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让犯罪嫌疑人有尊严地走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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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26日公布的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提出，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新华网2月26日）

　　刑事在押被告人上法庭只是接受审判，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他只是犯罪嫌疑人，而非罪犯，除人身自由权因案件侦破、审理需要暂时被限制外，其大部分公民基本权利并未被剥夺，包括自由着装的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故此，犯罪嫌疑人不穿囚服受审在现代法治国家理应是常识。

　　我国并无任何一部法律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必须穿囚服，然而现实中，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刑事案件被告人出庭，经常是穿囚服、剃光头，甚至铁笼环绕、铁链锁身，犹如困兽，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仿佛回到了林冲负屈、窦娥含冤的年代。而无论是法官还是公众，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以至于偶有“不穿囚服出庭”之稀罕事，便被媒体视为“司法创新”之举大加宣扬。反观一些西方国家的庭审现场，被告人往往西装革履，面对法官、公诉人侃侃而谈。两相对比，足见司法文明之差距。

　　让犯罪嫌疑人身穿囚服出庭，相当于人为制造一种身份识别。囚服作为一种标签化符号，会有意无意地加深人们对被告人的偏见，即先入为主地认定被告人有罪。这种偏见不局限于旁听者，也可能影响到法官断案的公平公正。

　　并且，就被告人自身而言，身着标志“有罪”的囚服，面对制服鲜明的公诉方，这首先让他在法庭上低人一等。没有了控辩对等的庭审氛围，失去了基本的人格尊严，被告人纵然无罪，也不免心中忐忑，很难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穿什么样的衣服出庭，有时候也是一种表达——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因“娈童案”受审时，精心设计出庭着装，身着一袭白衣告诉众人“我是无辜的”。而如果只能穿囚服出庭，起到的就是一种“低头认罪”的相反效果。

　　在犯罪嫌疑人出庭着装问题上，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那就是并非“囚服面前人人平等”。一些落马高官受审，多穿便服出庭，从成克杰、陈良宇到薄熙来、刘志军，无不如此。升斗小民受审必须穿囚服，贪官出庭则可以西装革履，给人一种“刑不上大夫”的错觉。

　　总之，让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给犯罪嫌疑人贴上了“罪犯”标签，是有罪推定的外在表现，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此种陈规陋习理当早日摒弃。禁止让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小改进，却体现出司法机关对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是法庭对公平正义的的坚守——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被告人与公诉人之间是平等的，公诉人并不因为代表公权力机关就高人一等，被告人也不因为涉嫌犯罪就丧失其正当权益。

　　禁止让被告人穿囚服出庭诚为司法文明的进步，尽管这只是回归常识之举，但在一个曾经迷恋对嫌犯进行“身体羞辱”的国度，走到这一步也非易事。我们总是在不懈地发问：司法公正从何而来？司法改革的任何宏大命题，其实都指向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一些程序性、细节性的问题。关于如何确保审判正义，如果说深层次的改变尚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种种“身体羞辱”则理应被迅速剥离。让犯罪嫌疑人脱下囚服，有尊严地走上法庭，就是司法审判走向公平正义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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