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历史沉思＂农村出路在何方？“

大参考

历史沉思：农村出路在何方？

右而左　2006-06-11

　　五十六年多的共和国历史远比我们用文字表述出来的和我们心中想象的更为丰富。今天许多困扰我们的农村现实问题，其实都在这段历史中有了答案。然而，人们的理性为这段历史中的某些浮沫所遮蔽，往往忽略了更为深层的历史启示，总在一般的人事纠葛里不能回身。

　　“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大概是改革者所始料未及的。因为改革早期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小农经济自发力量的释放，被当作了农业生产力本身的解放，以为农村从此走上金光大道，可保万年的太平，哪里会想到事隔不到20年，这个“三农”问题，几乎要动摇社会根基和党的政权基楚。最近国家领导人显得非常务实、开明，邀请外国旅游者不妨到农村去看看。虽然领导人本意是希望旅游者看了农村的落后，能明白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世界上某些反华势力的别有用心的鼓噪，与实际的情况差之千万里，但这个务实、开明的做法可能会对农村的实际事物产生重大影响。

　　我来自农村，只有10多岁的时候，就参加到了大人们的插秧、割稻、拢堆、捆稻之类的集体劳动比赛中，后来则到过水库工地挖土方、担土，再后来参加开荒、平土、植树造林、围湖造田之类的活动。那时我只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并没有因为这些劳动耽误了学习，恢复高考不久就考起了某重点大学。因为这些经历，我有一副好身子、一个好胃口，也有了一点来自实践的思想元素。毛泽东时代农村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撇开那些历史的浮泡，例如领导层“人际恩怨”，真正去发掘一些沉到历史深底，已经矿化为宝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许多关于农村出路问题的真知灼见。

　　195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体现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的气魄、胆识与智慧的许多事情之一。那一代共产党人毫无疑问看到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决定在全国范围消灭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这个改造在后一个时代遭遇了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毛泽东过早放弃了《共同纲领》、过早废除了“两阶段论”。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假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具有绝对的必然性，不可省略任何阶段为理论依据的，并且完全没有考虑毛泽东改造中国农村取得的实际成功的一面。这个成功表现为，一方面变小农为大农，具有根除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经济革命的意义，实在比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重要不知道几多倍；另一方面，改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脆弱文化习性，具有更深刻的文化革命的进步意义。实际上，合作化之后，广大民众在合作社里培养起一种“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崭新集体主义友爱风尚。这个实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今天习惯了当前社会世态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以为是氏族原始共产主义里的事。但它确实就在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里真是存在着。

　　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完成的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实在不是今天的历史书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不然我也不会有一幅好身板、一个好胃口。在80年代改革开始之初，被批判的最体无完肤的就有所谓的“小农意识”。但奇怪的是，小农意识的载体之一，农村个体经营方式，在批判中被挂着大红花请了回来。如此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实在匪夷所思。那时我还只是热血青年，对小农经济不甚了了，对学者们和改革家们的各种说辞更是不甚了了。然而20年之后，当我自己可以面对历史空谷和现实热土真正独立思考时，我发现许多人都是错的，错得很远。正确的还是只有那一个人，这个人无与伦比的时代超越性和时空穿透力，招致他自己被凡夫俗子们骂得体无完肤，他在天安门的尺骨几乎都要被这些骂者拖出来鞭打。他的正确被骂成了错误，甚至罪恶， “三农”问题则在骂声里播下了祸种。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出现？当然有，如果否定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国家那么大，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在运动中一刀切，当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战术的，是工作方法的，是工作进程把握不当方面的。不能因为战术的失误而放弃正确的战略。林彪要先打长春，毛泽东要先打锦州，林打了长春吃了苦头才知道战术错误，但这时候能够放弃打辽沈战役的战略吗？不能。要调整的是战术，所以林彪改打锦州，完胜辽沈，又有平津大捷。所以，当实际上一直抵制合作化的农业部长邓子恢，借某些出现的问题小题大做，借调整之机，砍掉了20多万个农业合作化社的时候，毛泽东讥讽他是“小脚女人”。“小脚女人”只有邓子恢一个吗？

　　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出乎意料快速高效完成，全国人民心情激荡，天时地利人和一一飘然而至。这时中央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意，发出了“大跃进”的号令。现在看来，这个号令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在当时条件下，是全民意志和全党一致性的体现。这是不可否定的，任何人把它诬蔑为毛泽东的个人头脑发热，或者独断专行，都是对当时全民全党的贬损和叛卖，是在玷污历史本身。

　　大跃进的问题到底出在那里？是伴随出现的人民公社化吗？人民公社是当时与大跃进并立的三面红旗之一，它与大跃进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但为什么在后来批判大跃进失误时，会把人民公社也揪出来示众，以致解散人民公社？导致大跃进失误的是“五风”作乱——它们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中哪一个与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本身有关，而要拿人民公社祭刀？今天危害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是什么？好像就是后面的“四风”，却不是共产风。我们是不是错把老黄牛当黄鼠狼杀了，又把恶狼当作看家狗牵回了家？此外我还注意到，不少立论者几乎都把大跃进与浮夸风混淆了，甚至等同起来了。

　　我理解的大跃进，是一次由中央发起，旨在动员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炼钢铁，在一个短的时期里改变我国工农业落后面貌的一次大胆的、广泛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小的问题，例如由于指标定的过高，为了完成指标，利用木材作燃料，大上土法炼钢，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这个范围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但大跃进的主体面没有大问题，它奠定了此后中国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可以对比今天的“三农问题”时看得更加清楚。

　　浮夸风则是在上述过程中，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反科学行为，表现为少数主要责任人头脑缺乏冷静，违反自然规律，夸大实践中的实际成就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它是一种少数人行为，但却是当时“五风”中危害最大的一种。浮夸风导致中央后续的工农业决策，是在一个完全失去可靠性的数据体系上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与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困难形成叠加和共振，在局部地区造成了饿死人事件。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浮夸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从任何角度观察，浮夸风都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且遗风犹存。90年代的浮夸风，与1958年的浮夸风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时候，伟大的战略毁灭于糟糕的战术。大跃进是一个典型案例。战术失误要由战场指挥员承担责任并调整战术，以保证战略的实施，而不是推翻战略。由于毛泽东当时年富力强，别人要推翻这个战略的做法被他阻止了。谁该对浮夸风负责，谁又该对这个战术失误后去推翻战略的行为负责？

　　毛泽东虽然知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叠加到浮夸风的灾难，才是当时社会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却还是用“人祸”这样严厉的词来批评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党。这个批评被人继承下来，变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进而又演变为某些人恶意诽谤毛泽东的“科学依据”。当这一切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都“顺理成章”发生，并广为一般大众信为客观历史本身的时候，一幕幕真正的历史悲剧便开演了，“三农”问题不过是其中之一。

　　当时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三年困难分明不是七分人祸还是以“七分人祸”自责，后来的共产党人面对“三农”问题，也有同样的勇气和胆魄，面对错误，改正错误，取信于民吗？

　　沉思的历史似乎在等待一个回答。

海客浪人

建议“右而左”先生，组织个团队，挖掘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让我等后辈能有正确的历史观、历史知识；培养理想，不会因为现实的一团乱麻而失去追求真理。不会因受挫而迷茫、消沉。唤起青年的意识，为真理、正义斗争生存。若能如此，善莫大焉。若能影响改变一些人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重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是民众之幸，更是民族之幸。

king

建议“右而左”先生，组织个团队，挖掘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让我等后辈能有正确的历史观、历史知识；培养理想，不会因为现实的一团乱麻而失去追求真理。不会因受挫而迷茫、消沉。唤起青年的意识，为真理、正义斗争生存。若能如此，善莫大焉。若能影响改变一些人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重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是民众之幸，更是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