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评论：为什么那么愤怒？！

大参考

　　非常理解刀大的愤怒。这种愤怒背后其实是对我们的舆论宣传部门领导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差评！

　　害怕文革重来根本就是伪命题，暗地里包含的说不出口的真实意思就是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谓极左稀见于舆论场和现实生活，即使有也根本不会被认真对待，但是把资本主义国度塑造为人间理想国的右右们却大行其道，在舆论场里掌握着大分贝喇叭，凡有一丁点坏事马上要扯“制度问题”，甚至逆向种族主义也在所不惜，中国舆论的种种乱象——夸大不实、撒谎造谣、趣味低下、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一不与这些右右们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就是洪培博在演讲中提到的“take dowan”中国的“雇佣军”，是“谣翻中国”的主力。

　　这场战争实际上仍然是两种制度在思想政治领域的殊死搏斗，是关于人类未来发展到底选择什么道路的关键战争，中国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的失败，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回避这一点就会造成思想舆论工作中目的和方向的迷茫，也是“混吃等死”的原因所在。

　　=================

　　我为什么那么愤怒？！

　　我们来看，我们只要将貌似孤立的两个事件之间划个线就能看出端倪。

　　201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全国掀起了纪念毛主席的高潮，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人潮如涌，革命圣地韶山人山人海，人民怀念毛泽东，人民想念毛泽东。

　　时隔不到一个月，当年那张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标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各大媒体，伴随的是宋彬彬回母校道歉，这个双手沾满了老校长鲜血的杀人犯选择这个时候幡然悔悟，这个已经是美国公务员的宋彬彬突然良心发现“悔悟”当年的错误，接着媒体再次拿出文革鞭挞。

　　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就能看出炮制宋彬彬回母校道歉事件背后的公知精英们的险恶用心，这还不很清楚很明白吗？

　　2013年是网络正义向网络邪恶绝地反击的一年，这是人民的网络清除反政府反党反社会公知精英带路党们倒行逆施的一年，这一年人民群众大快人心，公知精英和敌对势力闻风丧胆。

　　这一年狂飙卷怒潮，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

　　但是，一股否定这场风暴的暗流也在涌动，宋彬彬道歉事件绝不那么简单，毛主席诞辰120年群众纪念活动与之后的宋彬彬与毛主席照片加上宋彬彬回校道歉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暗示。这些乌龟王八蛋就是想通过否定毛主席来否定这场人民觉醒的运动！

　　它们的目的就是拿文革类比这场风暴，用心恶毒之极！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让它们的阴谋得逞！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习主席的党在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我们就打倒谁，不管他是什么乌龟王八蛋，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笑佛

坚决支持一个

手拿照妖镜

2013年是网络正义向网络邪恶绝地反击的一年，这是人民的网络清除反政府反党反社会公知精英带路党们倒行逆施的一年，这一年人民群众大快人心，公知精英和敌对势力闻风丧胆。

　　这一年狂飙卷怒潮，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

　　但是，一股否定这场风暴的暗流也在涌动，宋彬彬道歉事件绝不那么简单，毛主席诞辰120年群众纪念活动与之后的宋彬彬与毛主席照片加上宋彬彬回校道歉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暗示。这些乌龟王八蛋就是想通过否定毛主席来否定这场人民觉醒的运动！

　　它们的目的就是拿文革类比这场风暴，用心恶毒之极！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让它们的阴谋得逞！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习主席的党在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我们就打倒谁，不管他是什么乌龟王八蛋，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铁血丹心

由宋的身份和她现在在外国任职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就知道了当时文革是什么情况，就知道了文革时是谁是哪些集团在利用文革在绑架文革在把文革引向歧路。其实现在她跳了出来，也是好事，至少暴露了她们的本来的丑陋面目，更加证明了毛主席当时的眼光和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多么正确！

哈哈hh

201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全国掀起了纪念毛主席的高潮，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人潮如涌，革命圣地韶山人山人海，人民怀念毛泽东，人民想念毛泽东。

lovigo2

文革，永远不能再回来；文革，也永远不会再回来。是的，你没看错，永远不。

pro1001

不太明白，
谁能回答我几个问题，要求事实就是的回答。
1，开展文革是正确的吗？文盲当校长，各种流血事件，各种文物被捣毁破坏，整个文革时代的人才青黄不接，等等这种事情是正确的吗？
2，文革造成的后果到底是谁造成的？
3，文革已经过去这么些年，当时主导文革的也走得差不多了，到现在为止的这几代执政领袖，或共产党有针对文革正式发表过意见或开展过讨论吗？

4，3中提到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那说明执政党已经明确表态，盖棺定论了呀，那你们吃饱了没事干瞎叨叨什么呢？
5，3中提到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说明连执政党，连掌握当时最全信息的共产党现在都不好对这个事发表一个明确的态度，那你们吃饱了没事干瞎叨叨，瞎联想什么呢？

归根到底，所谓的文人墨客，更像是各自意识形态下眷养的，为了获得知名度，稿费和点击率，活脱脱的像竖起了颈毛，憋红了眼，恨不得马上跳起来咬一口的斗鸡。

文人，既然是文人嘛，就拿出点真材实料的事实出来。

首先声明，我不站在任何一边，这里有疯狗出没的话不要朝着我来，我也想了解当时的事实。注意，是事实！ 我们用事实说话！

手拿照妖镜

陈小鲁、宋彬彬道歉打谁的脸? [复制链接]  
        陈小鲁道歉了，宋彬彬道歉了。问题也出来了，1984年发至县团级的《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中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各种诬陷和迫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究竟是胡乱邦平反平错了？还是林、江没诬陷他们，他们是罪所应得？还是陈、宋被神精了？
    画花脸，剪阴阳头，打死老师，逼死老舍，迫害李达，制造一系列武斗惨案的，其实都是同一伙人，就是当年打着文革名义反文革，今天打着改革名义反文革，从红二代蜕变成官二代、富二代甚至黑二代的那些人！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既得利益集团”！
   很搞笑，昨天上午各大门户网站爆炒的宋彬彬“道歉门”，下午各首页都找不着了。凤凰网还有照片，但关闭了评论！在觉醒的人民面前，想通过抹黑文革来抹黑毛主席抹黑那个火红的时代是办不到的了！只会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 、西纠红卫兵组织 早在1967年，就因为打砸抢和公开反对中央文革被镇压，并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如果改开后他们父辈没给他们平反，他们就是刑事罪犯，认罪就是，道哪门子歉？
（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宋彬彬）

手拿照妖镜

关于文革中卞仲耘的死 原文地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401/42426.html
顽石按：陈小鲁、宋彬彬关于文革道歉引来各方关注，也引发了广泛争议。顽石注意到，陈小鲁也好、宋彬彬也罢，他们在道歉中对诸如“文革初期为什么会有武斗？”“武斗是哪些人主导的？谁平息的？”“卞仲耘等人到底是谁打死的？”等关键性问题避而不谈。好在那段历史不止陈小鲁、宋彬彬们参与了，还有更多人见证了，顽石今天转发红歌会网登载的一篇反思文革的文章，请不太清楚那段历史的人看看，宋彬彬们当年到底做了些什么？她的道歉有没有真正触及灵魂？有没有特别的动机？
　　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难者。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当时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卞仲耘死后她要求医院做尸体解剖，要医生证明卞仲耘不是被打死的，最终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卞仲耘“死因不明”。
　　邓榕2000年6月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这本书里，邓榕写到当年邓小平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卞仲耘的家人发现，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皇家女子”学校最高负责人
　　卞仲耘(1916—1966)，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卞仲耘当时实际上是学校最高负责人。1966年6月，她被称为所谓“黑帮头子”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暴力殴打几个小时后死于校中。被打死时，50岁的卞仲耘，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干的女儿都就读这所中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
　　林莽，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在《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中描述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的场面为，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被游斗时，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们被迫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这些“走资派”的两旁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著头端钉着铁钉的长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她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发出干裂的声响。反覆地打，被打者发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女红卫兵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凶狠地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当年卞仲耘的学生。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个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记录了卞仲耘遇难经过：
　　1966年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开始被暴力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在强迫劳动中，被乱棒横扫，遍体鳞伤。她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暴晒于烈日下几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后，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附近的邮电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当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带着孩子们赶到邮电医院，看到的是卞仲耘遍布伤痕的尸体：头上有个窟窿，血还在往外渗......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邓家三姊妹文革初都当了红卫兵。左起：邓榕、邓楠、邓琳。(网络图片)
　　邓榕被指是凶手之一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其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栏采访，为自己父亲和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对待鸣冤。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有份参与行凶。
　　邓榕的书回避重要历史史实 篡改邓去师大女附中日期
　　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开会、贴大字报、学毛著及中央文件等。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主席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为四名副主席之一。但不久，毛泽东对刘、邓等人派出工作组做法不满，刘邓失势，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王友琴在回忆文章中指出，1966年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
　　地方文革史交流网文革资料“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 (1966年4月- 1967年5月)也记载(链接：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2627.html)
1966年7月5日，邓小平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谈话。
　　1966年6月28日，邓小平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2日，邓小平就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文化革命运动对三女儿邓榕指示。
　　而中国百度名片和海外的维基百科对邓榕词条介绍，只有邓榕大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内容。广西作者李夏首发在《***》文章“‘公主党’害死了卞仲耘?”表示，百度名片当然不会记录邓榕的红卫兵经历，甚至不提她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大陆作者张凤林在博文中披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该校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叫宋彬彬，一个叫邓榕，及刘少奇的一个女儿。
　　文革时的“联动”很“牛逼”，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们都是“联动”的骨干。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是“联动”所干。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772人。
　　34年后，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链接：
　　http://cdlvi.cdpsn.org.cn/Digita ... &pageID=1053550)，而且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中也指出，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写成1966年6月4日......
　　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其中提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
　　文革初，中共高官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最早起来批斗“黑帮”，但当父母被打倒后，有人以批判自己的父母来改变命运，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邓榕就是其一。 1967年4月邓榕写了一篇标题为“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邓小平的“黑手”如何操纵“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内容和后来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完全不一样。

　　邓榕在大字报里说，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藉口要了解情况，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
　　宋彬彬自辩没有参与打死校长
　　原北师大女附中66届学生宋彬彬，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其父宋任穷，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卞仲耘的死亡。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章中称，她被认为是“66.8.5”对卞仲耘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其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但“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

　　宋彬彬还称，卞仲耘被打死后，她和几个人与学校的李松文老师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李老师带头签名，写下了宋彬彬等6个学生的名字，医院才敢开始“抢救”。

　　李夏指，宋彬彬没有说出更多的真相;王友琴、宋彬彬等人在回忆卞仲耘被打死的文章里均不曾公开指控邓榕，可以理解，谁不知邓家权倾一时。

　　宋彬彬称，80年代母校已经做过组织结论，她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2007年，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要举办90周年校庆，并评选90名“荣誉校友”(知名校友)宋彬彬当选“荣誉校友”。此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引起众多争议。宋彬彬1980年代赴美国留学。后来一直在美国生活。
　　图为王晶尧先生在他和卞仲耘的肖像画前留影。(网络图片)
　　卞仲耘案至今未彻底昭雪

　　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

　　迄今那些当年参与打死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与民事责任的追诉，她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过忏悔和道歉。
　　究竟是谁在文革中搞打砸抢?以上资料也许可以让我们品味出问题的答案。

　　制造打砸抢、动乱的，就是一小撮企图蒙混过关的走资派，以及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

手拿照妖镜

请大家读读这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顽石按：宋彬彬“文革道歉”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文革真相，顽石和诸位一起来学习文革初期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
    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工作组进驻学校等单位（工作组具体做了什么，请参看附于文后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文革中写的大字报），大规模武斗由此而起，宋彬彬她们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就是死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对文革前期这种混乱局面非常不满，于1968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革进行全面部署，并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一项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登出）。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关于文革的纲领性决定，看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搞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大革命。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附：
邓榕1967年揭批其父的大字报
【文革史料1967.4】图文编辑/默人
《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６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ＸＸ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新北大公社０２６２１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