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三农”问题的实质可能真的在“土地所有制”

大参考

“三农”问题的实质可能真的在“土地所有制”

右而左　2006-06-12

　　我自己出身农村。坦诚地说，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内心深处对农村的关怀要高过对城市。

　　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具有使命感和良知、真正扎根农村一段时间、真正做过丰富扎实的研究调查的有心人，才有最终的发言权。除此之外，就是农民自己可以反映情况，我们这些身在城市，有父母或有兄弟亲友还在农村、与农村保持着比较密切联系的人，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任何人坐在优雅的办公室，对着从别人头脑里生出的体制论、自由论、市场经济论，空发不着边际的议论，都是害人害己。

　　遗憾的是，有心人不多，空发议论者倒不少。我有些大学同学，因为大学扩招，教授太少，一个个居然也成了硕士、博士导师，每次见面，聊上一段，我总要善意的骂他们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害国害民。为什么骂他们? 因为他们搞所谓的课题研究，或者靠报刊、杂志、西方人的出版物写文章，或者让几个怕吃苦、不耐劳的学生收集一些不知道那里来的数据就洋洋洒洒出专著，然后就名利双收。这样的现象稀罕吗？那些大名鼎鼎的理论界人物，有几个不是我这些同学一路的货色？他们是结合国家具体实际做学问的吗? 我深表怀疑。

　　谈到改革，一些人除了开出私有化的方子之外，似乎再想不出别的东西来。可是他们又似乎忘掉了，私有制是古来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并不是什么革新。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没有解决农村的问题，却总是演变出农民起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好像大大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了。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私有制的成功和活力，但是，他们忘了，那是与西方的文化配套的私有制，它有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平等、法制的自觉意识作为支撑，有较少的人口占有较多的土地资源为物质基础；又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进入近代后，较早、较快、较彻底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人口的城市转移，并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为依托，取得国际比较优势，建立起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确保了国民福利，即使许多人不就业，也可以享受国家福利，衣食无忧，社会不会出现撕裂和崩塌；而农业，在那里已经成为补充产业，得到国家的高度保护和大幅补贴，美国和日本都是这样。

　　中国具有以上条件中的哪怕一个吗？我们今天外贸依存高到惊人，但出口的产品是什么？其实是包括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的血汗。我们可以放弃农业而靠国家福利解决农民的生存吗？或者使农业成为无关紧要的补充产业吗？显然不可能。中国农业人口的工业化转换不光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完成，也不可能以这20多年的中国方式完成。这决定了中国将依然必须是众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据稀少的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农田分割为豆腐块，一人一亩三分田地，别说达不到规模效益，农民就将永远就成为这块田地的奴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并必然演变为所谓的“三农”问题。70年代中期，我国推广杂交水稻之后，水稻产量已经达到亩产800斤（我们家乡就是这样），其他农业作物业也基本达到高产，离农业产出的极限已经不远了，农业自身已经没有太多潜力可挖，必须要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在这样的前提下，改变所有制，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吗？

　　1980年代初，所有制问题是大学一年级幼嫩学生们的热衷话题之一。这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必须首先严密论证“为什么”，然后给出确实有效的“如何办”。这就是所谓科学和技术的要求，科学回答why(为什么)，技术回答how ( 怎么办)，科学和技术二者结合方有进步。今天的理论界真的已经回答对了why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那么对how的回答具有科学性吗？

　　“三农”问题出现，一个主观的原因，是我们对why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就开始搞起how来了。我们有太多的空谈家，却缺乏真正的理论家，更缺乏实践家，这是许多问题的根本。毛泽东为什么在大跃进出现“五风”作乱之后，要强令党内开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不知道在北京比到外地转悠舒服？为了搞清楚三级核算制的问题到底出在那里，他走了多少地方，反复征求意见、比较、论证，最后亲自确立以小队为基础的核算制，终于在克服大锅饭、平均主义、贫富悬殊等等对立事务之间找到平衡点。一个国家领袖居然工作做到这样细致一步，我们今天的学者可以比拟吗？他本来是一个习惯只制定战略，将战术交给战场指挥员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大跃进中的“五风”作乱，危及到党的生命，也危及到农村的改革事业（那才是真正的改革），他只好自己亲自出马。

　　我在昨天的《历史沉思：农村出路何在？》里说，合作化改造不光是一场经济革命，可比卫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更是一场文化革命，改变的是几千年小农意识的恶习。没有农村经历和生活的人，是无法掂量出我这两个“革命”的分量的。现在的农民，的确很自在，可以天天无所事事，也没有人管，但也老死不相往来，夏天干活中暑死在田头，也没有人知道（这在我们家乡已经发生），人们公社里有这样的悲剧吗？文化建设在许多农村基本绝迹，农民为了摆脱后代的愚昧，就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上学，结果往往鸡飞蛋打（有关人民公社的文化建设和经济成就，我希望以后有时间写一点东西给读者）

　　农村土地少，人口多，必然出现土地对人口的挤出效应，被挤出的人口，怎么办？现在的理论家开出了方子，就是解放农业户口，让他们离乡。表面看这非常人道，非常平等，非常具有现代意识。可是，解放户口农民就真能离乡吗？真离乡了就真平等了吗？别说都离乡，现在部分农民工进城后就已然引发互相埋怨：一个说，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一个说，你凭什么夺了我的饭碗？这在阶级仇恨之上再加上一个城乡人相互仇恨。其结果是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城市问题越发严重，问题出现几何级数倍增效益。

　　挤出的农村人口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首要的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农村城镇人口，这个转化还吸纳不了的，可以离土离乡异地转化，向中心城市集中。人民公社曾经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里举一个例子，看这个转化如何具有可能性，也顺便看看所有制改变前后一个侧面的变化。

　　我老家的一个临乡，原公社组织在镇上办起瓷器厂，后来以其为中心，发展起一个不小的产业，吸纳了许多就业者，我要是没有考取大学，一定也去那里当工人，因为有亲戚在那里。到80年代中期，就业人口达到5万多，几乎吸收本公社和临公社所有剩余劳动力，成为公社的主导产业，也成为全县主要产业之一。后来农村分田单干，各种税费都多起来，农村提留除外，大概还要交30来种我说不上名字的税费，这导致农民越来越艰难，但是乡领导、县领导的开支、奢侈、盖公家的和私人的房子，都要票子，农民那里没有指望了，就瞄上了瓷器厂。这时瓷器厂基本也都承包给个人了，没有多久，一个个厂子倒下了，到90年代中期，只有几家勉强维持。我2004年回家和一个在县税务局当小领导的中学同学路过那里，在原来欣欣向荣的地方，看到只有几间被抛弃的、破败不堪的旧厂房。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同学因为是税务局的官员，对全部历史了如指掌，就把一个一个工厂被压跨的过程讲给我听。我听后仰天长叹。

　　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这一点许多网友也点出了，我相信这些网友和我一样有农村背景或者曾经下过乡。在发达国家，因为是较少的人口去经营较多的土地（即使日本相对中国也是这样），农业又已经高度机械化了，在私有化之下，可以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实现规模效益。在我国，几亿人挤在有限的可耕地上，如何完成组织？完不成组织，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新瓶装旧酒！是继续分割成小块？还是走向大联合？怎么大联合？是资助少数人兼并土地把其他人至于无法生存的境地来实行大联合？还是在集体化道路上实现大联合？这将决定农村的未来，也决定中国社会最终的稳定。这的确是个所有制的问题，但所有制有私有制和公有之分。

　　许多对农村、对人民公社没有了解的人，以为人民公社就是大锅饭，就是养懒汉。这大错特错了。人民公社仅仅只从“巴黎公社”那里借来了“公社”二字，它不是法国的巴黎公社，也不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它是地道的中国特色：一种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功能的、立体化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形式。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独创。我们可以把照搬1949年以前的和抄袭西方的东西叫做创新，却唯独忽略了这真正的创新。

　　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国家使命感，就该把书桌摆到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走毛泽东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刁着烟卷儿、对着书本发空论的精神贵族，需要的是流血流汗的实干家。

流星天际飞

    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国家使命感，就该把书桌摆到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走毛泽东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刁着烟卷儿、对着书本发空论的精神贵族，需要的是流血流汗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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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天际飞

      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国家使命感，就该把书桌摆到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走毛泽东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刁着烟卷儿、对着书本发空论的精神贵族，需要的是流血流汗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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