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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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西周王朝：从强盛到分裂

　　周公建立的分封体制稳定的运行了二百七十多年，然后情况就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封国的势力开始崛起，中央权威衰落，中国进入春秋时代。

　　周王朝的衰落，是循序渐进的。由于西周的史料比夏商要丰富的多、可靠的多，这让我们可以第一次比较清晰的看到一个君主制大国从强盛到衰落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后来会在汉唐明清这些大一统王朝身上反复上演。

　　一个庞大的王朝，首先是创业者励精图治建立起来。周文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创业君主。

　　王朝建立以后，创业君主去世，由于王朝治理体制还没有完善，臣民的效忠心理也不太强，很容易出现重大政治危机。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瓶颈危机”，比喻的比较形象。如果瓶颈危机能度过，国家就会进入一段上百年的长治久安，汉朝的吕后乱政和七国之乱、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和武则天代唐、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是这种；如果不能度过，王朝就可能迅速覆灭，后来的秦朝、隋朝就属于这种情况。

　　周朝的“瓶颈危机”就是武王去世以后的三监之乱。周公辅助成王度过了这个危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封制，王朝的基础就很扎实了。成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康王继位。这几十年的时间，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史称“成康之治”。跟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类似。

　　经过经济的长期繁荣以后，国力的强盛会刺激后代君主谋求进一步的扩张。国家版图会达到极大，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汉武帝通过反击匈奴等方式将汉朝的版图和影响力大大的扩张了；唐朝在经过贞观之治，其版图极盛时期也在唐高宗时代出现。

　　周王朝的扩张期是周康王的儿子周昭王、孙子周穆王两代君主执政时期。周昭王主要向东南方向扩张，对淮河和长江流域连续三次用兵，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第三次南征出了问题，在凯旋班师的路上，由于战利品太多太沉，又遇到风浪，周昭王的大船在汉江上沉没。周昭王被淹死，他的儿子周穆王继位。

　　这个意外事件没有影响周王朝扩张的步伐。周穆王又继续往西北方向扩张，亲自带兵远征犬戎等西北游牧、游农氏族。其攻击的范围由于史料缺乏，难以考证，有可能到达新疆青海一带，甚至更远。整个过程被西北氏族以民间传统的形式流传了下来，战国时由学者整理成了《穆天子传》。《穆天子传》富有神话色彩，里边还讲了周穆王去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但也包含了很多历史事实。

　　西征过程中，东南方面又有徐国等诸侯叛乱。周穆王结束西征后再次南征，逼迫徐国臣服，然后又带兵巡游，征伐不服周王朝管理的其它南方诸侯，并在当年大禹会盟诸侯的安徽涂山再次召集诸侯会盟。

　　长期的远征激化了天子和贵族的矛盾。由于用兵太多太频，周穆王必须持续增加军费。在封建制度下，王室财政扩张主要就是找贵族要钱，因为土地和人民都是贵族在负责管理，天子没办法直接给普通老百姓加税。贵族们对此十分反感，周穆王采用铁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逐步抛弃周公“明德慎刑”的治国理念，不断在刑法中增加酷刑来对付国内的不满分子，以严刑峻法来维护天子权威、强化政令执行。他命令大臣伯臩（jiǒng，同“囧”）向朝廷官员重申执政规范，并发布《臩命》；又用吕侯为司寇，命作《吕刑》，制定墨（刺字）、劓（割鼻子）、膑（砍手足）、宫（阉割）、大辟（处死）五大刑。《史记》中记录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的细则加起来有三千条之多，可见法网之严密。

　　周穆王在位五十多年，期间做了一个负中国历史影响极大的决定：任命一个叫非子的人来为王室养马。养马是为西征服务的，而非子是远近闻名的养马专家。周穆王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赐给非子方圆五十里的土地作为封地。这在穆王看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赏赐，对非子而言则非同小可，他像养马一样尽心竭力的经营着自己的这块小地盘。非子姓嬴，这块小底盘叫秦地。经过非子及其几十代后人的努力，终于发展壮大成为了秦国，最后由第三十八代君主嬴政消灭了周朝遗留下来的各大诸侯国，再次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王朝。此乃后话。

　　从武王建国到周穆王去世，是周王朝的上升期，持续了一百二十年左右。

　　周穆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恭王鉴于昭王和穆王两代的长期用兵，国库空虚、人民疲苦、贵族抗议，开始采取裁减军队、减少征战的国策。同时，又采取一些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是承认贵族私自开垦的土地合法，但同时要求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必须交纳税赋。这个改革效果不错，但应该是没有全面推开，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试点。恭王不是一个强势的君主，不愿意用采取更严厉的政策来对付贵族。这一时期是国内国外局势相对平静，天子与贵族势均力敌的一个平台期。

　　从恭王开始往后，周王朝就进入了国力衰退期。贵族势力不断强大，王室控制的土地人民数量不断减少，国家财力不断降低，封国对中央的权威越来越不尊重，对外用兵也不断失败。这是周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统治阶级总体不断腐化堕落的结果，并非某一个国王或诸侯的过错，也不是某一个国王励精图治所能够扭转的。

　　从恭王到懿王到孝王再到夷王，四代周王都没什么作为。国力军力日渐式微，与犬戎和淮夷的对抗总是负多胜少，越来越多的诸侯不来朝拜和进贡，诸侯之间互相征伐的事情周天子也管不住。周夷王时期，淮夷中最强大的楚国，他的国君不仅不再承认周王之前赐予的封号，还把自己三个儿子封王，显示自己的地位比周王还要高。

　　周夷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厉王姬胡继位。中原地区的噩国联合东夷反动叛乱，杀到洛阳附近；没过多久，淮夷又大举进攻，也杀进了河洛平原，打到伊水、洛河之间，并掠杀无辜平民，抢夺财物。这两次叛乱都被周厉王亲自带兵平定了，看起来周厉王是有能力也有魄力的君主，也暴露了周王朝衰落的危机。战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强化了王权。楚国国君看到淮夷叛乱被镇压，吓得取消了僭越的王号，再次向周王表示臣服。

　　周厉王借助两次战争胜利的威望，开始在国内推动改革。他打破世卿世禄的人事惯例，任命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进行财政和军事改革，不仅要对私田征税，连山川河流也要搞国家专营或者特许经营。山川河流有很多被贵族控制，但也有很多是普通人谋生来源。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仅得罪了贵族，连城市和城郊地区的普通百姓——国人阶层也一起得罪了。面对改革的阻力，周厉王祭出周穆王时期的残酷刑法，用来对付反对派。这样，他就被贵族们扣上了“贪财”和“暴虐”的帽子。当时管理财政、刑罚、军事的关键职位，都由周公和召公的后人世代担任。周厉王选择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不是现任周公和召公的近亲，这又被贵族们视为违反了宗法制度，是大逆不道的“昏君”行为。

　　这样，亲自带兵捍卫国家、力推改革想要富国强兵的周厉王，就被权贵集团描写成为了“贪、暴、昏”三位一体的混蛋。[1]

　　终于，在周厉王执政的第三十七个年头，贵族将国人煽动起来发动首都暴乱，攻入王宫想要杀掉周厉王。周厉王只能逃亡，他的改革也彻底失败。

　　周厉王逃亡以后，现任的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但他们没有宣布废除周厉王的王号，也没有另立天子，而是选择了王室近亲、共伯姬和来担任摄政王。《竹书纪年》记录为“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而《史记》则记录为“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在《竹书纪年》被发现之前，后人一直以为司马迁说的“共和”就是“没有国王，贵族共同执政”的意思，近代学者还借用这个词把没有君主的政体称之为“共和政体”。这是一个历史的误解。

　　——共伯和摄政的元年，也就是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的第二年，是中国历史上有连续可靠纪年的起点。在此之前，也有纪年，但不能连续也不够准确。此后，中国历史一直保持着连续且准确的纪年直到今天。因此，我们把这一年称之为“共和元年”，作为中国历史纪年的起点。同时，共和元年也是世界史上有连续可靠纪年的最早时间。古埃及古希腊都有自己的纪年方式，但古埃及和古希腊文明早已灰飞烟灭，诸多时间记录都需要考古学家重新梳理，不存在连续且准确的纪年。共和元年如果按照西方的公元纪年来算，是公元前841年。西方公元纪年的起点是一个传教士推断的耶稣诞生之年。但历史上是否有耶稣都不一定，推算的诞生年就更是离谱的没边了。加上其年代过于靠后，用来记录中国汉朝之前的历史，就会发生数字上的颠倒。正常纪年是数字越大时间越靠后，比如公元842年是公元841年的后一年。但公元前则相反，数字越大时间越早，公元前841年是公元前842年的后一年。极为容易引起读者的时间记忆错乱。由于本书叙述的历史事件全部发生在公元前，因此讲具体年份的时候，主要以共和纪年为主，在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2]

　　共和14年（公元前829年），出逃在外的周厉王死去，贵族们这才推举周厉王的儿子姬静继位，为周宣王。周宣王是在召公庇护下成长起来的，他不像周厉王、周穆王一样喜欢亲自带兵出征，而是委派贵族或者诸侯出征。这种做法效果不错，因为王室财政已经枯竭、军队也已经腐朽，财富和精锐大都掌握在贵族诸侯手里。贵族和诸侯们也乐意利用国王的权威来四处征伐扩张地盘。

　　其中，养马专家嬴非子的曾孙嬴仲，也积极参与对犬戎的征讨，并战死在了前线。周宣王对嬴仲的表现大为赞赏，召见了嬴仲的五个儿子，派给他们七千士兵，由他们率领前往讨伐西戎。嬴仲五子一战击败西戎，长子嬴祺因此被封为西陲大夫。周宣王又把他们打下来的犬戎之地一并分封给了嬴祺，作为王室的屏障。秦的势力因此得以大幅度扩张，为后来参与中原争霸奠定了基础。嬴祺，后来被他的子孙追封为秦庄公。

　　宣王前期，跟贵族和诸侯的关系搞得比较和谐，对外征战也频频取得胜利。诸侯又重新朝见天子，四夷咸服，史称“宣王中兴”。

　　不过，这种做法进一步扩大了贵族和诸侯的权力，实际上加速了而不是减缓了周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

　　周宣王执政后期，他试图摆脱贵族的控制，自己亲自带兵打仗。但王室军队确实是不行，在与西戎的“千亩之战”中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宣王靠着马车夫夺路狂奔才逃了出来。这场惨败让王室在贵族和诸侯中间进一步失去了权威。

　　周宣王在位四十多年后死去，他的儿子周幽王继位。

　　周幽王想学习祖父周厉王，朝贵族们多收点税来加强一下王室财政。他任命自己的堂叔郑桓公担任司徒，重新整理天下的户籍和土地，想要把贵族和封国私自开垦的土地也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收税，新增的人口，也要按人头交税。这当然也被贵族们指责为贪婪昏庸。《诗经·大雅·瞻卬》就是贵族们咒骂周幽王所作。他们说“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土地，你却要想要占有；我们所拥有的人民，你却想要夺走。这首诗经常被解释成周幽王对人民的暴政。其实那个时候土地都是封给了诸侯和公卿贵族的，就算有少量的自耕农，也绝不会还拥有“民人”。有地还可以说自己是平民，还拥有“民人”，那就肯定是封建主贵族阶层了。

　　周幽王的下场比周厉王更惨。他宠信褒姒，把褒姒封为王后，把她生的儿子立为太子，而把王后姜氏和太子姬宜臼双双废掉。姜氏的父亲、申国国君申候非常愤怒。他自知个人力量不足以推翻幽王，便跟犬戎合作，引犬戎攻打关中。周幽王紧急燃起烽火号召贵族和诸侯带兵勤王，但贵族和诸侯们早就对幽王的改革举动不满，拒绝勤王。王室军队此时已经毫无战斗力。共和71年（前771年），周幽王兵败被杀，褒姒和太子也被杀掉。

　　——周幽王之死被后人演绎成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褒姒不爱笑，周幽王为了逗她开心点燃烽火。褒姒看到诸侯累死累活赶来勤王却发现被骗的表情，终于忍不住笑了，这让周幽王很高兴。后来犬戎当真入侵了，周幽王再次下令点燃烽火，却无人来救，因此覆亡。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申候为了家族利益，不惜引犬戎入侵，导致关中平原被犬戎占领，首都镐京被彻底摧毁。这是中华文明遭遇的一次空前浩劫。当时文字记录的载体非常稀缺，大量的文字被刻在木板、竹片上面，集中存放在首都，这些文献大多只有孤本，没有副本。镐京是国家的文化教育中心，聚集了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野蛮部落的屠杀和纵火，让中国的科学精英们被屠杀殆尽，无数周朝及其之前的文物典籍因此被毁。这些损失永远也无法挽回。

　　战乱之后，申候带着他的外孙姬宜臼跑到了洛阳，联合贵族诸侯们拥立姬宜臼为新一代周王。这就是周平王。东周时代开始，西周的时代结束。

　　西周从武王到幽王，共计十二任君主，累计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

　　西周后期和东周时期各地诸侯的崛起不是某一个封国强大或者不服从中央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跟交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有关系。青铜工具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普遍的应用，铁制农具也开始出现，土地开垦速度越来越快，马车上的金属部件增加，长途交通的便利性迅速提高。这都为诸侯国实力提升，以及大诸侯国吞并小国创造了条件。

　　封国向国王纳贡的数量是一定的，相当于税收包干制度，最开始分给了多少土地和人民，就缴纳多少贡赋。随着技术进步人口增加，有很多新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了，人口也增长了。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以及新增加的人口，必然带来更多的税收，新增部分当然全部归封国自己所有。随着土地和人口的增长，诸侯国的国力也就越强大，养得起的军队当然也就越来越多，也就不再把国王放在眼里了。

　　这种情况不仅是在封国里出现，在国王直接控制的京畿地区也出现了。国王手下还有很多中央政府的公卿贵族，他们自己手里也控制着土地和人民。他们在自己的采邑周边偷偷开垦土地，还开山伐木、围泽捕鱼，这些新增的财富大都瞒报不交税。每一代周王都要不断分封新的贵族，而收回之前分封出去的土地则很困难，周王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也就越来越少，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因此入不敷出，尤其是军费开支面临巨大的挑战。周恭王、周厉王、周幽王都试图进行改革，要么成效甚微，要么就被贵族和诸侯们赶跑甚至害死。

　　[1] 由于史料稀缺，我们很难确认周厉王的改革到底如何侵犯了贵族和国人的利益，更不清楚周厉王的改革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多少是被贵族们“选择性执行”从而将负担转移到了国人头上。有可能周厉王只关心增加财政收入支撑军事开支，对国人的生活不知道或者漠不关心，很多政策灾难是周厉王本人的错误造成的，不一定都是贵族们的抵制造成的。本文只是在诸多可能性中选择了作者认为可能性较大的哪一种，这种选择并不全是依据与周厉王有关的史料，还参考了后来诸多王权与贵族官僚斗争的历史事迹，以进行“以今推古”式的猜想。后边关于周幽王的说法也于此类似。

　　[2] 清末学者章太炎是最早使用共和纪年的人。他在 1900 年 8 月《解辫发》中明确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近代还有人倡导过“黄帝纪年”，即以黄帝诞生之年作为黄帝元年。但黄帝的历史为半信史，其活动时间的误差以百年计，其诞生之年就更加茫然不可追溯，用于纪年跟公元纪年法一样不够严谨，二十世纪以后还以此为基点进行纪年，并不合适。公元纪年历史悠久，又长期被国际所公用，要想改变十分困难，但它的问题确实很突出，跟单一宗教密切捆绑，又无历史事实支撑，它成为国际通用标准完全是西方近代全球殖民侵略的产物。相信随着中国崛起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数十年或数百年后，其地位将会被新的纪年方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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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四大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

　　周王室东迁洛阳以后，中央权威也就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各大诸侯国扩张的步伐随之大大加快，填补王室权威消亡留下的权力真空。

　　受益最大的是秦国。犬戎攻陷镐京后，秦庄公的儿子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至洛阳。周平王封襄公为伯爵，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才算是正式成为了诸侯国——以前他们的封地只能算是采邑，不算封国。周平王还说：“戎人侵夺我岐山、丰水的土地，秦国如果能赶走戎人，这些土地就归秦国。”秦国历代国君不断与犬戎作战，逐步夺取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并根据周平王的承诺将其自动归为己有，成为了西方强国。

　　受益第二大的是晋国。晋国国君也积极派兵勤王，护送周平王东迁。犬戎攻占镐京以后，还拥立了一个傀儡周王，然后才撤退。晋文侯发兵杀掉了这个傀儡周王，周平王对此尤为赞赏。

　　晋国应该也从周平王口中得到了从犬戎手里抢地盘的承诺。秦国是从西往东夺取关中，晋国是从东往西夺取关中，两国最后以黄河及其支流洛水为界，洛水以西归秦国、黄河以东归晋国，黄河以西洛水以东的“河西之地”就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主战场。

　　护送周平王东迁的有四国诸侯，除了秦国和晋国外，还有郑武公和卫武公。卫武公没什么野心，没怎么从勤王之功中给自己捞好处。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幽王的时候在朝中担任大臣，负责推行幽王的改革政策。但他一直有二心，老想着给自己留后路，知道改革得罪的人太多，巨大的祸乱随时可能发生，于是提前谋划，请求周幽王允许他把封地和人民迁往河洛地区，得到批准。犬戎入镐京，郑桓公和周幽王一起被杀，郑武公凭借勤王护驾的功劳，得到了河洛地区的大块封地，同时还继续在朝廷担任高官。他利用这个优势，打着中央的旗号扩张领土，吞并了河洛地区、郑国周边的一串小封国，将领土扩张了卫国和宋国旁边，又跟这两个大诸侯国发生武装冲突。

　　等周平王去世，他的孙子周恒王继位。周恒王年轻气盛，还没搞明白周王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认为郑国过于强大，决定不再让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继承在朝中担任高官。郑庄公很生气，从此拒绝朝拜周恒王。周恒王发兵讨伐，被郑庄公击败，恒王本人还中了一箭，差点被俘虏。各大诸侯国对郑国这种以下犯上的行动毫无反应，纷纷按兵不动看周平王的笑话。这一仗也让其它小国明白，依靠周王主持公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要么自己强大，要么就只能投靠其它强大的诸侯国寻求保护。

　　国王权威消失，大国诸侯之间互相征伐，大量吞并小国和谋求国际霸权的混战时代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从共和71年（公元前771年），周王迁都洛阳开始，到共和661年（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结束，总共历时长达五百九十年，也就是中国的分裂状态持续了接近六个世纪。这个时间长的吓人。

　　春秋战国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春秋，一个是战国。春秋的名字来源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整理了一部历史书，叫做《春秋》。《春秋》其实只是鲁国一个国家的史书，它记录的起止时间是共和120年（公元前722年）到共和361年（公元前481年），并不是从周王迁都开始记录的。不过因为后来权威的春秋时间的史书只有这一本保存了下来，大家就习惯性的把从东周开始之后大约三百年的这段时间叫做春秋时期。从春秋时期结束到秦朝统一中国这段时间，又有一本历史书叫做《战国策》对它做了记录，这段时期就被称为战国时期。二者合称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的历史，主要是几个主要的强国彼此争雄的历史。一直以来就有所谓“春秋五霸”的说法，指五个实现了霸权的君主，但具体是哪五霸，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春秋时期第一个出来称霸的是郑庄公。郑国开了一个头，兼并了不少小国，又公然击败了周天子派来干预的军队，搅动了春秋争霸的乱局。不过郑国很快就衰落了，一个主要原因是郑国位于中原地区，四面受敌，易攻难守，强大的时候可以很强大，一旦出现内乱或者饥荒之类的问题就会被周边国家抓住弱点群殴。一个国家要长期强大，就不能在国家安全上有明显的短板，郑国就是优点和短板都很突出的国家，所以只能短期强大。

　　真正能长期称雄的诸侯是四个非中原国家：齐桓公代表的齐国、晋文公代表的晋国、秦穆公代表的秦国和楚庄王代表的楚国。齐、晋、秦、楚，这是春秋时期的四大强国，所以春秋五霸的说法其实不太准确，更准备的说法应该是春秋四强。四强正分别位于中原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东边是齐国，在山东，利用周公给的征讨权四处开疆拓土，早就成了东方第一强国；北边是晋国，地盘主要在山西；南边是楚国，自称黄帝后裔，是黄帝派来管理南方的，靠着兼并淮夷发展壮大，在长江淮河流域，为南方第一强国；西边是秦国，在关中平原。它们能长期称霸关键都在于后方比较安全，不像中原地区的郑国一样四面受敌。古语所谓“逐鹿中原”，就是东南西北的四大强国围绕着中原之地争雄争霸。中原土地很肥沃，但中原国家当不了霸主，只能当一只肥鹿，被猎手追逐。

　　这四大强国经常打来打去，争夺国际社会的霸权。齐国和秦国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西，隔得比较远，没法直接开打。其它各种组合就都有，秦国打晋国、晋国打楚国、楚国打齐国、齐国打晋国，捉对厮杀。一部春秋历史，主要就是四国演义。四大强国争霸，谁实力比较强，谁就可以成为霸主，可以召开诸侯会议，建立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国际体系。但是四大强国之间，谁也无法消灭谁，霸主只是地位相对较高而已，对其它几个强国，也没办法发号施令。

　　四大强国中，首先称霸的是齐国。齐桓公姜小白和宰相管仲密切配合，国力迅速强大，率先将齐国周边的小诸侯召集起来会盟，宣示霸权。但齐桓公死后，齐国就衰落了，仅能维持大国地位而无力称霸。

　　真正的长期霸主是晋国。当时整个华夏文明世界的范围，周天子和郑国占据了最中心的位置上，也就是中原河洛之地。晋国在北边，经过多年的扩张，兼并了周边的一些小国，最终占据了河南许昌一直到山西大同的这么一大片地区，从南向北控制了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这几个的平原型盆地。这几个盆地都是有大河流过的平原，尧舜时代这里就是北方中国的统治中心，土地开发成熟，农耕经济非常发达，是晋国的基本盘。这三个盆地今天都属于山西，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和太行山中间，被大山大河环绕，号称“表里山河”，安全性很高，东边、西边、北边的敌人都很难攻击它的核心区域。只有南边交通相对比较方便，面向中原地区，反而有利于它南下控制中原地区的郑国等一系列诸侯国，典型的易守难攻。四大强国之中，晋国的地理位置可谓最好，面对秦国这种又穷又横的邻国，有大山大河隔离，面对中原地区又富又弱的小国，则交通方便，随时可以派兵过去敲诈勒索。尧舜就曾定都于此，认为这是统治北方中国以至江汉地区的最佳位置。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让晋国成了春秋时期实力最强的国家，担任霸主的时间持续了一百多年，占了整个春秋时期的一半。

　　晋国的西边，是占据了大半个关中地区的秦国。关中本来是西周政治经济中心，最为繁华的地区，犬戎入侵以后，镐京被毁、生灵涂炭，文明几乎毁灭，一夜之间回到了蛮荒时代。秦人最早的封地就靠近犬戎，为了保卫领地，经常跟犬戎打仗，养成了尚武的风俗。秦人的特点就是勇敢，有强烈的保家卫国精神。共和66年（公元前776年），秦庄公去世，庄公的大儿子世父说：“西戎杀死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不敢进城安居。”于是率军攻打西戎，就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了弟弟秦襄公，自己担任将军，亲自去守卫边境，与犬戎作战。这种精神十分可贵，是秦人血性。等到犬戎攻破镐京的时候，关中地区的诸侯都望风而逃，只有秦襄公带领人民奋起抵抗，成功保卫了自己的封地，而且亲自带兵护送周王安全逃走，东迁进入洛阳。

　　当时关中地区已经被犬戎完全占领，周王干脆也做个顺水人情，把关中全部封给秦国作为赏赐——反正这些地方都归你了，你自己去打吧。打下来就是你的，打不下来就当我没说。秦襄公接到周王的封赏，二话不说就带兵回头去跟犬戎作战去了，最后也是死于征途。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位，接着打。秦文公死了秦宪公继位，秦宪公死了秦武公继位。经过祖孙几代人的经营和征战，到共和154年（公元前688年），长达九十多年，终于彻底把犬戎赶出了关中地区。

　　此时的关中，经过犬戎的长期占领和战乱，地广人稀、文明程度很低，秦人被当时的中原各国视为野蛮人。但其实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很好，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秦国逐渐的从战乱中恢复过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垦，实力也就越来越强大。等秦武公死了以后，他的继承人秦德公就宣布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饮马黄河、称霸中原，还找了一帮巫师来占卜，论证这个梦肯定能成真。这就相当于宣布秦国在收复关中地区以后，开始改变西进战略，掉头往东，参与中原争霸。

　　秦国东边跟晋国接壤，东南边跟楚国接壤，要称霸中原，就得跟这两个国家打仗。刚开始主要是晋国，因为它控制着秦国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秦国要称霸中国，必须翻过崤山、通过河洛平原。河洛平原被周天子占着，可当它不存在，军队直接通过就行，周天子也没脾气干预。通过周天子的领地，就可以去打郑国、宋国、陈国、卫国这一些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小国弱国。这些国家地势平坦不易守卫、军队战斗力也比较弱，但商业农业十分发达，比较有钱，非常适合被霸主们敲诈勒索。秦国走这条通道称霸中原，最大的威胁就是河洛平原北边的晋国。它的军队进入中原之后，如果晋国军队南下切断它的退路，就会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秦国的国力当时打不过晋国，为了获得晋国的默许进军中原，就拼命讨好晋国。晋国也有自己的弱点，主要就是国政被几个大家族把持，国君的位置很不稳当，内斗很厉害，不具备消灭秦国的实力。谁也干不掉谁，但对方又都是对自己有威慑的大国，所以只好联姻。这就搞出来一个著名的成语“秦晋之好”，就是两家联姻、两人结婚的意思。

　　秦晋之好主要是发生在秦国第九代君主秦穆公时期，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她当了秦穆公的老婆，就被称为“穆姬”。这个事情就标志着“秦晋之好”正式开始。秦穆公成了晋献公的女婿。

　　晋献公有好多个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妃子骊姬所生的小儿子奚齐，想把这个小儿子立为太子。为了达到目的，把自己的大儿子给逼死了。二公子姬重耳和三公子姬夷吾一看父亲已经丧心病狂，便赶紧流亡外国。晋献公如愿以偿的把小儿子立为太子。

　　但晋国的特点就是国君的位置不是很稳固，国家权力掌握在几个大家族手中，谁继位国君说了不一定算，一定要得到大家族的支持才行。晋献公逼死长子、逼走次子三子这样的做法，大家族们早就看不惯了。等晋献公一死，权臣里克就联合几个实权家族直接把奚齐给杀了。

　　忠于晋献公的大臣、相国荀息又找了骊姬生的另外一个孩子、奚齐的弟弟悼子继位。没过多久，里克就又把悼子也给杀了，然后还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骊姬也一起杀了。

　　干完这些事儿以后，里克就派人去找到晋献公的二儿子姬重耳，邀请他回国继位。姬重耳不清楚国内的状况，也不信任里克，怕回去又被杀掉，不敢回去。里克没办法，只好去找重耳的弟弟姬夷吾。姬夷吾也怕，他的谋士跟他说，你这样回去肯定不行，不过你可以去找秦国，秦穆公好歹算是你妹夫还是姐夫，让他派兵带你回去继位，保证你的安全，这样就可以了。

　　姬夷吾觉得很有道理，就跑到秦国去跟秦穆公说，你派兵支持我继位，回头我把河西之地的五座城池送给你。秦穆公一听，大喜过望，立刻同意了。

　　河西之地对秦国太重要了，简直就是它国家安全的命根子。关中平原分为好几个大块，黄河以东的属于山西地区，黄河以西的属于陕西地区。陕西这边又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东南边的渭河平原，这是关中平原的核心区，但西北边还有一块位于洛水以东，也就是河西平原，因为它在黄河西边嘛。再往西北方向走就是晋国的核心控制区——运城盆地、临汾盆地了，这两个盆地也关中平原的一部分。

　　黄河在古代是天险，秦国要想保护自己的核心区渭河平原，就一定要占领河西平原，这样就把自己的国界线推到了黄河边上，让黄河和崤山山脉共同组成秦国的东部地理屏障，东边的敌人要想来打秦国就很困难，而秦国要越过崤山进取中原也就更加方便和安全。

　　所以说，河西之地是秦国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应许之地”。他们觉得周王之前是许诺把整个黄河以西的关中平原分封给了秦国的，只要秦国把犬戎赶走，整个黄河以西的土地就都归秦国所有。但晋国不厚道，趁着秦国在西边打犬戎的时候，抢先把河西之地给占领了。秦国国力比晋国弱，也不敢去抢回来，只能说是垂涎已久。一听说姬夷吾要把河西之地白送给秦国，秦穆公能不高兴的乐开了花吗？当然是立刻就同意了。

　　这样，姬夷吾就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继位，当上了晋惠公。继位以后，姬夷吾马上就翻脸不认账，托人跟秦穆公说：我是想把河西的城池割让给你的，但国内的大家族不同意，我也没办法。秦穆公就这样被忽悠了一把。

　　两年以后，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又厚着脸皮向秦国求助。秦穆公不计前嫌，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帮助晋国。想不到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就想找到晋国买点粮食——是买，还不是让免费救助。结果姬夷吾不仅拒绝了秦国的请求，还认为这是消灭秦国的天赐良机，发兵去攻打秦国。

　　古语所谓“哀兵必胜”啊，意思就是在道义上感到自己受了欺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军队往往会获得胜利。秦军和晋军交战，秦军这边绝对是哀兵，团结一致斗志昂扬。晋军这边自己都知道是自己的君主太不要脸了，才会引发这场战争。交战的过程中，秦穆公亲自带兵突击，晋军将领们脆就丢下姬夷吾不管逃跑了。一仗打下来，秦军直接就把姬夷吾给活捉了。

　　秦穆公很生气，想要直接把姬夷吾给砍了。这个时候“秦晋之好”发挥了作用：秦穆公的老婆穆姬，也就是姬夷吾的姐姐或者妹妹，哭着闹着不让杀。秦穆公就没杀掉姬夷吾，软禁了一段时间，最后就给放回去了。不过给了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当初承诺的城池要割让，第二个就是把太子派到秦国来当人质。这两个条件姬夷吾都答应了，秦国经此一战，获得了数代人梦寐以求的河西之地，开心得不得了。不过这也在晋国君臣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一直想要夺回来，这就为后来的殽山战役埋下了伏笔。

　　姬夷吾把他唯一的儿子、太子圉（音：与）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对他也挺好，把女儿怀嬴公主嫁给了他。秦穆公是晋献公的女婿，现在晋献公的孙子又娶了秦穆公的女儿。秦晋之好就算好上加上了。等太子圉当了国君，晋国国君就成了秦国国君的女婿，秦穆公觉得这样的安排很不错。

　　但太子圉跟他爹一样，非常贪婪而又缺乏政治头脑。他听说他爹病重，怕他爹死了之后那些大家族拥立其他人当国君，就背着秦穆公，偷偷的跑回了晋国，还把怀嬴丢在了秦国。

　　太子圉这个做法可以说是相当不明智：他是他爹唯一的儿子，独子的继承权是无可争议的。国内的大家族虽然强势，但彼此之间互相斗争的也很厉害，他爹死了之后，他作为秦国国君的女婿，跟他爹一样在秦国军队的保护下回国继位，那是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这么着急，背着自己老丈人偷偷跑了还把老婆也丢在秦国，可把秦穆公给气炸了，觉得这父子两人都是背信弃义的王八蛋，一定要报仇雪恨。

　　为了雪恨，秦穆公就想到了在外国流亡多年的晋献公二儿子姬重耳。派人找到姬重耳，跟他说你到秦国来，我帮你夺取国君的地位。

　　姬重耳已经在外逃亡了十九年，他弟弟当上国君以后还派人去追杀他，让他日子过得更惨。他非常后悔当年没同意接受里克的邀请回国继位。现在秦穆公找到了他，命运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他当然不会再次放弃，马上就带着手下人去了秦国。

　　秦穆公一看姬重耳到了，啥也别说，先联姻，继续秦晋之好，就要把怀嬴公主再嫁给姬重耳。按照辈分，姬重耳是秦穆公的连襟，怀嬴则算是他的侄儿媳妇。这个婚一结，他的妹夫就成了他老丈人，他的侄儿媳妇就成了老婆，辈分全乱了。但这个时候姬重耳已经六十多岁了，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机会。十多年的流浪生活让他明白，他这种身份，要么就是君临天下威风凛凛，要么就是被人追杀朝不保夕，想要安安稳稳当个锦衣玉食的贵族是不可能的。他也就顾不得这些伦理问题，答应了这门婚事，给自己的妹夫当女婿。

　　婚结完了，秦晋之好再度达成。秦军就带着姬重耳向晋国出发。

　　太子圉这个时候已经继位，成了晋怀公。不过他跟他爹姬夷吾一样，搞政治的水平太低。上台之后干了一件自寻死路的事情。姬重耳出逃不是有好几个晋国的大家族成员跟着他一起逃嘛，晋怀公就命令那几个家族留在晋国做官的，去把自己家族跟随姬重耳的人叫回来。那些人说，人各有志，虽然是我们是一家人，但人家忠于姬重耳，愿意跟随姬重耳一起逃亡受苦，我们叫不回来。晋怀公就很生气，说你们叫不回来就说明有二心，跟姬重耳有勾结，全部抓起治罪。

　　这么一搞，就把晋国的大家族给得罪完了。等秦国的兵团带着姬重耳回国，各大家族纷纷表示欢迎，没有人愿意保卫晋怀公。他只好跟他爹一样逃亡到国外，但姬重耳和姬夷吾流亡的时候，想杀他们的只是晋国国君，大家族并不想他们死，二人就一直没事。这一回大家族不再愿意提供保护，也没有人敢保护秦国和晋国共同的敌人，晋怀公没过多久就被杀掉了。

　　姬重耳当了晋国国君，这个人算是比较忠厚的君主，也很照顾国内各大家族的势力，内部团结搞得不错，晋国很快就强大了起来。他对秦穆公也比较感激，愿意与秦国和平相处。秦晋两国这回才算是真的有了“秦晋之好”。

　　秦穆公和晋文公一起干了两件事儿。一件是周天子辖区内部出现叛乱，周襄王被叛军赶走了，跑来找晋文公求救。秦晋两国就联合发兵，帮周襄王平定了叛乱，这件事共同增进了两国的威望。第二件是晋联合秦国、齐国对楚国作战。这是北方三大强国第一次联合起来对抗南方新兴强国楚国，史称“城濮之战”。战争的地点在河洛平原与华北平原交界处，主要是卫国的地盘，不在四大强国的土地上。这是一次典型的四大强国“逐鹿中原”之战。结果楚军惨败，争霸中原的野心遭到了重挫 。这两件事情都对秦国和晋国有好处，但主要是晋国收益。晋国通过城濮之战，奠定了春秋最强霸主的地位，风头大大的盖过了秦国、齐国和楚国。

　　城濮之战中，郑国站在了楚国这边。这样，晋文公击败了楚国之后，接下来就发兵惩罚郑国，想要一举把郑国给吞并了。他又找了秦穆公联合出兵。秦晋两国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

　　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的传奇故事。烛之武就是一个低级官员，很有抱负很有才能，但是在郑国这种老牌封国里边，高级职位都被大家族长期占领，没有他出头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郑国的贵族都吓得半死一筹莫展，烛之武自告奋勇，深夜独自一人进入秦军大营，拜见秦穆公，跟他分析消灭郑国的利害得失。他告诉秦穆公，郑国距离晋国很近而距离秦国比较远，何况晋国还控制这秦国通往郑国的交通要道。这种情况下，郑国如果灭亡，大头肯定是被晋国瓜分。秦国就算能得到一点好处，因为交通要道被晋国控制，恐怕也很快就会丢掉。现在晋国这么强大，再让它吞并了郑国，对秦国其实极为不利。不如给郑国一条活路，郑国出于感激，将来秦军随时可以借用郑国的道路通往东方。

　　秦穆公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刻就拍板：自己带领大部队回国，再留下了一部分兵力帮助郑国防御晋国的进攻。

　　晋国这边的大臣得到消息，劝晋文公继续单独消灭郑国。但被晋文公拒绝了，理由是秦穆公在自己落难的时候帮过自己，不能忘恩负义。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晋文公的政治军事头脑比他弟弟姬夷吾确实高明很多。秦军转头支持郑国，晋军单独打胜算就不大了，万一在东方被郑国军队拖住，秦军从西方偷袭，那就是非常危险的情况。更何况刚跟楚国打了城濮之战，如果楚国和秦国联合，那晋国麻烦就更大了。

　　晋文公的战略眼光是很不错的，他把秦晋之好视为晋国霸权的重要基础。晋国在四强中算是老大，但在实力还没有对秦国、齐国、楚国三大强国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前，绝对不能跟秦国撕破脸。所以他也决定退兵。这样，烛之武就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挽救了郑国，创造了春秋战国时期外交史上的奇迹。

　　在晋文公和秦穆公的维持下，秦晋之好一直搞得不错。不过等到晋文公去世，他的继承者就没他这么明智了，秦晋之好再度破裂，而且这次是彻底破裂，再也没法修复的那种。

　　这次是秦穆公首先犯浑。他听说晋文公去世，就动了要趁机去打郑国的小心思，觉得晋国忙着治丧接班，应该暂时顾不过来。正好他在郑国派驻的奸细杞子传来消息，说自己现在负责把手郑国首都的城门，如果派军偷袭，可以一举把郑国给灭了，进军中原。秦穆公窥视中原霸权多年，这种贪婪的心态蒙蔽了他的理智，可以说是鬼迷心窍了，就想着抓住机会吞并郑国。大臣们怎么劝也劝不住。

　　秦军长途跋涉偷偷摸摸去打郑国，以为万无一失。为了抄近路，还偷偷通过了晋国的国土也没有给晋国打招呼。结果刚走到洛阳附近，被一个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给发现了，他一边派人紧急通报郑国国君，一边假装成郑国的使者去拜见秦军将领百里孟明。秦军一看，偷袭的事情暴露，郑国那边早有准备，让奸细偷偷打开城门是没戏了。秦国到郑国首都一千多里路，要消灭郑国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后勤跟不上，而且后方随时被晋军威胁。长期攻城围城是肯定没法干的。

　　这个时候，如果秦军将领再偷偷摸摸的撤退，回到秦国，那也就啥事儿没有。但这个百里孟明脑子短路，觉得秦穆公派自己带领大军千里奔袭，莫名其妙走到半路就回去，啥也没捞着不太好，没法跟秦穆公交代。他就决定连夜突袭旁边的一个小国——滑国，攻破了滑国的都城，大肆劫掠，抢了一大批战利品满载而归。

　　这个仗一打，秦军的出兵信息就彻底暴露了。晋国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新国君晋襄公不像他爹晋文公那么沉得住气。晋国君臣一商议，这可是消灭秦军有生力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呀。而且还是趁我国丧期间，偷偷的通过我的国土去偷袭其他国家，我打你也是有道理的。于是晋军就在秦军返回的路上，在殽山道路险峻的地方埋下伏兵，袭击了来回奔波差不多两千里的秦军。秦军路途疲惫、还带着大量战利品慢慢的走，突然遭到袭击，毫无还手之力，主将被擒、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秦国，秦国君臣一片哀嚎，全国上下披麻戴孝。秦国累世奋斗、多年训练形成的精锐力量，可以说是一战灰飞烟灭。这一战也就标志着秦晋之好彻底结束，两家结下了永远不可能谅解的血仇。两年之后，秦穆公再次带兵亲征晋国，发誓要报仇雪恨。

　　秦军主力被歼灭，两年之内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战斗力还是要差很多，这一仗又没有打赢。

　　又过了两年，秦军又来，摆出一副要跟晋国拼命的架势，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事儿没完。

　　晋军这一回没有去跟秦军拼命，采取了收缩防御战略，呆在城墙背后防守。

　　这一招秦军当然是毫无办法。不过秦穆公经过四年，其实已经冷静下来了，知道自己目前的实力不可能当真灭掉晋国、为殽山战役的秦军将士报仇雪恨，他需要的只是挽回一点面子。这一仗我甚至怀疑双方在暗地里已经沟通过，早就商量好了。秦穆公的战争目标就是进入殽山，把当年战死在那里的秦军将士的尸骨收拾掩埋，挽回了一些尊严，宣布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收兵回国。晋军则全程呆在城里不出来，让秦军去殽山收拾战场然后撤退就完事儿了。双方配合的比较默契。

　　打完这场默契仗以后，秦国和晋国的边境才算恢复了安宁。不过，晋文公时期的那种秦晋之好是不可能再恢复了。秦国这边看清楚了，跟晋国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联盟合作，要想进军中原，只能从晋国军队的尸体上跨过去。现在他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能调转战略方向，继续往西发展，继续去抢一些犬戎的地盘，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同时，转身去跟楚国结盟。这一结盟就是三百年、长达十八世君主的合作。这样，秦晋齐三大北方强国联合对抗南方楚国的格局就被打破了，变成了秦楚联盟对抗晋齐联盟的“二打二”新格局，国际局势也因此趋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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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三家分晋：世卿世禄制的落幕

　　（注：本文上接（11）四大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

　　在殽山伏击秦军成功以后，晋国的风头可以说是一时无两，连续击败楚国和秦国两大强国，而且是歼灭了两家的主力兵团这种实打实的胜利，不是场面上的胜利。齐国当时也衰落了。晋国的霸权从晋文公开始，持续了一百多年，另外三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春秋第一霸主，可以说是非晋莫属。但为什么最后统一中国的不是晋，而是当时看起来偏远而又相对弱小的秦国呢？

　　这是因为晋国内斗特别厉害，几个大家族一直在内斗搞分裂，很难团结起来。这些个大家族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前文所讲的世卿世禄和采邑制度搞出来的。

　　国君下边搞世卿世禄制，高级官员世袭，政府的实权职位由几大家族长期把持，这些家族还有自己的采邑，采邑的地盘也是世袭，还可以在采邑里边拥有自己的军队。有权力、有土地、有军队，妥妥的就是一个小诸侯。春秋时期晋国、郑国、齐国、鲁国、卫国这几个跟周天子关系最密切的大国，受世卿世禄制度影响比较大，全都因为大家族内斗而衰落。周天子自己的直辖区域那就更糟糕，内部已经被一大堆世卿世禄的贵族军阀给把持了，天天忙着内斗，衰落的没边。四大强国中，秦国受世卿世禄制的影响最小，因为它的地盘是纯靠战争打出来的，论功行赏是它的传统，世卿世禄的传统很淡薄。它就一直没有出现过严重的贵族专权。秦国国君在国内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相反，晋国国君的权力一直就很受限制，不敢得罪大家族的利益，晋国本质上是几个大家族在联合执政，国君只是各大家族公认的盟主。

　　秦穆公因为饥荒救济的纠纷发兵攻打晋国，一战就能直接把晋惠公姬夷吾给抓住。就是因为那些大家族不愿意支持晋惠公，战场上直接放水、带兵撤退，把国君拱手送给秦国。为什么秦国兵团可以护送姬重耳直接回国继位？说到底还是那些大家族愿意拥护姬重耳，不然以秦军当时的实力不可能一路杀到晋国首都城下。

　　晋文公姬重耳能够实现晋国的复兴，开创晋国的百年霸业，关键就是他能够搞好晋国国内大家族的关系。姬重耳是出了名的厚道人，各大家族早就相中他继位了。他爹晋献公死了之后，大家族连着杀掉骊姬的两个儿子，最先考虑的就是去找姬重耳继位，只是被姬重耳拒绝了才不得不选择姬夷吾。姬重耳在外国流浪了十多年，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气，对世道人心看得很透，能够摆平各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大家齐心协力把晋国治理好，这是他的本事。

　　但姬重耳也就是个玩平衡的高手，不是改革家。他并无意彻底改革内政、消除大家族势力割据的局面。各个大家族势力在姬重耳时期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强了。这和西周倒数第二个国王周宣王前期的做法一样，就是承认君主不能集权的现实，让贵族诸侯轮流去帮君主打仗，君主只要能搞好平衡掣肘，短期效果也不错。姬重耳的手段比周宣王更高明，他搞了一个“三军六卿”制，明确了军队和政府最重要的六个关键职位，在晋国十一个大家族之间轮换世袭。姬重耳死了之后，家族势力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经过上百年的演进，晋国就变成了一个小号的周王朝。晋国国君跟周天子一样，名义上是国君，其实只能管理都城周边的一小块土地，其他地方都成了几大家族的地盘。大家族在自己的地盘里世代统治，兴建自己的都城、拥有自己的军队，还把持着中央政府的关键职位。最后，几大家族发生火并，只留下了三家。共和439年（公元前403年），这三家干脆直接找到周天子把他们封为诸侯，丢掉晋国国君这个没用的中间代理人。这样，晋国就灭亡了，变成了魏国、赵国、韩国三个新的诸侯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

　　春秋时期的老牌大国齐国、鲁国、郑国都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没有像晋国这么惨烈。齐国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地，齐桓公姜小白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任霸主，他任用管仲管理齐国，能够压得住各大家族，把齐国治理的很好。但他也没有魄力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等他死了之后，他重用的那一批卿相，就纷纷开始玩起官位世系和采邑世系，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干。最终形成了吕氏、高氏、国氏、田氏几大家族控制齐国国政的局面，齐国因此衰落。经过上百年的斗争，田氏家族胜出，把宰相的位置变成了田氏家族世袭，田氏的采邑和直接控制的军队也不断扩张。经过286年这么漫长的时间，在田和这一代，终于决定废掉姜姓子孙的继承权，请求周天子把自己封为齐国国君。周天子那个时候已经是收钱办事、毫无尊严了。在共和456年（公元前386年），田氏如愿以偿得到了齐国国君的位置，这就是“田氏代齐”的故事。

　　“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前后只相差了17年，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被史学界认为是春秋和战国断代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就把三家分晋开始的这一年，也就是共和439年（公元前403年），视为春秋的最后一年。过了这一年，中国就算进入了战国时代。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传统的春秋两大霸主，晋国和齐国，一个被三大家族给瓜分，直接消失了，一个没有被瓜分，君主的位置被田氏家族直接给取代了。这两个事儿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时代的开始。也就是采邑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的时代结束了，郡县制和君主集权制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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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仲尼盗火：士人阶层的崛起与百家争鸣

　　春秋历史接近三百年，最后证明一件事情：谁搞世卿世禄制谁完蛋。晋国和齐国，一个最大的霸主一个最早的霸主，都被世卿世禄制给毁掉了。战国时期各国富国强兵的道路就很清楚，就是要彻底的改革世卿世禄制，建立一套更好的制度。

　　世卿世禄制有一个特点：它不是无限“套娃”、无限循环的，不是一层一层无限的往下世袭分封。各个担任卿大夫的大家族，在家族内部，就不再继续搞世卿世禄制了。西周分封制四个等级：王、诸侯、卿大夫、士。世袭的贵族就是前边三个：王、诸侯和卿大夫。卿大夫下边的士这个阶层，就不是贵族、不能世袭、也没有世袭的采邑了。所以周天子会被各个诸侯国君架空、国君又会被卿大夫的家族给架空。但卿大夫的权力很难被士架空。卿大夫任用自己的家臣，也就是“养士”，这是不世袭的。一个人要想去卿大夫那里谋取士的职位，不看出身，关键是要凭本事，干不好随时走人，更别提把职位传给儿子了，那根本就不可能。

　　“士”这个阶层最初的来源，是“国人”。这就涉及到西周很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制度：“国野分治”。“国”在西周以前的意思就是城邦，这个字也是四四方方的，它的繁体字形式是“國”，就是城墙围起来的区域的意思。王室贵族居住在“国中”，也就是城墙里边。“国”以外的地方，就是“野”。

　　所谓“国野分治”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城乡分治”，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都不一样。跟我们今天的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的区别有一点类似。

　　居住在城市、有城镇户口的就叫“国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就叫做“野人”。在“国”和“野”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也就是城郊、城乡结合部。居住在城郊地区的居民，在西周也被算成是“国人”。城郊地区，在春秋时代被叫做“乡”，跟农村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统一把农村地区叫做“乡村”地区，在西周和春秋时代乡和村的分开的，乡是专指城郊地区。

　　这些乡民的待遇和农村的村民、野人政治待遇不一样，权利等级要高一些。乡人主要负责服兵役，也就是当兵。西周和春秋时代当兵不给发军饷，而且还要自己出钱制作兵器，出征的伙食费都要自理。这些开支的来源就是国家给乡民们发的城郊土地。乡民们自己耕作土地养活自己，每家每户按照人口比例参军作战，自己解决武器盔甲的费用。而农村地区的“野人”一般来说不能当兵，他们就只负责种田，服劳役和缴纳各种田租税负，在军队里边也是只负责打杂后勤之类的工作，属于劳役而非兵役。一般来讲，乡民的经济条件社会福利要好一点、政治地位要高一点，村民野人则属于社会最底层。乡民属于“国人”阶层，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开大会，乡民是可以派代表参加的，野人就没有这个权利。

　　政府还会在各乡设立乡校，用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早期乡校主要是军事训练场所，没有文化教育的内容，文化教育是被贵族垄断的。通过乡校的选拔，乡人才可以进入政府担任低级官位，也可以给贵族当家臣。乡人就成了战士和家臣的一个重要来源。

　　虽然乡人也属于“国人”，甚至有学者把他们列为下级贵族或者统治阶级的一员，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算不上是统治阶级。他们是要自食其力的，自己耕田养活自己并承担沉重的兵役，怎么能算贵族、算统治阶级呢？他们应该算是中间阶级，总体跟野人一样，是被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的平民而不是贵族。

　　战国时期，“士”这个阶层的崛起，主要就是指城乡结合部的这些乡民中的优秀人物开始往上层进军。核心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冶金技术进步，青铜乃至铁制农具开始普及，再加上牛耕等技术的进步，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人口迅速增长，军队规模也就越来越大，贵族精英在士兵中的比例迅速下降，当权者需要从平民阶层中间选拔更多的精英分子，吸纳他们进入统治阶层，才能确保对军队的控制；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教育开始从贵族向下层普及，乡民作为介于贵族和野人之间的中间阶层，是这一波文化普及浪潮最早的一批受益者。乡校也从纯粹的军事训练场所，变成了文化教育和讨论政治的场所。乡民阶层原本就是军队的主体，现在又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和具备了政治意识，这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不断地涌现出优秀人物来挑战传统贵族的世袭特权。

　　战国时期阶层变动非常剧烈，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国野分治”制度实际上也在土崩瓦解。国人、野人的概念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尤其是军队大扩张，已经不管乡民和村民的区别了，能动员的青壮年都尽可能的动员参军。能够成为“士”的人，也就不仅包括城郊地区的乡民，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野人”，还有在城市里边搞手工业的工匠，经商的商人，也包括一部分丢掉了世袭特权的落魄贵族。总之，就是一群没有世袭特权的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政府低级官员、军队下层军官或者卿大夫的家臣门客，这些人，就统统都可以称之为“士”。通过士的身份再进一步成为高级官员的，就是“士大夫”。

　　战国时期很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信陵君。这四公子都属于卿大夫阶层，他们的权力地位是世袭得来的，但他们却以善于“养士”而出名。出钱养了一大批学士、方士、策士或术士等等，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什么来路的人都有。学士就是研究学问的，方士就是会算命看风水的，策士就是出谋划策的智囊、术士就是武士能上阵砍杀或者当刺客的。这些人被称为门客或者食客，在卿大夫家里住着讨碗饭吃的客人，为卿大夫办事。

　　战国时代，跟春秋时代相比，很大的特点就是“士”这个阶层的崛起，打破了分封制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士是凭本事出人头地的，不是靠的拼爹，他们的本事才能就比贵族阶层要厉害得多。能够用好“士”的国家就会迅速强大，反之就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落败。阶级大流通，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爆发、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同时也是这些因素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循环互动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乡人不算统治阶级，那“士”到底是不是统治阶级？士应该属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下层。但士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阶层，它是政府和军队的中下层官员，是政治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士”的主要来源不是统治阶级，不管是曾经的国人、乡民，还是村民、庶人，以及城市手工业者、商人、破落贵族，他们都不属于贵族阶层而属于平民阶层。“士”的崛起——也就是士人可以大量从中下层走向中高层的过程——也就代表了这些平民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统治阶层从上到下都被源源不断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阶层流通的渠道大开，让国家爆发出新的活力。

　　三家分晋的结果，是三个卿大夫家族首领摇身一变，成了魏、赵、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他们作为卿大夫，之前的家族治理传统就是家臣谋士不用世袭，看谁能干就上，不能干就滚，也一般不给家臣采邑，或者说有采邑也不让世袭，更不让家臣在自己的采邑里边管理人民和拥有军队。所以三家分晋之后，晋国大家族内斗的问题一下子就缓解了，这三个新的诸侯国内部，就不再有大家族掌权的问题。什么事情都是君主说了算，官员随时提拔任免，可以随意的选择提拔能干的人才到关键职位上，干不动了就退休走人。三家分晋之后，分到了资源最好的一家是魏国，它的国力跟之前的晋国相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这是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尤其是晋国的世仇——秦国死活想不到的结果。

　　之前晋国因为内斗，已经开始衰落，秦国这边自我感觉还不错。三家分晋完毕，秦国觉得机会来了，跃跃欲试想要争霸中原。结果晋国分成了三个国家之后，魏国迅速强大，开始吊打秦国。把当年姬夷吾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又重新抢了回来，压得秦国根本喘不过气来。魏国完全继承了晋国鼎盛时期的霸权，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时间也长达上百年，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个超级霸主。

　　魏国崛起的关键秘密，隐藏在一个叫“李悝”的人物背后。

　　李悝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宰相，他不是贵族、不是卿大夫阶层，属于士这个阶层。以士的身份做高官的，就被称之为“士大夫”，跟贵族阶层的“卿大夫”相对应。秦朝以后的政府中高级官员被通称为“士大夫”，就是从“卿大夫”和“士”的关系演变而来的。李悝，就是战国的第一位顶级“士大夫”。他是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的家臣，魏文侯觉得他特别能干，当了魏国的国君之后，就把他任命为宰相，主持“变法”。变什么法呢，主要就是变世卿世禄制的法。战国群雄争霸的第一个篇章，就从变法开始。士人出身的英雄人物变贵族们世卿世禄制的法。李悝也被后世尊为战国法家的代表性人物，而且是开创性的代表人物。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法家就是百家争鸣当中最出名的两家之一，跟儒家旗鼓相当，甚至更有影响力。“百家争鸣”为什么会在战国时期出现？主要就是世卿世禄制的崩溃，士这个阶层开始崛起，加上列强争霸、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对中华文明向何处去、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统一中国，各种思想流派此起彼伏，思想家的争鸣和大国的争霸交织在一起，笔杆子的辩论和枪杆子的辩论互相影响，这才形成了中国乃至人类思想上辉煌灿烂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李悝，就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法家的代表。

　　要把魏国崛起、李悝变法说清楚，就得先把“百家争鸣”的来龙去脉先理一理。

　　“百家争鸣”主要是在战国争鸣，春秋时期基本没有争鸣，那时候士这个阶层还没有崛起，权力仍然掌握在贵族卿大夫手中。春秋时期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主要就是一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而且是出现在春秋末期，中期和前期一个都没有。孔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也是百家争鸣的开创者。战国诸子百家，他们的代表人物往上追溯，大部分都是孔子弟子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孔子这个地方是个总源头，是各个思想流派共同的祖师爷。李悝是最早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就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

　　在孔子之前，文字这种东西是不在民间传播的，学习文字和使用文字是贵族的特权，他们拿来记录历史或者祭祀祖先、占卜专用。官方会设立专门机构来保存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不会对外开放，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政府官员才可以接触和使用文字。这不完全是政治歧视或者愚民政策，而是大家都觉得文字就是拿来干这个用的，人民生活不需要文字。民间几乎没有人识字，更没有人看过书。

　　孔子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就是私人编书。他利用自己作为贵族和政府官员的身份，把他能接触的官方文献进行整理编撰，编成了《尚书》、《春秋》、《诗经》、《礼经》、《易经》、《乐经》。《尚书》是古代文献精选，《春秋》是对鲁国官方历史的整理，《诗经》是通过民间采风整理的诗歌汇总，《礼记》记录了古代的礼制，《乐经》就是音乐乐谱的汇总，《易经》就是各种占卜的卜辞的整理。孔子一边编书，一边广招门徒，向他们传授知识。孔子招学生，讲究“有教无类”，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愿意，都可以来找他拜师学艺。

　　编书和收徒教学这种做法，就把文字从贵族内部使用的工具变成了文化传播的载体。孔子编的书在民间迅速流传，他的弟子很快就成了各国知名的学者，弟子又继续教弟子，开启了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启蒙浪潮。从这一点来说，孔子就像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把文化之火从天上盗取到了人间，在中华大地上燃起了百家争鸣的熊熊烈火。后来法家道家虽然批评孔子的观点，但无一不受益于孔子开创的文化传播浪潮。

　　我们今天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是有批判有继承，但对孔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开创性贡献，那是没什么可批判的，只能是赞扬和尊敬，当之无愧的“万世师表”。后来有儒家学者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仲尼就是孔子，有人认为这句话太夸张了，是被儒学洗脑的结果。其实就算不被儒学洗脑，不赞成儒家思想，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在孔子诞生之前，对平民阶层来说，那真的是“万古如长夜”：他们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被记录下来，如同生活在永远没有止境的黑暗中一样。孔子是第一个在黑暗中点燃火炬的人。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最多只能叫打了几个火星，孔子这是直接开篝火晚会了。关键他点火的时机也选的好，正好在春秋战国交界的时间段，卿大夫衰落、士大夫崛起，需要有这么一位文化火炬手出来引爆民间思想界。

　　孔子有一个小他44岁的小弟子，叫子夏，特别聪明，孔子特别喜欢他，还说过一句话：“起予者，商也！”子夏的名字就是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称赞子夏是一个能给自己启发的人。孔子都觉得子夏能给自己有所启发，这是很高的评价。

　　孔子去世后，子夏就回到自己的故乡河南温县。这个地方属于晋国，三家分晋以后属于魏国。子夏在魏国也跟孔子一样，开门收徒，收了很多徒弟，其中有一个就叫李悝，还有一个更厉害，叫魏斯，他就是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还有一个，叫吴起。魏斯、李悝、吴起这三个人是师兄弟，都是子夏的学生、孔子的徒孙，一个当了魏国的开国君主，一个当了魏国的首席宰相，吴起则成为了魏国军队的统帅，三人组成了魏国的党政军三驾马车，一起开创了魏国的百年霸业。吴起后来去了楚国，在楚国主持变法。李悝的门徒里边，后来又出了一个叫公孙鞅的，他去了秦国，在秦国主持变法，秦国把一块叫做商的土地分给他作为采邑，他也就以商鞅的名号著称于世。他主持的这场变法，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被后世认为是秦国统一六国的一次关键性的改革。

　　这是子夏这一支。孔子的弟子中，还有一支是子弓，也跟法家联系很密切。子弓是孔子的第三代弟子。子弓有个弟子叫荀子，这是儒家和法家结合的代表人物。荀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李斯。韩非子是战国法家集大成的思想家，李斯则成为了秦朝统一六国时候的宰相。

　　当然，还有传承孔子儒学正统弟子，坚持搞“仁政”的这一派，就是子思-孟子学派。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兼徒孙，血缘上是孔子的儿子孔鲤的儿子，学派上是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学生。孟子就是子思的弟子，被认为的儒家正统传人。后来正统儒家就一直以“孔孟之道”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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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克己复礼：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

　　孔子是来自宋国的破落贵族，是商王后裔、东夷血脉。“破落贵族”这四个字很关键，他的家族是贵族，但到父亲这一辈就已经破落了，所以孔子从小生活很贫寒。因为他的贵族身份，小时候才有机会学习文字和贵族的礼仪，又因为他生活贫寒，才对平民阶层抱有同情心同理心。在大变革的时代，一般都是处在不同阶层交叉点的人物才能做出革命性的创新。纯粹的贵族阶级做不了，他们学到的知识不会传授给平民；纯粹的平民阶层也不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接触知识文化的机会。在春秋战国这个老贵族卿大夫衰落、平民阶层的士大夫崛起的时代，由孔子这个破落贵族出来开启百家争鸣，这里边尤其必然性。

　　孔子出生在鲁国。他的祖先是在宋国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逃离宋国来到鲁国定居的。他爹在鲁国当一个地方官，大致相当于镇长，官位不高，家庭条件只能说是中等。之前娶了一个老婆，给他生了好多个女儿。那个时代贵族家庭必须要有儿子继承，不然就算绝后啊。于是又纳了一个妾，生了个儿子，但很不幸，这个儿子天生就是个残疾。这个时候孔子他爹都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还是不死心，又娶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妾。这一回终于如愿以偿，这个小妾给他生了一个身体健康的儿子。这就是孔子。

　　《史记》里边还说孔子是他爹和他妈“野合”而生。“野合”那就是未婚生子，所以很多人就说孔子是私生子。但后来学者考证说其实不是，而是因为春秋之前的礼节是“男六十岁阳道绝，女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史记正义》）”就是说男的超过六十岁、女的超过四十九岁，就基本丧失了生育能力，不能再正式结婚了，超过这个年龄再结婚的，一律称之为“野合”。孔子他爹娶他母亲的时候，已经六十三岁了，按照当时的礼制就不能举办正式婚礼，所以叫“野合”。但从人情上讲，也是正式的纳妾，孔子不是他爹在外边搞婚外情生的私生子，名分虽然卑微，但好歹也算是有名分。

　　不过，在那个时代，婚姻制度很严肃，既然被视为“野合”，那孔子在家庭里边的地位也跟私生子差不多。尤其是他爹六十三纳妾，年老体衰，等孔子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爹的正室——也就是大老婆就把孔子和他的母亲一起从家里赶走了。孔子也就从小跟随母亲就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后来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就是说，我小时候家境贫寒，也干过不少粗活累活。

　　体验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辛，让贵族出身的孔子具有对平民百姓艰苦生活朴素的同情。这种出生于贵族家庭，但在贵族家庭中是被压迫被歧视的对象，又从小过着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经历，决定了孔子基本的思想立场。他希望重新建立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恢复贵族们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安稳的生活；同时，又同情底层人民，希望限制统治阶层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具备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这是孔子思想最深刻的矛盾之处。

　　但是，没落贵族毕竟还是贵族，再落魄也不至于扛着锄头去种田。他还是可以进入贵族学校读书，可以娶官员的女儿为妻，可以参加上层社会的家庭宴席。换句话说，就是虽然没钱，但还有贵族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这些资源能不能变现，那就看自己的努力了。成年以后，孔子到鲁国三大家族之一的季氏家中做家臣，干的都是一些粗活，先是负责管理仓库，后来又被派去管理畜牧。但不管怎么样，能轻松混口饭吃，比平头百姓的子女生活还是轻松多了。

　　如果孔子只想这样混口饭吃，那是毫无压力的。但孔子本人并不安于现状，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从历史到文学，从政治到礼仪，几乎什么都学。慢慢的，孔子博学的名声就传开了。在贵族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孔家那个小子爱读书。春秋时期，有文化的人十分罕见，像孔子这么博学的人就更罕见。季氏就让他参加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担任礼仪顾问。孔子也就找到机会跟各国的名士高官打交道，慢慢的，他就具有了国际知名度，各国高层人士都知道鲁国有个叫孔丘的人很有水平。以至于齐国的国君到鲁国访问，还专门召见他，询问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孔子的个人奋斗，可以说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不过孔子的政治生涯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有理想，而且是自己研究出来的不是别人灌输给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就是要恢复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核心。

　　怎么讲呢？就是当君主的要像个君主，当大臣的要像个大臣，当爹的要像个爹，当儿子的要像个儿子。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该行使什么权利行使什么权利，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就像西周时期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国家稳定统一，这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现在国家四分五裂，几个强大的诸侯互相征战，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说白了就是四个字“礼崩乐坏”。宗法分封的礼法制度被破坏了，周天子作为君主没有权威了，诸侯和卿大夫们作为大臣不遵守大臣的义务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了。诸侯不服从天子、卿大夫不服从诸侯，爹不像爹、儿子不像儿子，当然就天下大乱了。

　　孔子的理想，就是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家庭和睦、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理想、很有情怀的理想。这是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英雄人物的理想，也是所有普通人民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努力奋斗奔波劳碌甚至英勇献身的人物，就是英雄，也可以说是圣贤。

　　孔子，就是这么一位圣贤。

　　孔子的理想很好，但他开出来的药方有点问题，不是很符合春秋战国的实际情况。

　　孔子认为实现天下太平的关键，核心就是四个字：克己复礼。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克己是手段，复礼是目标。

　　恢复周礼，主要就是指通过重建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和天下和平。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的混战，主要就是很多人不能安心于自己的宗法地位造成的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混乱。诸侯想当国王、大夫想做诸侯，所以才会产生战争和混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安心于自己原来的地位。诸侯就老实做好诸侯，服从国王的命令；各个大家族的族长就听诸侯的；各个家庭就听族长的；农夫就老实做好农夫，认真种地按时交租；妻子就努力做好妻子的义务，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丈夫就努力工作、养家糊口；儿子就尽儿子的义务，小的时候努力学习，长大了孝敬父母。这样国家就可以统一、社会就可以稳定了。

　　孔子的思想流派被称之为“儒家”。所谓儒，就是君主的礼仪顾问，专门研究各种礼仪礼节，王室举办婚丧嫁娶各种仪式需要走什么流程，就是儒来负责。孔子就给季氏当过礼仪顾问。儒家，在春秋时代，就是主要按照尊卑有序的礼制来治理国家的这么一个思想流派。儒在孔子以前，就一直是知识分子阶层，为贵族阶级服务的，在孔子以后，就更是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代名词，继续为统治阶级服务。

　　不过，孔子的思想，也不仅仅就是百分之百复制周礼这么简单。他把自己这套理论给升华了，比那些只会研究礼仪细节的儒水平高得多，上升到了人类本性、共性的高度。他认为自己的理想社会之所以应该实现也能够实现，关键就在于人类存在一种共同拥有又不同于其他动物——也就是禽兽——的人性。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仁慈的仁。

　　孔子作为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位宗师级的思想家、儒家大圣人，他的思想如果要归纳为一个字，那就是这个字——仁。

　　仁是什么呢？它是单人旁右边一个二，就是两个人的意思。“仁”就是能够体谅别人、关心别人，体会别人感受的一种心理状态。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不能只顾自己开心、自己痛快，还要去考虑别人。自己家的房子又大又暖和、饭菜又香量又足，但是，看到别人流浪街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也可以去想象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将心比心，以己推人，一想到还有很多人过着这种不舒服的生活，自己心里也会不舒服。这种感觉，就是仁。如果看到别人过得特别悲惨，就特别高兴，那就是不仁。

　　有了仁的这种心理以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就会至少有一部分会替别人考虑。首先是替自己的儿女妻子父母考虑，不仅自己要吃饱穿暖，还要继续努力，让儿女妻子父母也吃饱穿暖，这是最基本的仁。直系亲属之外，还有远亲、近邻、同学、好友、老乡，彼此熟悉认识，谁有困难就出手相助，先富带动后富，大家共同富裕，这是更高一层的仁，做到这个层次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最高层次的仁，就是胸怀天下，把全天下人的幸福饱暖当成个人的责任理想努力奋斗。到这个层次，那就是“圣”了。所以仁的最低境界是孝，孝顺父母，履行家庭责任；中间层面是君子；最高境界是圣。这中间还可以分成好多好多的层次，不管属于那个层次，大家都在仁的理念推动下干好自己的事情，这个社会就会和谐进步、民生幸福安康了。

　　这个思想的基本逻辑，放到任何时代都是正确的，在今天也没错，也值得提倡。

　　孔子把这套仁的思想运用到他所生活的年代，想用它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答案就是君主要仁，要施行仁政，不能横征暴敛，不能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人民死活；大臣也要仁，对下不能贪污腐败、仗势欺人，对上不能犯上作乱、分裂国家；老百姓当然也要仁，善良的对待父母家人、乡里乡亲。所以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孔子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想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它的仁的思想里边，也有限制君主的权力的意思。他提倡的建立理想社会的手段是“克己复礼”。复礼很简单，就是恢复周礼。克己其实是比复礼更靠前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克制自己，主要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君主要克制、大臣要克制、老百姓也要克制。如果大家都把克己的功夫做到了家，那自然就天下太平了，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列强争霸的局面自然也就结束了。

　　孔子的这套想法很好，但他用这个想法来搞政治，却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他是季氏的家臣，季氏的鲁国三大最有权势的卿大夫家族。按道理他应该为季氏效忠，殚精竭虑为了扩大季氏家族的权势服务。如果他这样做，他的官位自然就会越坐越大、越坐越稳，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但按照他的理想来看，他就不能只为季氏家族服务，起码在鲁国的范围内，他应该为鲁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服务。怎么样才符合鲁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个国君，大臣要像个大臣。季氏这种卿大夫权势家族，那就很不像大臣，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封地采邑里就是个土皇帝、在朝廷上就是个权臣军阀，把鲁国国君的权力给架空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想办法提高鲁国国君的权威，削弱季氏的势力。

　　有了这个理想，孔子就不乐意给季氏当家臣了，开始试图远离政治，专心教育事业，开班自己的私人学校招收弟子。

　　共和325年（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四岁的时候，鲁国发生了内乱。鲁国国君鲁昭公跟季氏家族发生了冲突。鲁昭公觉得季氏权力太大，把自己架空的太厉害，很不高兴，决定反击。就带兵去攻打季氏家族的城池，把季氏家族的族长季平子给抓起来了。季平子刚开始也认怂，毕竟鲁昭公是国君嘛，就说自己可以放弃现有的封地，请求鲁昭公另外找一块小的地方给他和他的家族居住，被鲁昭公拒绝了。季平子又说，那请允许我带着五辆车逃亡国外。鲁昭公还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把季平子给杀掉，彻底铲除季氏家族的势力。

　　这一下鲁国另外一个大家族——叔孙氏家族不干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鲁昭公杀掉季氏，接下来肯定就要收拾叔孙氏。鲁国三大家族——季氏、叔孙氏、孟孙氏平时互相斗争，鲁昭公打压季氏的势力他们可以接受，甚至可以幸灾乐祸的看着。但要杀掉季氏、铲平季氏家族，他们就不能接受。毕竟季氏强大，他们只是多一个竞争对手少一点权力，国君强大，那就是要断他们的根。鲁昭公把事情做的太绝，让叔孙氏感到害怕——杀完季平子，叔孙氏的族长是不是也要杀头？除了叔孙氏，另外一个大家族孟孙氏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就联合起来，发兵攻打鲁昭公，把季平子救了出来。鲁昭公被打败，只好紧急逃亡到齐国。

　　这个时候，孔子做了一个很惊人的决定，就是跟着鲁昭公一起跑到了齐国。这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说明他坚决支持国君削弱封建家族、加强君主权威的行动，坚决反对大家族搞分裂。

　　鲁昭公后来死在了异国他乡，三大家族又拥立他的弟弟鲁定公。

　　经过这场变故，季氏家族的首席家臣阳虎实际上成了鲁国的宰相。阳虎倒是非常欣赏孔子，想让孔子出山。因为阳虎跟孔子一样，都想大力削弱三大家族的力量，恢复中央集权。他们的目标一致，但在手段上有分歧。孔子认为这需要讲仁义道德来实现，阳虎则是想通过权谋、通过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来实现。

　　孔子这个时候已经回到鲁国了，但一直没有出去做官。阳虎再三邀请，孔子每次都找借口拒绝。后来阳虎火了，把孔子骂了一顿，说：“你天天讲什么仁义道德。但一个人怀藏本领却任凭自己的国家混乱，这难道符合你说的仁义吗？”阳虎这句话其实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那时候阳虎正是权势熏天，甚至把季平子的嫡子给囚禁了起来，直接控制季氏家族、威逼另外两大家族。孔子被他这么也一骂，还是有点害怕，怕阳虎一生气把自己给杀了，就同意出来做官，不过只是挂了空头官衔，基本上不怎么干事。

　　没过多久，阳虎跟三大家族彻底闹翻了。阳虎想要废掉三大家族的嫡子，另立其他儿子来继承三大家族族长的位置。三大家族再次联合出兵讨伐阳虎，阳虎战败，逃亡到了齐国。

　　阳虎出逃以后，三大家族对孔子多次拒绝跟阳虎合作、只挂名不干活印象深刻。孔子那一套东西，很适合用来搞宣传唱高调，让他出来装点国家的门面是个很好的选择。鲁定公对孔子跟着鲁昭公出逃的事情也印象深刻，认定了这个人是忠君爱国的，不是跟三大家族穿一条裤子的。这样，孔子就成了三大家族和鲁定公都认可的人物，大家一致商议决定：由孔子来出任鲁国的宰相。

　　这是孔子这辈子在政治上的高光时刻。他终于从一个镇长的私生子，一跃成为了鲁国的宰相。孔子一直专注于学问和教育，不搞政治投机，完全靠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名声在鲁国位极人臣。这一点尤其难得。

　　三大家族之所以愿意让孔子来当宰相，关键一点就是认为孔子只会唱高调，是个书呆子，不会威胁三大家族的权力地位。但像孔子这种理想主义的书呆子，当真掌握了权力，那肯定还是要干点事儿的。他很快就推出了一个“隳（huī ）三桓”的行动计划。就是让鲁国国君下令，把三大家族的城池给拆掉。“隳三桓”，就是拆除三大家族控制的城桓。这就是想要打击三大家族的军阀势力——把你的城墙拆了，你就没法割地自雄、对抗中央了。当然孔子的计划不是彻底拆掉，而是要求把这些城池的城墙高度降低，根据周朝的礼制，卿大夫的封地，城墙高度都有一定之规，不能超过首都城墙的高度，三大家族的城墙都属于严重超标。

　　三大家族中的季氏和叔孙氏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家的族长，长期居住在鲁国的首都做大官，不怎么回自己的封地。封地城池的军队由首席家臣掌握。时间久了，首席家臣就开始不太听话，开始搞封建割据，既不把国君放在眼里，也不把家族领袖放在眼里。季氏和叔孙氏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不听话的首席家臣给干掉，把城墙高度给降低了。

　　但是，家臣的权势是卿大夫给的，给多少、怎么给完全看卿大夫家族的情况，不像国王、诸侯和卿大夫这三个层级有成熟的、规定好的制度。季氏和叔孙氏一不小心给的权力有点多，让首席家臣做大，尾大不掉了。而三大家族中的另外一家孟孙氏就没有这个问题，族长和家臣关系很融洽。他们就反对孔子的计划，反对的理由是：孟孙氏的城池靠近齐国，把城墙高度降低了，齐国军队入侵鲁国怎么办？

　　这个理由很充分，因为齐鲁两国历史上经常打仗、边境防御确实不能放松。

　　但孔子意志坚定，他劝说鲁定公采用铁腕来解决问题。鲁定公亲自带兵征讨孟孙氏，一定要把城墙高度降低。结果，没打下来。

　　另外两家一看，孟孙氏的城墙不降，我们降了，那我们亏了呀。既然不听话的家臣已经被除掉了，再搞“隳三桓”就没意义了，有利于国君不利于大家族。三大家族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不再支持“隳三桓”，不仅孟孙氏的城墙高度不降，另外两家的城墙高度还要恢复。三大家族一联合，鲁定公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孔子一看这个架势，自己恢复西周政治秩序的理想没法实现了，只能向鲁定公申请辞职，辞去了宰相的位置。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此彻底结束，从此不问政治专心学问。

　　这对孔子个人而言是一次失败，但对中华民族而言却是一件大幸事。孔子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经典，都是在辞去宰相以后编著而成的。他要是一直在宰相的位置上干下去，也就没时间编这些书了。这些书里边，《乐经》已经失传，《礼经》部分失传，另外四本则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了今天（《尚书》部分篇目有争议）。这些书经过孔子开班收徒大量传播，在民间广泛流传。后来秦始皇灭六国，把六国的官方图书烧了；项羽灭秦国，又把秦国的官方图书一把火烧了。春秋战国之前各国的官方史料，也就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楚国史料《清华简》后来从古墓中被发掘了出来，仅存残篇）。孔子编的书因为在民间有大量藏本，躲过了这两场文化劫难，得以保存，成为了春秋及其以前较为完整的、不间断的流传下来的仅有的五本书。后来像《论语》、《孟子》、《韩非子》这些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战国时期的书。《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书，是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在战国时期总结而成的。春秋时期的就只有这四本半了。这几本书，一本是春秋以前的民间诗歌集，一本是官方礼乐制度集，一本是古代官方文献的辑录，一本是官方的历史书，一本的古代占卜的卜辞汇总，每本都是重量级的。那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孔子一直当宰相，我们春秋以前就很可能没有任何一本完整的书能流传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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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李悝变法：法家思想与魏国霸权

　　孔子“隳三桓”失败，说明儒家那套理想虽然美好、高大上，但在春秋战国这种大争之世确实行不通。正儿八经的儒学传人，子思、孟子这一派，就沉寂下来专心搞研究了，基本不参与政治。儒家其实是非常入世的，很想积极参与政治、改造社会，但在春秋战国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孟子也到处游说诸侯搞他的“仁政”，但无一成功案例，总的来说还是他自娱自乐。战国时期，在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基本都是法家。

　　法家学派的思想家、政治家基本都是儒学弟子。孔子的六经在战国算是基础教材，不管赞不赞成孔子的观点，要想学文化，就得向儒家学者拜师。

　　儒家的思想来源于儒，古代君主的礼仪顾问。那法家的思想从哪里来呢？

　　法家思想的来源于战争、来源于军事纪律。法家的“法”，最开始就是从军事纪律里边演变出来的。因为军队讲究严刑峻法、号令统一，军队的统帅必须享有绝对权威，违法军令一般都会被处死。战争是一个会带来大量人员伤亡的集体行动，为了避免出现更多军人的死亡，必须不惜动用死刑来保证号令统一和统帅的整体部署得到贯彻执行。对诸侯国而言，最高军事统帅只能是国君。在长期的战争中，国君掌握了越来越强大的军队，这就必然让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内部，也能够像军队一样号令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

　　分封制体制下的国家没有一套可以全国通用的法律，国家的运行主要是靠尊卑有序的宗法体系来支撑。它是一套服从体系，而不是法律体制，诸侯服从国王、公卿服从诸侯、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弟弟服从哥哥。就是按照这个尊卑关系听话就行了，不需要具体的法律条文来界定权利义务。贵族和诸侯服从国王，但在他们自己的封国内部，怎么管理人民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中央政府管不着。

　　国君要强化自己的权威，就要把军队的那种整齐划一的命令体制用到国家管理上。而且，在战争中获得军权的新型军事勋贵们，也希望打破传统贵族们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重新分配利益格局。这种背景下，才诞生了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有三个：

　　第一、尊崇君主的绝对权威，保证整个国家不分长幼尊卑，都统一服从君主的意志。

　　第二、制定严刑峻法，保证违反法律的人得到严厉的惩处。法家学者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水是很温柔的，但溺水死亡的人却很多；火是很猛烈的，但被火烧死的人却被溺水死亡的人数少得多。就是因为水看起来无害，让人放松警惕，而火一碰它就会被灼伤，因此人们就知道避而远之。国家的法律也应该像火一样，稍微一触犯就必然遭到严厉处罚，这样人们才会遵纪守法。

　　第三、奖励军功，奖励耕战。只有在战争中立下功劳，或者增加了农业收获的人才能升官。这里的增加农业收获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能够给国家交更多的粮食，是为军事行动提供更好后勤保障的意思，也是围绕着服务于战争来展开的。通过奖励耕战，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国家的军事能力，在春秋战国的混战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士人阶层逐步的掌握军权和政权。

　　西周后期、春秋时期，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口和新开垦的土地都大量增加。对这些自由开垦出来的土地，以前那种“井田制”的封建管理办法就不好用了，只能是征税。要征税，那就是政府职能要强化，新开垦土地的地主政治地位要上升，夹在政府和新的自耕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封建贵族的地位不可避免的就要下降了。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就是通过奖励耕作来实现的，谁交的粮食多，谁的政治地位就高。

　　通过奖励军功，新兴的军事勋贵们凭借军功升官进入政府高层和获得更多的土地。那些传统的依靠分封世袭来获得官位和土地的贵族，他们如果不能在战争中立下功勋，就会被逐渐的取消做官的特权，并且剥夺世袭分封的土地。这就为出身于非贵族家庭的普通人进入统治阶层打开了一个上升通道，也就是通过战争来建功立业的通道，有利于选拨优秀人才来管理国家。

　　总之，法家思想的三个基本思想，都是围绕着战争来展开的。尊崇君主权威，就是把军事统帅的权力运用到政府管理中来；制定严刑峻法，就是把军事命令运用到国家法律中来；奖励耕战，就是强化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当中的地位。法家的法律，主要是强调用军事管理体制来改革分封制的国家制度，代表了军队或者说军事勋贵集团的利益诉求，也体现了战争对国家法律体制管理体制的推动作用。

　　法家主推的“法”也与战争密切相关。军队是纪律最为严明、处罚最为严厉的地方。春秋时期郑国的宰相子产“铸刑鼎”就是在阅兵仪式上。这是有记录的第一次正式把刑法条文铸造在大鼎上公之于众，是中国公开成文法的开端。之前周穆王也制定过《吕刑》，更早的还有传说中的《禹刑》、《汤刑》，但都没有公开，讲究的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仅供执法者使用。子产“铸刑鼎”的时机，是在 “蒐（音“搜”）礼”上。蒐礼就是西周时期的阅兵仪式。西周和春秋战国的文献里边经常所某某诸侯“蒐”于某地，就是他在某地阅兵的意思。上古时代，春天的军事行动叫做“苗”，秋天的军事行动叫“蒐”，冬天的军事行动叫“狩”。大型的典礼活动在每年秋收完成以后搞比较合适，慢慢的就形成了秋天大阅兵的蒐礼。刚开始的时候，用来公布重大的军事决定，后来就是军国大事都在蒐礼上决定并公布。在蒐礼上铸刑鼎，表明了刑法与军事纪律的密切关系。

　　大规模战争是中华文明国家治理体系从原始走向现代的基本推动力。

　　法家的三大思想在当时都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特别是君主集权这一条，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奠定了关键基础。我们今天研究法家，不能说法家的精华就是法治、糟粕是君主专制，这是错误的，法治和君主专制都是法家思想的精华，代表了它所在的那个时代进步的方向，也代表了新兴的平民阶层通过耕战来打破封建贵族统治的进步诉求。在战国时代，法家的这三条都是进步的，说它落后，不够民主法治，那是两千年以后的事儿。

　　前边我们说的战国时期第一个霸主——魏国。它从三家分晋里边分出来，春秋末期第一霸主晋国被内部三大家族瓜分成了三个国家：赵国、魏国、韩国。赵国在北边，魏国和韩国在南边。魏国占据了山西南部平原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实力最强，成了战国的第一个霸主。魏国称霸的三个关键人物：魏文侯、李悝、吴起，都是儒家弟子变成了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生，他当了魏国的宰相，用法家思想来主持变法，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了世卿世禄制度，魏国国君自己以前就是晋国的卿大夫，以卿大夫的身份瓜分晋国，当然不会再允许这种事情在自己国家出现，李悝变法，就取消了卿大夫世袭做官的权力和在自己采邑里边的治民之权，做官掌权要靠本事靠政绩和军功，不然就只能得到一些高贵的头衔但不掌握实际权力，采邑还是可以有，但只是采邑的税收归领主享用，采邑里边的人民不归领主管，而是由政府任命的官员直接管理，至于在采邑里边建立自己的军队这种事儿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简单来说就是保留卿大夫家族的地位和财富，但剥夺他们世代掌握军队和政府实权的权利。

　　改革以后，实权就掌握在国君和新一代政府官员手里。这些政府官员，包括军队的军官，都是根据在耕作和战争中的功劳提拔起来的。政府官员只服从国君的命令和法律，在君主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所谓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李悝是担任宰相掌握政府，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吴起，就担任军队的总指挥掌握军队，也是按照法家思想来改革军队。世袭贵族的军权被剥夺了，吴起这种平民阶层出身的职业军官掌握兵权，只服从君主的旨意，而且只有君主可以合法拥有军队，其他任何贵族家族都不允许再拥有军队。吴起采用严格军事纪律来训练和指挥魏军，建立了著名的“魏武卒”，就是武装步兵。这些步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全国上下选出来五万名士兵，一旦当选，就发给全家一百亩土地，保证全家衣食无忧，然后认真训练，装备也都是最精良的。纪律极为严格，违反军令的立刻杀无赦。

　　吴起是平民阶层出身，没有旧贵族的架子，长期坚持跟士兵同吃同住，有士兵受伤了他还亲自去护理伤口。史书上就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说，在一次战场上，有个士兵抢先充分杀进地方阵营砍死了几个人回来准备受功领赏，结果吴起说，没有命令就冲锋，违反军事纪律，当场就给斩了，这说明它纪律严明。另一个故事说，有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吴起亲自给自己的儿子疗伤，不仅不高兴反而痛哭起来，说吴起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他在战场上一定奋不顾身的冲锋，随时可能牺牲阵亡。所以她要痛哭。

　　这样一支新式军队，打起仗来自然是杠杠的。吴起当上统帅，首先就拿秦国开刀。秦军完全处于被吊打的状态。共和433年（公元前409年）和434年，吴起带兵连续两次击败数量是自己好几倍的秦军，轻松占领了河西之地。魏文侯在这里设立了河西郡，任命吴起担任首任郡守。秦军后来多次反攻，都被吴起带领魏武卒轻松击败，还乘胜占领了函谷关，彻底封闭了秦国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秦国与中原的联系中断，面临着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魏国还打着帮助赵国和韩国的借口，北上消灭了赵国北边的中山国，南下攻击韩国旁边的宋国，并赶跑了支援宋国的楚军。

　　又过了几年，吴起的部下又带着魏武卒去打齐国。这一回是联合赵国和韩国一起打，史称“三晋伐齐之战”。这个时候晋国已经被韩魏赵瓜分了，但晋国国君还名义上在位。齐国就借口三晋以下犯上违反礼制，跟韩赵魏搞摩擦，想吞并三国特别是赵国的土地。共和437年（公元前405年），齐国执政的田氏家族内斗，失败者跑到齐赵边境的城池，请求赵国出兵相救。此事关系到韩魏赵三家的共同利益，于是决定联合出兵，以魏军为主力。吴起缔造的魏武卒再次以少胜多、吊打齐军，攻入齐长城、活捉齐康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战争胜利以后，三晋觉得已经完全没必要再留着晋国国君这个傀儡了，不仅没啥用还尽给自己添麻烦，就让被活捉的齐康公去找周王，请求周王公开分封韩赵魏三大家族领袖为诸侯国国君。毕竟齐国是历史悠久的大诸侯国，齐康公又是周王朝开国元勋姜子牙后裔，代表周王室镇守东方，办这种礼仪性事务比较合适。齐康公为了活命，只能照办。周王接受了齐康公的请求，三家分晋在形式上最后完成。

　　齐康公完成任务，被释放回了齐国，但颜面威信已经扫地。田氏家族早就掌握了朝政大权，借着齐康公兵败被俘的倒霉劲，干脆也学习三晋，废掉齐康公，自己找周王给封了个国君头衔，完成“田氏代齐”的动作。

　　“三晋伐齐”之战把魏国的国际地位推向了顶峰，魏军接连击败秦国和齐国两大强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军事扩张都取得成功，控制了河洛平原、河西平原两大物产丰饶之地，经济军事实力俾睨天下，霸权水平已大大超过了晋国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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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吴起奔楚：楚国的变法

　　军事的胜利与经济的繁荣，背后离不开政治上的英明。没有政治支撑，军事和经济实力最终都会化为泡影。魏国的陡然强大，关键还是魏文侯和李悝联合主持的政治改革做支撑。

　　共和446年（公元前396年），也就是“田氏代齐”的这一年，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第二年，李悝也去世了。魏国变法政治上的两个顶梁柱垮掉了，只剩下吴起。

　　缺乏政治支持的吴起独木难支。魏武侯上台以后，刚开始也很器重吴起的军事才能，但没过多久，他的宰相公叔痤就开始挑拨离间。

　　吴起不仅是个军事家，他还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对法家治国理政的这一套有自己的想法。李悝当宰相的时候，两人思想路线一致，吴起就专心搞军事就行了。现在李悝死了，吴起就不仅关心军事问题，还不停的给魏武侯提意见讨论政治问题，这就犯了大忌讳。

　　有一回，魏武侯到河西郡视察，看到关中地区的崇山峻岭和黄河奔腾，忍不住心潮澎湃的说了一句：山河如此险峻，实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啊。结果吴起接过来就说：大王你不能光看山河，国家的安全在德不在险，河西这一片的山河险峻有啥用，我们不是照样从秦国人手里抢过来了吗？关键还是在内部政治修明、军民团结、上下一心，才能山河永固、国强民富。

　　魏武侯一听就不爽了：你要提意见也换个地方提啊，我看个风景看爽了舒个情你都要给我上课，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搁？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吴起应该是经常给魏武侯在政治上提意见。当时普遍认为，李悝死了之后，吴起应该接李悝的班当宰相。但武侯就没考虑过让他接班，还是安排自己信任的幕僚田文当了宰相，田文死了，又让公叔痤当了宰相，反正就是没有吴起的份，吴起对这个安排也一直耿耿于怀。

　　公叔痤是个比较阴损的人物，看准了魏武侯对吴起的猜忌，就开始耍阴招。他跑去对武侯说：吴起现在手握重兵，又控制着河西郡，为了加强他对你的忠心，我建议您把女儿嫁给他，建立姻亲关系。

　　武侯同意了这个建议。结果公叔座一转身就把吴起邀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公叔痤就是娶的魏国公主。他老婆当着吴起的面对公叔痤鼻孔朝天呼来喝去又打又骂的，把公主的谱摆上了天。吴起一看，这还了得，娶个公主不就相当于找了个祖宗回家供着吗？结果一回头魏武侯找到吴起说，要把公主嫁给他，吴起就坚决推辞了。

　　然后，公叔痤就跑去跟武侯说，娶公主是天大的荣耀，大臣们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吴起竟然拒绝，说明他的志向恐怕不在魏国。暗示吴起随时可能叛变，可能会投靠秦国。

　　对魏国来说，河西郡守和魏武卒的统帅要是投靠秦国，那绝对是不可接受的。魏武侯本来就一直对吴起不爽了，经公叔痤这么一挑拨离间，便下定决心拿下吴起。

　　吴起提前得到消息，连夜逃出了魏国。他没有去投靠秦国，而是跑到楚国。

　　魏国这些年称霸中原，全天下都知道是李悝和吴起的功劳。吴起跑到楚国，楚国王大喜过望，很快就把他任命为宰相，把国家政务全权委托给他。吴起对这个任命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在魏国心心念念的就是当宰相，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不是纯粹的军事家。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吴起兵法》，是可以跟《孙子兵法》相提并论的军事著作，里边用大量的篇幅在讨论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问题，翻来覆去的说要“慎战”，就是谨慎发动战争，不到万一得已不要打仗，要打仗，一定要内部政治修明军民团结上下一心才能确保胜利，而且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比较容易，胜利以后要消化占领的国土非常困难，要推行德政以德服人等等。这跟后来毛泽东思想对政治军事关系的分析比较一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吴起在那个时代就能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眼光是超越时代的。

　　在楚国宰相的位置上，吴起干起来相当的得心应手，把魏国变法的那一套方法全盘用到了楚国头上。最关键的还是三条：制定法律、废除世卿世禄制和奖励军功。

　　史书上记载，吴起的做法是“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也就是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最多只能传三代，从第四代开始就没有了，这么个“三世而收爵禄”。然后“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国君的亲戚是“公族”，血缘疏远的就逐渐减少最后彻底取消爵位和俸禄，省下来的开支，用来奖励有战功的将士。也就是“废世袭、奖军功”。

　　楚国是王国，不是诸侯国。它不是周王分封出来的国家，是南方“淮夷”建立的一个国家。曾经对周王臣服过，接受过周王的封号。但内心是把自己当做独立王国的，一见周王室衰落就立刻丢掉封号自己称王。其他诸侯国都是什么公什么候，就楚国国君是王，跟周王平起平坐。北方的那些诸侯国都把把它当成蛮夷来对待，认为它不属于文明国家。楚王自己不同意，宣布自己是黄帝后裔，其祖先是黄帝派来治理南方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不管真假，楚国的国家治理水平确实比较落后，文化也跟中原地区差异巨大。

　　《吴起兵法》里边有一段吴起跟魏文侯的对话，点评当时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他对齐国的评价是“其国富、其政宽”，就是这个国家很有钱，经济文化长期繁荣，政策法令也就比较宽松自由；对秦国的评价是“其地险、其政严”，山河形势比较险峻、易守难攻，政策法令非常严厉，因为秦国的地盘都是跟犬戎打仗打出来的，血染的江山，整个国家的军事化治理色彩浓厚。他对楚国的评价最有意思，叫“其地广，其政骚”，“其地广”说楚国地方广大，这一条好理解。“其政骚”是什么意思呢？

　　国家的政策怎么能用“骚”来形容呢？楚王治理国家，是不是经常搞出来很多骚操作呀？其实差不多还真就是这个意思。“骚”的本意就是用手挠跳蚤的意思，人挠痒痒就叫是提手旁的搔，给马挠痒痒除跳蚤就是马字旁的骚，是一个意思。“政骚”就是说楚国的政策法令比较混乱，没有什么稳定的成文的法律，国家治理的没什么章法，朝令夕改的，成天变来变去。

　　楚国在西周初年接受周王分封的时候，是一个封地只有五十里的“子国”，地位低底盘小，后来慢慢扩张，征服其他淮夷氏族变成了南方大国。由于跟淮夷在血缘上文化上类似，征服过程也不全是打仗，很多也是用分封臣服来解决问题。这跟秦从犬戎手里抢地盘很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国内封建势力非常强大，地盘虽大但一盘散沙。一些大的贵族家族把持朝政，把官位和政策当成自己家族牟利的工具，朝政也是一团乱麻。

　　吴起对楚国的军队的评价就是“整而不久”，就是看起来整整齐齐但战斗力不可持续，没法打持久战，因为它的治理方式太“骚”嘛，没有一定的军规军法，军队组织也是乱哄哄的，打起仗来一拥而上一哄而散。他给魏文侯提出的对付楚国军队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不要跟楚军正面对决。楚军比较野蛮，气势旺盛的时候会不要命的冲锋，没法打。正确的做法是不断的派小股机动兵力对它进行骚扰，或者绕道袭击它的的后勤，军队很快就会陷入士气低落士卒疲惫的境地，最终不战而溃，因为它组织能力差嘛。这叫做：“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

　　正是因为太“骚”，楚国在春秋时代兴起的也快、衰落的也快，而且很不幸的成为了春秋时代唯一一个被敌国攻陷过首都的霸主，那是相当的丢人。起因是楚平王好色。本来是楚国跟秦国联姻，让楚国太子迎娶秦国公主孟赢。不料楚平王看上孟赢的美貌，自己把孟赢娶了。这个操作就很“骚”。干了亏心事的楚平王想要废掉太子，第一步就是要剪除跟太子关系密切的大臣伍奢，把伍奢抓起来杀掉。伍奢的儿子伍子胥逃出楚国，到了楚国的东边、江苏浙江一带的吴国担任宰相。吴国本来是个非常落后的小国，伍子胥带来了先进的治国经验，帮助吴国迅速强大。伍子胥同时也是一个战略高手，知道楚国一心北上参与中原争霸，顾头不顾尾，后方空虚容易被抓住弱点。他让吴国也假装北上参与中原争霸，多次跟楚国在北方开打。楚国君臣就更加拼命的往北方战线派兵，后方兵力严重不足。伍子胥抓住机会，带领吴国大军秘密穿越吴楚南方交界处的大别山，奇袭楚国首都，取得了成功。此时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将其开棺鞭尸，为父亲报仇。楚国君臣紧急向秦国求救。秦国派兵解救，才让其解除了亡国危机，但国力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大国被小国这样轻易偷袭成功，可见它的决策层实在是非常缺乏全局性的战略思考能力。

　　吴国在伍子胥死后就迅速衰落，被它南边一个更小更落后的越国消灭。越王勾践在吴国强盛时期曾经被抓到吴国给吴王当侍从，他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成了千古佳话。但越国跟吴国一样，都足够“骚”，勾践灭了吴国以后就把来自楚国帮他建立国家体制的重要谋臣文种给杀了，逼走了另一个楚国谋臣范蠡，于是越国也很快衰落，后来被楚国所灭。

　　楚、吴、越的故事说明，要强国还是要全面完善治理机制，然后才是强兵。片面强兵争霸而基础不厚，遇到有利时机可能突然勃兴，但内功不足、基础不厚随时可能有灭顶之灾。

　　对“楚政骚”有深刻认识的吴起来当楚国的宰相和三军统帅，当然是对症下药，对楚国的这个毛病作系统性的根治。除了打击旧贵族和奖励耕战以外，还把李悝在魏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引进到了楚国，帮助楚国建立一套最新式的国家治理体制。他在政府和军队内部都发布了很多法令并且严厉执行，法令面前不分亲疏贵贱、坚决一刀切的执行。他又整顿吏治，重手打击贪污腐败走后门，加强中央集权，罢免无能平庸的官员，把不服从管理的大家族整体迁徙到边远之地去搞国土开发等等。

　　经过这一系列的强力整顿，楚国的国力骤然提高。

　　吴起变法五年以后，亲自带兵北上攻打魏国，联合魏国北边的赵国，挑战魏国的霸权。大败魏国军队，饮马黄河，切断了魏国首都与它的经济中心河洛平原的交通路线。赵国借助楚军的攻势，在北方战线连续攻克好几座魏国的城池。

　　之前三晋伐齐的时候，魏国“帮助”赵国消灭了赵国北边的中山国，然后魏军就一直占着中山国的地盘不走。相当于在赵国北边放了一个巨大的魏国军事基地，对赵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比中山国的威胁更大。赵国对此一直后悔不已，这次趁着楚军北伐胜利的机会，把中山国的土地给夺了过来，解决了魏军对自己北方的威胁。

　　吴起北伐这一仗终结了魏国的超级霸权，把战国的局势从魏国一家独霸变成了魏楚两大巨头争霸的局面。此外，楚国还往南往西往东扩张了版图。可以说，吴起在魏国，则魏国霸；在楚国，则楚国霸。这才是真正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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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马陵之战：孙膑复仇与魏武卒的覆灭

　　魏武侯听信公叔痤的谗言，把吴起赶出魏国，是他最大的政治错误。公叔痤这种人，能力还是有的，带兵打仗和治理国家都是一把好手，在宰相的位置上干出了不少功绩。但问题是人品不行，在这种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职位上，能力差一点还可以找优秀人才来辅助，弥补一下，人品不行那就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魏国作为战国初期最早变法成功迅速崛起的第一强国，本来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就是因为让公叔痤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当了宰相，瞬间就从“人才强国”变成了“人才输出大国”。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魏国的优秀人才都在魏国发挥作用，这是人才强国；公叔痤当了宰相以后，魏国的人才就纷纷跑到楚国、秦国、齐国这些周边国家去发挥作用了，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之后吊打魏国，这么个“人才输出大国”。

　　吴起只是一个开头。公叔痤向外输出的优秀人才吴起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更厉害，给魏国制造的伤害更大，他就是公孙鞅，也是商鞅。

　　公孙鞅是公叔痤的幕僚，特别喜欢研究李悝和吴起的思想。公叔痤也很欣赏他——所以说公叔痤这个人很有才能啊，能打仗能搞政治还会选拔人才，一眼就看出公孙鞅是个治国天才。但公叔痤就是人品不行，像公孙鞅这种人才他就只敢拿来当幕僚，不敢推荐给朝廷做官。为什么？怕公孙鞅取代自己，怕国君发现公孙鞅比自己还能干、抢了宰相的位置。所以公叔痤活一天，公孙鞅就只能被雪藏被埋没一天。一直等到公叔痤病危快死了，魏惠王去看望他。

　　魏惠王是魏武侯的儿子，他在位的时候干脆就直接称王，完全不管周王的面子地位，相当于魏国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当时还有齐国的齐威王也想要谮越称王。他们两还很有意思，都想称王，但都不敢第一个冒头，就在徐州会面，互相承认对方是国王，一起称王，史称“徐州相王”。从魏惠王和齐威王称王开始，周王朝就算是正式土崩瓦解了，各大诸侯国的国君也跟着纷纷称王，跟周王平起平坐，不再在名义上承认周王的权威了。

　　魏惠王来看望病危的老宰相公叔痤，问他有什么遗言。这个时候公叔痤才说：我手下有个幕僚叫公孙鞅，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我死以后请任命他为宰相，一定可以让魏国称霸天下。

　　魏惠王当时对公孙鞅这个人就没什么印象，甚至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公孙鞅，因为他就是一个宰相府的低级幕僚，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让他当宰相呢？魏惠王没有马上同意。公叔痤就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陛下不想重用公孙鞅，那就把他杀掉，千万不能让他去为别的国家效劳。

　　这句话再次暴露出公叔痤这个人心胸狭隘的本性。魏武侯听得莫名其妙，临死之前我以为你有什么重要的国家大事要交代，结果一会儿让我用一个低级幕僚当宰相一会儿又让我杀掉他，怕不是神志不清犯糊涂了吧？就没有理会公叔痤的话。等公叔痤死了，既没有重用公孙鞅也没有杀掉公孙鞅，就当没听说过这个人。

　　公孙鞅一看自己在魏国没有希望了，听说秦国正在公开招募人才，就带上李悝的《法经》去了秦国。秦国当时是秦孝公刚刚继位，一心想要模仿魏国变法，从中原地区招募变法人才。听说有魏国宰相的幕僚过来投奔，赶紧召见，聊得非常投机，就任用公孙鞅在秦国国内推动变法。因为后来公孙鞅在秦国的封地叫做商，所以他又被成为商鞅。他主持的这次变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内容跟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差不多，都是加强立法和政府执法的权威、削弱旧贵族的爵位俸禄继承权、加强训练军队、奖励耕战等等。关键就是三条：用法制取代礼制，用官僚取代贵族，用军功代替世袭。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也跟楚国一样，骤然变得强大。这就是公叔痤和魏武侯对外搞“人才输出”的结果。

　　除了公叔痤把吴起输出到楚国、把商鞅输出到秦国。魏国还搞了一次人才输出，就是把孙膑输出到了齐国。

　　孙膑到齐国之前，公叔痤就已经死了。把孙膑请进魏国和输送出去的都是一个人——魏国大将庞涓。庞涓跟公叔痤一样，是一个才能非常突出、人品非常差的家伙。这种人也就是在公叔痤当权的时候，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因为他们臭味相投嘛，说好听点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不好听点就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配王八。有什么样的人当宰相，就会带出来一批什么样的手下。

　　孙膑是庞涓的师弟。他们两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庞涓知道孙膑才华出众，但也是跟公叔痤一样，怕孙膑抢了自己的位置，还怕他去了其它国家成为自己的对手，就找人把孙膑给骗到了魏国来当一个小官，然后找借口栽赃陷害把孙膑下狱，判处了刖刑，就是把双足砍掉，还在脸上刺字，想通过这种方法毁掉孙膑。但孙膑还是找机会逃到了齐国，给齐国的公子田忌当幕僚。就这样，庞涓就把孙膑这个人才给“输送”到了齐国。

　　通过这样的“人才输出”，楚国有了吴起、秦国有了商鞅、齐国有了孙膑，三个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对付中原霸主魏国。

　　先是吴起出兵北伐，帮助赵国从魏国手里夺走了中山国的土地。后来吴起死了，魏惠王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派遣庞涓北上去攻打赵国，包围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紧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以田忌为主帅、孙膑为军师带兵去支援赵国。孙膑并没有直接去邯郸跟魏军主力决战，而是南下偷袭魏国的首都大梁。庞涓闻讯，赶紧亲自带领少量精锐回援，结果在半路被孙膑亲自带兵埋伏截击，在桂陵这个地方，一战就把庞涓给活捉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战。

　　孙膑活捉庞涓之后，并没有马上报仇雪恨把庞涓给杀了，相反，他把庞涓给放了。他熟悉庞涓、知道庞涓的军事水平，让庞涓继续当魏国的主将对自己有利，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桂陵之战，庞涓只带了少量精锐兵马回来救援，孙膑虽然活捉了庞涓但没有机会消灭魏军的主力，所以他要把庞涓放了，等待新的机会——孙膑不仅战略战术突出，还能克制自己的报酬雪恨的欲望，这才是他作为顶级军事家的厉害之处。要是换了咱们普通人，这种砍下自己双脚的仇人，逮着机会还不给马上剁成肉酱啊。

　　庞涓果然不吸取教训，过了几年又带兵去南下攻打韩国，想要吞并韩国来找回自己上次攻打赵国失败的颜面。孙膑再次带领齐国军队前往救援，再次上演“围魏救韩”的把戏，围攻魏国首都大梁，迫使庞涓带兵回来救援。这一回庞涓觉得自己吸取教训了，不能再带着少量轻骑兵着急往回赶，而是带着全部主力撤退。他认为上回是自己人数太少才被孙膑打败的，这回带着主力肯定没问题。

　　孙膑等的就是他带着主力移动。孙膑这次的计谋又加了一层，带着齐军跟魏军主力边战边退，做出打不过魏军的样子，还不断的故意减少开火做饭的土灶的数量，第一天挖十万个，过两天挖五万个，再过两天挖三万个。庞涓一看，齐军节节败退，而且不停的在减灶，那肯定是军心不稳士兵在不停的开小差逃走啊！于是就放下心理包袱，放心大胆的再次带着少量精锐快速追击齐军。孙膑抓住机会，在马陵这个地方再次设下埋伏。这一回他就没手下留情了，布置了一万名弓箭手伏击庞涓，把庞涓射杀在了马陵，然后乘胜追击，歼灭魏军主力十万人，俘虏魏军主将太子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不仅击杀了庞涓，最关键是彻底消灭了魏军主力，吴起当年训练出来的魏军精锐——魏武卒也在这一仗被消灭殆尽。

　　与此同时，秦国这边趁着齐国击败魏国的机会，商鞅亲自带领他变法训练出来的新式秦军，渡过黄河，连续击败魏军，收复了河西之地和函谷关。

　　没有了魏武卒和河西之地的魏国，就此沦为了二流国家，退出了国际争霸的行列。

　　这样，魏国在吴起的攻击下丢掉了中山国，在孙膑的攻击下丧失了魏武卒，在商鞅的攻击下丢掉了河西之地，先从超级霸主变成了普通强国，又从普通强国沦落为二流国家。公叔痤的“人才输出”彻底葬送了魏国的前途，战国的国际局势就从魏国一家独霸变成了秦国、楚国、齐国、赵国四大霸权从西方、南方、东方、北方逐鹿中原的格局。

　　——大国的领袖人物，胸怀品德比才敢更重要。当然才能也很重要，太平庸了也不行。以公叔痤的才能，当魏国宰相已经够用了，就算他在才能上有点缺陷也不要紧，一大帮优秀人才随时准备来发挥聪明才智，要什么才能的就有什么才能的。但公叔痤心胸品行坏了，不能容纳人才，把优秀人才给赶走了，那就会大大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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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胡服骑射：赵国的军事改革

　　魏国的衰落和秦楚齐三国强国崛起，就标志着战国历史第一阶段的结束。关键标志就是马陵之战，庞涓被杀、魏武卒全军覆没。这个时间是共和500年（公元前342年）。

　　马陵之战以后，战国历史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从魏国独霸变成了四国争霸，这四国不包括魏国，魏国已经成了二流强国了，只能当配角。真正的主角是魏国北方的赵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这是个中原地区外围的强国围绕中原地区展开争霸。其中的主角是齐国和秦国，这是战国第二阶段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二阶段的争霸主要就是齐国和秦国的斗争。

　　我们分是头来讲，就是赵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各自的发展。

　　赵国崛起的关键，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赵国没有像秦国和楚国那样变法，主要就是搞了点军事体制改革。因为它在北边，长期跟北方的匈奴作战，军队战斗力比较强悍。赵武灵王继位的时候，距离马陵之战已经过去了15年。赵武灵王他爹也就是赵肃候，已经利用魏国衰落的形势把赵国给发展壮大了，引起了秦国和齐国的警觉。等到赵肃候去世，齐国、秦国、魏国、楚国还有北边的中山国都派使者来吊丧，说是来吊丧，每个使者团还带了一万兵马，就是看有没有机会趁着赵国国丧内部混乱，找机会抢占一点地盘，削弱赵国。幸好赵国文臣武将非常团结，没有出乱子，坚决定制各国军队入境，只让使者进入首都吊唁。各国使者进入首都经过观察，觉得无机可趁，也就各自退兵了。

　　这个事情给刚继位的赵武灵王一个很大的警示。那就是赵国已经成为了各国的“公敌”。以前是魏国独霸，赵国只需要处理来自南方的魏国的威胁就行了，可以跟西边的秦国东边的齐国携手合作。魏国衰落以后，三晋之中赵国最强，秦国和齐国都虎视眈眈准备瓜分赵国，魏国也把赵国视为自己最大的威胁，北边的中山国之前被魏国灭了，现在也复国了，还在积极扩大地盘。秦、齐、魏再加上中山国联手围攻赵国的局面正在形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受敌，一个不小心，赵国就是第二个魏国。赵武灵王面对的局面，就是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为了应对这个威胁，赵武灵王才搞了“胡服骑射”改革，就是学习北方的游牧民族，大力发展轻骑兵，为了方便骑兵作战，还连赵军的军装也都改了，跟胡人的服饰比较接近。当时中原华夏文明地区对四面八方的狄夷是很鄙视的，觉得自己文明领先高人一等。文明领先是真的，但也不是啥都百分之一百的领先，在骑马打仗和相关装备方面中原地区还是有所不如。

　　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引起了国内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主要是觉得先进文明向落后蛮夷学习非常丢人。但赵武灵王意志坚决，把改革推动了下去，把骑兵作为一个新的兵种引入了大中原地区。在赵武灵王之前，中原各国作战的兵种是没有骑兵的，都是步兵和车兵。因为那个时候骑马还没有发明硬马鞍和马镫，人骑在马背上颠得很厉害、很不稳定，没办法在马跑动的过程中使用武器。马的作用就是用来牵引战车，还有就是运输人员和物资，真正冲锋陷阵没办法用骑兵。游牧民族因为从小骑马练习，真正精通骑术的高手，勉强可以在马跑动过程中使用武器，但对骑术的要求很高。赵武灵王就学习游牧民族，训练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各个国家面对这个新的兵种，都有点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应对。赵国也就因此骤然强大。

　　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武灵王很快就灭掉了中山国，又把北击匈奴，最远到达了今天内蒙的包头附近，在那里建立了九原城。

　　但赵武灵王英雄一世，晚年干了一件很糊涂的事儿。就是先废太子，禅让王位给幼子然后又反悔。他的太子赵章是嫡长子，也没有犯啥错误，纯粹就是因为赵武灵王宠爱妃子吴娃，强行给废了立吴娃的幼子赵何，而且还提前禅让了王位。这本来就已经够胡闹了，但以赵武灵王的赫赫武功和威望，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赵何在王位上对赵武灵王也很尊重和恭顺，赵武灵王自己在外边带兵打仗，赵何在国内由赵武灵王委派的能臣肥义辅助，干的挺好的。被废掉的太子赵章也表现得非常服从，还跟着赵武灵王继续到处打仗。

　　赵章跟着赵武灵王打仗久了，二人感情好了，赵武灵王又反悔，觉得对不起赵章，想要把赵章也封王。这就会让赵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这就是胡闹中的胡闹、胡闹王中王了，不管是赵何还是肥义都觉得忍无可忍。最终双方决裂，赵何派兵在沙丘这个地方杀掉了废太子章，把赵武灵王包围在行宫里。为了不背负杀害父亲的罪名，就长时间围而不攻，最后是把赵武灵王活活饿死在了行宫里。这就是著名的“沙丘之乱”。

　　赵武灵王晚年的这个做法确实荒唐，最后被饿死也是活该。所以说他死了以后很神奇的有了两个字的谥号：“武”和“灵”，大部分君主谥号都是一个字嘛，他是两个字。“武”就是他的“胡服骑射”改革，战功赫赫称武；“灵”就是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乱来，搞出了“沙丘之乱”，在谥法里边，荒唐胡闹才叫“灵”，是下谥，都是送给无道昏君的。受这个影响，后边几个赵国王的谥号都是两个字，赵何的谥号是赵惠文王，赵何的儿子赵丹的谥号是赵孝成王，然后是赵悼襄王和亡国之君赵幽缪王。但这些两个字要么都是好谥，比如惠文、孝成；要么都是坏谥，比如幽缪；还有就是都是中谥或平谥，比如悼襄，悼只是说明这个君主命运不太好但没有贬义，襄的谥法意思是“辟地有德、甲胄有劳”，也就是努力打仗，用于臣下是好谥，用于君主就是平谥，就是干的很辛苦但也没敢出啥大成绩的意思，打仗有大成绩的就叫“武”了，打的一般般的才叫“襄”。只有赵武灵王是一好一坏。

　　“沙丘之乱”并没有中断赵国崛起的势头，因为赵惠文王提前继位了很久，王位其实很稳固了，杀掉废太子和赵武灵王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正统和防止国家分裂的正义的被动反击，在道义上没啥大问题。赵武灵王一死，国家立刻恢复团结，没有引发更多内乱。赵惠文王在位时期，任用了廉颇、蔺相如、赵奢、平原君赵胜等一大批名将贤臣，是赵国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

　　赵国虽然强盛，但最后还是在长平之战（共和582年）和宜安之战（共和609年）出了大问题。在这两次与秦国的战略决战中，赵国都是在刚开始任用有才干的将领，并占据了有利的战场局面，但却在关键时刻被秦国离间，将其撤换，换上了王族血统的将领，最后招致惨败。长平之战是用赵括替下了廉颇，宜安之战是用赵葱替下了李牧。这两次惨败，直接导致了赵国灭亡。

　　赵国在长平之战和宜安之战的失败说明，大国崛起，光搞军事改革不行，必须配合政治改革。政治不改革，王公贵族势力太强大，决策层被王公贵族们控制，关键时刻还是赵家人可靠，不姓赵的靠不住，平民阶层出身的英雄人物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连续两次中了秦国的离间计，这是赵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客观的地理和地缘战略因素，赵国的根据地晋中平原论物产丰富程度无法和秦国关中平原相比，在地缘战略上同时受到来自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威胁，不能像秦国一样专心向东一个战略方向经营发展。这也是赵国不敌秦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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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西河学派：士人与公族的角力

　　说完了赵国，我们再来说齐国。

　　战国有三大变法，李悝变法，在魏国；吴起变法，在楚国；商鞅变法，在秦国。没有赵国变法、没有齐国变法。齐国跟赵国一样，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魏国在李悝变法结束以后搞人才输出，输入了吴起到楚国、商鞅到秦国、孙膑到齐国。吴起是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商鞅主要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而孙膑就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在齐国的政治决策里边说不上话，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齐国的政治传统政治特点决定的。

　　秦国和楚国都属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要魏国的人才，齐国则不同，它的思想文化发达程度并不输于魏国，不太需要来自三晋地区的人才，它有一套自己的改革思想。

　　以孙膑的才华才能，齐国要是真的重用他，他也能变成政治家。可惜齐国没有给他机会，就把他当成一个军事参谋来使用了。还不是国王的参谋，而是大臣的参谋。田忌是王族，但不是齐威王的儿子，更不是太子，甚至连宰相都不是。所以孙膑在齐国没有像吴起和商鞅一样受到重用，职位权力都差的很远。

　　孙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马陵之战以后，他就找到田忌说：将军想干大事吗？田忌问他什么大事。孙膑就说，您现在歼灭了魏军主力，威震天下，朝廷里边嫉妒你的人很多，如果就这样回朝廷交差，恐怕会遭到小人的谗言离间，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不如带兵返回自己的封地，控制通往首都临淄附近的战略要道，这样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如果将来逼不得已，要想进军首都临淄，也不是什么难事。

　　孙膑的建议，其实就是让田忌为夺取王位做准备。因为这个时候齐国的精锐全部都在田忌手中，功高盖主，朝廷里边又有很多嫉妒他的政敌，确实必须有所准备。齐威王还在，不好赤裸裸的造反，毕竟田忌手里的兵都是齐威王给他的。那就占领战略要地、割据一方，静观其变。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王公贵族大臣自己带兵控制着一片地区、不服从国君调度是很常见的现象，不合法但也不算造反。田忌这么做，只要不直接去攻打齐国首都，齐威王就不好拿他怎么样，毕竟他手握重兵而又功劳巨大。最大的可能是默认现状。等齐威王死了，田忌就可以轻松发兵首都夺取王位。

　　如果田忌听从孙膑的建议，夺权成功，孙膑就理所当然的会成为齐国宰相，按照自己的路线在齐国推动变法，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的第四大变法：孙膑变法。

　　但是，很遗憾，田忌拒绝了孙膑的建议，还是放弃兵权回朝廷复命去了。果然，他在朝廷里的政敌、大臣邹忌就开始动手了。邹忌使了一个坏招数，派人假装成田忌的心腹，去找一个著名的占卜师，也就算命的，让他算一下，田忌如果造反夺权，成功的机会有多大。这个假冒的心腹刚走，邹忌就去向齐威王举报田忌有谋反活动。齐威王派士兵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抓了起来，一审问果然田忌在为谋反做准备。

　　田忌得到消息，跟吴起被公叔痤污蔑一样，有嘴说不清，连夜逃亡楚国、寻求政治庇护。

　　田忌逃走了，孙膑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从此归隐田园，专心教书。他的弟子把他的事迹和思想总结整理成了《孙膑兵法》，与他的祖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齐名，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华民族永远的文化思想瑰宝。而齐国也就没有采用法家思想进行变革，而是用了自己的传统思想——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来进行改革。

　　为什么说齐国不需要魏国输出人才来搞变法呢？因为齐国的历史过于悠久、文化传统过于厚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对变法的封建贵族集团，让它很难推动法家那么激进的变法。春秋战国四大强国里边，秦国的封建贵族势力比较小，秦国的土地不是分封的，是秦国国君亲自带兵从犬戎手里抢过来的，所以它一直很重视军功不重视贵族血统。楚国封建势力也很强大，但它承认自己文明程度比中原地区要落后，统治阶层比较“谦虚”，很重视从中原地区过来的人才，甚至还要发“招贤令”公开从中原地区吸引人才过来，当成宝贝一样的尊重使用。这样，吴起到了楚国、商鞅到了秦国，都当了宰相，能主持一次深刻的变法。

　　相反，四大强国里边，齐国和晋国的封建传统力量就比较强大，且文明程度长期领先，统治阶层比较“骄傲”。晋国的国君是周天子后裔，是老牌的姬姓诸侯国，分封制传统很深，封建贵族的势力也很强大，所以晋国在春秋时期是第一霸主但却落得到了一个三家分晋的悲惨下场，直接被内部封建势力给搞亡国了。魏国、赵国、韩国是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分裂出来的。三家分晋以后，魏国短暂的革除了国家内部的封建贵族势力，用家臣任命制取代了世亲世禄制，通过李悝变法迅速强大。不过作为晋国霸权的继承人，它其实也是晋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在思想文化上还是比较保守。赵国和韩国也类似，改革变法力度都不大。

　　魏文侯、李悝、吴起都算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学生，而子夏并不是法家，而是非常典型的儒家。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克己复礼”，要恢复周朝的礼制，这个思想在魏国内部影响力始终非常强大。从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以后，魏文侯把子夏派到河西地区去讲学。子夏那时候已经很老，讲不动了，但以国君老师的身份去宣传魏国文化，影响力很大，聚集了三百子弟，形成了战国时期著名的“西河学派”。

　　子夏的弟子里边，有两个特别出名，一个叫公羊高、一个叫谷梁赤。这两人都开了一个课程，就是讲解孔子编写的《春秋》。他们俩的讲课内容后来被人整理成书出版了，公羊高讲的课就叫《春秋·公羊传》，又被称为《公羊春秋》；谷梁赤讲的课就叫《春秋·谷梁传》，又被称为《谷梁春秋》。这就是著名的《春秋三传》中的两本，是西河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春秋三传》里边还有还有一本更有名，它就是左丘明写的《春秋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重点是“微言大义”，也就是阐述《春秋》里边的儒家思想内涵以及涉及到的礼仪制度；而左传的重点是“讲谋略”，把《春秋》里边的大国博弈和政治斗争讲的更细致更生动，所以现在左传最有名，因为普通人都喜欢看古人怎么打仗怎么搞政治斗争，不喜欢看讲大道理的书。甚至还有人推测，说《左传》就是吴起在西河郡守的时候组织人搞出来对抗《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因为《左传》重谋略，更符合吴起的思想。而公羊和谷梁，就喜欢讲道理，宣传儒家的仁义道德、克己复礼那一套。吴起看不惯这套东西，就推了一个左丘明出来跟公羊高和谷梁赤对着干，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解释春秋。不过，这只是后代学者的推测，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左传》的作者左丘明这个人到底是谁，目前还处在一个无法考证的状态。

　　一般认为，孔子的思想可以分为“道”和“术”两个方面。道就是道德哲学的内容，比较抽象化理论化，术就是研究现实政治的内容，比较重视实践。子夏在孔子的弟子里边是明显偏向于术的，所以他才会成为魏文侯的“帝王师”，以及和李悝等一批法家思想家的老师。但子夏毕竟是孔子的弟子、儒家圣贤，他的弟子主要还是儒生。这样，子夏门人就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公羊高、谷梁赤为代表的西河学派，另一派就是以李悝、吴起以及他们的学生商鞅、韩非子这些人为代表的法家。这两派不仅在学术上激烈斗争，在政治上也是水火不容。李悝、吴起代表了新崛起的平民士人阶层，西河学派则得到了魏国内部“公族”权贵势力的支持。

　　“公族”就是王公贵族，是国君的亲戚。魏国已经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因为魏国国君本来就是晋国的卿大夫，按照周朝的礼制，卿大夫往下就没有世袭制度了。卿大夫当了国君，手下就是一批他的家臣。但国君并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他有很多儿子，只有其中一个可以继承君位，剩下的儿子以及儿子们的儿子，子子孙孙那么多，大部分都不会继承国君的位置，但又不可能当成平民百姓对待，要给爵位、给俸禄。这些人，就是公族。战国时期，姓氏以“公”字开头的，基本都是公族出身，比如公叔痤就是魏国的公族，公羊高就是鲁国的公族。

　　诸侯国的公族，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王国的王族、一个帝国的皇族。这些人特别希望恢复周礼搞封建世袭制度。他们觉得国家就是他们家的，不能只是君主的位置搞世袭，大臣的位置最好也是由公族世代担任。他们的这个愿望，或者说利益，就跟儒家 “克己复礼”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非常契合。所以，魏国的公族势力，就特别支持西河学派。

　　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当政的时候，他是用一种矛盾的、“找平衡”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平民士人和公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魏文侯这个人眼界很高能力出众，能分辨人才，知道要治理好国家、在战国乱世称王称霸，公族内部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必须面向平民阶层取材，所以他才会重用李悝、吴起。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法摆脱“家天下”的想法，也觉得最可靠的还是自己魏家人，自己的儿子孙子肯定比外人更可靠，所以他也特别注意培育公族势力，组织了公族子弟特训班，让西河学派的学者给公族子弟“开小灶”上课，想要尽可能的从公族里边培养人才。公族势力本来就很喜欢儒家克己复礼那一套，两边自然一拍即合。

　　等魏文侯死了，魏武侯继位，这个时候魏国的国力正处在鼎盛时期，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魏武侯以及他的儿子魏惠王这两代人，就缺乏魏文侯创业的危机感，觉得天下就是我魏国最强，谁也没法跟我抗争。李悝、吴起这些人的功绩看起来也没啥，我用谁不是用，干嘛不用自家人？所以就选择了魏国公族出身的公叔痤来长期担任宰相。公叔痤掌权，也就大力排斥以吴起为代表的平民阶层出身的士人英雄人物，大力任用王公贵族担任要职，变相的在恢复世卿世禄制。这么一搞，魏国培养出来的平民阶层优秀人才肯定就都往其他国家跑了，这才有了吴起去楚国变法、公孙鞅去秦国变法的故事。公孙鞅也是公族血统，但他不是魏国的公族，是魏国旁边的小国卫国的公族。跟孔子一样，属于没落贵族到邻国逃难的，在魏国的政治待遇更接近于平民阶层而非王公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