。但从秦朝统一六国的发展轨迹来看，要想扭转也很难。这也不全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个人的认识错误，秦朝整个统治精英基层都是法家思想的狂热信徒，他们通过大力践行法家思想获得了统一中国的巨大胜利，不大可能不继续沿着法家思想指引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只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

　　为什么这么说？

　　秦国能够消灭其他六国，首先是世卿世禄制改革比较彻底，通过军功爵位制为平民阶层打开了上升渠道，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换血，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郡县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废除井田制等等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框架，这是它成功的根本，也是积极的好的方面。但也有坏的、不那么积极的方面。这个不好的方面就是把整个国家军事化，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法家的严刑峻法治国思路和军国主义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反复讲，法家主张的加强君主权威来源于战争需求，法家主张的军功爵位制度反映了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军功阶层的利益诉求。法家思想和战争是密切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它的优点好处来源于此，缺点和坏处也来源于此。好处是公平。战争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之一，生死胜负一目了然，可以迅速选拔出一批精明强干的优秀人才。它的坏处就是过于残酷，不可持续，筛选人才的成本太高了，不能天天不停的打仗来搞优胜劣汰。法家思想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走向极端化，鼓吹极端的君主专制和思想文化专制，让整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包括人民的财富、生命和思想头脑都去为战争服务，法家思想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疯狂扩张的军国主义。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打击了旧贵族、提拔了新阶层、完善了国家治理，但同时也开始不可逆转的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商鞅变法让秦国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所有的秦国人除了为对外战争服务其它啥事都别干了。

　　首先是奖励军功。在打破贵族世袭特权的同时，也让参与战争成了秦国人出人头地的几乎唯一途径，普通秦国人要想改变家族命运提高阶级地位，那就只能去战场上拼命，基本没有其它渠道。无数野心勃勃的人物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得土地和官位。战功爵位奖赏消耗最多的就是土地。土地从哪里来？刚开始靠改革井田制，把公田转成私田还有一些存量可以用。公田分完了，剩下的就只能从新占领的国土里边来。军功刺激扩张，扩张奖励军功，形成了一个无法停止的循环。

　　为了服务战争，又搞重农抑商，严格控制商业发展，因为商业可以致富但并不利于战争。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人口，商业并不会促进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商业会让老百姓去种植更多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去参与生产更高档的纺织品等高端消费品牟利。但战争不需要经济作物和中高端消费品，战争只需要维持战斗人员生存的粮食，还有就是必要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通过国有化的城市手工业来按照计划制造，也无需民间商业活动支持。通过重农抑商，强行遏制秦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劣化经济结构以确保所有资源都被用于为战争提供基础物资。《韩非子·五蠹》中把商人跟游侠、儒生一起列为五种危害社会之人，也是从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的。

　　户籍管理也是越搞越严，一人犯罪十家连坐再配合上犯点小事就杀头的严刑峻法，把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推到了极限。这样一来，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确实得到了极大提升，基本没有青壮年能逃避兵役，但也为专制君主无节制的提高兵役和劳役数量埋下了隐患。

　　所有的这些制度安排加在一起，就让整个国家只能在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道路上狂奔，停不下来，越搞越极端。

　　这种做法在统一六国以前是可以的，一直打胜仗就一直有新的土地和新的财富可以用来奖励军功，秦国老百姓再苦总有个盼头。

　　等到六国统一了，没有新的好地盘可以扩张了。往北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没法种地，往南进入烟瘴之地，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开垦大量耕地也很困难。还继续延续甚至加强这种军国主义体制，那就不可持续了。以前六国都是开发成熟的文明区域，一个胜仗就能得到好多成熟的土地和其它现成的财富包括人口。文明区域征服完成，还在疯狂的征兵往北边的草原荒漠和南边的森林沼泽里投入，距离更遥远、条件更艰苦，却无法创造足够的军功奖励，底层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属必然是怨气冲天。军事动员之外，还要利用军国体制搞大规模劳役，修建长城修建帝王陵墓和宫殿，那就是纯粹的只消耗不产出，老百姓只承担痛苦和负担，不能得到任何回报，不像之前打仗立功了还有土地分，劳役就纯粹累死累活啥都没有。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的国家管控和动员机制为战争服务，战争有回报有盼头，才可以持续；现在战争没有回报没有盼头了，还在继续强化原来的管控和动员机制，那就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对秦国而言，在大一统之前，七雄之间是生死博弈，要么胜利要么灭亡，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极端的军国主义是战国博弈的最优选择。但是，大一统之后，最优的国家治理模式就变了，正确的做法是在统一六国以后赶紧转型，推动原来的扩张型军国主义体制向非战时体制转型：降低征兵比例，不要搞大规模劳役，放松思想文化管控，让经过数百年战乱的国家的人民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但是，秦始皇和李斯不这么看，反而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都是依靠军事扩张获得的权势地位，要说服他们停止扩张那是很难的，也基本不可能。

　　可以说，秦国是成也商鞅体制、败也商鞅体制。所谓时也势也，同一套制度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反。战乱之时，靠商鞅体制可以雄霸天下一统中国。统一之后，再靠商鞅体制，就会土崩瓦解、一朝灭亡。秦国这个完美的战争机器在国家统一以后迅速走向崩溃，也就在情理之中。

　　对秦国统一六国这套体制，或者说商鞅体制，不可吹得过高，也不可彻底否定，关键是要辩证的看，它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统一之前以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为主；统一之后就是负面的、破坏性的作用为主了。后来儒家一直将秦国称之为“暴秦”，将秦始皇称之为“暴君”，是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对焚书坑儒的愤怒，秦国和秦始皇的“暴”是对全民的暴，从地主富商到底层百姓全都深受其害，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说法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甚至像君主专制和郡县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不是越强化越好。不是说分封制就一无是处全是历史糟粕。君主专制不加以节制，很容易走向暴君政治，秦始皇就是代表。在没办法搞人民民主的古代社会，适度的贵族政治可以起到约束暴君政治的效果。郡县制在交通通讯条件较好的地方推行效果好，但郡县制必然会导致官僚政治。在信息通讯非常低效的古代社会，地方官僚作为代理人很容易发现：机械完成上面的政令、同时搞欺下瞒上最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官员很容易迅速腐化并且追求短期收益，不顾本地老百姓的死活。在边远地区保留一定程度的分封制，让统治者的利益跟地方利益有更长期的捆绑，同时给予更大的授权，反而更有利于国家的整体稳定和边远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些都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经济地理人文特征辩证的看，搞不好就是“过犹不及、矫枉过正”。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好多做法就改了，还是以郡县制为主，但局部的恢复了分封制，把刘家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当藩王，还掌握兵权和铸币的权力，以保证随时应对地方叛乱。过了几代人之后，分封的刘家子孙自己叛乱了，中央政府费了好大劲才给镇压下去，于是又压缩了一些地方藩王的权限，但也没有完全取消分封制。中华帝国最强大的汉唐明三代都有分封制，朱元璋把干儿子沐英的后代分封到云南的效果就不错，沐王府子孙世代镇守云南，终明一代云南社会一定很稳定，从蛮荒之地被开发成为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南明时期云南还成了大西军反清的最后根据地，沐王府的后人到了清朝还一直在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直到今天，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边疆民族地区还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香港澳门这些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地区还采取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秦汉时期，彻底的郡县制一杆插到底肯定会有治理模式过度僵化的问题。

　　从治国理念来讲，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是纯用法家思想治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把法家思想用到了极致，结果秦帝国十五年就灰飞烟灭了；汉朝初年刘邦继承了秦朝的法律制度，也继承了郡县制，也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继承了但又没有完全继承，在很多地方进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一个巨大的改变是放开了思想文化管制，彻底放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继续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汉朝成为一个思想文化高度自由开放繁荣的古代王朝。整个汉朝都是这样。所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家学者吹出来的，不是历史事实，汉朝政府没有废黜过任何一家学术思想，诸子百家的书随便读随便讲随便出，官方和民间学者都可以自由学习研究，最多只是官方学校的教材以儒学为主、老师多用儒生而已。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最自由的两个大一统王朝，就是汉朝和明朝。

　　当然，虽然没有废黜百家，但儒学地位的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它代表了社会中产以上阶层制约皇权的呼声。在法家的世界里，君权是至高无上不接受任何制约的，也不用讲任何道理；但在儒家的世界里，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阶层都有自己的权利义务，皇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天道”，而天道的解释权则掌握在儒家学者手里。“天道”的关键是两条，一条是“仁”和民本，也就是皇权必须仁慈而且以民生为本，暴君的统治不可接受，这是儒家思想里最好的东西；第二条就是不同等级分别又不同的权利和责任。儒家主张尽可能的恢复封建等级制，认为西周的宗法制度最完美。到了汉朝，儒家学者也知道分封制回不去了，君主专制体制优势明显，大一统就更不应该反对，依法治国和官僚治国的体制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在官僚体制之外，社会关系应该按照封建礼法来进行规范：儿子要服从父亲、妻子要服从丈夫、弟子要服从老师，人的行为需要用宗法道德来加以约束。即使在官僚体系内部，也不能完全靠监督和刑法来解决一切问题，官僚集团自身的道德修养也很重要。这是对法律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有益补充。因为社会运行极为复杂，法家以为光靠制定好法律就能让社会稳定运行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有无数的细节是立法者不能顾及的，只能靠道德规范来调整和约束。儒家的这个看法也是正确的。总的来说，儒家的思想比法家要站位更高、看的更加深远而且更符合人性。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指导、以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为工具，才能更好的治理大一统帝国，成为了统治阶层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帝制时代最强大最繁荣的汉唐明三代，其体制并不是简单的“秦制”。片面法家化的商鞅体制从秦朝覆灭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有选择的扬弃了，它被证明非常不适合用于治理一个大一统帝国。汉唐明体制只是部分的继承了商鞅体制，把独尊法家的无限专制君主体制变成了儒法并用、以儒为主、百家思想兼容并包的有限专制君主制。

　　——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些讲《商君书》的文章和视频，里边把《商君书》描写成历代君主秘而不宣的统治宝典。作者介绍了《商君书》中有关如何通过愚民、弱民来强化君权的内容，并认为这才是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核心秘密。《商君书》大部分并非商鞅所作，但确实反映了商鞅变法和商鞅体制的主要思想。把《商君书》的思想作为理解中国皇帝制度的核心，过度夸大了商鞅体制的重要性。《商君书》的思想在汉代以后就已经被儒家思想所取代，不再是中华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跟其它诸子百家书籍一样，对统治阶层仅有非主流的参考价值，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统治宝典。

　　儒家的思想天生就受地主富商和贵族官僚阶层喜欢，它对上可以约束君主，对下可以控制人民，而知识分子又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阶层。军功阶层在大一统时代地位下降，行政官僚和财富阶层地位上升，这是儒学在大一统时代兴盛并最终压过法家的一大关键。专制君主和军事统帅天生的倾向于法家。这两股势力在大一统时代反复斗争，是中华帝国历史发展的一大主线。至于墨家等其它诸子百家的思想被淡化，则是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力量在大一统时代长期式微的结果，并不是被政府强行废黜而消亡的。但儒家的道德规范过于强调宗法等级，又有很多问题，这对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我讲中华帝国历史的几本书里边有更深入的探讨，这里就不再多说。

　　刘邦大量任用儒生，开始了儒法并用的治国时代。同时他也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统一中原以后没有继续大规模对匈奴用兵，采取称臣和和亲等比较屈辱的方式来换取和平，让经历了太多战乱的中国人能够得到喘息。

　　刘邦的后几代继承人延续了他的政策，并且还引入了道家思想治国，彻底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儒、法、道并行，让国家恢复了元气。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国家已经具备了武力解决匈奴威胁的实力，又开始逐步放弃道家思想，回到儒法并用的道路上来，尤其汉武帝还任用了“理财专家”桑弘羊来管理经济和财政。桑弘羊是管仲学派的忠实信徒，这就把“经济家”的思想也大规模的运用到了汉帝国的治理实践之中，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巨大成功。汉朝的治理，儒家、法家、道家、经济家的思想都在根据情况混杂着用，也就兼顾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让它成为另一个极为成功的古代王朝。

　　总之，到了汉朝，中华文明才算是真正“转型成功”，从成熟的分封制转型为了成熟的皇帝制。君王、贵族、工匠、商人、地主、农民等诸多阶层中间都涌现出来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殚精竭虑、奋不顾身、杀身成仁，儒家、法家、道家、经济家、墨家、兵家等诸多思想流派不断涌现并反复实践，才促成了这次伟大的转型，让中华文明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继续保持着辉煌，使中华帝国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成功最伟大的帝国。

　　再后面的事儿，就跟先秦上古历史离得太远，不再属于本书的讲解范围了。要看帝国郡县制两千年血与火的进化史，请继续阅读我的另外几本关于中华帝国历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