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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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明肇始

　　现代物理学认为，宇宙起源于一场没办法说清楚原因的大爆炸。数百亿年前，一个比一颗灰尘还要小的“奇点”突然爆炸，炸出了宇宙万物，包括空间。奇点为什么会爆炸，爆炸之前宇宙是个什么样，没人说的出来。这只是一个假说，有一些科学依据但无法被完全证实。但既然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支持它，我们也只好跟着同意。

　　大爆炸之后，又过了很久很久，大约在四五十亿年前，太阳系和地球才开始出现。地球上的生命大概在35亿年前开始出现。35亿年之前的历史，是物理学研究的范围，生命出现以后的历史，就是古生物学研究的范围。

　　最早会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古代猿人，大概出现在500万年前。之后的历史，就不再是古生物学研究的范围，而是古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古猿出现之后的几百万年间，地球上不同地区不断出现各种原始人类。按照生物学的分类，现代人类的祖先是智人，是人这个“属”里边唯一生存下的分支，历史上至少还出现过其它十六个分支，但全都灭绝了，只有智人这一支活到了现在。智人大约起源于16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就开始向世界各大洲扩张，大概在四五万年前进入到了今天的中国境内。

　　我们讲中华文明的历史，属于人文历史学，应该从哪里开始研究呢？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开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应该以什么为标志？这就比较众说纷纭了，有人说要从有文字开始，有人说要从有王权开始，有人说要从有青铜器开始，也有人说要从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开始。从文字、青铜器、王权开始的标准都有点太高了，历史也很短；制造和使用工具，标准又有点太低。除了智人以外，其它人种应该也都会制造工具，甚至黑猩猩也可以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工具，比如它会折断一根树枝再修理干净，用舌头舔一舔，让树枝粘上唾液，伸进蚂蚁洞里边去吸引蚂蚁爬到树枝上再把蚂蚁吃掉。这就是一个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以各种工具的使用来作为人类有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也不够妥当。

　　区分原始人和文明人的标志，应该是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所谓农业生产，就是通过劳动来创造可供自己消费的食物，比如培育种植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来饲养然后杀掉吃肉。不从事农业生产，只会捕猎或者采摘野果为生的人只能是原始人，跟野兽差别不大。野兽也会捕猎，狼群还会高度协作的捕猎；猴子靠采摘为生，还能形成规模庞大的猴群组织，内部存在稳定的等级和分工。但没有任何野兽会从事生产活动。只会狩猎、采摘，不会耕作、养殖的原始人跟狼群、猴群相比，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只是协作程度更高而已。只有学会了从事生产活动，人类才跟其它动物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也才可以创造出足够多的剩余食物来供养一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去从事政府管理、去发明文字、制造青铜玉器、研究科学和艺术等等。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根基。

　　从农业生产活动开始，人类就从原始人变成了文明人，历史研究就进入了人文历史学的范畴，古人类学、古生物学都还会发挥一些作用，但不再是主要的了。我们就主要是通过文物和史料来学习历史，而不是通过古生物化石和古人类骨骼来研究历史。

　　中国地区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之一。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距今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八千年前。在今天中国湖南南部的玉蟾岩这个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种植水稻遗存，年代约为距今一万两千年到一万八千年。这种水稻不是野生稻，经过人工培育改良，足以证明农业生产活动的出现。[1]

　　中华文明史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八千年之间。

　　科学与考古里边中华文明的源头明确了，接下来再来看神话与传说里的中华文明之源，并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交集。

　　中华民族的神话故事，可以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盘古开天辟地，是中华文明中世界观的起点。

　　最开始，宇宙一片混沌，没有光明和黑暗，也没有太阳和星辰，盘古拿着一把巨大的斧头，把混沌劈成两半，轻盈的物质上升成了天，沉重的物质下降成了地。后来，他又觉得这个一分为二的世界还是太枯燥乏味，就挖出自己的眼睛，变成太阳和月亮，献出自己的鲜血，变成大海和河流，把肌肉变成土壤、把骨头变成大山。盘古牺牲自己，把一个无聊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有人说了，盘古开天辟地那是神话，古人瞎编的，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这样想：关于世界起源的故事那么多，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故事。西方古人就相信《圣经》里边说的，世界是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的，最后一天创造了人。日本古人就相信什么世界是他们的天和大神创造的。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传承到今天，被最广泛传播的，是盘古开天辟地？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编个其他别的什么故事来讲呢？中国历史上，肯定出现过很多很多关于谁创造了世界的故事。这些故事一代一代的被讲下来，经过几千年，大部分都被遗忘了，盘古的故事保留了下来，存在的时间最长、流传的范围最广。这是为什么？或者说，这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什么样的文化特征？这就是盘古神话的意义所在。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跟西方基督教讲的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它们最大的区别是：盘古在创造世界以后，死了。

　　西方的上帝，依靠神力创造世界，啥都没牺牲，创造了世界之后也没有死，而是变成了世界的最高神，永远统治这个世界。全世界的生物包括人类，都要信仰上帝敬奉上帝，谁不供奉上帝，他就让谁下地狱，还要拿雷去劈它、拿火烧他、制造大洪水淹死他全家。总之，中华民族的创世神盘古是一个英雄；《圣经》里边的上帝是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就像一个暴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贪得无厌、穷凶极恶的混蛋，跟魔鬼也没啥区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敬仰为国为民做出牺牲的英雄，鄙视那些居功自傲、躺在功劳簿上作威作福的家伙。上帝这种做法，就是被中国人鄙视的典型。中国神话传说里边，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基本都是昏庸无能的形象。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发展下来，选择了盘古而不是上帝或者玉皇大帝作为创世神，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导致的。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是人创造了神，不是神创造了人。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创造了什么样的神。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看，盘古开天辟地以后，我们中国的传说就是女娲造人。在中国人眼里，人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神创造的，带着强烈的母性光辉。我们中国人来到世界上，首先就要感谢母亲、感谢女性的付出。这非常的有人情味。再看《圣经》里边人是怎么来的？还是上帝创造的，先创造男人，叫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叫夏娃。女人天生就比男人低一等，是男性的附庸。而且女人还会引诱男人学坏，诱惑他偷吃上帝的苹果，结果被发现了，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到世界上去受苦。所以人一来到世界上，就有原罪。我们中国人就不讲这一套：我爹生父母养的，凭劳动吃饭、凭良心做事，凭什么说我有什么“原罪”？这是一种人格侮辱。我有没有做错过事情？做过。有没有个人的欲望？肯定有。但做错事不等于犯罪。没有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知错能改，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不去危害社会还给社会做贡献，我们就绝不应该承认自己有“罪”，还是什么“原罪”。要说人天生欠父母的那是对的，非要说人人都天生就欠上帝的、要赎罪，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是胡说八道，完全不可接受。

　　女性神女娲不仅创造了人，还干了一件大事：天破了一个窟窿，她找来了很多岩石给烧化了炼成岩浆去补天，继续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这些事情干完以后她就归隐了、消失了，也没有去当女上帝，没有说谁不尊重她、不信仰她就杀人全家。

　　中国人崇拜盘古式的勇于牺牲的英雄，也崇拜女娲这种干实事不求回报的人物。

　　——我们读历史不能光看故事，要能看懂故事背后的深刻含义。尤其是要善于比较，很多事情只有做对比，才能看出它与众不同的方面。

　　盘古和女娲，一个创世一个造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两大神话始祖。这两位大神把世界和中国人创造出来之后，一个死了、一个归隐，接下来就是“三皇五帝”出场了。盘古和女娲，是神话；三皇五帝，是传说。传说和神话不一样，神话是完全虚构的，没有对应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只有文化含义；传说不是完全虚构的，背后有一些真人真事，只是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记录，经过几千年口耳相传，真实与虚构的故事混杂在一起了，难以把它们分开。

　　“三皇”是哪三皇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主要包括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从中挑三个出来就是三皇。在古代传说里边，皇和帝都不是指的人，是神仙。皇是天上直接派下来的神仙，帝是人间的英雄死后升天的神仙。“帝”字来源于“禘”。“禘”是夏商周时代祭祀远古君主的祭礼，必须是祖宗级别的君主才能享受，一般的君主都不行。后来逐渐演变，去掉礼字旁，用作对伟大君主的尊称。“皇帝”二字变成活着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秦始皇发明的。秦始皇之前的中国人，是把上古传说中那些帮助人类人工取火、制造房屋、制定社会和国家制度的人，当成是天上派下来帮助我们的神仙，这才是三皇的原本含义。

　　燧人氏，就是天下派下来教人类人工取火的神仙。原始人类最先学会用火，是打雷引起森林大火，他们把火种保存下来，把木头点燃了用灰盖起来，需要的时候再引燃··。后来，有人发现，将燧石跟铁矿石碰撞可以产生火花，就可以实现人工取火。最先发明这个技术的人，就是燧人氏。

　　以此类推，有巢氏，就是最先发明建造房屋的。伏羲氏，就是最先确定家庭婚姻制度的人。神农氏，就是最先发明农业耕作的人。

　　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在传说中都是神仙下凡。但他们背后都有真实的历史可以对应。像人工取火、建造房屋这些事，肯定会有人第一个干。氏这个字，在上古社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部落，也被称为氏族。燧人氏的传说，对应的不是具体某一个人，理解为最先学会人工取火的上古氏族就更合适；有巢氏，就是最先学会建造房屋的氏族；神农氏，就是最先学会种植农作物的氏族。这样理解上古传说，就能更好的与科学的考古发现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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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J］。作物学报，1998，（4）。距今一万两千年为稻作标本碳14测年所获得的数据，当为年代下限。日本学者安田喜宪根据陶片等其它考古发现间接推断，玉蟾岩古人稻作时间最早可能为一万七千年前。刘志一在《稻作农业起源新证》中综合各方研究，认为玉蟾岩稻作的最早起源为距今一万八千年左右，以此结论作为稻作起源的年代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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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玉蟾岩古人到庙底沟时代

　　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的传说，现在还难以通过考古与具体的人或氏族对应。能够跟考古证据和权威史料对应的比较好的，是神农氏。在上古传说中，神农氏出现的时间也比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更晚，反映了人类社会先发明人工取火、建造住所、组建家庭，然后才培育农作物、从事农业耕作的发展顺序。

　　中国有准确文献记录的历史，要从西周开始。《史记·周本纪》里边记录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周王朝的开国帝王周武王，找到了神农氏的后人，为了纪念神农氏的功绩，把他们分封到了焦国。焦国具体地方在哪里，现在说不清楚。但周武王分封神农后人这件事是史实。通过分封，神农的传说跟可靠的历史事实直接挂钩了，西周建国的时候，还能找到神农氏的后代。

　　传说中的神农，是一位发明了农业耕作的神仙。从考古上进行对应，就应该是最早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华古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种植，是从湖南玉蟾岩人工栽培水稻开始的，距今在大约距今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八千年前。这一时期，两湖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昼夜温差也大，适宜于农业发展。湖南玉蟾岩地区的原始人就慢慢的掌握了栽培水稻的技术。

　　玉蟾岩古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神农”。

　　此后，水稻的人工栽培技术就以湖南南部为起点，向四面八方传播，传遍了中华大地。其中比较重要的传播路线有两条，一条向东、一条向北。向北的这一支，通过湖北进入河南中原地区，被后世传说以炎帝的名义记录并流传了下来。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这个称谓里边，就包含了中国人是神农后裔的意思。向东的一支，沿着长江及其支流往长江下游传播，通过江西进入浙江，在历史传说中长期默默无闻，一直到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考古学家们几十年的辛苦努力，才被发掘了出来，并震惊了世界。

　　我们先讲往东的这一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在江西上饶的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大概一万年前的栽培水稻标本[1]。仙人洞在玉蟾岩以东八百公里，水稻栽培时间比玉蟾岩晚了几千年，应该是玉蟾岩传播过去的。

　　仙人洞稻作文化又分为两支。一支北进中原，在其北方约八百公里的河南贾湖和裴李岗，发现了距今约八千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硅化标本。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动物骨头上，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类文字刻画符号，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从贾湖-裴李岗再往后，中原华北地区发展出来了分布极广的大汶口文化，然后衍生出山东龙山文化，成为了上古东夷氏族的起源。

　　另一支沿长江继续往下游传播。在仙人洞往东三百多公里的浙江浦江县的上山地区，约距今九千年前，也出现了人工栽培稻。进入浙江以后，水稻种植技术遍地开花，距今约7000年前，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古人、嘉兴的马家浜古人都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水稻栽培技术。[2]马家浜文化继续传播发展，终于在距今五千年多前，在长江下游以南和钱塘江以北的平原上，催生了辉煌的良渚文明。

　　良渚文明是典型的稻作文明，它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就是种植水稻。基于水稻的种植，良渚古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古城，城墙内的面积有大约300万平米。这座古城跟中国西北地区的南佐古城，并列为五千年以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万平米级古城。中东地区的耶利哥古城也是五千年以前的，但面积只有4万平米，跟良渚和南佐比起来连十分之一的大小都不到。

　　良渚的300万平米是城墙内面积，在城墙外还有一层低一点的坝体，与周围的水系配合形成了一个外城军事防御系统。如果把外城面积也算进来，整个良渚古城的面积就会达到惊人的600万平米，这是人类在距今四千年以前所建立的面积最大的古城，其规模要到一千五百年以后才会被郑州商城超过。

　　良渚古城里边有宫殿区，供贵族居住，还有手工业聚集区，代表王权的高等级墓地和玉钺也被发掘了出来，社会等级和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已经出现。这些都说明良渚古人已经建立起了区域性王权国家，居住在古城里边的贵族们统治着长江和钱塘江下游平原的广大区域，而且跟周边许多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

　　在良渚古城外边，发现了五千年以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坝系统，工程土方量260万立方米，相当惊人。良渚最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是玉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而且雕工非常精美。玉器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代表，在中华文明圈的诸多上古遗址中，从岭南到漠北，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下游，都大量出现玉器，形状、花纹、工艺都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在中华文明圈以外的地区，就很少能看到这些玉器。玉器也就成了中华文明圈的重要标志。良渚的玉器，代表了五千年前中华玉器的最高水准。

　　总之，不管从城市规模、社会等级、社会分工还是工艺水准来看，良渚都是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文明之一。我们常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在良渚古城发掘出来之前，很多人不相信，说是吹牛皮——甲骨文的历史才三千多年，怎么能说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个五千年的说法，原本是根据传世文献的记录，把神农、黄帝的活动历史都算进来的。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证明我们根据文献记录推断的五千年文明史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极有可能是低估了而不是高估了中华文明的长度。良渚古城所代表的文明高度，至少要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积累才可能达到。中华文明史远远不止五千年，五千年那是我们基于谦虚保守的态度所做的估计。

　　玉蟾岩的神农稻作文明往长江下游发展的势头，到良渚就到顶峰了。良渚古城在距今四千多年前被毁灭，良渚文明也随之衰落。关于良渚文明，上古史料中几乎很难找到它的身影。

　　良渚古城被毁灭的时间大概是距今4500年前，这跟我们根据古文献推断的黄帝称霸中原的时间基本一致。它可能是被黄帝、或者黄帝的后人所征服，也可能是由于洪水气候等环境变换而自然衰落。

　　玉蟾岩神农氏的另外一支选择了北上。

　　考古学家们在玉蟾岩北方的彭头山-八十垱地区，发现了距今大约八九千年前的稻作遗存。[3]在彭头上附近的城头山，发现了距今大概6500年左右的稻田，是历史上最早的稻田之一[4]。水稻种植业成了当地先民们的主要生产活动。城头山遗址还出现了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城镇。这个城镇有三万平米，被大型壕沟、土围和天然河道所包围，用于军事防御。[5]在古代，城就是国，“国”这个字就是被包围的区域的意思。而且，彭头山和城头山所在的地方现在叫澧县，旁边有条河古代叫澧水，澧县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澧”通“醴”， 醴就是用稻谷发酵的甜米酒。最先发现稻田的地方，也最早出现米酒，可谓顺理成章。澧县、澧水的古代地名，也跟稻米密切相关。城头山区域应该是稻作文化北上的一个关键地点，上古时期曾经是中国稻作文明的一大中心。

　　神农稻作技术从彭头山继续往北迁徙，进入了今天的湖北地区。在湖北秭归和宜都，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大约八千年前的城背溪稻作文化遗址。城背溪北边大概两百公里，就是著名的“神农架”原始森林。这个神秘的地方，从古至今一直用神农的名字命名，根据传说，它名字的来由就是神农曾经在这里的大山里边架过梯子。

　　城背溪文化出现之后，又过了大约一千年，也就是距今七千年左右，稻作技术传入陕西地区。在城背溪西北约六百公里的汉中李家村，发现了距今稻作遗存。汉中是汉江中上游平原，自古就是四川和江汉地区进入关中平原的枢纽，距离关中平原只有一步之遥。但李家村文化并没有继续往北发展，而是在七千年前被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所取代——这一文化类型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氏族密切相关。仰韶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碰撞交流，产生了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直接来源了。

　　李家村之后又过了两千年，也就是在距今五千年左右，跟良渚文明差不多的时间，在位于李家村汉江段下游的丹江口一带，屈家岭和石家河这两个地方，长江中上游神农稻作文明终于发展到了顶峰。其中石家河还要晚一些，发展程度又更高一筹。它不仅拥有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而且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了。良渚也是石器时代没有用上青铜，石家河不仅用上了青铜，而且玉器雕刻水平也比良渚成熟，可以说是全面超越了良渚文明。当然，它的鼎盛时期也比良渚要晚上几百年。

　　石家河文化的特点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镇群，中心古城的面积是120万平米，护城环壕内的面积大约180万平米。在它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比较小的城镇化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城镇聚落群体。这显示出它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6]。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城镇聚落，而且至少还控制了方圆150公里左右的六十多个其它聚落[7]。石家河古城就是当时整个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这也就标志着在跟良渚差不多的时期，长江中游也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区域性王权国家。江汉平原交通四通八达，自古以来就是四方贸易往来的关键枢纽。石家河聚落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集市型聚落形态，周边大大小小的城镇聚落围绕着一个中心城市，显然非常方便定期举办集市。

　　那么，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的主人是谁呢？有人认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炎帝。

　　炎帝在很多古籍里边被认为跟神农是一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说，神农不可能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最早发明农业耕作技术的上古氏族的人格化形象。从玉蟾岩古人到仙人洞古人到良渚古人，从彭头山古人到城背溪古人到石家河古人，他们都属于神农一脉。炎帝也不大可能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炎帝氏族的代表。

　　石家河遗址存续的时间比较晚，不大可能是炎帝氏族。它应该是炎帝氏族北上以后，留在本地的居民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建设起来的。它对应的不是炎帝，而是史书中记载的“三苗”，在炎黄之后数百年才被大禹南下征服。

　　稍早一些的屈家岭文化主人则确实很可能确实与炎帝氏族有关。屈家岭文化继承了兴起于湖南的稻作文化，作为神农一脉是没有问题的。它是神农稻作文明北上进入中原的重要枢纽，而中原地区的传说将炎帝认定为发明农业耕作的神农氏，可能也就因此而来。古籍中多有炎帝“起于烈山” 的说法，或者认为炎帝就是烈山氏、历山氏。烈山就是今天湖北随州的历山，距离石家河遗址和屈家岭遗址只有大约150公里。

　　最新的考古研究证实 “（炎帝氏族的祖先）在屈家岭文化时代早期，由今湖北随州市历山，沿汉水迁至今陕西渭水中上游一带”[8]。《国语》中说“炎帝以姜水成”，后世学者根据文献推断，姜水是今天渭河中上游的某条支流。考古发现与文献记录一致。

　　此外，“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以及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分别出土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存在与屈家岭相同的喇叭红衣小陶杯、圆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二者相互间的联系。”[9]

　　也就是说，南方神农文明的势力确实在炎黄时代之前就扩张进入了中原和关中地区。炎帝氏族应该是从江汉平原北上，进入关中平原，和黄帝氏族爆发了战争，并最终结成了炎黄同盟。

　　诸多古籍记载，炎帝死了以后，葬于长沙。长沙是今天湖南省的省会，古代所称的长沙范围更广一些，一般认为炎帝埋葬的地点在今天长沙南边的株洲市炎陵县，距离玉蟾岩遗址只有三百来公里。这样看来，炎帝氏族应该确实和发源于湖南南部的稻作文明存在密切的联系，根据古老的风俗，其首领去世以后还要回到本氏族最初的发源地埋葬。

　　在南方神农稻作文明往东往北传播的同时，我国北方地区的“神农”们也在忙着培育其他粮食品种。

　　大约七八千年前，我国西北地区黄河上游的先民们，掌握了稷（ji，四声）的人工栽培技术。[10] 同一时期，位于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地区的先民们掌握了人工栽培粟（su，四声）的技术。[11]

　　粟和稷都是古代的一种粮食作物。稷有时又被称为黍（shu，三声），它跟粟都是金黄色的米粒，稷的颗粒更大一点，粟的颜色更黄一些，跟今天我们常吃的小米看起来比较类似。我们中国人常说“”五谷丰登”，用来描述丰收，五谷就是稻、粟、稷、麦和菽（豆）。除麦子外，其它都是原产自中国。[12]

　　从时间先后来看，南方玉蟾岩和仙人洞古人培育水稻的时间最早，领先北方数千年，是最古老的“神农”。稷和粟的培育可能是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先民们独立培育的，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南方水稻培育技术的影响。

　　至少在距今六七千年前，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到南方的长江流域，以及它们中间的淮河流域，中华文明的主体范围内，已经全面实现了农耕化。中华文明全面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

　　农业耕作比捕猎和采集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养活更多的人口，中华大地上也因此呈现出一片空前的繁荣景象。无数大大小小的原始氏族部落开始扩张地盘，氏族间的贸易与战争变得频繁。其中，位于中华大地中心位置的河洛平原——也就是中原地区——受益最大。在今天洛阳以西大约120公里处的三门峡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域影响力的文化——庙底沟文化，将中华文明带入了文化共同体时代。

　　庙底沟文化在考古学上被归为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又叫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是我国上古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影响范围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甘肃东部、河南西部等地。它的考古文化特征是带有彩色条纹的陶器。其中，陕西半坡村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比较早的一种。庙底沟文化也主要是从半坡类型发展而来，产生了花瓣纹彩陶盆等几种很有特点的新型陶器。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特色陶器的传播，发现从距今六千年开始，中华大地上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庙底沟化”过程。

　　庙底沟文化诞生之后，迅速地向四面八方发展，以人口扩张为驱动力，大量向周边地区移民。西到甘肃青海，北到内蒙古、辽宁，南到江汉地区，东到山东，东南到浙江的整个黄河长江中上游和中下游地区，都被卷入这场考古学上的“庙底沟化”过程中。这一过程持续了至少六七百年，将中华大地变成了一个彼此连接、相互影响的文化共同体。[13]庙底沟文化从诞生到消亡时间是大约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八百年前。这一时期被称为“庙底沟时代”，甚至有人夸张的称之为“庙底沟霸权”。

　　庙底沟时期，中国早期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发达和繁荣的程度。种植业有粟、黍、豆、麻、粱、稻等各类农作物；畜牧业中的猪、牛、羊、狗、鸡等已经被驯化，林果业中的枣、梨、栗、桃等也已经开始人工栽培并被人类食用。[14]

　　很多关键的变化都在“庙底沟时代”发生，特别是宫殿式建筑和大型墓葬在东南西北各个区域的重大考古遗址中纷纷开始出现，标志着原始氏族向区域性王权国家的转型。良渚古城、南佐古城、石家河古城、石峁古城等大型上古城市都兴建于“庙底沟时代”的后期或者结束后不久。

　　庙底沟时代比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时代更早，但又晚于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的时代，因为人工取火、建筑房屋、组建家庭、农业耕作等都已经在这个时期之前就产生了。但“庙底沟霸权”所催生的文明共同体，它的地理边界与《史记》中记载的黄帝和夏商周的统治范围高度重合，为从黄帝到夏商周时期中华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 刘志一，稻作农业起源新证［J］。农业考古，2013，（4）。仙人洞的陶片测年要早于玉蟾岩，但稻作标本测年的结果还是玉蟾岩更早一些。
　　[2] 彭博，中国早期稻作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J］，农业考古，2016（1）
　　[3] 同3
　　[4] 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的时间大约是距今6700至4500年，与城头山稻田时间接近。
　　[5] 唐湘岳，“城头山，中国最古老的城”，《光明日报》2015年09月21日 第5版
　　[6] 国家文物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J］，江汉考古。 2009,（01）
　　[8] 彭雪开：炎帝出生地望考［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4）
　　[9] 同上。
　　[10] 安志敏 ：略论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J］，《考古》，1984（10）
　　[11] 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J].农业考古，1982（2）
　　[12] 五谷中的第五谷——豆，古代又被称为“菽（shu，一声）”，也是最早被中国人培育出来的，毛主席诗词里边说“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里边的稻菽就是稻米和豆类的指称。五谷里边，只有麦子是外来农作物。它最早是古埃及和中亚地区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传入中国，经过不断改良成了今天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粟和稷由于淀粉含量比麦子低很多，就逐渐被归为粗粮一类，吃的比较少了。
　　[13]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J】，考古，2012（3）
　　[14] “庙底沟：中国文明从这里走出”，经济参考报，201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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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炎黄称霸：黄帝疆域与陶寺古城

　　庙底沟时代结束以后，中原文化迎来了“龙山文化时代”。这一时代大概是距今4600年前到距今4100年前。

　　龙山文化诞生于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地区，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大汶口-龙山文化在考古上，一直就是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并列的存在，二者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两种上古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彩陶，而龙山文化的标志是黑陶，也就是黑色的陶器。

　　黑陶和彩陶相比，重量更轻硬度更高。但要把陶土烧制成黑色，工艺难度比烧制彩陶大得多，主要是所需的温度更高而且陶胎要更薄，需要利用还原焰来烧制，还要制造出高精度的拉坯机。

　　黑陶烧制技术在东方被发明以后，就迅速往四面八方传播，压过了来庙底沟文化的风头。庙底沟地区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庙底沟二期文化就被考古学家纳入了中原早期龙山文化的范畴。[1]

　　中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开始于庙底沟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时期，而后来的尧舜时期则属于考古上的龙山时代晚期。

　　《史记》是我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作者司马迁著述态度严谨，经过他的考证，认为黄帝以前的传说比较虚无缥缈、难以证实，所以《史记》的第一篇就从黄帝开始讲。《史记·五帝本纪》上来先讲黄帝。

　　《史记》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轩辕就是指的黄帝。轩是马车上的帷幕，辕是马车车架跟马的连接杆。一般认为，黄帝为姬姓，轩辕氏。轩辕氏可能是最早发使用马车的氏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黄帝氏族的势力兴起的时候，神农氏的势力已经衰落了，中华大地上一片战乱，但神农氏无力控制局面。于是黄帝就发兵四处征战，谁不服打谁，最终把不服的都打服气了，也就取代神农氏建立了霸权。

　　黄帝也是上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跟炎帝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可能是具体的一个人，也就是带领黄帝氏族夺取中原霸权的那个首领，也可能是很多代黄帝氏族首领在传说中的一个人格化的形象。

　　从屈家岭向北扩张进入关中和中原的炎帝氏族，与黄帝氏族之间互相征伐、争夺关中和中原地区的霸权。最后，黄帝氏族胜利，但炎帝氏族并没有被驱赶或者赶尽杀绝，双方结成了联盟，最终融合成为了一个族群——炎黄族群。

　　炎黄族群，是黄河上游的黄帝文明与长江中下游的神农文明融合的产物。炎黄族群融合以后，长期占据适宜农耕的关中平原和河洛平原，称霸整个中国，文明程度也领先于周边地区。他们把南边包括石家河和良渚文化在内的其它神农氏族称之为“南蛮”，把北边的氏族称之为“北狄”，把东边的氏族称之为“东夷”，把西边的氏族称之为“西戎”，自己则自称华夏、中国。炎黄族群后来还建立了夏王朝和周王朝，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华夏民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自称“炎黄子孙”。

　　有历史学家把中华上古文明形容成为“花瓣式文明”。河洛地区居中，是花芯；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文明就是花瓣，他们围绕着花芯一边争夺霸权一边交流融合。谁强大谁就入主中原。

　　河洛地区——也就会今天洛阳一带的黄河周边区域——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原”，不仅因为它在地理上靠近中华文明圈的中心，还因为它处于黄河、淮河、长江这三条大河距离最为接近的区域。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两条母亲河——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源头非常靠近，之后就一条往北一条往南，距离越来越远。黄河往北进入蒙古高原，然后掉头南下，穿过吕梁山脉与渭河汇合，汇合之处形成关中平原，然后转头穿过崤山山脉，经过三门峡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地区；长江南下进入云南，然后转头向北，穿过四川盆地再经过三峡，从宜昌进入江汉平原。江汉平原紧靠河洛平原，宜昌到三门峡距离只有约六百公里，是长江黄河发源以后距离最近的一段。两大平原中间又有大量的支流水系可供交通，淮河也在此间发源。

　　这样，河洛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往南是淮河上游，再往南就是长江中游。从这里出发，军队可以方便的去往黄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就可以获得威慑这三大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战略优势。要称霸或者统一中国，就必须征服河洛地区。所谓“逐鹿中原”就是指各方势力围绕河洛平原争夺争霸的意思。

　　征服河洛地区，在古代有四个方向，难度从易到难逐渐增加，一个是从黄河上游的关中平原沿河而下；第二个是从河北山东地区沿着黄河下游平原——也就是华北平原打过来；第三个从江汉平原北上；第四就是从东南方向，也就是长江淮河下游逆流而上。

　　在古代社会，河流以及河谷道路是最重要的行军和物资运输通道，逆流而上攻打的难度远远大于顺流而下，翻山越岭攻打的难度又要大于沿着平原进攻。要占据中原，从黄河上游出发最容易，先占领关中平原，依靠关中平原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再顺流而下；从黄河下游出发次之，属于沿着平原进攻；从江汉平原进攻的难度位居第三，需要穿越很多河流峡谷；从长江中下游进攻难度最大，属于逆流而上而且还要翻山越岭，基本就不可能成功。神农氏、炎帝部族是从江汉平原北上，黄帝氏族是从黄河上游顺流而下，后来的商朝则是从华北平原南下。要一直到明朝，才出现淮河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势力北上征服中原并最后统一中国的政权。在此之前，成功的王朝大多都是先征服关中、再征服中原，黄帝、大禹、西周、秦朝、汉朝、唐朝莫不如此。

　　当然，理论上还有第五个方向，就是从西南方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打出来，但受秦岭和三峡的阻碍，这个方向要想成功实在太难，历史上还没有过成功案例。

　　黄帝氏族早期的活动中心，可能是位于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南佐古城。南佐古城遗址在西安的西北方向250公里，这个地方在古代被叫做“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一块平原，在《诗经》中被称为“大原”，又称“周原”，也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南佐古城存在的年代距今约5200年至4600年，总面积是600万平米，跟良渚古城一样，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重要考古证据。[2]《史记》里边说“黄帝崩、葬桥山”。桥山的地点自汉朝以来历代都有记录，就在今天甘肃庆阳市正宁县五倾塬乡，距离南佐古城遗址只有100公里，这里一直保存着一个巨大土丘，世代相传就是黄帝之墓。

　　南佐古城的鼎盛时期结束后，黄帝氏族沿着黄河流域顺流而下，向北蒙古高原、向东进入关中平原，营建了两座巨大的上古政治经济中心——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

　　石峁古城在吕梁山以北，在南佐古城东北方向五百公里，面向蒙古高原，面积400多万平米，仅次于南佐古城和良渚古城，存在于距今4600年到4000年之间，跟北方的红山文化交流融合，在考古上被称为“老虎山文化”。陶寺古城毁灭后，老虎山文化曾经一度南下控制了陶寺地区，但很快就连着石峁古城一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没有在上古传说中留下多少痕迹。

　　陶寺古城则不一样，它成了考古与传说最重要的连接点。陶寺在吕梁山以南，南佐古城以东五百公里，位于山西晋中地区，在关中平原最靠东的边缘上。它背靠吕梁山脉，易守难攻，面向广阔的关中平原，往南距离三门峡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往东穿过晋中地区进入华北平原也只有两百多公里，是一个非常适合同时统治关中平原、河洛平原和华北平原的战略要地。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考古学家发现。

　　陶氏古城建城时间比石峁古城略晚，存在于大约距今4500年到4200年之间[3]。城墙面积大概是280万平米，在它之前和同时，也只有良渚、南佐和石峁古城面积比它更大。这里发现了大型的王墓，统治者的地位相比石家河、良渚显得更为尊贵，王权统治的区域也更大。

　　陶寺古城应该就是黄帝和炎帝氏族联合以后，炎黄族群称霸黄河流域和汉江平原的统治中心。不过，从南佐古城衰落到陶寺古城兴起，中间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差。从南佐时代到陶寺时代这段时间，黄帝氏族应该还有别的都城，这些古城还没有被发现。

　　随着陶寺古城的兴起，南方的石家河古城、东南方的良渚古城都在几乎同一时间衰落了。广域霸权取代了区域王权，中国历史发展也就进入了广域霸权时代。[4]

　　《史记》里边说，黄帝的统治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xūn yù），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就是向东一直到山东，到东海边，向南到达长江流域，向西打到了今天的甘肃平凉市崆峒山，向北进入蒙古高原与匈奴发生了战斗，东北方向到达了河北涿鹿，也就是今天北京北边的张家口附近。

　　这个记录从考古来看，可信度较高，西北的南佐古城、南边的石家河古城、北边的石峁古城、东南方向的良渚古城就在这个范围的边缘地区，它们串起来就差不多包括了《史记》记载的黄帝统治范围。而统治中心陶寺古城正好处在这个范围的中心位置。而且，这个范围也跟“庙底沟霸权”形成的文化共同体范围高度重合，在黄帝之前一千年，这个范围内的古人们就普遍受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辐射，经过上千年的交战与交流，地理交通条件已足以支撑黄帝大军的征伐。

　　陶寺王墓中还发现了很多鳄鱼的骨头，用于制作乐器和礼器。我国北方黄河流域是没有鳄鱼的，最近的鳄鱼居住地是长江中下游，它们应该来自于南方氏族向陶寺王权的朝贡。此外，这里出土的陶器风格明显受到庙底沟二期的影响，三足鬲则来自北方的老虎山文化，玉璧、玉琮与良渚有关，玉兽面又与石家河文化相通，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则来自山东龙山文化[5]。总之，它是一个通达四方的广域治理中心。

　　在《史记》记录的黄帝霸权版图中，东北方向的山东河北一带没有发现像良渚、南佐、石峁这样的大型古城。但这个方向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主要影响范围，有大量的小型上古遗址存在，这些遗址的主人在历史记录中被称之为“东夷”。

　　东夷是我国古籍中对上古时代活跃在河北、山东、江苏一带的众多氏族的统称，可以称之为东夷族群。它跟炎黄族群、神农族群一起，共同成为了中华上古文明的三大主要族群。

　　炎黄在结成联盟以后，很快就向东征伐，跟蚩尤带领的东夷族群联军开战，主要的战场在今天的河北涿鹿，史称涿鹿之战。炎黄的大军取得了胜利，蚩尤氏族的首领被杀掉，东夷族群也就向黄帝表示了臣服。这样，神农、黄帝、东夷三大族群都被置于同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广域霸权——炎黄古国出现了。

　　炎黄古国是一个霸权制国家，是最古老的广域国家形态。中央政府更像是一个霸主：它并不往地方直接委派官员，也不分封土地，之前各个氏族的地盘和权力结构保持不变。但它不允许在自己的霸权范围内存在像石家河和良渚这样的区域性王权，各大氏族都直接向中央政权表示臣服。这种臣服的标志主要就是朝拜和进贡，但具体如何安排的今天已经搞不清楚了。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种方式，就是黄帝采用了与各大氏族联姻的方式来加强统治。

　　黄帝派遣其家族成员，到各个地方，娶当地族群的领袖的女儿为妻，以女婿的身份担任部族首领，他们的后代也就世世代代继续统领这些部族。最重要的安排有两个，一个是把黄帝的大儿子派到山东，娶了凤鸿氏女子为妻，当了凤鸿氏的首领。最后成了整个山东地区各个部族的最高首领，代表黄帝统治东方，史称少昊氏。

　　第二个，就是黄帝的小儿子昌意派到四川，娶蜀山氏首领的女儿为妻，当了蜀山氏的首领，代表黄帝统治西南方。这两个方向对黄帝的统治是最重要的——蜀山氏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南方，翻过秦岭可以攻击关中，是关中平原的大后方。黄帝要离开关中去征服河洛和华北平原，后方必须稳定，所以派小儿子去统治。而且黄帝的妻子嫘祖，也是四川人，就在成都平原北边紧靠秦岭的盐亭县。《史记》里边说黄帝娶西陵氏之女。西陵的意思，就是西边的大山，秦岭就在陕西的西南方向。可见黄帝非常重视后方根据地的安全，连续两代联姻。

　　黄帝的妻子来自四川，小儿子昌意去了四川，这是他的大后方。后来夏朝的建立者的大禹，据说也是黄帝的后代，他出生在四川，可能是昌意这一支。

　　派大儿子去山东，则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族群的统治，进而控制整个华北平原地区。

　　炎黄古国的这种朝拜、进贡、联姻的治理模式，我们称之为霸权制国家。有人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氏族共同体，不应该被称之为国家。两种称呼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是我们后人做的概念界定，当时的人们不会懂得国家、共同体这些概念的区别。

　　总之，以炎黄族群为主导的霸权制国家建立起来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大族群联系就进一步加强了，为后来的臣服制和分封制国家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的上古历史，简要的轮廓是一个“三国演义”——三个最大的氏族集团互相交流、竞争、融合了几千年。

　　神农（南蛮）氏族集团是最早的一支，最先掌握水稻的人工栽培技术，起源发展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然后逐步往北、往东发展扩张。

　　第二支是黄帝氏族集团，它发源于黄河上游、然后逐步进入关中平原。黄帝氏族的先民们在差不多七八千年前掌握了稷的人工栽培技术，以彩陶为文化代表，后期也掌握了黑陶工艺。

　　第三支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夷氏族集团，他们在大约七八千年前掌握了人工栽培粟的技术，以黑陶为文化代表。

　　再往后，炎黄族群又建立了夏朝，数百年后被属于东夷族群的商族击败。东夷族群夺取霸权，建立了商朝。夏朝灭亡前后，炎黄族群一部分人回到在南佐古城附近，自称“周人”。周人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抓住机会再次从东夷族群手中夺回了中原霸权，建立了分封制国家——周王朝。受此影响，后世流传的上古传说就以炎黄族群的说法为主体，炎帝出自神农，“南蛮”神农的传说保留了下来，后来还进入了三皇五帝系统，神农成了三皇的代表人物；“西戎”黄帝的传说保留了下来，五帝系统就以黄帝氏族的权力传承为准；东夷族群只有商朝的历史保留了下来，在商之前，没有像黄帝、炎帝、神农这样的英雄人物做代表，我们今天只好继续叫它东夷。

　　东夷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很大，可以说几乎与炎黄持平。尤其是东夷龙山文化所擅长的黑陶烧制技术，比烧制彩陶所需温度更高、加工难度更大，这些高温加工工艺对后来青铜和铁器的加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东夷氏族创立的商王朝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顶峰，商能够灭夏应该也跟它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有关。[6]可以说，石器时代炎黄称霸，青铜时代则是东夷称雄，到了铁器时代炎黄和东夷就融合完成了。蚩尤也应该和黄帝、神农一起，并列为中华三大人文始祖。

　　[1] 张弛。 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 南方文物，2021（1）

　　[2] 《甘肃两处文化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华网甘肃频道，2021-12-03。南佐古城正式发掘的时间比较晚，从2021年才开始，有很多细节还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发掘研究。但它总体属于仰韶文化，跟之前的考古结论——黄帝氏族起源于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是一致的。南佐文化也是农耕文化，同时种植水稻、粟、稷等多种粮食作物。

　　[3] 中华文明的起源，107页

　　[4] 根据诸多古籍记载，黄帝曾经在中原建都。但是，河洛平原地区考古没有发现夏朝之前的广域霸权古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或许有类似的古城被埋在地下尚未被发现，但可能性更大的情况应该是：古籍记载有误，黄帝并未建都中原，而是建都于陶寺或者西北其它地方。黄帝在中原地区可能有过临时性的驻地，用于会盟诸侯，便于黄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氏族首领前来朝拜。这个临时性驻地被后世错误的记载成了黄帝都城。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永久性的都城还是被选择在了关中平原最东面的陶寺，这里距离黄帝氏族的本部更近，与中原和华北隔着巨大的山脉，东夷族群和南蛮族群如果造反，很难攻克。后来，周人统一中国，也是定都于关中平原而不是河洛平原，但在洛阳地区营建“成周”， 而把关中地区真正的首都——镐京称之为“宗周”。统治中枢居住在镐京，许多礼节事务则在洛阳处理，周天子定期或不定期的去往洛阳巡视。黄帝称霸中原之后，完全有可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可能才是考古发掘不能在中原地区找到能匹配炎黄古国都城的遗址的真正原因。

　　[5] “龙山时代”：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学习时报，2021-01-04

　　[6] 中亚地区发明青铜冶炼技术的时间较早，一般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来自于中亚。但在此之前东夷氏族已经掌握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和复合范制作红铜器皿的技术，外来的青铜技术与这些技术结合以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在诸多方面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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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绝地天通：少昊之乱与颛顼改革

　　炎黄古国第一次把中国连接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是黄帝做出的大贡献。黄帝死了之后，谁来继承这个君主的位置，怎么继承，就是成了一个问题。按照道理，当然是黄帝的大儿子少昊氏继承。不过他已经去了山东，当了东夷族群的首领，该不该让他继承？

　　经过斗争，最后还是少昊氏继承了君主的地位。

　　这个决定不太明智，山东的东夷族群原本是臣服于炎黄族群的，但现在又搞成了东夷族群的首领管着炎黄族群，治理逻辑出了问题、理不顺。炎黄族群这边也群龙无首，社会秩序出现混乱，这就是上古历史中著名的“少昊之衰”，意思就是少昊时期，联盟治理不太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所以炎黄古国的五帝序列中是没有少昊的，他虽然是黄帝的直接继承人，但水平不行，不配进入五帝的序列。

　　等到少昊死了，炎黄族群这边就没有再让少昊的儿子继续当君主，而是让昌意——也就是去四川当首领的黄帝的小儿子——的后代来继承君主的位置。昌意的儿子颛顼（音：专需），当了盟主。颛顼回到了黄帝故都，直接担任炎黄族群的首领，以这个身份来出任整个国家的君主。这一下，这个问题才理顺了，国家治理重新走上了正轨。颛顼也成了五帝当中的第二帝。

　　颛顼在位期间，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平定东夷族群的叛乱，第二件就是打击民间的宗教迷信活动。

　　东夷族群在少昊时代一直压着炎黄族群，现在颛顼继位，炎黄族群恢复了老大的地位，他们当然不服。东夷族群里边的共工氏部落就发动叛乱，颛顼把它给平定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有水神共工大战火神祝融的故事，共工失败以后、头撞不周山，反应的就是这件事。

　　颛顼平定共工氏的叛乱、恢复了中央权威之后，接下来又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打击民间的宗教迷信活动。

　　古籍里边记录“少昊之衰”，后边还有十二个字，叫“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结合上下文来看，就是炎黄族群跟东夷族群发生了文化冲突。炎黄族群的文化特点是“民神不杂”，也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跟神仙巫术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平时就老老实实种庄稼，逢年过节才去搞点求神拜佛的活动，迷信思想不算非常浓厚。而东夷族群不一样，他们的特点是“民神杂糅”，老百姓的生活跟迷信巫术活动非常紧密，遇到问题不去找政府——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政府，主要就是相当于政府首脑的部落首领——而是找巫师解决。少昊在东夷当首领，反过来管着炎黄族群，东夷的文化就开始向炎黄这边传播，炎黄这边又群龙无首，没有强有力的领袖出来做主，搞得炎黄这边也是各种迷信活动盛行。所以叫“九黎乱德”，这里的“九黎”就是说的东夷族群，九就是多，黎就是黎民百姓，九黎乱德，就是一大堆来自东夷族群的人把炎黄文明的秩序给搞得乱七八糟，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炎黄族群跟东夷族群会有这么明显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呢？

　　关键就是炎黄这边农耕文明比东夷那边更发达。黄河中上游地区深处内陆高原地区，降水量不是很大，非常适合早期的农业种植。古代没有水土保持的技术，雨水太大以后，会把表层土壤给冲走，而土地最肥沃的部分就是它的表层土。粮食作物的根系都很很浅，表层土一旦被破坏，就很不容易种植。所以早期的农耕文明，一般都是在既有大江大河、又比较干燥少雨的地方出现的。像什么埃及的尼罗河、中东的两河地区、印度的印度河流域，都是这个特点。黄河下游靠近大海，东南季风一吹，它的降水就很厉害，所以它虽然也有大河、也是大平原，但它搞农耕的条件没有中上游地区好，发展的要稍微落后一点。长江流域搞农业耕种的历史更加悠久，是神农氏的发源地，但它两边高山丘陵比较多，没有大平原，虽然历史悠久但是规模始终搞不大。规模上不去，也就无法供养大规模的军队进行征战。所以统一中国、成为中华文明主流的这一支，这才成为了来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炎黄族群，这可以说是地缘特征选择的必然的结果。

　　农耕文明跟游牧、渔猎文明相比，主要就是稳定高产。人民只需要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定时定点种地，自然就会有收成，生产生活的确定性很高。所以农耕生活长期发展就会带来一个后果：老百姓对妖魔鬼怪、神仙菩萨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不是很感兴趣，不怎么畏惧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四季变化的规律就，就可以有吃有穿，什么妖魔鬼怪、神仙菩萨，就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要说不信，还是信那么一点，逢年过节的要求神拜佛；要说迷信，那也不是很迷信，平时工作很忙要种田养家照顾老婆孩子，要倾家荡产的去搞这些事儿，那肯定不行。

　　长期稳定的、有规律的生产生活，是农耕文明对抗宗教迷信活动的最重要的法宝。炎黄族群的这个文化特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全世界宗教色彩最淡泊的古文明，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伟大的世俗文明，从根子上来说，就是从炎黄这开始的。也就是古书上说的“上古民神不杂“、”民神异业，敬而不渎”。老百姓种田养家的世俗生活，跟求神拜佛的迷信活动，很早就分开了，“敬而不渎”，也对神仙表示敬畏，但绝不会把求神拜佛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东夷族群相比炎黄族群，农耕活动没有那么发达。河北、山东、江苏那边靠近大海、森林茂密，还有很多狩猎、捕鱼甚至游牧活动。人民因此比较容易受宗教迷信的蛊惑。

　　迷信活动一旦盛行，危害是很大的。任何宗教都是这样，先从精神控制入手，然后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财产控制、人身控制。宗教一旦将人们洗脑，可以在精神上对其进行控制，接下来肯定就是要求信徒捐钱捐物，最好是把全部身家财产都拿出来给巫师、教主享用，然后就是组织教会，掌握暴力，直至控制政权。宗教迷信盛行的地方，人民的钱都拿去供奉神仙了，就没钱给政府交税了；都去参加教会了，就不会去给政府服役当兵了；都相信神仙菩萨了，就认真种田搞生产了。整个社会秩序就会乱掉，组织不起来。炎黄族群战斗力强，能够击败东夷族群，还有淮河长江流域的那些个原始部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族群的宗教思想相对淡薄，政治军事组织能力更强。

　　少昊时期，东夷地区的宗教迷信之风传到炎黄族群这边来了，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国语》里面说：“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就是说，人民都被宗教思想给洗脑了，不珍惜现世的生活，将自己的财物和精力大量的用于鬼神祭祀，搞得民穷财尽。以前炎黄这边群龙无首，少昊作为国家领袖一直呆在东夷那边。现在少昊死了，昌意的儿子颛顼来到中原继位，恢复炎黄族群的中央权威。当然就要坚决反击宗教迷信活动对国家政治的干扰，恢复炎黄文化的优良传统。他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叫做“绝地天通”。

　　什么叫“绝地天通”？就是断绝地上和天上神仙沟通的渠道，这么一个“绝——地天——通”。那些巫师神棍靠什么蛊惑人心，就是宣布自己可以神仙附体，或者是可以用其他各种巫术跟天上的神仙交流沟通，知道神仙是怎么想的，可以传达神仙的旨意，靠这些个东西来骗人。颛顼就下了一个命令，以后禁止神仙下凡、禁止神仙附体，凡是宣布自己可以神仙附体的、可以跟神话对话的，全部抓起来判刑。人间的君主怎么能管得到天上的神仙呢？颛顼那个时代，他也不可能跟大家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公开宣传无神论，他也必须要承认神仙上帝都是存在的。他想了一个什么理由呢？就是只有君主本人才是神仙在人间唯一的代表，君主的话就是神仙的旨意，其他人说的都不算。天地之间的联系也没有百分之百完全断绝，但从今以后就只保留了这么一个通道，其它通道全部关闭。

　　民间传说里边说祝融和共工打仗，共工失败了，头撞不周山。这个不周山原来就是人间和天上的连接通道，说是共工给撞塌了，从此以后天上的神仙就下不来了、地上的凡人也上不去，天地的分离到这里才算真正完成。这个故事，其实反应的就是颛顼镇压共工叛乱然后下令“绝地天通”的事情。只是说我们民间传说把它讲成了神话，古代的官方史料《国语》里边就讲的是历史故事，但反应的其实是一个事儿。

　　“绝地天通”以后，君主垄断了对神灵意志的解释权。在此之前，君主和部落首领，只是军事统帅和政府首脑，掌握军权和政权，但并不掌握神权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裁判权。颛顼通过绝地天通的方法，禁断民间私人沟通人神的活动，垄断了对神灵意志的解释权。这就在实际上明确了王权高于神权的基本政治原则。

　　颛顼将手下的官员们进行了区分，一部分专门从事祭祀活动，一部分专门从事世俗事务的管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世俗特征。神鬼之事和行政事务分开管理，管理祭祀的被称为“司天”，管理农业耕种的称为司土（后来成为司徒），管理马匹军需的称为司马，管理工程的叫做司工（后来称司空）。司天的职位慢慢被虚化，而司徒、司马、司空“三司”成为了政府高级官员的标准设置，这就奠定了中国世俗政府管理的基本框架。

　　从此以后，在这一政治原则的引导下，在世俗政权的威权统治下，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色彩不断淡化，宗教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的世俗化特征，使得中华文明走出了一条跟世界上其它主要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们时常会被问道，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它和世界上其它文明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单选题，那么答案显然只有一个，就是：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而其它古文明不是世俗文明，是宗教文明。印度文明中祭司是最高等级的统治者，埃及法老也必须依靠祭司维持权威，后来的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主要文明大系，就更是典型的宗教文明了。古代社会，只有中国的统治阶层中，一直没有祭司或教士这个阶层，只有君主、贵族、军事勋贵、官吏、地主豪强这些世俗阶层。宗教高层最多只能算是统治阶层的附庸。君主的统治合法性，不需要通过宗教仪式或宗教领袖授予来获得。

　　世俗化社会的优势就是能够更好的包容科学技术进步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思想，有利于社会进步。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文明，宗教地位相对较低，可以算是准世俗文明，发展出来了比较发达的科学技术知识，但是它只存在了几百年就被毁灭了，后来被基督教文明取代。在基督教的统治下，西方文明出现了巨大的倒退，长期处于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发展停滞的状态，在黑暗的中世纪生活了一千多年。而中华文明由于“绝地通天”所开创的世俗化原则，驱散了宗教的统治。虽然在此之前，中华文明的发展程度落后于埃及中东地区，但此后发展大大加速，很快就迎头赶了上来，最终在中古时代成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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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鹏博士，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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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尧舜政变：禅让制的谜团

　　颛顼死后，由他的侄儿或儿子帝喾（kù）继位。

　　帝喾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经过三代君主的辛苦经营，联盟国家内部的秩序已经趋于稳定，黄帝部族的统治权威得以巩固，很少再有部族造反的情况发生，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帝喾干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定立节气。我们今天熟悉的二十四个节气：冬至、立春、惊蛰、清明、谷雨、夏至、立秋、白露、霜降、立冬，等等。这些就是从帝喾这里开的头的。当然帝喾定立的节气跟我们今天知道的二十四节气不一定一样，应该要粗糙一些，只能说它是二十四节气的源头和雏形。具体帝喾定的节气是什么样子，已经失传了。

　　节气这个东西，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指导农业耕作的。比如，立春，就是春天开始，要准备播种了。经过颛顼“绝地天通”的改革，政府的定位搞得很清楚，就是为生产生活服务的，不是装神弄鬼搞迷信活动。

　　帝喾的时代中国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他就是继承颛顼平定共工氏和绝地天通的改革红利，稳稳当当的当了一个盛世君主。

　　我们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历史就是有这么一个普遍规律：第一代君主负责创业，等他创业完成，一般来说年龄也很大了。统一中国怎么也得几十年，没有几十年下不来，他没有很多时间再去建立一套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他死了之后一般会出现权力交接的问题，搞不好就是内战，甚至直接改朝换代，比如后边的秦朝和隋朝这种，二世而亡；想要让它不那么块灭亡，第二代君主就要负责平定叛乱，然后制定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这些事儿都干完了，国家就开始进入盛世。这个盛世不是盛世君主自身的功劳，关键还是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创制打下的基础。盛世过了之后，就会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灭亡。这个现象被后来人总结成为叫“历史周期律”，也就是三国演义里边说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黄帝创业，颛顼改革，帝喾盛世，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轮。帝喾也被列入了五帝序列，是其中的第三帝。所以五帝不是说连着的五个君主，而是五个最有代表性的君主。帝喾呢，就代表了盛世的守成之君。

　　帝喾之后，炎黄古国又经过了很多代的君主、存在了很长的时间。《竹书纪年》里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也就是从黄帝到大禹经过了三十代君主。这中间有二十多代君主的姓名和事迹，全都失传了，这段历史是一片空白。一直到它的最后两个君主，也就是尧舜时代，才有新的历史记录。

　　尧和舜，都进了五帝序列。五帝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开头三个、末尾两个。五帝都可能是具体某一个人，但更大的可能是好多个君主的综合。比如黄帝，可能是黄帝氏族早期好多位首领综合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霸权国家。有些古书里边记录上古帝王动不动就在位上百年，这是不可能的，应该是把好几个君主的事情算到了一个人头上。

　　炎黄古国的君主都由黄帝子孙后代担任。黄帝姓姬，后边颛顼和帝喾也都姓姬。不过尧并不姓姬，而姓伊祁，又因为他所在的氏族烧制陶器的工艺比较有特点，因此被称为陶唐氏。上古时代，姓和氏是分开的，同姓之人分散到各地之后，往往根据地名或其它特征再给自己族人加一个氏，以示区分。一般人认为黄帝的氏为姬姓中的轩辕氏或有熊氏。尧的祖先被封到了河北山西交界处的伊祁，但不知为何放弃了姬姓，改为以伊祁为姓。陶寺文化受东方龙山文化的影响明显大于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再考虑到从帝喾到尧之间中断的历史记录，这数百年的空白，中间一定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政治变故，才让非姬姓的尧成为了君主，然后又让来自东夷的舜代尧而立。

　　尧的时代大概在距今到4300到4100年左右。跟黄帝一样，尧可能不是某一个君主，而是陶唐氏好多代君主的合称。关于尧的记录，大多数古籍都盛赞他是一位英明仁德的伟大君主。但具体如何英明的事迹不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敬民授时”。《尚书·尧典》中记载，尧任命羲和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官员，负责“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重要日期。

　　这个记载在陶寺古城考古发现中得到了证实。考古学家在陶寺古城附近的一处高台上发现了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观象台由十三根方形的柱子组成，每根柱子之间只保留了很窄的缝隙，通过观察日出日落时阳光透过这些缝隙所形成的光线角度关系，就可以确定重要节气，将一个太阳年365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种植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

　　尽管尧王治理国家的能力出众，但他运气不好。这段时间，地球气候发现了一次全球性的巨变。受此影响，在尧统治的后期，中华大地上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洪水，国家情况急转直下。尧——或者说是末代尧王——任命鲧（音：滚）来负责治理大洪水。治理的效果并不好。他下台以后，君主之位由来自东夷族群的舜接替。

　　关于尧舜之间的权力交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竹书纪年》的说法是：到了尧晚年的时候，来自东夷族群的有虞氏首领舜，联合炎黄族群内部反对尧的势力，发动政变，把尧给囚禁了起来，逼着他把君主的位置“禅让”给自己。尧儿子丹朱不服，起兵反抗，也被击败，被放逐到了南蛮之地。而孔子和《史记》的说法是，尧是因为舜品德高尚、贤明能干，才把他招为女婿，并决定“禅让”君位。这两个说法都来自于极权威的史料，无法辨析谁真谁假。作者个人倾向于相信《竹书纪年》的说法。此说法也并非孤证，《山海经·海内南经》说“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文中称呼丹朱为帝，也间接否定了尧直接禅位于帝舜的观点。

　　鲧是黄帝后裔、又是尧的亲信，舜篡位以后当然要收拾他。就借口他治理洪水不力，找了个罪名给办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被撤职流放，一种说是被杀了。不管哪种，反正是严厉处罚了。不过大洪水还在继续泛滥，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会治水的人才，炎黄族群的势力还是很强大，所以还是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他就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了。因为他功劳很大，所以后世传说就管他叫大禹，即“伟大的禹”之意。

　　大禹是黄帝后裔，不是直系而是旁支，他改了姓，不姓姬，而是姓姒。这也是上古八大姓之一。他叫姒文命。

　　所谓上古八大姓，是后人根据古籍总结的，分别是：姬、姜，姚、嬴、姒、妘、妫、姞。它们都带着女字。姜是生姜的姜，下边带着女字；赢是嬴政的赢，秦始皇的那个嬴政，中间夹了一个女字，其它都是女字旁。为什么都带着女字旁。古籍记载，上古之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古代的姓氏都是整个部落一个姓，用女字旁，就说明姓氏产生的时候，女性曾经在血缘关系的传递过程中起主导地位。这叫母系氏族社会。今天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母系氏族在中国大概从十万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被父系氏族社会代替。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传说的记录确实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还保留着母系氏族时期的文化意识。

　　大禹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治水取得了成功，威望很高。获得了参与治水的众多部落的支持。《史记》里边说，舜也就仿照尧的先例，将大禹定位君主的继承人。后来因为南方的三苗叛乱，舜御驾亲征，却死在了湖南。地点就在今天湖北的九嶷山一带。舜最后也就死在了那里。今天九嶷山上还有舜庙和舜的墓。舜死后，大禹在众人的推举上继承了君位。

　　由于《竹书纪年》只有残本保留下来，其中关于大禹继位的记录已经遗失。但舜如果是囚尧夺位的权谋家，然后又放逐或者杀掉了鲧，怎么会主动把君位禅让给鲧的儿子呢？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竹书纪年》的记录肯定会跟《史记》大不一样。

　　《韩非子·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韩非为韩国宗室，《竹书纪年》为晋国和魏国的史书，韩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他可能看过《竹书纪年》，才有此说。

　　尧舜禹的权力交接过程，应该不是禅让，而是通过以暴力为支撑的政变来实现的。原始的部落推举制很常见，几千年后成吉思汗的蒙古和努尔哈赤的后金也都是部落推举制，不是长子继承制度。但是，这跟“禅让”完全不一样，首先要上一代君主死掉了才能推举，不是生前禅让，然后候选人必须都是上一代君主的儿子或弟弟。而且，关键时刻也是谁的拳头硬势力大就由谁来继位，推举就是个形式，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争夺继承权直接就导致了蒙古帝国的分裂。王权继承从来都不是君主的私人事务，还涉及到家族和族群之间的权力斗争。一个实权君主在自己有儿子或者弟弟的情况下，自觉自愿把君主之位让给外人，确实有可能发生，但让给外人而不闹出事端的情况，则不大可能出现。换句话说，即使他自己愿意，他的家族、氏族也不会同意。战国后期发生过燕国国王主动禅让的事，立刻就引起了燕国内乱，禅让和被禅让的人都在内乱中死于非命。

　　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不仅跨越了家族，还跨越了族群，从炎黄转移到东夷，再从东夷回到炎黄。这一趟来回和平实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只是因为后来儒家思想成了主流思想，尤其是儒家学者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孔子的说法就被历代的官方史料接受，成为了权威。本书认为，“禅让”即便真的存在，应该也只是一个形式。舜成为尧的女婿，是炎黄和东夷统治阶层之间世代联姻的正常现象。尧可能确实参加了禅让典礼，但也被迫而非自愿。舜也可能确实按照程序参加禅让过程，把位置再让给大禹，但他也是被迫而非自愿的。这跟后来汉献帝把皇帝的位置“禅让”给曹操的儿子曹丕一样。

　　尧、舜、禹时代中央权力交接引发的暴力政变和战争，在考古上的证据就是鼎盛时期的陶寺古城在距今4000多年前被摧毁。摧毁过程非常血腥，考过发掘出来了许多被砍掉脑袋胡乱堆在一起的古人遗骨。

　　大禹夺取了君主的职位以后，陶寺已经被战争严重破坏，他没有继续在陶寺建都，陶寺文化也因此走向了衰亡。大禹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夏朝。大禹的黄帝后裔，夏朝和炎黄古国之间存在政治上的继承关系，既可以看成一个朝代，也可以看成两个朝代。由于大禹在血缘上跟尧这一系隔的很远，中间又经历过暴力夺权、迁都等因素，一般认为是两个朝代。夏朝和炎黄古国的关系，就好像后来的西汉和东汉的关系。舜就有点像是西汉和东汉中间的王莽。王莽从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后代手中篡夺了皇位，建立一个新朝，结果一世而亡，刘氏家族的远系旁支刘秀夺回了皇位，国号还是叫汉，不过历史上一般不把西汉和东汉算成一个王朝，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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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竹书纪年》、《史记》与《尚书》中的禅让问题

　　《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和魏国史官编写的官方史书。秦灭六国以后，搞了个焚书坑儒，被焚的书里边就包括了六国的史书，历史研究只能以秦国的史书为准。这样一来，各国的官方史书包括魏国的也就是失传了。一直到四百多年以后的西晋时期，才被人从战国时期的墓葬里边给挖了出来，重见天日。西晋政府组织学者整理，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竹书纪年》。它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官修史书。

　　由于书里边记录的好多事情跟儒家学者的记录差异很大，尤其是关于尧舜禹“禅让”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儒家学者对它很反感。这个书一直传到了宋朝，在唐末宋初的时候失传了。唐末宋初这个时代，就是政府官方确定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时期。所谓“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发生在唐末宋初，而不是汉朝。这个时期，儒家学者不再研究讨论《竹书纪年》，当它不存在，没有人研究保存，结果它就失传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竹书纪年》的全文了。不过在从西晋到宋的这么一千来年的时间里边，有很多学者研究过《竹书纪年》，在自己的文献里边引用过它的文字。近现代的学者从这些书里边把这些零星的引用摘出来，整理了一份《竹书纪年》的残本，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内容。

　　《竹书纪年》是官方史书，它的权威可靠程度要高于《左传》和《史记》这种史学家的个人历史著作。它跟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订的《春秋》比较相似，是那种干巴巴的编年体，一条一条的记录说，某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个诸侯去打了哪个诸侯，哪个国君死了谁继位了。不包含任何作者的主观评价。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叫做历史档案摘抄。

　　这种史书的可靠性非常高，不仅比《史记》高，比《春秋》也更高，因为孔子是根据鲁国的官方史料编纂的《春秋》，他自己的身份还是民间学者，不是史官。司马迁家里倒是世代担任史官，但《史记》是他个人整理撰写的，还很有个性的搞了个纪传体，文学色彩加重，里边有很多他个人的主观评价。虽然《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可靠性也确实很高，但要论权威程度，肯定不如《竹书纪年》。

　　在没有其它更权威的出土文物作为佐证的情况下，《史记》的记录如果有跟《竹书纪年》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来说应该以《竹书纪年》为准。后世有很多学者利用出土文物做过详细的考证，凡是能考证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竹书纪年》更可靠。

　　比如到了20世纪，商朝的甲骨文被发现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录。就有考古学家拿着跟甲骨文的记录相作为标准，比较《竹书纪年》记载的商王世系和《史记》记录的商王世系，结论是：《竹书纪年》和《史记》的记录都跟甲骨文基本对得上，但《竹书纪年》更准确。

　　不过，《史记》里边关于尧舜禹的记录也是有权威来源的，而且也是官方史料，我们今天还看得到，就是《尚书》。它是孔子整理的，但不是孔子写的。《尚书》是上古时代的文献汇编，这是很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尚书》的前三篇《尧典》、《舜典》、《大禹谟》，就是讲的尧舜禹之间互相禅让的故事。如果这三篇文献是真的，那禅让这个事儿就是确凿无疑的。

　　但《尚书》里边这三篇文献是不是可靠呢？虽然有学者认为《尧典》等是伪作，孔子看到的《尧典》可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一样，但孔子相当确信尧舜是禅让的，这一点没有疑问。

　　根据我们对孔子的了解，他应该不会作伪，不会自己编几篇文章出来放到《尚书》里边去。他肯定是在什么地方真的看到了这些篇文章，给抄录下来的。但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立场观点非常鲜明，不是完全中立的学者。作为《尚书》的编撰者，他在编撰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对文献进行取舍。结合《竹书纪年》的记录，我们可以推断，在孔子之前，关于尧舜禹的记录，就已经有了暴力政变和和平禅让两种说法，而且都是官方资料记录的。《竹书纪年》选择了暴力政变的说法，孔子选择了和平禅让的说法。

　　这两种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就涉及到我们前边讲的，中华民族的两个最主要的先民族群，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之间的斗争。黄帝到尧，是炎黄族群的人做君主，舜是东夷族群的首领来当君主，到了大禹建立夏朝，炎黄族群再次夺回了权力。从黄帝一直到夏朝灭亡，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只有舜这么一个东夷出来的君主。[1]

　　舜是东夷族群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君主，东夷族群不可能承认他是通过暴力政变夺取自己岳父的政权，然后又被大禹给贬到南边蛮荒之地孤独而死的。所以，尧大力夸奖舜的品德和才能、贬低自己儿子丹朱的品德和才能，然后自愿主动的把王位让给舜，舜再自愿主动的把王位让给大禹，自己到南边去巡视狩猎。这个故事应该是东夷族群的记录，在商朝之前东夷族群就已经有了这个传说，商朝把它变成了官方记录，写进了《尧典》之类的文献。这个记录不一定是虚构的，舜逼着尧传位、禹逼着舜传位，都可能真的搞过一套禅让程序，只是让位者都属于“被迫禅让”。

　　后来，商又被周朝给取代了。周族属于炎黄族群，他们当然不认可东夷族群的说法。不过周天子没有把事情做绝，把商族的后裔给分封到了宋国，还是东夷族群的老地盘，夹在卫国和鲁国之间。卫国和鲁国都是周天子的儿子建立的，可以监视和防范宋国。

　　周朝的分封制度，有“三恪”，“恪”是尊敬的意思，也就是对尊贵的客人采取的特殊政策。这里“三”是虚数，是“多”的意思，实际不止三个，有史料记载的最少是六个。封神农的后裔居住于焦国，封黄帝后裔于蓟、封尧的后裔于祝、封舜的后裔于陈，封夏朝后裔于杞，封商朝后裔于宋。这几个封国国君都算是客人，可以不用周朝的礼法制度，而继续采用自己祖先的礼法制度、祭祀自己的祖先。这样，商王朝的大量的文献典籍，就都在宋国保留了下来。

　　孔子是哪个国家的人呢？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而且是宋国的贵族，也就是商朝国王的后代。他是非常纯正的东夷血统，不是炎黄血统。不过他父亲一这辈没落了，迁居到了鲁国。孔子是在鲁国出生和长大的，所以现在大家也说他是鲁国人。但孔子本人，从来没忘记过自己是宋国贵族、商王后裔。他在鲁国长大，后来专门去过宋国研究学习商朝的文献，对周朝和商朝的文献资料都很熟悉。最后在编撰《尚书》的时候，后半部分用的是周朝的文献，也就是《周书》；而周之前的文献，应该就是采用了宋国保留下来的商朝文献，因为这既是他自己血脉祖先的光荣，也非常符合他的政治理念。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的史书。陶寺古城的位置就在晋国的地盘范围内，距离晋国的两个主要首都翼城和曲沃都只有几十公里。晋国和它分裂出来的魏国的官方史书，就没有采信东夷的说法，而极有可能是采用陶寺古城一带流传下来的记录。这里边舜的形象就很糟糕、结局也很悲惨。

　　[1] 也有一种说法，说舜也是黄帝后裔，是少昊氏或者颛顼、帝喾的后代。这也有可能，炎黄和东夷高层之间确实世代联姻，有血缘关系很正常。但舜生于东夷长于东夷，不管他血缘关系怎么算，在族群利益和文化心理上，他都是东夷人，东夷族群把他看成自己人，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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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禹治水：战天斗地的中华精神

　　大禹能够掌握大权，主要是依靠治水。

　　中国古代的君主权力主要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战争，一个就是治水。这是了解我们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两个根。国家的形成、政府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满足两个需求，一个是保卫公共安全，一个是提供公共服务。战争就是保卫公共安全，主要是跟外界的竞争对手争夺生存发展的资源；治水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由政府来解决一些必须进行跨区域的大规模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除了治水，还有像救灾也是一样。当然水灾也是灾，治水也可以说是救灾的一种方式。救灾这种东西必须跨区域，不仅是水灾，还有旱灾、蝗灾，那都是影响一大片，整个区域大面积的绝收、闹饥荒，靠本土本乡是没法解决问题的，必须从其他地方调粮食才能解决。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协调，不然人家凭什么拿出自己的粮食去救济几百里几千里以外的陌生人？

　　君主制作为一种古代政治制度，有氏族君主制、封建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等好多种。炎黄时代是氏族君主制，夏商周是封建君主制，春秋战国之后是专制君主制，春秋战国本身是一个过渡转型的时期，从封建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转型。但不管哪种君主制，它都是世俗君主制，不是宗教君主制。也就是说，国王或者皇帝的权力，不是靠说谎话来维持，不是靠吹嘘说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帝，而是说：君主的存在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关键是能干好两个事儿，一个是组织军队对抗外敌入侵，同时也顺便镇压一下内部叛乱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另一个就是能组织救灾，搞好公共服务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世俗君主该干的事儿，如果是宗教君主，那就是天天负责跟神仙上帝对话搞迷信活动，它的权力主要就是靠骗，搞一堆神秘的大祭司来通过宗教仪式获得权力。虽然咱们中国的国王君主也自称天子、受命于天，但那就是一层面纱、一个旗号，本质上还是世俗君主。

　　这两者怎么区分？为什么说中国君主说自己是天子就是表象，埃及法老说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神就是本质？主要就看君主背后有没有一个实权的祭司阶层、神权阶级，有，它就是宗教君主制；没有，它就是世俗君主制。中国古代的政府，从炎黄古国开始，至少是从颛顼“绝地天通”以后，政府里边就不再有实权的祭司阶层或者神权阶层了。埃及就有，古印度也有，它的婆罗门就是祭司阶层，是最高等级，世袭的君主贵族都是刹帝利，只能处于第二等级。还有欧洲中世纪，教皇的权力有时候比国王还大，教会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实权统治阶层。少昊掌权的时候，世俗君主制受到了冲击，颛顼绝地天通给拨乱反正了；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又搞出来一个佛教的宗教特权阶层，中国的军事勋贵阶层通过武宗废佛等一系列的斗争，又给纠正过来的。虽然有这些反复，但中国确实长期一直是世俗君主制。君主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威大小，主要就是看对内对外的战争压力，还有就是自然灾害的爆发强度。战争压力大、自然灾害频繁，君主权力和中央权威就上升；战争压力小、自然灾害不频繁，君主权力和中央权威就会下降。

　　大禹治水，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然灾害频繁带来的君主和它代表的中央政权权力强化的故事。这是在政治上来解读大禹治水的思路。

　　具体来说，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是如何获得权威的？我们首先来看，他治水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很关键。他治水的主战场，在黄河和淮河流域的中上游，通过治理中上游，来实现对中下游的东夷族群和南蛮族群的控制。就相当于掌握了河流的总阀门，上游洪水爆发，下游肯定损失惨重。下游要想过安稳日子，那就得服从上游治水机构的安排、认可治水领袖的权威，领袖让下游出人就出人、让出钱就出钱，确保把上游的洪水治理好，下游地区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大禹治水最关键的地方，是龙门。大禹开龙门是大禹治水传说的重头戏。

　　龙门在哪里呢？一说在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山，这个地方是黄河穿过吕梁山脉流入关中平原的出口处；一说是洛阳附近的龙门山。关于洛阳龙门为大禹所开凿的记载较多，工程难度也相对小一点，而且它影响可以波及淮河流域，能为大禹涂山会盟、会稽会盟的记录提供支持。附近也发现了王城岗遗址，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符，可能是大禹治理伊河的指挥部。因此我们重点介绍洛阳的开龙门工程，但也不排除大禹在韩城龙门山也有过类似治河活动。有可能大禹在这两个地方都疏导过洪水。

　　洛阳龙门山在洛阳南边、也在黄河的南边。有一条黄河的大支流——伊河，从这里流入黄河。《水经注》记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

　　根据地质考察，这里的山体有一部分是喀斯特地貌，也就是有很多溶洞，是石灰石长期被水侵蚀以后形成的。伊河流到龙门山这里，河流通过卡斯特地貌流入黄河。但是溶洞跟正儿八经的大河道不一样，它的泄洪能力非常有限。平时水少的时候，就通过溶洞流入黄河了，一旦发大水，它就堵住了，泄洪能力不足，堵在了龙门山这个地方，向四周疯狂泛滥。泛滥之后会找到一个主要的缺口，从东南方向灌入汝河。汝河不是黄河的支流，而是淮河的支流。淮河的泄洪能力比黄河差得多，而且它的中下游也是大平原，这一灌进去，整个淮河流域就惨了，铺天盖地的大洪水。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淮河下游部落控制的范围内是没法解决的，只能服从河洛地区的领导的指挥，一起来把上游治理好。

　　大禹的父亲鲧，刚开始就想着多修建点堤坝，把伊河的水给围起来，不要灌进汝河，也不要泛滥到其它地方，形成一个大湖，慢慢的从龙门山的溶洞里边流进黄河。这个方法总是失败，因为泛滥的地方太多了，那个年代有没有钢筋混泥土，拿土石方堆个堤坝，很容易就被下一轮大洪水冲垮。因为堤坝太高了水位，一旦跨坝，洪水的破坏能力比之前更大。所以说，鲧治水的努力，就宣告了失败。这也间接损坏了信任他的君主尧的威信，导致尧被舜发动政变给推翻了，鲧自己也被流放或者是处决。

　　大禹接替鲧的职务负责治水之后，他就变了一个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叫“堵不如疏”。不修堤坝了，而是想办法疏通水道，提高伊河的泄洪能力，能够快速的把洪水排入黄河。他就组织人在龙门山这个地方，开挖河道。这就是著名的“大禹开龙门”。这个龙门今天还在，就在洛阳南边的龙门石窟那里。我们去龙门石窟游览，石窟旁边那条河就是伊河，大禹开凿的这个河道，就叫伊阙，也就是伊河缺口的意思。伊阙，也就是龙门。

　　后来很多人对大禹开龙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龙门山是个石头山，不是土山，它由石灰岩和花岗岩构成，非常坚硬。大禹所处的时代还是石器时代或者铜石混用时代，没有铁器，更别说钢，最多可能有一点铜，但铜是很软的，难以凿开钟乳石和花岗岩。至于火药，还要再过两千多年才被发明出来。一大堆人拿着木头和石器，怎么能凿开龙门山呢？后人推测，大禹采用的方法，应该是“火烧水浇”的办法。就是先用大火来烧一块岩石，等烧的特别烫了，再突然浇上去一盆冷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石头就会炸裂，变成很多碎块，这样就可以把非常坚硬的岩石给弄碎之后搬走。后来秦国的李冰父子建设都江堰，也是用的这个办法；东汉时期还有人用这个办法在山上开凿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穿山隧道。用这个办法来开山，只要人力充足、组织得当，不需要铁器和火药也可以。所以开龙门这个事情在石器时代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不违反科学。

　　尽管不违反科学，这么大的工程要实现起来也难度极大。正是因为难度极大，才让大禹因此成为了夏朝的开国君主、中国人世代传颂的伟大英雄。在中国人眼里，干成一项大工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中国历史上的超级工程太多了，都江堰、万里长城、大运河、秦直道。郑国渠等等。能让一个人成为开国帝王的工程，必然需要把那个时代的人力物力发挥到超越常人所能想象的极限。

　　龙门疏通以后，伊河的洪水就可以畅通无阻的流入黄河，不会再四处泛滥倒灌进入汝河了，同时解决了河洛平原和淮河中下游的洪灾问题。大禹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他不仅只开了一个龙门就完了，开龙门只是一个标志性工程。尧舜禹时代的大洪水是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东亚地区整体降水量突然增加，中华大地上很多很多地方都有洪水泛滥的问题。大禹凭借开龙门的经验，到处去治理水患。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路线，是沿着汝河往下，进入淮河流域，治理淮河的水患。他在治理好伊河以后，顺流而下来到了今天淮河中游的安徽地区。在这个地方召集淮河流域的诸侯——也就是各个氏族的首领过来开会，研究怎么治理淮河。这种召集诸侯开会的方式，也是他作为新的国家领袖展示中央权威的方式。这次诸侯大会召开的地方在安徽的涂山，史称“涂山之盟”。今天涂山所在的地方，还被叫做“禹会区”——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就是纪念大禹当年在这里开会而起的地名。[1]

　　涂山的问题跟伊河龙门山的情况很相似：淮河从山体中间流过，河道过于狭窄，平时没事儿，一旦遇到上游发大水，泄洪泄不出去，洪水就四处泛滥。大禹用治理伊河的办法，对涂山河道进行疏通，增强它的泄洪能力，以此来解决淮河水患。

　　涂山的问题解决完了之后，他又继续顺流而下，来到了淮河和长江下游的浙江地区。在会稽山再次召集诸侯开会。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不是治水，而是算账，一方面要论功行赏，另一方面也要求下游地区分担中上游治水的成本。

　　——今天，我们还把一个单位负责财务的人叫做“会计”，就来自于这次大会。其实它应该读成“会计”，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开会算账的意思。至于说为什么“会”在其他地方都读作“会”，只有在会计和会稽山这个词的时候才读做“快”呢？这可能跟大禹时代浙江的当地方言发音有关。因为这次会是在浙江开的，参会人士主要是浙江人，直到今天浙江南部像温州这些地方它的方言发音都是很奇怪的，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可能是浙江人把“会计”这个词儿给带偏了，给读成了“会计”。当然这纯粹是个人猜测，古代方言发音这种事情，现在是没法查证了。

　　后来也有人对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侯开会表示怀疑。因为浙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被认为是野蛮落后之地，大禹时代就更是一片蛮荒，大禹不可能不远千里到那里去会盟诸侯。一直到良渚古城被发掘出来，证明浙江地区在大禹之前一千年就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禹去那里会盟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代表了中原政权对长江下游氏族的征服和控制力空前加强。

　　对这次会计大会，有一些下游氏族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治水的好处他们已经得到了，但要他们分担成本就不大乐意。其中有个部落叫防风氏，为了表达这种不满，就找借口，说是路上遇到了洪水道路不通，晚到了两天。大禹很生气，决定杀一儆百，就把防风氏的首领抓起来，当着来开会的各地诸侯的面，直接给杀掉了。

　　今天，在浙江德清县下渚湖街道，还有一座纪念“防风王”的祠堂。这里距离良渚古城遗址只有二十公里。防风氏族应该就是良渚古人的后裔。良渚古城大约是在大禹之前一两百年被摧毁的。在德清县，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间传说：防风王是因为遇到洪水，紧急组织救援才迟到的，大禹误杀防风王之后得知实情，深感后悔，下令在防风国建立祠堂并亲自拜祭。

　　杀防风氏首领，是大禹通过治水来强化中央权威和个人权威的表现。一个诸侯，说杀就杀了，其他诸侯也没敢表示不服，因为大家知道他掌握着上游的河道，也就控制了下游部落的命门；大禹也必须痛下杀手，不杀一儆百，下游部落就不愿意分担上游治水的成本。经过这么一杀，记功算账大会才能顺利进行，大家对成本分担问题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统一服从中央的安排，经常性的进贡制度也顺利建立。

　　根据《尚书》的记录，大禹将其统治范围划分为九州[2]，并按照距离中原的远近来区分不同氏族对中央的义务：距离首都五百里范围内的为“甸服”，是中央政府直辖区，人民直接向中央政府交纳谷物、牛羊等税赋；五百里之外、一千里以内的是“侯服”，采用分封制，由中央分封的诸侯世袭统治，诸侯对人民征税，再向中央朝贡；一千里至一千五百里之间的是 “绥服”，无需朝贡，但要帮助中央政府捍卫边疆，履行军事义务；一千五百里之外的是要服和荒服，属于蛮夷了。

　　“五服”体制体现了一种理性务实的政治治理原则——与中央交通越便利的地方，中央管控力度越大，越往边疆管控力度越弱。

　　大禹建立的这一套治理体系，相对于炎黄古国的霸权模式，又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华国家体制，从霸权制进入了臣服制。霸权主要是诸侯经常性的朝拜霸主，相当于“绥服”，而臣服制则强化了分封制、规范了税收和进贡制度。不服从这套管理体制的，就会遭遇中央政府的征讨。尧舜禹时代，都对不服从北方中央政权的“三苗”进行过讨伐，大禹就曾经亲征三苗。经过大禹的征伐以后，“三苗”这个概念就从古史记录中消失了，说明征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诸多考古学家认为，石家河古城被毁灭就与“禹征三苗”有关，因为“中原龙山文 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正好与文献中‘禹征三苗’而使其‘无世在下’的记载吻合。” [3]即“在公元前2100前后，王湾三期文化[4]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城垣被毁，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这样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5]

　　大禹在会稽山开完会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有一种说法是大禹杀掉防风氏这个事情还在当地激起了一些不满和反抗，所以他开完会也没能很快就离开，而是一直在组织安抚或者镇压这些反抗。最后，他就死在了会稽山附近，并安葬在了这里。今天，会稽山上还有大禹的陵墓。

　　大禹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一生，他生于长江之头、葬于长江之尾。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治理各地水患、完善了国家治理体制，最终成为了炎黄古国之后的新一代中华国家——夏王朝的开创者。他也继炎黄古国的创始人黄帝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他在治理水患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堵不如疏”的治水智慧，永远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有很多人拿大禹治水的故事跟《圣经》中诺亚制造方舟躲避大洪水的故事进行比较：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在面临自然灾害的时候，选择的是迎难而上，用智慧和汗水来战胜灾难，为人民造福；而《圣经》中的英雄人物，则完全不敢对抗上帝的意志，只能制造一个方舟来躲避大洪水，被动的等待洪水退去。让洪水把绝大多数人类和动物都给淹死，就保留少数的幸运者。两相对比，我们更有理由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感到骄傲。

　　[1] 《左传·哀公七年》里边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万国是一个虚数，表明来参会朝拜的诸侯数量极多。考古发现，在大禹的时代，也就是距今4300年左右，中华大地上分布着许许多多很小的城邦氏族。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万国”。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大的氏族城邦不断吞并小的氏族城邦，诸侯国数量开始慢慢减少。战国时期的古人，就已经从古史传说中总结出来了这样的规律。《战国策·齐策》里边说“当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而称寡者，乃二十四”。西周时期分封和臣服的诸侯国加起来大约有四百个，又经过数百年的征战兼并，到了战国后期就只剩下七八个大国了，最后被秦国统一为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左传》里边说“万国”虽然是一个虚数，比较夸张，但并非虚构瞎编的，而是来自于时代传承的历史传说。大禹时代，中华大地上的氏族诸侯国真的很多，所以才有“执玉帛者万国”的说法。

　　[2] 大禹并非将中国按照州来进行划分的第一人。《汉书·地理志》中记录，尧时期就已经把天下分为十二州，禹后来再调整为九州。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容成氏（上博简竹书）》中，也记录了一些跟《尚书》中不一样的州名，某些州名似应在禹分九州之前就已经存在。（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 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J].中原文物，1995（02）

　　[4] “王湾三期文化”是指约公元前24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亦称为河南龙山文化

　　[5] 韩建业。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J] .社会科学，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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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夏商时代：广域王权与甲骨文

　　大禹虽然名义上担任国君，由于长期在外边治水，河洛这边中央政府的工作应该一直都没时间主持，主要是他的儿子夏启和宰相伯益负责。他死在了会稽这么遥远的地方，也没来得及认真安排继位问题。大禹死了以后，夏启和伯益谁来继承君主的位置在贵族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史记》里面说伯益威望更高，但主动离开了首都，把君位让给了伯益。从尧一直到启，《史记》的记录都是全面采纳孔子的说法，不想当君主、不想把君位传给儿孙的圣人辈出，有点过于理想化，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还有一种说法是夏启和伯益为了争夺王位的继承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竹书纪年》里边说的是“益干启位，启杀之”。两边的战争持续了很久，夏启可能还被抓起来囚禁过一段时间。但最终夏启还是成功击败了伯益，获得了王位的继承权，终结了尧舜禹时代君位传承的乱局，进一步确立了君主世袭制。

　　夏启确立君主世袭制的战争，最有名的一仗是与反对他继位的有扈氏的“甘之战”。“甘之战”的地点，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爆发于关中地区，那么就是炎黄内部的斗争。夏启带兵从河洛地区逆流而上，在关中平原南边的甘这个地方，跟反对他继位的有扈氏打了一仗。那个地方历史上一直叫户县，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鄠邑区。鄠、户、扈这三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户县就是当年有扈氏的领地，它西南部有一条甘峪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从甘河镇穿过。户县和甘河镇都跟古籍里边对甘之战的描述对得上。另一种说法是爆发于河洛平原地区。《左传》中记载，东夷少昊氏里有“九扈”这个官名，分管农业的，有扈氏应该就是其领袖担任九扈一职的氏族。那么这就又是一次炎黄与东夷争夺领导权的战争。《尚书》里边，保留了一篇叫做《甘誓》的文献，就是夏启发动甘之战的军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军事文献。

　　夏启通过战争获得王位继承权以后，那些相信尧舜禹之间是和平“禅让”的人就说，这是一次历史发展倒退，“公天下”从此就变成“家天下”，以前都是选择品德高尚才能突出的人继位，大家都是一心为公的，从夏启开始就是一家一姓永远垄断王位。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在尧之前，炎黄古国的国君，一直就是在黄帝家族内部继承的，黄帝死了就是他儿子少昊继位，少昊死了就是他弟弟的儿子颛顼继位。只是到了舜上位，才出现了非黄帝后裔担任君主的情况，这是一个特例而非惯例，而且还很可能不是和平交接。还有第二条，原始部落的推举制，比如蒙古和后金的大汗推举制度，都是在上一任大汗儿子兄弟内部推举，没有跨家族的推举。血缘继承在尧舜禹之前有、之后也有，不存在搞君主血缘继承就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问题。相反，舜与朱丹的战争、夏启继位引发的战争，都说明一个问题：最高权力的交接是一件非常危险而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这在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现代都一样。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白的规则，那每一次交接都肯定是腥风血雨。

　　夏启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没过多久又被来自东夷族群的后羿发动政变给赶下台了，被称为“后羿代夏”。几十年后，太康的遗腹子少康长大成人，在忠于夏后氏的各大氏族支持下，发兵攻进首都、杀掉后羿，恢复了夏朝的王位。到了少康这一代，夏的君位继承制度才算稳定了下来。从此以后，国家进入了一段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

　　从炎黄古国早期的少昊氏在东夷继位带来的的风波，再到尧舜权力交接带来的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夏启和伯益的战争、少康与后羿的战争，通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教训，中华古人才摸索出来了一套比较稳定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在交通、信息传播、文化程度都非常落后的农业社会，王位的血缘继承制度是最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有利于中央权威的建立和政府的高效运转。从部落推举制到血缘继承制，这是一段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政治文明不断进步改进的历史。

　　夏的存在，有比较明确可靠的文献证据。《尚书·多士》中就有“成汤革夏”之语；《尚书·召诰》中周公说：“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周公借鉴历史经验的时候，就把殷和夏并列，即将夏视为跟殷一样的朝代。孔子《论语》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又在《礼记》中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也就是孔子不仅明确夏的存在，还能了解部分夏代的体制，而且在孔子时代，商朝分封的夏后氏后裔所居住的杞国还在，他还去了杞国一趟，虽然没有收集到让自己满意的资料，但也看到了夏的历法。孔子看到的文献可能不全面，但杞国作为夏人后裔所居之国是客观存在的。商朝将夏人后裔分封于杞国，周朝继续分封，在春秋时期杞国还保存着夏时代的历法，此事一定为真。春秋战国关于杞国的记录非常多，关于夏的文献可能伪造，杞国这么一个当时还存在的诸侯国不可能是孔子伪造出来的。

　　不过，由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考古中发现夏朝的文字，商朝的甲骨文也只是用来算卦的卜辞。算卦主要是祭祀神仙和祖先，向他们询问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不会讲历史故事，更不会去提前朝的历史，因此甲骨文中没有发现关于夏代的记录。有关夏代的明确记录最早只出现在西周时期。而西周史料保存至今的也极少，其中关于夏代的历史也相当简略，这就让很多人怀疑夏是否真实存在过。

　　既然在夏朝之前的陶寺古城时代就已经有广域霸权国家出现，陶寺毁灭之后的五百年间历史当然不会倒退到氏族邦国社会。1959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附近发现了距今3800年到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鼎盛时期的二里头遗址范围超过300万平米，其中，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还有长七百米宽十米的城市大道。再加上考古学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辐射范围，证明了在史料记载的夏朝中后期，中原地区确实已经出现了广域王权，比陶寺古城所代表的广域霸权又进了一步。[1]夏朝的存在才算是有了比较可靠的考古证据。[2]

　　此外，《礼记·淄衣》中有 “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的说法。近年来整理出的清华简《尹诰》中有“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清华简《尹至》中又说“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这里的尹是商朝名臣尹伊，辅助商汤灭夏的关键人物。学者据此认为，商人可能把夏称之为“西邑”。因为商是东夷，夏朝在其西方。而“西邑”这个词在甲骨文里边是有的，而且还出现过很多次。甲骨文中，商人把祖先所居之地称之为“大邑商”，与“西邑夏”类似。大禹有南征三苗的武功，又在涂山、会稽会盟诸侯，夏朝鼎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应该与黄帝不相上下。但古代王朝，到中后期控制范围都会大幅度萎缩。估计至少从夏朝中期开始，夏朝就已经基本失去了对东夷地区的控制权[3]。商人统一东夷，便将夏视为与自己平等的“西邑”之国。

　　夏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王，而是称后。当时可能又“诸夏”的概念，即诸多炎黄氏族都自称夏，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氏族被称为“夏后氏”。《诗经·大雅·荡》中留下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成语。这里的“夏后”就是指的夏后氏，夏后之世就是指的夏国或夏代，而不是夏后边的意思。建立周朝的氏族也自认为是“诸夏”，在西周官方文献中才有“肇造我区夏”之语。

　　夏朝经过四百多年，最后终于土崩瓦解，被来自东夷族群的商族推翻。

　　商灭夏这个事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据历史记录是因为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个暴君。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亡国之君一般都会被扣上暴君或者昏君的帽子，但一个庞大王朝的落幕，不大可能是末代君主个人的责任，必然是整个政权精英阶层长期整体腐化堕落的结果。

　　商人的始祖叫“契”，应为曾经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4]。商族因此而来。

　　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族群，长期以来都是定居式的农耕生活。商族则是半农半牧的迁徙式生活方式。如果是野草茂盛的土地，那就用于放牧；如果是森林，就采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方式来耕作，先防火烧山，灰烬用于肥地，然后播种等待收获。刚开垦的土地比较肥沃，随意播种也可以收获不错。经过一段时期的种植，土地就会变得贫瘠，他们就会另外寻找合适的地方重新放火获得新的土地。这种耕作方式被学者称之为“游农”。

　　商族的首领契之前被大禹分封到商丘，但商族没有因此改变生活方式，没有在封地定居，他们把土地开发的差不多之后，就放弃了这块封地，自行往东北方向迁徙，进入河北甚至东北地区。从先祖契到灭夏这段时间，商族经历了十四代首领，迁徙了八次。

　　商族推翻夏朝以后，占据了中原之地，成为中央霸主，刀耕火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也跟着改变，开始了长期定居和定都的生活。商汤建都于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郑州市，在这个地方定都了150年之久。

　　定都于毫一百五十年后，商朝衰落，内部因继位问题出现了严重内乱并因此多次迁都。这场内乱经过九代商王才终结，史称“九世之乱”。一直到第十九代商王盘庚迁殷之后，才又稳定下来，重新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繁荣时期。

　　定居于毫之后，商族的农耕和手工业等水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青铜器制造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远远超过了夏朝中后期二里头遗址的水平。毫都遗址——也就是郑州商城在1955年才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城市总面积高达2500万平米。之前南佐、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这些上古大城都是百万平米级的。而殷墟遗址面积就更大，核心区面积就超过了3600万平米，核心区外围还不断有卫星城或手工业聚集区被发掘出来。在殷都南边，还修建了一座城墙内面积达600万平米的朝歌城，专门用于军事防御。商朝最后一代君主商纣王就是在朝歌城中自焚而死。

　　东夷和华夏相比，一直就是农耕定居文明相对欠发达、渔猎游牧商业等活动更发达，其原始宗教迷信活动盛行，才有黄帝死后“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的事情，然后颛顼铁腕整理，“绝地天通”恢复了华夏正统。商人作为东夷族群的代表，也十分喜欢搞原始宗教迷信，还有杀俘献祭和殉葬的野蛮风俗。尽管商朝在城市建设和手工业发展方面超过的夏朝，但其野蛮落后的风俗却保留了下来，其中最恐怖的，就是大量的人牲和人殉。

　　所谓人牲，就是把活人当成祭品杀掉祭祀天神和祖先；所谓人殉，就是贵族死后把奴隶妻妾等人杀掉为自己陪葬。

　　胡厚宣先生曾经从著录甲骨文字的九十种书刊，以及他自己长年搜集尚未著录过的甲骨资料中找出大量有关人祭的卜辞。光商王武丁时期的人祭卜辟就有甲骨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9021人，另外有531条未记用人数。其中一次最多用五百个奴仆作祭祀。[5]

　　这些人牲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商朝王族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的组织军队四处征伐，俘获战俘，然后大批量的杀掉祭祀鬼神。每次出征之前，商王都会请祭司在龟甲上刻字占卜，询问战争的凶吉；祭祀之前，又会再次占卜，询问杀掉多少俘虏和多少牛羊来祭祀神灵，神明才会满意。因此，这些掳掠战俘杀掉的事迹，就被大量的记录在甲骨文之中，又被考古发现的祭祀坑所印证。

　　杀人祭祀的理由很多，比如修建王宫，奠基的时候要埋人，而且专门用儿童，打桩立柱的时候要杀人，被杀者尸骨就埋在地基里边，安门的时候要杀人，最后修建完成了举行落成典礼，再在建筑物的前边挖坑埋一些活人作为祭祀。殷墟小屯北地乙组基址是王家宫殿遗址，其建设从奠基到落成，就杀埋了889人；丙组基址为祭祀的地方，建设过程又杀了97人[6]

　　陪葬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殷墟附近的大墓普遍陪葬人数在三四百人。而一般的中型贵族墓葬，也普遍有数十人殉葬。在首都以外的地区，比如大司空村，这里只是普通的商族人聚集地，在小型墓地里边，也发现了不少殉葬，殉葬人数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应该是稍微有点钱的商族人，将其蓄养的奴隶杀了陪葬。可见殉葬是商族内部从王公贵族到一般富民都喜欢的风俗。[7]

　　由于高度迷信，商王特别喜欢占卜问神，各种战争和祭祀都要让祭司在甲骨上刻字占卜，这就让大量的文字被刻在甲骨上保存了下来。经过几千年的掩埋，终于在近代被考古学者发现，让甲骨文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相反，夏人没有这种落后的习俗，也就没有把文字刻在甲骨上的做法。夏人可能也有文字，但刻在竹片或木头上是无法在地下保存数千年的。因此夏时期及其以前的考古，一直以来没能发现比较系统的文字。商朝也有刻在竹片上的文字，因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册”这个字，《尚书》中也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但这些正式的典籍也无一得以保存。

　　为中华文明留下了最早文字记录的，恰恰是商人占卜人牲这种落后野蛮的习俗，这是一件颇为让人感到尴尬的事实。

　　[1] “广域王权”为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在《何以中国》中提出的概念。另外一种演进路径是严文明提出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韩建功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二里头之前包括陶寺在内的文化都属于古国，陶寺最多只能算是“雏形王国”，其影响由“局部变为接近全局”，只有二里头文化，“能够海纳百川菁华而又播之四海，对周围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空前提高，才算形成稳固的世袭王权，进入真正的王国阶段”（《中华文明的起源，113页》）。本文认为，“雏形王国”是一种介于区域王权和广域王权之间的概念，即王权主要在局部区域内有效，对广域全局的影响以霸权形式为主，故以“区域王权-广域霸权-广域王权”作为夏商即以前上古历史演进脉络的模式。区域王权为古国，如石家河、良渚等；广域王权为王国，夏商周都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陶寺形态为广域霸权。

　　[2] 二里头是夏文化的代表为学界公认。但二里头是否一定是夏朝的都城还存在争议，它的面积小于陶寺，而且也没有发现陶寺那样的王者大墓。它可能只是夏朝的“次中心”或“副都”而非首都。

　　[3] 考古发现，与夏早期文化对应的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影响较大，而对华北黄河下游地区影响较小（《中华文明的起源》，195页）。夏朝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对黄河下游地区缺乏统治力。夏与早商可能是长期并存的两个政权。

　　[4] 也有说古商丘在河南濮阳或河北漳水流域（《中华远古史》177-180）

　　[5] 胡厚宣。 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J]. 文物， 1974（8）

　　[6] 胡厚宣。 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J]. 文物， 1974（7）

　　[7] 《殷商史》，15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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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武王灭殷：民本仁政思想的崛起与胜利

　　商朝经过四百多年，又再次土崩瓦解，被来自炎黄族群的周族推翻。

　　周天子的直系祖先叫做“稷”。稷的本意，就是稻、粟、稷三大农作物中的一种。在炎黄古国和夏王朝，稷同时还是官位名称，也就是分管农业耕作的官员。炎黄古国时代一直到西周，重要的官位都是家族世袭的。周天子的祖先世代担任稷这个职位，周族人就把稷当成是最高祖先神来祭祀。

　　商灭夏之前，夏朝内部政治混乱，周人祖先可能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不再在朝廷中任职，带领族人回到了黄帝氏族的发源地周原——也就是南佐古城所在的董志塬——附近生活。周人掌握着可能是当时全中国最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他们从周原出发不断往外扩张，逐步进入并控制了关中平原。随着商王朝控制力的扩张，周人还是不得不商王表示臣服，接受其分封，被封为“西伯”，为西方诸侯之长。周国就成了商王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代表。

　　商王贵族非常喜欢抓获战俘来杀掉做人牲，这些人牲往往被称之为“羌”。甲骨文里边经常记载商王用几个羌几头牛来祭祀，这些作为战俘的羌人，在商王眼里就跟牛羊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甲骨文里边有个字“用”，就是用于祭祀的意思，一般是用羌，还有用牛用羊等等，商王几乎每次占卜都要“用羌”，就是杀掉祭神，而且用的花样百出：伐羌，就是枭首；肔羌，就是拽肠子清内脏；卯羌，就是一刀竖着劈成两半；戠羌，就是挂起来风干；胹羌，就是煮头，等等，各种残杀虐杀。而羌的来源主要就是西北方向的落后氏族。

　　周人为华夏后裔，与夏后氏长期通婚。周文王的王后叫太姒，就是夏启的小儿子姒武观的后代。周人长期以农耕为生，宗教迷信思想色彩很淡薄，也没有人牲和人殉的习俗，对商朝统治者血腥野蛮的做法相当不满。他们来到周原以后，跟西北地区的地方氏族既有争夺地盘的斗争，也有文化经济上的合作交流。周人深知商族武力强大，仅靠周人自己的力量绝对无力与之抗衡。要推翻商的统治，就必须要实现以羌人等各个被商人残酷迫害的氏族联合。

　　所谓 “物极必反”，殷商贵族的血腥暴政，在周人中催生了一个让中华文明大飞跃的概念——仁义道德。为了团结诸侯、强大周族，周国国君采取与商朝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对内对外都奉行怀柔策略，其典型代表就是周文王姬昌。他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姬昌自己也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对外，他主张公平对待周边相对弱小的氏族，而且积极充当各个氏族诸侯之间冲突的协调人。《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

　　据说，姬昌还干过一件事。商纣王发明了“炮烙”的酷刑，就是把人绑在铜柱子上，在柱子下边烧火将人活活烤熟。商王用酷刑来虐杀战俘、奴隶是传统，但商纣王这个酷刑这么出名，可能是把它用到了对付诸侯甚至王公贵族头上。姬昌就表示愿意用周国洛河附近的一块土地来换取废除“炮烙”的酷刑。商纣王同意了这个请求。这样，姬昌的仁德之名就不仅在西北地区传颂，连商朝的贵族大臣们也对此表示赞赏。

　　以仁义道德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成为了姬昌的一大法宝，这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也是从未出现过的。商朝打着信仰天帝的旗号，进行血腥统治，与仁德无关；夏启在《甘誓》中就有“恭行天罚”的说法，可见夏人也有打着天道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夏朝统治虽然不如商人那么残暴，但也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夏朝统治者曾经将天道解释为仁德。统治者应该以仁德来治理国家，构建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这个观念是周人最先发明的。上天、上帝这种超自然的主宰，他们的价值立场被周人锁定了，就是仁，绝不是暴，这就从意识形态根基上否定了商王打着祭神的旗号随便猎杀羌人的合理性。

　　——在政治斗争，先树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用于对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借此获得革命的合法性，团结各种力量推翻统治者的方式，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周文王姬昌通过高举仁义道德的政治旗帜，迅速团结了全国各地深受商朝暴政压迫的氏族诸侯，甚至在商朝的王公贵族中间也争取了一部分同情。其中，姬昌还采取了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邀请羌人中的贵族代表——姜子牙担任太师、首席智囊，又让太子姬发娶了姜子牙的女儿邑姜为妻。

　　姜这个姓氏，就是从羌这个字来的。上古大姓都要带女字旁，姜姓其实就是羌字下面加了个女字。周人在西北地区长期和羌人交流，周国内部也就形成了两大政治力量，姬姓和姜姓。姜姓族群，是羌人融入华夏农耕文明的族群代表。姜子牙与周王室联姻，周人与羌人遂结为牢固的政治同盟。

　　通过这些政治手段，姬昌已经基本上把推翻商朝统治的行动准备成熟。这也引起了商王的警觉，商纣王曾经以接受赏赐的名义把姬昌招到首都然后囚禁在了羑里。但商朝贵族内部早已腐朽，且其中不乏同情姬昌之人。姬昌通过游说、贿赂等方式，让纣王周边的亲信纷纷劝说纣王释放姬昌。纣王终于相信姬昌是大大的忠臣，不仅把姬昌释放，而且还赐给他弓矢斧钺，让他拥有代天子征伐之权。

　　姬昌在世期间，一直没有直接发兵攻打商朝，而是继续苦练内功壮大国力、提升国际威望，等待合适的时机。姬昌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带兵来到周商交界处的孟津，试探诸侯和殷商贵族们的反应。各地诸侯纷纷带兵前来朝拜，支持武王伐商。但商朝贵族内部仍然保持团结，周武王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带兵返回，史称“孟津观兵”。

　　又过了两年，商纣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纣王杀大臣比干、囚禁了太师箕子，把长兄微子赶出朝廷回到自己的封地。比干、箕子、微子这三个都是王室贵族，主张改革暴政推行仁政的，被称为“殷末三仁”。这三个人或死或囚或走，殷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彻底激化，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阶段，又有太师疵、少师强等朝廷重臣直接出逃奔周。

　　这时，武王才认为推翻商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宣布“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带了五万兵马，正式渡过孟津伐商，其中周人精锐只有三千，其余的则是羌人等各地盟军。

　　商纣王认为这个数量的军队想要造反就是个笑话，压根就没想到要利用朝歌高大的城墙组织防御，带领了七十万大军前去镇压。但这七十万军队中大部分都是被迫服劳役的奴隶，其中很多羌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心甘情愿为商王卖命。两军交战，大部分羌人奴隶直接临阵倒戈。相反，姬发带领的五万大军都是训练多年的精锐，其主帅就是姜子牙。他和他带领的羌兵跟商王那是几百年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冲锋陷阵根本不需要动员。姜子牙七十多岁了，还亲临第一线组织冲锋，拼着老骨头散架也要把商给灭了。双方在牧野之地交战，《诗经·大明》记录了这次战争的场面：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战斗从早上开战，到了中午商王大军就被击溃。纣王仓皇逃回朝歌，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城了，只能在宫殿中引火自焚，商朝灭亡。

　　此后，武王再派遣姜尚等大将分兵攻打其他忠于纣王的势力，也很快取得胜利。

　　周灭商之战，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闪电战，周王大军只用几天就推翻了一个持续时间达五百年的超级王朝。商纣王也确实是众叛亲离，几乎所有的诸侯都支持周王。商朝贵族内部，也有很多人对纣王相当不满、对周王有同情心理。毕竟文明在进步，即使商朝贵族中也不乏有良知的人士，不可能全都对大规模人牲视而不见。商纣王压抑这些内部改革派，采用炮烙等酷刑来对待他们，还宣布改革祭祀制度，只祭祀商王的直系祖先而不再祭祀天帝，就是想要强化商王权威而削弱贵族势力。周文王针对商朝的统治弱点，苦心经营近半个世纪，最后把布置好的棋局交给儿子，让他可以以天为单位推翻一个五百年大帝国，不愧为人类历史上顶级战略大师。

　　在帮助周灭商的诸侯国中，有来自四川的古蜀国。二十世纪初期，考古学家在今天成都北边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它的青铜器制作水平与商朝同一时期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又有非常强烈的地域文化特点，尤其是纵目青铜面具数量众多而且为三星堆所独有。这里应该就是助周伐商的古蜀国的首都，是一个在西南地区独立发展了上千年的古文明。在周灭商前后，大量的三星堆青铜器被埋葬到地下，存在了至少数百年的三星堆城址被摧毁。这个大事件与周灭商有无关联现在还不得而知。有人认为三星堆是黄帝的儿子昌意与蜀山氏联姻之后创立的邦国；有人认为它是商灭夏以后，夏后氏遗民建立的文明；也有人认为它的衰落是周灭商以后翻脸不认人，派兵消灭了古蜀国。这些说法都是猜想，由于三星堆遗址中没有发现文字，它和传世古史的关系，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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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周公制礼：中华国家的瓜熟蒂落

　　周革殷命，周武王只是执行者，周文王才是灵魂人物。

　　《诗经·大雅·文王》的第一句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为掷地有声！它代表了周文王的政治志向：周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邦国，其先祖在夏朝就世代为官了，但周人推翻商朝并不是为了恢复夏朝的旧制度，而是要全面创新，把中华文明推到一个新高度。

　　站在那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周人目光长远、心胸开阔、魄力宏大。他们要开创一个新时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

　　武王在灭商之后两年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对国家进行系统的治理。他与姜子牙女儿所生的儿子姬诵继位，为周成王。姬诵当时还很年幼，武王死前担心儿子太小不能控制局面，想把王位传给四弟周公姬旦。周公姬旦表示坚决不敢接受。这是明智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不如父子继承制度稳定，而且姬诵继位也是稳定姬姓与姜姓、周人与羌人政治同盟的重要保障。

　　成王继位以后，周公以摄政王的身份行使王权。

　　武王曾经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继续住在旧都殷城，管理商朝遗民，又委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姬鲜、蔡叔姬度、霍叔姬处围绕殷城设立军事据点，监视武庚。这个三个封国被称为“三监”。

　　等到武王去世，他的这三个弟弟应该是对年幼的姬诵继承王位、姬发担任摄政王这个安排很不满意。尤其是管叔姬鲜，他的周文王的第三个儿子，周公的哥哥，可能觉得自己比姬诵和周公都更有权继承王位，至少也应该让他来当摄政王。于是管叔挑头，带着另外两个弟弟，联合武庚一起造反，史称“三监之乱”。

　　三监之乱声势浩大，周定都于关中地区的镐京，远离中原和东夷之地。“三监”乱起来以后，山东那边的奄国也跟着起来造反。奄国也是以商族为主体的诸侯国，盘庚迁殷之前，商朝就曾经短暂的定都于奄，地点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奄国一反，整个东夷地区就都动乱起来，不服从周王的统治。

　　周商贵族联合叛乱，情况十分危急。周公联合太公姜子牙，再次领兵东征。这一次战斗比武王灭商更加困难。《尚书大传》记载说：“（周公）一年平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也就是第一年击败了管叔，第二年攻克了殷都，第三年打到山东消灭了奄国，平叛过程最少用了三年。

　　仗打完之后，周公意识到在首都设在关中的问题，决定在中原地区营建新的国都，以确保对东方的统治。他选中了黄河与它的支流洛水交汇的地方，开建新城，称之为“成周”、又称“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洛阳建成后，把那些参与反叛的殷商遗民安置于此，又派族第召公姬奭（shì）在洛邑驻兵八师，以监督确保他们不再作乱。又以朝歌为都设立卫国，由武王的九弟出任国君，监督管理殷民九族。武庚已经被杀，纣王的子孙不能再封，便又挑选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分封到商人老祖宗契当年受封的商丘，建立宋国，保留商朝宗祀。

　　在做这些现实政治军事决策的同时，周公还跟他的父亲周文王一样，进行战略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思考，确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天下太平。

　　“三监之乱”本质上是周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武庚和奄国等殷商势力参与叛乱只是次要的方面。为什么武王去世以后，应该是成王继位，而不是周公或管叔继位？王室贵族之间的权力关系该按照何种原则予以安排？周国王统治天下应该遵循何种原则以获得持久的统治合法性？这些都是周公认真考虑的问题。

　　周公基于文王以及周人的传统，制定了一套高度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制度框架，称之为“周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治国意识形态和体制框架。周礼的核心是宗法制，在此制度中，臣民服从君主、儿子服从父亲、弟弟服从兄长、妻子服从丈夫、妾室服从正室。儿子之中，正妻所生儿子为嫡子，妃或妾所生的儿子是庶子，嫡长子的继承权高于嫡次子，嫡次子高于庶长子，庶长子高于庶次子。嫡长子为大宗，其他诸子为小宗，小宗要服从大宗，这是基本原则。从贵族到庶民，都根据宗法来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力和待遇、履行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举行祭祀的时候，穿的衣服的颜色样式、站的位置都是规定好的，不可以逾越。王位、诸侯、大夫的位置，都根据宗法来继承，以此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君主权力的“嫡长子继承制”最终定型，只有在君主没有儿子的时候，才能由弟弟继位。

　　周礼宗法制度不仅有复杂的规范，还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这套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 “以德配天”。

　　周公对文王政治思想吃的很透：周革商命的核心不是一个氏族推翻了另一个氏族的统治，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对旧模式的替代。这场革命的核心是“天命观”要从神权转移到人权上来。“天命”不是神秘莫测的，不能像商王那样天天靠占卜来决定征伐杀戮，“天命”有明确的价值立场，就是仁慈和爱民。只要坚持仁义和爱民，国君就可以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不需要占卜，更不需要用人牲献祭神灵。国君的工作不是指挥祭司研究天神的旨意，而是根据道德准则行动。只要统治者的行为符合仁德，天神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并授权其子孙继续统治天下，这就是“以德配天”。

　　孔子在《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在孔子看来，夏朝和周朝的礼制都是“远鬼神”而“近人”，只有商朝是“先鬼而后礼”。

　　姬周革命，就是恢复华夏正统，要重新解释天命，以世俗仁政革掉商王的神权暴政，从“先鬼而后礼”变成“先礼而后鬼”。

　　以德配天的关键措施有两个：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其中“敬天”和“明德”是形式，是君主加强自身修养的意思，执政措施关键是“保民”和“慎罚”。

　　“保民”就是明确统治者的基本责任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好。君主是天神派遣来管理、教化、保护人民的，在授权的同时也承担了责任。这对君主权力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君权不再是理论上无限的，它必须受到天命的约束。而且天命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必须符合仁德的原则和保民的要求。“敬天”就是“保民”，“保民”这就是“敬天”。这样一来，“天”的神性就大大降低了，跟西方一神教的“上帝”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商朝所信奉的天，有点类似于一神教的上帝；而周公所定义的“天”，更多的接近于对世道人心的一种抽象总结，跟“人”走的更近。后代儒家据此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天道等同于人心，以彻底消除“天”的神性，把它变成一种纯粹的世俗化哲学观念。

　　“慎罚”就是要谨慎制定剥夺人民生命财产权利的法律。这也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君主要先制定法律，并对人民进行教化，让人民明白并遵守各项礼法制度，然后才能对违反者进行处罚，而且处罚应该尽量宽仁、谨慎。

　　周公定义的 “民”不仅是周人，而是天下所有的百姓。君临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君主的臣民，不再分华夏和东夷、周人和殷人，全都要“慎罚”。

　　据西汉学者刘向在《武王克殷》一文中的记录，克殷以后，武王对如何处理商人还拿不定主意。他问姜子牙，姜子牙就说：“使殷无有其余，如何？”——姜子牙苦大仇深，想要把商人全部杀掉，斩草除根，为羌人报五百年血仇。

　　武王没敢同意，又去问族第召公。召公说：把那些有罪的人杀掉，赦免那些无罪之人。

　　武王又去问周公。周公说：“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予一人”是商王的自称，也是其专用称号，甲骨文里边也是这么用的。周公的意思是说，罪责全部由商纣王一个人承担，他已经死了，剩下的应该全部宽恕，商朝贵族百姓的财产田地都保持不动，以后人民不分新旧，所有人都按照仁德的新标准开始新的生活就可以了。

　　武王最后决定接受周公这个意见，赦免所有商朝贵族和人民。后来武庚跟着三监一起叛乱，周公也继续坚持这个策略，只杀掉了武庚，其它参与叛乱的商人再次被宽恕，集体安置于洛阳附近，接受军事监管。没有参加叛乱的，则分封到宋国。周公这种做法，确实是相当的宽宏大量。

　　对殷商贵族，周公也大力任用，加强团结。分封晋国、鲁国等姬姓诸侯的时候，让一些殷商贵族跟随姬姓国君一起前往封国，世代担任高级官员，继续参与国家治理。这里有对殷商贵族分而治之的考虑，也体现了周公宽仁和重视人才的政治作风。

　　宋国的国君，以及那些跟随姬姓诸侯到各个分封任职的殷商贵族，还被允许保留他们的风俗。宋国不仅可以继续按照天子的规格祭祀祖先，国君世袭也可以不适用周礼，继续搞“兄终弟及”。殷商贵族死后，还可以继续搞殉葬。今天考古发现，周朝时期的墓葬，姬姓贵族的坟墓里边，基本上就没有殉葬，而地位比姬姓贵族更低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了人殉。

　　基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原则和“父死子继、嫡大于长”的宗法制度，周公开始大力分封诸侯。

　　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姬禽分封到奄国的故地，建立鲁国，控制东方。鲁国旁边，还有姜子牙的封地齐国，这是武王在世的时候就封的。齐国的封地本来只有营丘（今山东淄博）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周公以成王的名义下诏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这就赐予了齐国征伐周边诸侯、扩张领土的权力，整个东夷地区，从黄河一直到大海，谁不服周王朝的权威就打谁。山东地区后来被称为“齐鲁大地”，便由此而来。齐国后来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大国，就是利用了周公这个诏书赐予的征讨之权，到处兼并小国诸侯。

　　召公的儿子被分封到了燕国，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负责镇守东北边疆。燕国后来也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唐叔姬虞，被分封到了山西晋中，以山西翼城为中心，建立唐国（后改名为晋国）。这个地方距离陶寺古城只有不到五十公里。晋国的使命是负责北方的防御和征伐。晋国经过百年扩张，后来控制了几乎整个山西省的范围，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的韩、赵、魏也都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

　　周朝的分封制，比夏商时代的臣服制大大的进步了，也比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更加先进了。周朝的分封，其关键部分是“先有封再有地”，就是周王先授权某人管理某个地方，他才能拥有管理那一块土地和地上的人民的权力。这个权力完全来自周王的授权。而夏商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主要是“先有地再有封”，就是历史上这个封建主的家族已经占据了这个地盘，他早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的管理者了，再宣布向国王效忠、跟国王家族搞个联姻，就算成了国王他们家亲戚，国王就正式给封个爵位，要求其履行相关的义务包括战争的时候派兵参战、平时纳贡等等。商朝把周文王分封为“西伯”，就是典型的先有地再有封。周国更像是一个独立国家，只是向商王表示臣服，履行部分臣属义务。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也更像是披着封建制外衣的臣服制，周朝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封建制。我们也可以说，夏商和欧洲中世纪是“小分封”，周朝是“大分封”。

　　周初以“先有封再有地”的方式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53个是姬姓[1]，也就是周王室成员，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不姓姬，也是从中央派出去统治一方的代表，比如像姜子牙这种跟着周王打天下的勋贵。

　　“先有封再有地”的诸侯国遍布周王朝疆域的四面八方，成为周王统治全国的区域治理中心，把那些“先有地再有封”的诸侯包围了起来，周王朝对国家的控制力也就大大的提高了。

　　此外，周公的分封制还打乱了夏商时代氏族血缘聚居的传统，把不同血缘氏族的人分封到一个诸侯国，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分封鲁国的时候，派给了殷民六族；分封卫国的时候，派给了殷民七族，分封唐国（晋国）的时候，派给了怀姓九宗，分封燕国的时候，也至少派去了两支殷商氏族。这些家族都有人担任卿士辅助国君，也可以参军入伍编入军队。姬姓贵族、殷商贵族以及其它氏族的人，跟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诸侯国，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流融合。从此以后，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也就逐步消失，诸侯国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权。之前华夏与东夷的区分，也就随之变得淡薄，对历史发展不再有重要意义。后来孔子作为商王后裔、东夷贵族，在研究了夏礼、商礼、周礼之后，也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是完全被周礼的人文精神所折服，公开承认自己祖先的体制不如周礼文明进步，成为了周礼最积极的“推销员”。

　　周朝的封建制度，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世卿世禄制，一个是封建采邑制度。

　　基于宗法体制，统治者分为四大阶层，最高的是国王，下边是诸侯，然后是卿大夫（高级官员），最后是士（中下级官员）。王、诸侯和卿大夫这三个层级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各个封国的高级官员职位是世袭的，不是国王或国君随意任命的，这叫“世卿世禄”制度。国王或国君可以给卿大夫安排不同的任务，实在不满意可以撤换，但惯例是要继续在卿大夫家族里边选择替代者。所以周不仅是土地分封制，高级官位也是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官位分封制。卿大夫下边的士，由卿大夫自己任用，不能世袭，可以方便的撤换。卿大夫是世袭制的最后一层。卿大夫和士的区别对后来春秋战国的历史影响很大，后边还要细说。[2]

　　西周封建制度的第二个关键支撑是封建采邑制度。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形式，采邑也是一种分封形式。周天子直接封的封国，这是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立法权，对治下的臣民掌握着生杀大权。诸侯手下又有一堆儿子、亲戚、功臣需要分封，就给他们封“采邑”。采邑里边的土地归其管理、赋税归其享用，但是礼法和刑罚制度不能自己定，得跟整个封国保持一致。还有就是采邑不一定能够世袭，能不能世袭要国君来定，总之就是采邑给的授权比封国要小一些。也可以理解为采邑就是分封制的“套娃”，一层一层往下套。周天子在自己直接管理的王畿范围内，也会给自己的亲戚、亲信分封采邑。

　　除了分给个人的采邑以外，还有一部分没有分封的土地，叫做“公邑”，也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这就由周天子或者诸侯直接委派政府官员进行管理。公邑的官员可以随时任命随时撤换的，不能世袭。公邑制度，就是后来郡县制的原始形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或者只有很少一点私人的采邑，绝大部分都变成君主直接委派官员管理的地方，它就会从封建制国家变成了郡县制国家。此乃后话。

　　总之，经过周公的努力，周朝就成了一个以“以德配天”思想为指导，以宗法体制为核心，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国家。分封制包括土地分封和官位分封。大部分封国都是国王分封的，先有封再有地；在封国内部，再实行二级分封制，也就是采邑制。大部分高级官位也分封世袭，采用世卿世禄制，小部分由国王或者国君任命。

　　这套制度在今天看来十分落后，财富和官位都按照血缘来分配。但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为贵族阶级内部的权力资源分配建立起来一套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并得到广泛遵循的制度，用统一的宗法等级制取代了原始氏族体制，有力的促进了国家统一和国内和平

　　基于周礼的分封体制全面建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终于瓜熟蒂落。炎黄霸权制和夏商臣服制下的诸多氏族或诸侯国，能否被统称为一个国家，还存在争议，但周礼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同属于一个周王国，则毫无疑问。

　　对此，周公姬旦居功至伟。

　　汉初大儒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个评价前面半截比较恰当：周文王定了大战略但没有灭商，武王灭商成功但两年就去世了，周公参与了文王之治和武王伐商，摄政以后，确定了“以德配天”的政治总路线，又有平定三监之乱的武功，还有制定周礼完善国家治理的成绩，确实是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但说他是黄帝之后、孔子之前最重要的历史人物，还是有点过分。周公的治国策略，主要是周文王定的，治理国家的平台，是周武王和姜子牙打下来的，他只是在文王和武王的开创的基业之上做了整理和完善的工作。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伟大人物的伟大成就，都不会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且他之前和他周围许许多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求。但周公确实是姬周革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后来的儒家学者极力推崇周公。孔子把周公视为自己的导师和偶像，经常在梦里向周公请教问题，到了晚年还说：“我好久没梦到周公了，看来是精力衰退的太厉害了。”周公所总结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刑”治国原则成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和内核，他制定的周礼成了儒家最为推崇的治国模式，深刻的影响着他身后数千年的中国。说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也不为过，其功绩可以与黄帝、颛顼、大禹、文王等人并列。

　　[1] 《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西周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即兄弟之国和姬姓国共计五十五个，数据有所不同，但相差不大。此外还有其他典籍说分封一百三十多国的，最多的是《吕氏春秋》言周封四百余国，这应该是所有接受周王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其中大部分是“先有地后有封”。

　　[2] 周朝还有一种爵位的分封机制，就是公、侯、伯、子、男五级，都是周天子直接给的爵位，最高等级的叫公，往下的侯，然后是伯、子、男。五个爵位的贵族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封国，成为诸侯。周天子分封的国家，最高等级的是公国，然后是侯国，最低等是男国，许国的国君就是最低一级的男爵。卿大夫是官位，不是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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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附录：中国古代有奴隶制社会吗？

　　西周为封建制国家，这一点当无疑问。但长期以来又有西周是“奴隶制社会”之说，这是套用自于苏联官方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分法”。

　　用这套方法将秦朝以后的帝国郡县制体制称之为封建制社会有很大的问题，我在讲秦以后历史的书中另有论述。而将夏商周界定为奴隶制社会，也有问题。奴隶制社会并非“存在奴隶制的社会”，而是“以奴隶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主要”和“生产”这两个关键词绝不可少。否则一直到清朝甚至民国都有富人蓄养家奴，那就全都是奴隶制社会了？

　　夏朝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考证，无法辨析，一般认为夏朝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不是奴隶制社会。

　　商朝有可能是奴隶制社会，因为甲骨文中记录殷商贵族极为喜欢四处征伐抓捕战俘奴隶，所获必然极多，早期中期有很大部分被用于杀掉祭祀或用于殉葬。考古发现，越往后期，这种人牲和殉葬的数量也就越少。这应该是随着社会发展，殷商贵族越来越发现将奴隶用于生产比杀掉要有用的多。那么，用于生产的奴隶必然数量较多。但从普通殷人居住地的墓穴来看，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左右的墓穴中有殉葬。殷墟附近的大司空村1954年以前五次发掘小墓166座中有5座有殉人，1958、1959年两次发掘大司空村和小屯村137座小墓，有殉人的4座，比例均为3%（《殷商史》，158页）。可以推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殷商百姓，应该没有使用奴隶。

　　殷商社会——殷人的聚居区，奴隶在生产中应该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奴隶制生产到底是不是“主要”生产方式，也难以定论，只能说 “有可能是”、“难以保证其一定不是”。本书作者以为，根据考古发现推测，不以奴隶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概率较大，以奴隶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概率较小。

　　到了西周，我们就可以较有把握的说：它不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在生产活动中不可能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无论考古还是文献都揭示，西周的基层是基于宗法的原始村社氏族组织，生产并不以奴隶为主，其主体是属于国人阶层的城郊“乡民”和被称之为“野人”的农村庶民。《左传》和《礼记》等书中有西周在乡村地区设“三老”进行自治管理的记录，而没有如何管理奴隶的记录。农业人口中有自耕农，也有在井田制或采邑制下为封建主耕作的农民，但都不是可以被主人随意拘禁、杀害和买卖的奴隶。

　　周朝时期墓葬中，有大量以各种农具作为陪葬品的平民墓，而贵族或富民墓葬则很少有奴隶陪葬。这也说明了周朝不会是一个以奴隶制为主体的国家。除了少数殷商贵族得以保留其旧俗外，奴隶殉葬已基本绝迹，以至于孔子连制作人形陶俑陪葬都觉得不够人道，发出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咒骂声。

　　《诗经》中有大量描写劳动者生产生活的诗句（如“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他们从劳动中获得了乐趣并作民谣来记录它。这不是奴隶制占主体的社会能出现的。只有自由的劳动者才会如此，奴隶对劳动只会有极度的厌恶。

　　《诗经》中还有对封建贵族不劳而获的抱怨，比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但正好说明其剥削方式是抽取部分劳动成果，而不是奴役劳动者。

　　周礼主张平等对待各个氏族，按照宗法而不是姓氏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存在周人对其它氏族居民的奴役。贵族阶层蓄养家奴当然十分常见，但这一群体显然在生产活动中不占主要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和采邑制的崩溃，也只是土地管理和租税征收方式的变革，与奴隶制的存废无关。井田制是将土地分为公田私田的原始村社集体耕作制度，私田由农民自耕自获，公田用于村社祭祀教育等公用。政府的土地和人口管理模式主要是“籍田制”，就是让农民到公田或者贵族的田里服劳役。《孟子》说“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是劳役，“什一”是税赋，都与奴隶制无关。井田制的崩溃，就是以劳役为主的管理模式向税赋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型。在采邑制度下，采邑分封之权中包含了对采邑上人民进行管理的权力，当采邑分封的权益发生变动，这种管理权也会转移。但这绝不能等同于买卖或转让奴隶，只能说当时人口和土地捆绑密切，迁徙不便。在西周相关史料中，我尚未看到有封建主将庶民或“野人”脱离土地进行赠与、买卖的例子，也没有采邑领主包办采邑内人民婚姻、随意监禁打杀的记载。没有这样的人身控制，仅是强迫其在公田服劳役，当然不能将农民视为奴隶。无证据显示，西周时期庶民的人身权利，在任何方面低于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下的农民。至于城郊地区的乡民、国人，那就类似于西方的城邦公民、中产阶级，更与奴隶无关了。

　　顾德融和朱顺龙在详细回顾了周朝的考古和史料证据以后，总结说“西周……奴隶在农业生产中并不占主流地位”（《春秋史》，235页）。不占主流，那就不是奴隶制社会。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在中国古代中原文明核心区范围内，夏商周时期，大概率没有出现过奴隶制社会，较小概率在商朝中后期存在过奴隶制社会，而周朝则一定不是奴隶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