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教授列“腐败排行榜”，是将无知当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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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经济观察报》一篇题为《教授列各省腐败排行榜：福建贵州浙江居前三》的文章，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搞了一个“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腐败程度排序”。榜单内容显示，最腐败的地区多数是东南沿海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其中福建、贵州、浙江等位居前列。而由于北京、上海和西藏这三个地区地位相对特殊，腐败程度最小。

　　教授制定區域腐敗排行榜：福建浙江較嚴重（視頻/圖）作为一名普通纳税人，我真的被这个“榜单”给伤害了，无疑又增加了一份纳税痛苦指数。几年前，针对“我国税负痛苦世界第二”的新闻，笔者还曾解读：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痛苦指数”，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税负，一个是如何开销。就目前中国而言，税收增长速度连续十几年两倍于GDP的增速，应该说税负较高；在税收的使用上，中国税收被腐败分子挥霍的比例很高，未能直接用于纳税人，这才是纳税痛苦的根源。

　　众所周知。中国纳税人不但供养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务员队伍，还供养着数量更为庞大的事业单位职工。不说普通公务员或普通事业编制如何回馈纳税人，单看专家、学者是如何“混日子”的，就会令纳税人感到相当憋屈。

　　大家看到社科院不断出炉蓝皮书、白皮书的，可有哪一份报告内容值得推敲？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搞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实际上是新中国从建国到2049年这100年间的序时进度，小学三年级就会计算，他还煞有介事地研究。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中心主任谢百三教授早在七年前就已声称“中国确实处于五千年来又一盛世之中”，捧的是同样的臭脚。而前不久，央视误报房企拖欠土地增值税被批评后，不但死不认错，又拿出一个新的“错误”数据来反击，笔者所撰《反击“欠税门”，央视由无知走向无耻？》一文，说的就是这件事。

　　聂辉华的“榜单”，估计也是用脚思考得来的。

　　要说福建腐败较为严重，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一方面，福建地处沿海，经济较为发达，不但走私严重，假烟泛滥，还是电信诈骗的发源地，“官商勾结”肯定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跨省销报”的福建“表叔厅长”，至今安然无恙，案件不了了之，可见该地官场“官官相护”非同一般。

　　但硬要将贵州这样欠发达的人口小省弄成省级行政区“腐败榜”的榜眼地位，我是怎么也不敢相信。从20多年来查处的省部级高官看，贵州仅有刘方仁、黄瑶、常征、刘长贵四人，分省计算处于偏少位置。

　　聂辉华通过整理1999-2007年的《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用“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完全是荒唐可笑。道理很简单，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官员受贿5万以下估计都不立案了，只是交给纪委处理，而贵州或许涉案5000就立案。因此，贵州的立案数当然比北京、上海多。而仅从这一点来看，恰又正好显示贵州的腐败程度不及北京、上海。

　　此外，一个地区立案数量大，或因为其反腐力度大。反腐机构认真履职，愿意查案，立案数量肯定就大增。反制，如果反腐人员整天“混日子”，立案的数量当然就会减少。而在社会腐败已经相当严重的今天，我更相信立案数量大的地区，反腐力度更大。而在反腐高压态势下，这些地区的腐败程度反而相对较低。

　　笔者再以中央查处省部级高官的案例来驳斥聂辉华。如果按照聂辉华教授的思维模式，2013年中国查处了17名省部级高官，约等于前五年平均数的三倍。那么。这一数字究竟反映出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反腐力度在加大，还是反映2013年中国高级干部的腐败程度是此前的三倍？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不假思索地给出正确答案。

　　不难看出，聂辉华教授搞的这个“腐败排行榜”，根本就经不住推敲，而他自己却乐此不疲，还好意思拿出来展示，明显是将无知当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