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评论：为什么那么愤怒？！

手拿照妖镜

关于那“十年”
顽石按语：近一段时间来，声讨文革之风甚嚣尘上，有很多人写了关于文革真相的好文章予以回击。顽石重发一篇三年前写过的文章，也算是对那“十年”做一次再反思吧。
另外，有朋友问及拙著出版后怎么购买的问题，等书作出来后，我会及时告知朋友们，谢谢诸位！
    我虽从文革过来，但我并不真懂文革。一是那时还小，属于不懂事的年龄；二是出生在农村，模糊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太过明显的与文革有关的痕迹；三是我总不愿以个人所见（如管中窥豹、坐井观天）来评价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是与非；更重要的是像我这么一号人物，由于受接触的史料和人物的局限，还真没有能力对这么一个时代做出准确的评价，这倒不是谦虚，顽石向来并不谦虚。但我仍然要说点与文革有关的话题，既是回答有些朋友对我前面一些文章的质疑，也是想借此就教于各位方家。
    我下面的文字只想对我所知的一些事实做一些基本的逻辑梳理，结论由各位自己得出。我郑重提醒：在a＞b、b＞c的前提条件下能推出a＞c的朋友可以（非必须）继续往下看；在相同的前提下，推出的是a≤c的朋友，您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还是先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我看过一个美籍华裔青年写过一篇谈文革的文章，他说自己没有经历过文革，但从了解的事实看，文革是发动大多数人来监督甚至批斗干部，批斗的对象叫“走资派”（这应该是基本的事实，顽石注），如果否定文革，而干部队伍越来越纯洁、越来越真正为人民服务，那就证明否定文革是对的；如果否定了文革，干部们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官僚、越来越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那就证明否定文革是错的。这位青年也没有对文革做出结论，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路。我转述他的思路，提供给我的朋友们看看。
    一些人不满现实，编了个民谣，相信很多人听过，就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改革之初，人们发泄不满的声音，至于这声音表达的是不是事实，各位尽可以去观察、思考、讨论。我的一个要好的朋友，最近他有两个至亲、一个远亲都在吸毒，朋友现在是欲哭无泪。这样的现象恐怕不是个例吧。如果文革像一些人说的比地狱还黑暗，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恐怖，那编民谣的人，那些对今天的现实不满的人为什么不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改开前”？民谣最能反映民意，这是可以寻到证据的。《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被广为传诵的、最有价值的就是“风”，因为这一部分诗歌全都是民歌民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俗、民情、民生。
    文革被一些人描述为最野蛮、最专制、最黑暗的年代，但就是这样一个年代，《宪法》里有如下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第八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十三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第二十八条）。类似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还有不少，而这些条款，在结束文革后的《宪法》修改中被全部或大部删除。是不是事实，各位对比那个时代（1975年）和现在的《宪法》，不就一目了然吗？结论当然无需我来做。
    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件很有趣的事。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可是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年是怎么评价文革的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引自《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1972.8.3）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邓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对文革的评价截然相反，有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有人说他的矛无坚不摧，接着说他的盾没有任何矛可以戳破，我们都知道这两者只有一个是成立的。同样，邓对文革前后完全不同的评价也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如果，他前面的评价是对的，那否定文革显然就否定错了。假定邓小平后来否定文革的做法是正确的，文革中他欢呼“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权宜之计，那我不禁要问，一个在黑暗年代（还没受刑）纵情讴歌白色恐怖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不能回答，我的判断是，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方志敏、赵一曼、江姐的同志。是谁的同志，各位自己想。类似邓小平对文革评价前后矛盾的，有博学鸿儒季羡林，著名文人余秋雨，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实，能不能启发我们做一些思考：对文革恐怕不可以简单地评价吧。
    记得，文革结束不久，中央隆重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我查了一下，是1978年3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做了“科学的春天”的主题报告。我当时虽然还小，但觉得这个报告的语言很优美，好像还摘抄过一些句子（摘抄本早已遗失，没机会成为重要文物了），所以印象比较深刻。我们来看一些事实，在“科学的严冬”里，我国取得了一系列让世人震惊（不少居于领先地位）的重大科技成就，比如，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除此而外，还有一批顶尖科技项目正在研制，有些已经接近成功（如“运十”），否定文革后，这些科技项目也相继下马。请各位帮我想想，在结束文革后的30多年“科学的春天”里，有拿得出和10年“科学的冬天”相提并论的科技成就吗？如果没有，或者很少，那又说明什么呢？文革中的其他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恕不一一列举，各位有兴趣可搜索得之，结论也可类比推出。
    有些人是一定要否定文革的，也有些人是一定要歪曲文革的，但更多的人恐怕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起哄的看客。只要看看鲁迅的作品就知道，中国从来就不缺少看客。有一次和几个同事吃饭，其中一位（应该是80前后出生的）把毛泽东骂得一无是处，什么“暴君”呀，“独裁”呀，唾沫横飞，底气十足。我问他，读过毛泽东的书吗？他说没有；我又问他，读过别人写毛泽东的书吗？他说没读多少；我再问他，骂毛泽东的底气从何而来？他没再回答我，一顿饭下来也没听他再说别的什么。我也想问一些朋友，如果你不真正了解文革，那你否定文革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呢？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说：“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我以为这句话还是可信的，可不可以也套用这句来说那些否定文革的人呢？
    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能力对那个“十年”做出什么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我只是就我能看到的现象、了解的事实做一些基本的逻辑梳理，结论当然在我的心里，为了不干扰朋友们的判断，我就不说出这个结论了，您还是自己思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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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读读这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邓榕1967年揭批其父的大字报
【文革史料1967.4】图文编辑/默人
《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新北大公社０２６２１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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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

          老 骥

近年来，有个别“官二代”带头出来现身说法，向文革中被打被逼致死的学校领导和老师赔礼道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前副总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和前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此事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网友们议论纷纷，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说好的认为这是“良心的发现”、“迟到的觉悟”，说不好的则指责这是“政治作秀”、“别有用心”。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呢？对此，我也谈谈个人的看法：

评判“道歉”究竟好不好，需要弄清几个问题，一是老师之死谁之过？二是应该反思的是什么？三是“道歉”的目的何在？

先说老师之死谁之过？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度，文革中因政治问题将老师打死逼死，这是犯罪，其凶手只要到法定年龄都应追究刑事责任，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也要给予纪律处分，当然以上人员也都应该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赔礼道歉。所以陈小鲁、宋彬彬既然认为自己对学生打死逼死校长负有领导责任就应当进行道歉。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是人们却发现，他们的道歉并非那么单纯和实事求是，而是在开脱自己，归罪文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以这个道歉的群体来推动对文革的反思”，这就难免不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学生打死逼死老师并不是文革必然的结果，全国那么多学校发生打死逼死老师事件的毕竟是极个别现象，绝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发生了这种现象，文革中也没有任何文件和领导允许这种犯罪。相反毛主席在回复各地红卫兵来信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触及灵魂，不是要触及皮肉，要文斗，不要武斗。戴高帽子、游街、体罚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要警惕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以此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其实，像陈小鲁、宋彬彬学校发生的校长老师死亡事件是另有原因的。凡是文革过来人都清楚，文革初期主导运动的其实是刘邓路线，“破四旧”，“斗黑帮”，“揪反动权威”“批地富反坏右”，都是刘邓派的工作组为转移斗争走资派大方向而采取的干扰破坏活动。他们对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群众实行镇压，如在学校里不仅把一些校长和老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还把一些初中以上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而配合工作组的就是“红卫兵”组织，在北京是“联动”，这些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都是官办的保皇派组织，“联动”的头头们很多都是中央及各部委当权派的子女。他们信奉反动的血统论，喊出的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这时候全国基本上还没有产生造反派组织，后来的造反派其实是被工作组和保皇派逼出来的，其中许多人是在学校、机关、工厂、农村被他们打成的“反革命分子”。造反派人数远远少于保皇派，而且在文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下风。这段文革史近些年已被越来越多的回忆和研究所证实，陈小鲁、宋彬彬的现身说法正好也印证了这个历史事实，还原了被颠倒的客观真相。

再说应该反思什么的问题。陈小鲁、宋彬彬“道歉”并要反思文革，似乎也有他们的道理，毕竟校长之死发生在文革这个大背景之下，这也是他们开脱自己，归罪文革的唯一的理由。但大背景往往上演与其不相协调的小剧目，背景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在同一背景下别人不犯这样的错误偏偏你们要犯呢，所以主观的错误是不能随意让客观来承担的。文革是如此，改革同样也是如此，你总不能把改革中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死的人都归罪改革吧，并据此反思改革吧，尽管改革中这类刑事案件比起文革来已成几何式增长。

其实陈小鲁、宋彬彬们的确需要反思，只不过需要反思的不是文革而是自己，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尤其需要反思的是，你们这些“官二代”在文革中犯下了打死逼死校长老师的错误，在改革中又犯下了大搞两极分化的错误，据有关权威部门调查统计，全国3100多个亿万富翁中就有2900多人是“官二代”，对此你们应该认真反思并诚恳地向全国人民道歉。

最后说说陈小鲁、宋彬彬们道歉的目何在？他们信誓旦旦地说道歉是发自内心的忏悔，但事实是否像他们表白的那么高尚呢？我看不见得，明明是个人的错误却非要和文革搅合在一起。其实文革早已被党的决议所彻底否定，本没有必要再去进行纠缠，再纠缠没有任何意义，难道彻底否定还不如反思吗？这么简单地问题是他们不会掂量吗？非也！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众所周知，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中央指出的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陈小鲁、宋彬彬们所谓的“道歉”和“反思”拿文革挑事，是继续往毛泽东身上抹黑，是配合国内外反毛势力施展的苦肉计。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改革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不能把顺境中所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一人，也不能把逆境中所犯的错误都归咎于一人。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团结在新的党中央周围。当前内忧外患，大敌当前，正是需要凝聚人心，增强战斗力的时候，可是总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拿了美国绿卡的人，唯恐中国不乱，刻意撕裂族群，为了自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充当反毛打手，他们虽然可以赢得反毛势力的喝彩，但也必被中国人民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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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陈小虎）你道的是哪门子歉！
……
10月15日，中青报记者洋洋洒洒用了7900多字对陈小鲁向在文革被他批斗的老师道歉的事进行了详细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斗私批修，是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中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文斗不要武斗”，陈小鲁为什么“文革”初期刚开始就打人？陈小鲁作为“西纠”副司令，去打老师，为什么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西纠”没有三个月，所作所为，被周恩来、江青严厉批评，直至解散。是谁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谁在破坏文化大革命决定？是谁在给毛主席抹黑？陈小鲁到底应该向谁道歉？
　　原稿写道：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这一段话，证明陈小鲁现在对自己当初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后悔了，陈小鲁现在反毛主席，其实当初陈小鲁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反毛主席，打老师、斗群众，处心积虑，原来如此。
　　原稿写道：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这一段话，证明陈小鲁对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看法，第三次证明陈小鲁反对反修防修，反毛主席。
原稿写道：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6月9日”（1966年），这是第一次出现的陈小鲁在文革的日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398页写道：

　　11月12日（1965年），毛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经济南、徐州、蚌埠、南京，17日到达上海。

　　11月30日在杭州。

　　12月8日至16日在上海。

　　12月21日在杭州。

　　1966年1月5日到武汉。

　　3月17日到杭州。

　　4月22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话。

　　5月4日至26日，在×××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

　　此时毛主席在杭州。

　　6月3日，在×××、×××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工作组。

　　（6月9日陈小鲁“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6月15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

　　6月16日，毛主席专列抵达湖南长沙。

　　6月17日，毛主席到韶山滴水洞住下。

　　6月28日，毛主席离开韶山到武汉。

　　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

　　7月18日，毛主席回到了他已经离开半年多的北京。

　　陈小鲁说的6月9日，这一天，毛主席不在北京；这一天，×××、×××派的工作组已经6天。
　　张鸣——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动文人，看到8月21日陈小鲁的道歉微博，兴奋了？中青记者写道：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早想说毛主席是加害者，但不敢说，现在借陈小鲁终于表达出来了——陈小鲁起到了反动派的作用。
　　原稿写道：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这一段话，证明陈小鲁对毛主席提出的“造反”有看法，第四次证明陈小鲁反毛主席。
　　原稿写道：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这一段话，证明陈小鲁更恶毒，林彪叛变、谋害毛主席没有问题？而是毛主席有问题？第五次证明陈小鲁反毛主席。

　　原稿写道：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这一段话，证明陈小鲁至少在1975年就和毛主席不是一个道路上的，第六次证明陈小鲁早就反毛主席。

　　原稿写道：“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这一段话，证明陈小鲁向往“自由”了，和体制分道扬镳了，第七次证明陈小鲁反毛主席。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当年，在革命紧要关头，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帅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从此，中国革命成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难道陈小鲁已经没有了共产党的情怀？没有了人民军队的情怀？没有了陈毅曾经的历史情怀？那陈小鲁改变成什么情怀了？

　　陈小鲁反对毛主席晚年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反反复复，不厌其烦，说了再说，唯恐别人听不懂，原稿写道：“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文革’是政治错误”？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陈小鲁活了67岁，并出身于将帅之门，觉悟水平如此低劣，作为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家庭却出如此堕落之人，只能证明陈小鲁已经变质。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意义可以和“巴黎公社”媲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文化大革命，废除封建思想，树立社会主义风貌。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通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会不断出现，难道不需要斗争吗？什么叫违宪？宪法是为谁服务的？宪法是有阶级性的，人民的行动就是宪法。

　　原稿借助陈小鲁，继续写道：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30多年来，反动文人墨客，所谓学者专家，冠名的官商新贵，污蔑毛主席，污蔑文革，欺骗人民大众和青年学生，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时间颠倒，前后颠倒，因果颠倒，这篇文章故伎重演，用8月18日的13天前发生的事情算在8月18日上，真是恶毒至极，卑鄙无耻，为什么不说8月5日？

　　其实，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发起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8月12日后）。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16条，简称“文化大革命十六条”。8月4日，毛主席在全会期间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于中央。”（ 6月9日陈小鲁“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毛主席说的对不对？

　　8月5日，也就是卞仲耘被打死这一天，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在这里说的“50多天”正是指×××、×××从6月3日派工作组到8月1日开十一中全会算起。这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

　　有资料记载：“文革初期，×××、×××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1966年6月28日，×××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指示。

　　1966年7月5日，×××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谈话。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这是7月5日的后遗症？还是8月18日的后遗症？

　　在毛主席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他曾和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47年前，陈小鲁不到20岁，对于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也许不理解是正常的，但事到如今，陈小鲁已经67岁，对于文化大革命就再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吗，为什么许多当时不理解文革的现在纷纷理解？然而陈小鲁现在却如此反对文革？其实陈小鲁已经变成毛主席最担心的——杜勒斯要和平演变的人。

　　原稿写道：“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我们看着陈小鲁的老师，就想起了现在的老师，为什么陈小鲁的老师如此慈祥？只因为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为什么现在的老师如同恶魔？只因为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只举一个例子，现在的老师强奸女生，从大学到高中，从高中到初中，从初中到小学，从小学到幼儿园，无处没有，难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老师敢这样禽兽不如？！陈小鲁“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是多么无耻？多么唯心？难道世界死了？时间停止了？例如，女生“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难道就等着“老师、任何人”来侮辱？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假如毛主席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修正主义，还没有资本主义，是冤枉了他们，但如今，修正主义出了没有？资本主义复辟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就算搞的提前了，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有没有教育意义？

　　陈小鲁之流，为了个人的私利，不顾国家的利益，沽名钓誉，自取其辱。一切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自私自利之人，一切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能理解毛主席的人，都是奸佞小人，汉奸卖国贼。

　　我们有很多下岗失业工人，现在，当工人失去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当工人每天奔波在到处打工的受剥削压迫的道路上，当工人每天挣扎在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生死线上，文化大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时说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让工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耳边萦绕，我们工人由衷地理解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前几天，忽然听说“以房养老”，一个下岗工人气愤地说：“我们连房子也没有，怎么是以房养老？不让我们活了？”又一个下岗工人说，我们的生活真是到了解放前了，不过，解放前，那么多元帅、将军为老百姓卖命，现在就没有一个为老百姓说话的？大家谈论起来，觉得最虎气的还是陈毅、贺龙，他们的后代应该学习他们的父辈，应该出来为工人说话，难道泱泱大国、朗朗晴空，就任凭几个“汉奸经济学家”祸国殃民？武将哪去了？

　　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出来了——竟和汉奸没有两样——我们曾经是多么看重革命后代——陈小鲁——让我们多么心凉——多么失望！

　　面对陈小鲁的肤浅，面对陈小鲁的自私，面对陈小鲁的反动，我们必须站出来，就和陈小鲁算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到底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还是陈小鲁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人？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讨论通过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决策的全会公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决策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问题。

　　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问题。

　　关于任命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陈小鲁，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决策何错之有？！

　　陈小鲁，毛主席如何告诉你让你打砸抢的？

　　陈小鲁，你为什么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部署？

　　陈小鲁，你不应该首先向毛主席道歉吗？

　　

　　鉴于陈小鲁的卑鄙无耻，现在，是需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大辩论的时候了！30多年来，共产党右派、资产阶级分子、牛鬼蛇神，群魔乱舞、颠倒黑白、毒害青少年、残酷剥削工农阶级，对外投降、对内镇压，那一点不是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

　　毛主席诗词：“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47年前，鸡理解不了老鹰的雄心，但自从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贪官污吏、寡廉鲜耻、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杀人放火、卖儿卖女、嫖幼、性侵、奸杀、淫乱，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乌烟瘴气，血淋淋的现实就摆在鸡的面前，瞎了眼了吗？

　　请问陈小鲁——

　　现在为什么有千万工人下岗？

　　现在为什么有千万农民失地？

　　现在为什么有千万妇女卖淫？

　　这些不正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担心的吗？你要道歉，也应该等着有人向千万工人、农民、妇女道歉完也不晚吧，你着急什么？　　

　　山西毛学组批判陈小鲁之一

　　2013年10月20日

手拿照妖镜

非常理解刀大的愤怒。这种愤怒背后其实是对我们的舆论宣传部门领导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差评！

　　害怕文革重来根本就是伪命题，暗地里包含的说不出口的真实意思就是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谓极左稀见于舆论场和现实生活，即使有也根本不会被认真对待，但是把资本主义国度塑造为人间理想国的右右们却大行其道，在舆论场里掌握着大分贝喇叭，凡有一丁点坏事马上要扯“制度问题”，甚至逆向种族主义也在所不惜，中国舆论的种种乱象——夸大不实、撒谎造谣、趣味低下、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一不与这些右右们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就是洪培博在演讲中提到的“take dowan”中国的“雇佣军”，是“谣翻中国”的主力。

手拿照妖镜

舆论宣传部门领导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差评——这个说法太温柔太温柔

铁血丹心

还是毛主席的眼光远，理论高啊。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阶级封建官僚主义阶级的斗争无时无刻都是存在的，是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非进步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很长一段时期的殊死斗争，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手拿照妖镜

pro1001 发表于 2014-1-15 23:15
不太明白，
谁能回答我几个问题，要求事实就是的回答。
1，开展文革是正确的吗？文盲当校长，各种流血事 ...

有关文革的几个著名的悖论

悖论一：

文革初期，陈小鲁、宋彬彬等元老、高干子弟组织或加入“西纠”、“联动”，大搞打砸抢，许多无辜的人因此丧命，中央于1967年初将“西纠”、“联动”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不少骨干成员被拘禁。1984年，在二代核心主政下，中央给“西纠”、“联动”平反。

如果当年“西纠”、“联动”成员没有搞打砸抢，没有在武斗中让许多无辜的人失去生命，那中央取缔这些组织就不合理，被拘禁的陈小鲁等高干子弟就的确是受到了迫害。如果陈小鲁等人当年实施了暴行，那就说明当时中央取缔这些组织并抓捕暴徒是英明的，而1984年给“西纠”、“联动”平反是错误的。

这本来是一个悖论，不过，随着近日陈小鲁、宋彬彬等人为文革暴行道歉，这个悖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陈小鲁、宋彬彬承认了当年的暴行并公开道歉，明确宣告了1984年中央对“西纠”、“联动”的平反决定是错误的。
悖论二：

文革后，中央部署大量清理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这场清理波及人数之多历史罕见。可事实证明，打砸抢最突出最恶劣的陈小鲁、宋彬彬（自己出来道歉就是公开承认了）等元老、高干子弟不仅没有被清理，反而随着改开或升官，或发财，或跑到国外做起了“高等公民”。
悖论三：

有事实表明，一些在文革中打砸抢冲锋在前、搞武斗不甘人后的真正的文革余孽，却在文革后摇身一变成了反思文革的精英，甚至恶毒咒骂别人为“文革余孽”。
悖论四：

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给“四人帮”定了“十大罪名”，其中第二条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八条为“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内乱”、“十年浩劫”，“四人帮”被定性为极左分子。

如果文革是“内乱”，那破坏文革的“四人帮”岂不是功臣？“四人帮”被抓的时候是极右分子，何以到了81年就成了极左分子？
悖论五：

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写信给毛主席，里面有这样的内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定性为“内乱”和“浩劫”，以后他在很多场合（包括接见外宾）都有全盘否定文革的明确评价。

到底是邓小平纵情讴歌文革的话可信，还是他全盘否定文革的话正确？我们怎么辨别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话语的真伪？
悖论六：

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本人也多次强调这个观点，为制止武斗还给周总理写了亲笔信（附于文后）。可文革初期不仅有武斗，有些地方还有大规模的武斗，宋彬彬的道歉对象卞仲耘老师就是在文革初期的武斗中被活活打死的，现在很多人否定文革也正是因为那时的武斗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毛主席从文革一开始就反对武斗（铁的证据不容否认），那到底是谁在挑动武斗？哪些人是武斗先锋？至今还在强调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试问，文革中那些挑动武斗的错误甚至罪行也要毛主席承担吗？如果不该毛主席承担，那该由谁来承担？从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以及邓榕文革中那张著名的大字报中，是不是可以窥见上述问题的端倪？
关于文革，还有很多悖论，各位不妨一起来反思反思。
                                       2014.1.16
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