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混合所有制带来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大参考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世界瞩目当中闭幕；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各界普遍评论认为，这次针对我国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所形成的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重要性“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媲美”，具有划时代意义。

　　之所以评价如此之高，原因在于这次深化改革的“决定”立意高远，涉及内容广泛，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十一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这其中，不但包括我国内部的重大共识，甚至涵盖了世界的发展方向。这种共识，未来必能形成巨大合力，推动我国社会与世界的重大发展和进步。

　　关于经济领域改革的内容，《决定》中第二大条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第三大条的“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核心。此两条中，前者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后者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是核心中的核心。而且，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为什么“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核心之核心，且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原因在于三点：

　　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六十多年后，经过实践检验确定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创新，直接打破了之前旷日持久的两场社会争论：国有企业私有化争论和公、私有制经济之间的市场地位平等问题。

　　这两场争论，一度有撕裂社会的风险。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法和发展方向的确立，则直接终结了这种争论，并使争论利益各方有了重新融合在一个发展轨道上的理论依据。这种新的力量再融合，必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发展合力。

　　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又一次巨大深化。这一深化，也终结了另外一场近几年越来越激烈的社会争论：政府是否该退出市场的问题。

　　事实上，把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来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政府，只需要做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准的设置等相关配套与法制建设，行使好监管、调控职责，作“三公”社会的称职“守夜人”即可，完全没必要参与微观经济市场。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对公有制、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等经济单元一视同仁。若要实现真正的一视同仁，就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反过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才有利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只有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在经济中越来越普遍，并逐渐成为社会所有制形式的主流，才会形成越来越市场化、且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当然，这种状态下的市场，也才真正被确立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真实地位。

　　作为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去关注市场运行的细节，只要市场在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符合国际民生的轨道上依法正常运行，市场就是为我所用的市场。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只需要做好监管和相应的政策、制度建设即可。当市场有跑偏迹象或市场中某个经济个体或群体有跑偏的行为时，才需要政府对其加以规范。至于其它方面，政府所扮演的更多是“保姆”角色，即为更好地发展市场，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和各种便利。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进步与优势

　　据上分析，我们初步认识到了混合所有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相较过去，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制度层面又有哪些进步和优势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我国经济过去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清末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遭受百年凌辱，经历多次帝国主义的侵略，被残酷的掠夺、内战折腾。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已从百年前的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变成了一穷二白最为贫瘠的国家。再加上技术落后，生产系统紊乱，生产资源极度匮乏，新中国是建立在经济一片混乱的基础上的。

　　新中国成立时，东西方冷战对抗体系已成形，我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国，迫于经济窘迫与经验欠缺的压力，建国初期不得不接受前苏联的援助，并基本照办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管理模式。

　　从历史经验上看，在当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就当时来说是非常正确的。否则，中国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基础工业化，建立工业链。只有有计划地将生产要素加速投入到工业建设当中，才能加速改善中国工业方面的落后局面，这是前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法宝，也是前人的经验。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缺少经济建设经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但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在工业、农业、民生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初步建成了立足于独立自主的基础工业体系和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在此期间，我国人口在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建国初期约5.5亿上升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近10亿；人口寿命在这一时期也快速增加。事实上，我国仅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百年工业化进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的头三十年，完全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发展的，虽然后期在民生领域发展有些迟缓，但整体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可抹杀。如今，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再次得到巨大发展，但很多人好像忘记了那个时代先辈们艰辛的积累，忘记了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前面三十年兢兢业业发展基础之上的，部分别有用心之人甚至对过去的发展进行过度的妖魔化。

　　事实上，计划经济并非只有我们熟悉的那些缺点，它也有很多优点。计划经济可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特定时期可以促使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合理化，保证总供求的平衡，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整体效益；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国计民生必需品的生产与供应，有利于解决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稳定经济和社会；通过指令性计划，可以让计划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保证预期目标的实现。总体来说，计划经济有利于集约发展，在资源相对短缺的时期，计划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并非一无是处。

　　计划经济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战时等非常时期，通常也采取“集体计划经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经济运行都被白宫成立的一个专门机构——战时生产委员会（WarProductionAdministration）主导。那一时期，美国的整个国家经济机器基本都是围绕战争进行组织。战争需要生产什么？需要哪些工业生产能力和原料？资源如何调配？哪些生产优先？都需要该组织进行统一调配。到1945年，这一机构的工作人员达2.5万，是美国战时最大的非军事机构。仅是每天消耗的纸张，就相当于一个大城市发行报纸的用纸量。没有该机构的批准，哪怕是一枚别针，也没人有权力生产。因此，在二战期间，整个美国几乎看不到任何新的房子、汽车、卡车、轮胎、家电、电话或收音机等等（注释：引自《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经济篇）》）。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集体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资源匮乏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可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优点，规避市场经济的缺点。但是，当资源匮乏缓解之后，若继续以计划经济为主，其缺点就会暴露无遗。试想，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要靠上层一条条指令去完成，那将是灾难，必会导致市场功能的彻底丧失，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下降及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创新功能的停滞，供求的严重脱节和宏观经济比例的失调，并进一步孳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甚至会形成大量权力腐败，前苏联就曾出现了上述情况。

　　在理解市场和计划方面，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时曾讲过一段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段话极具现实和实践意义，并道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打破了过去很多年的主流传统认识。事实上，从古至今都有市场，封建社会的市场我们从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清晰看出。

　　改革开放打破了思想的藩篱后，我国经济又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除了因为我国有足够含金量的生产要素外，就是我国适时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原因。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如今我国已发展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体。据最新数据，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占比已超60%，税收贡献超过50%，GDP所占比重超过60%，就业贡献更是高达80%以上。

　　马克思曾经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近几年，社会上和学术界关于经济、政治体制等改革的争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过去三十多年当中，由于我国经济基础相较改革开放前已发生重大变化，若此时不能提出涵盖更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多元化，就可能影响到上层建筑的稳定，从而动摇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

　　最近几年，随着私有资本的发展壮大，过去政策上对私有资本放开的领域已无法容纳和适应私有资本发展。然而，由于缺乏有组织、专业性的对外兼并能力，我国私有资本对外输出也举步维艰。相比私有资本，由于在一些国家战略领域处于垄断地位、更加受到政策支持和保护等原因，国有资本在过去十余年中发展迅猛，不断壮大、增值。同时，由于和政府沟通顺畅，且受到政府政策的鼎力支持，国有企业在进行对外资本输出时也更为如鱼得水。如此对比下，近年就不断生出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与放开国家战略产业的声音。

　　私有化国企自然不可取，原因这里不作过多赘述，只需看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即有基本判断。更何况，我国国有企业近些年发展状况良好，对保障民生、稳定国民经济和对外投资输出、市场拓展等，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私有化国企虽不可取，但私有资本所面临的发展空间狭小问题却亟需解决。若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我国经济必将面临私有资本外流甚至萎缩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对中国经济来说显然是系统性且不可承受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又要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混合所有制就是最好的发展模式。相比过去，个人认为新模式有如下七个方面优势：

　　一、利于社会各界凝聚共识。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各利益层面由于利益取向存在较大差异，争论声音较多，而且观点也大相径庭，大多数观点都是站在自己立场的自说自话，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共识的凝聚。《决定》出台后，其最大程度的包容性，让社会各界都可从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和方向。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的确立，对各方都起到了极大包容性作用，这会促使社会各界摈弃争议，凝聚共识。

　　二、利于多种资本形式拧成一股绳。

　　过去数年当中，国资企业、民资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在政策待遇上的差异，使得国资和民资逐渐形成了彼此的分力，双方大有形成各自利益集团、自说自话的趋势。长此以往，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资本矛盾会不断加深，不利于经济合力的形成。当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共识，这种争论就开始显得不太合时宜，同时也能有效对冲利益集团的形成趋势。事实上，各方完全可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创新，使得各种所有制的资本能在项目运作时拧成一股绳，形成资本的合力，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一国经济的竞争力。

　　三、利于国资、民资和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发展壮大及触角拓展。

　　经此改革，国资可通过参股民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将触角伸到国家非战略领域发展；相反，民资、集体所有制资本或外资也可通过参股国有企业，从而获得参与国家战略产业投资建设的机会。这种彼此拓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和资本发展壮大的过程。整体来看，利于国家资本实力的增加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利于中国对外资本的输出。

　　过去十多年当中，我国资本输出虽有较快增长，但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在对外资本输出时，都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困难。国企面临的很多困难是，一些国家拒绝国有资本参与某些领域或行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如此；私营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对外部投资环境研究得不够，缺少相关研究机构作为投资智囊，如此导致不少私有资本输出案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未来，混合所有制模式下，上述两个问题都能得到更好解决。特别是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如果再融入一些国际资本，将更加利于我国资本的对外输出。

　　五、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中国。

　　混合所有制意味着市场更加开放，境外资本将获得和中国资本同样的投资资格，中国各个领域都可以成为国际资本的投资目标。考虑到中国的市场发展潜力，此必会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投资。而成为国际化的投资平台，才会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基于此，继续改革开放，向国际资本张开怀抱，容纳并蓄才是正确的方向。只是，为了避免战略行业被境外资本控制，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国家经济的战略安全。

　　六、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更加没有界限，资本的依法自由流动有利于生产要素活性的调动。通过调动更多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循环，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并进而提高发展的质量。

　　七、利于产业升级。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设，国有资本、私有资本、集体所有制资本和境外资本的互相渗透，必将提高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用效率。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期，加快投资创新和提高投资效率，显然会促进产业的加速升级。

　　混合所有制将确立中国的体制优势

　　多年前，笔者曾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有个基本判断，即：21世纪上半叶，人类世界将迎来又一次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秩序重组。而且，这次重组后，世界秩序稳定的时间将会更长。正是基于这一点，这次重组对人类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在这次世界秩序重组中，谁能更多地调动生产要素、更好地调节生产关系、更快地调和社会矛盾、更多地凝聚国内和国际共识、更好地管控各方分歧，谁就将成为下一轮秩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2008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各国的“经”都太好念。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此次危机本身是因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信用体系紊乱造成的，所以问题也最为严重。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危机是1929年经济大崩溃以来对西方国家冲击最为严重的一次。

　　自2008年危机伊始至今已过去五年有余，在此期间的世界并不消停，爆发过迪拜危机，又从迪拜传导到“欧猪四国”，形成主权债务危机，甚至还出现了局部的战争和冲突。各国也从2008年的协同救市，到最近两三年再难达成一致共识，世界明显进入了加速变化期。在此变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因经济危机造成的骚乱数不胜数，无论是世界最大的都市纽约，还是欧洲的金融之都伦敦，都爆发过较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甚至，“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度席卷全球。

　　从这些博弈、冲突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加速崩溃，社会也正在发生重大变革。随着原有体系的崩溃，新的体系也将诞生。可以预见，未来谁能最先重组出更具包容性、更能激发社会活力、更适合未来社会发展的经济模式，谁就有望率先重新回到发展的正轨，引领世界发展。

　　客观地分析当今世界，有实力重组、构建新经济体系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只有三个：美国、中国和欧盟。至于其他国家，只能围绕三者而转。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各国都不断作出调整。最初的联合救市，本质上是大国为了赢得更多战略缓冲时间而做的短暂妥协。该妥协也仅仅持续一年有余，就爆发了再难达成共识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的世界，可以看到的是单个国家之间或与国家联盟之间进行的多层面协商与合作，基本很难看到大范围的普遍共识。

　　美国在危机后的调整非常大，在经济层面作出了包括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调整会计准则等手段，甚至国家的地缘战略也跟着作了调整，开始由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战略转移。但是，纵观美国的种种调整政策，或是针对现有体系的修补、调整，或是进行泡沫化进行掩盖，总之没有任何本质性的改革，没有经济运行模式的创新。

　　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外交几乎被国务卿希拉里一人把持；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美国财政陷入困局，甚至连APEC峰会都难以出席。由于前任总统小布什给奥巴马政府留下了巨大的债务黑洞，导致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基本上被国内经济问题所束缚。虽然通过债务转嫁对金融机构进行了去杠杆化，但这些债务被大量转成了政府债，这又直接导致奥巴马第二任期财政的捉襟见肘。两党因预算在国会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奥巴马唯一可怜的政绩——为数千万无医疗保障的平民争取的一点医疗保障权利都可被“扔来扔去”。

　　五年多来，本来贫富差距就非常巨大的美国，不但未能弥合这种差距，反而在不断扩大。量化宽松虽然暂时稳住了美国经济，让道琼斯指数创了历史新高，但却让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增长了300%。量化宽松事实上成了华尔街富人们的盛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一组股市数据上看出端倪：2009年至2013年，以蒂芙尼、LV和Coach为代表的奢侈品公司的等权重指数增幅为5-6倍，而梅西百货、科尔百货以及彭尼百货等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零售公司却仅提高了1倍左右。

　　据媒体报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量化宽松赢家和输家的分析报告，报告表明，量化宽松的大赢家是美国、英国和各欧元区的政府，他们的债务成本减少了，央行利润增加了。大输家则是普通百姓，2007年至2012年美国家庭利息收入净亏损累计达3600亿美元。此外麦肯锡还得出了三项结论：1.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大公司由于削减债务成本而获得7100亿美元的利润；2.美国的银行由于扩大了其借贷成本和放贷额之间的差距而成为赢家；3.最大的输家可能是保险公司，他们投资的收益赶不上支付给长期储户的支出，如果低利率再持续几年，许多保险公司可能会关门。

　　美国及欧元区的政府真的从中获益了吗？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其政府的债务在经济危机后都有增无减。那么，量化宽松的货币都去哪儿了呢？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知名投资分析师麦嘉华(MarcFaber)认为，在美国无限量地QE时期，美联储大规模释放的零成本钞票推高了原油汽油等日常必需品价格，也推高了资产价格，由于大多数人并没直接持有股票，所以大多数人都无法从资产价格上涨中获益。据其计算，QE只能让占总人口约3%的人受益。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美国量化宽松的资金基本都去了投资机构，推高了资产价格，虽然暂时调节了资产负债表，但却直接拉大了贫富差距。

　　至于美国看起来越来越好的就业数据，很大原因是因为失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3年10月22日公布的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有3.16亿人口，2013年9月，适龄劳动人口中约有9060.9万人退出劳动力大军。而这一数据在2011年底还只有8846万，不到两年时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又增加了214.9万。在2007年底，这一数字还只有7923万。近6年时间，美国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口增加近1138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2013年10月仅为62.8%，降至35年新低。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2011年12月的失业率为8.5%，失业人口为1310万，到2013年11月份失业率降至7%，失业人口为1090万，近两年时间失业人口减少220万，就业人口净增159.6万，两者合计比退出劳动力市场的214.9万多164.7万。这意味着，美国真实失业率情况比统计数字要大很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未能如期退出QE的根本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美国在经济制度上无任何创新可言，其对现有制度的修补并未改善内部的经济环境，也未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就业总岗位比危机前减少了250万个，而人口却增加了1500万。现在的一切，不过是暂时掩盖了问题而已。可以预见，未来十余年的时间美国的消费都不可能复苏，在投资基本饱和且占GDP规模比例过小的情况下，加大投资也不能让美国经济有太大起色。更何况，现在的美国也根本没有新的增长点吸引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投资，仅靠股市的资本空转根本难以持久。

　　欧盟的情况虽与美国有所不同，但却更加复杂。欧盟内部虽然整体上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政府、军队和外交。而且，各国之间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自欧债危机以来，以德、法为首的大国，正在通过对危机国家的经济救助而交换其国家的权力。虽然此举能一定程度地加速欧盟走向集权，但以现在的格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经济模式而言，迄今也并未看出有新模式的雏形。

　　与欧美相比，中国则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群策群力，改革进程明显加速，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勾勒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从《决定》勾勒出的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但给了中国社会内部各方一个稳定发展的预期，也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对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更因此稳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良好预期。《决定》中不但大胆地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创造性地将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确立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在近几年加大了保障民生投资，加强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一切都给进一步深化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经此改革，包括国有、私有、集体以及国际上的各路资本，均可利用我国的平台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如此当然就会活跃中国经济，带动中国的继续发展，中国也将拥有调动更多经济资源的能力。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和欧盟都仍未协调好资本与国家、资本与资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几股力量并未形成万众一心的合力。如此一来，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就能取得对美、对欧的优势。中国只要能继续在此方向上进行制度创新，形成体系性的优势，那么十年后这种模式优势将形成巨大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本质上就是体制优势。

　　笔者相信，沿着现在的方向前进，十年后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找到制度自信，并能立足于现有制度继续开拓、创新，并最终构成对西方的惯性优势。

　　混合所有制经济面临的挑战

　　“万里之行，成于罗盘”，如今我们有了制度创新的政策方向，但这并不是全部。因为，还有“千里之行,积于跬步”。我们除了要坚持正确方向外，还要一点点地去进行制度创新、建设，还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检验，并根据实践过程中总结的经验进行微调。这些未来开展的工作，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是前人所不曾走过的路，没有成功经验和案例可以参照。

　　就当前现实来看，笔者认为有三方面是眼下就将面临的挑战：

　　一、国有资本、私有资本互相参股的制度建设挑战。

　　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虽然都具有资本运行的共性，而且这种共性也是它们之间彼此合作和互相参股的基础。但是，由于所有制不同，两者又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如何求同存异，如何彼此合作、同化和融合，就成为新模式所面临的第一个巨大挑战。

　　关于这个挑战，中国首富王建林先生就首先点了出来。他在2013年12月中旬在南宁表示，多家央企负责人找到他进行初步洽谈互相参股事宜，他说“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国资和民资如何进行互相参股、融合？这种挑战绝非简单几句话就能解决，而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双方如果都抱着拿钱帮对方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彼此互利的融合的。

　　在笔者看来，并非所有领域都适合国企控股，也并非所有领域都适合私企控股，国资和私有资本各有所长，资源优势也有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哪些领域应该由国资多主导，哪些领域私有资本多掌控，哪些领域又是相对可以较为自由进行探索。把这些搞清楚了，那么政府在出台指导意见时就能有的放矢，就能轻松地、有建设性地进行引导，并据此逐渐建立起与现实相适应的制度。

　　考虑到现实情况，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存在一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过去我国的历史现实造成的。要消除这种不信任，就必须在对现有制度方向进行细化，并根据发展情况逐渐建立起配套的法律，保护好各方的利益。只有形成了法律制度框架，并能依此规则行事，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才能逐渐构成信任体系，也才能真正实现互惠互利的有效融合。

　　二、腐败问题。

　　毋庸讳言，腐败问题是困扰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过去，由于相关负责人的徇私枉法，国有资产流失的事件并不鲜见。可以预见，未来随着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徇私枉法的事件一定还会出现。那么，拥有权力的相关负责人，会不会通过互相参股、控股，通过经营或股权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呢？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混合所有制的推广就面临着如何杜绝利益输送的情况发生，如何避免因此而孳生腐败。

　　客观地说，如果腐败问题解决不好，混合所有制就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因为互相参股意味着多了很多利益输送的通道和机会，这些通道和机会若得不到有效监控，那将成为国资的灾难，不但不能形成国家的资本合力，还可能变成腐败的盛宴。因此，如何防腐、反腐，也是混合所有制推进建设的重大挑战之一。

　　三、平等问题。

　　过去，由于国企和私企主要经营的领域重叠性相对较小，所以国企和私企虽然存在着竞争不平等的问题，但显现得并不严重。而且，由于私营企业经营相对更为灵活，很多领域国有企业反而竞争不过私营企业。随着政策放得更开，国企和私企经营领域会越来越趋于重叠，如此再不解决竞争不平等问题，就会阻碍市场发展。更何况，未来还会增加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这就更应该在制度上逐渐确立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同等地位。

　　客观上，只有在法律上和政策上确立了它们的平等地位，才能加速它们之间的融合速度，也就能更加促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从而逐渐构建出我们体制上的优势。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转型探讨

　　过去十多年，国有企业的确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做大做强，承担了主要对外投资的任务，在民生改善上也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让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如形成了局部利益，滋生了不少腐败，在社会责任上时有懈怠甚至与民争利等，都是多被社会舆论诟病的点。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阐述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根据《决定》的精神，个人认为国企改革应在三个着眼点上下功夫。

　　一、国企资产管理应由行业、产业管理转向资本管理。

　　一直以来，我们对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是基于对行业、产业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产规模不是很大，金融、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时是合适的。但是，随着资产规模的快速膨胀，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与成熟，若继续基于行业、产业地进行管理，不但会影响生产效率，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企业经营的混乱。

　　这就像一家公司经过发展，产业增多，公司就需要将不同的产业独立出去，并成立集团公司对其进行间接管理而非直接插手。当企业继续发展下去，就必然形成资本管理并逐渐退出一线经营。国有资本的道理也是一样，随着国有资产的不断增值，就必须升级管理方式。

　　如今，国有资产已超过百万亿，若继续事无巨细地参与管理行业、产业，参与企业的直接经营，当国有资产达到数百万亿甚至上千万亿时，就可能因为资产规模过于庞大而可能无法有效管理的困局。如非硬着插手，不但管理成本非常高昂，也必然会使得企业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而难以生存。

　　升级的办法，就是转换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即转对行业、产业的管理为对资本的管理。更直白地说，就是国有资本逐渐退出微观经营领域，将企业交给社会，而国有资本只需要拿到合理的资本收益，并根据企业经营情况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即可。当然，这又涉及到了下面的第二个着眼点。

　　二、国企应进行社会化转型。

　　随着我国所有制的多元化，作为经济基本单元的企业，必将会经历公有制、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外资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并存的阶段，但最终必然会形成混合所有制占据主流的格局。未来大型的企业，无论最初是私企、国企、外企独资企业、或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最终必然都会因为股份制改革而变成社会化企业。资本的不断流动，股权的不断转移，则会让这些社会化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必是未来我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所有制形式，是未来较为长期的发展方向。

　　如此一来，无论是国企、私企、集体所有制企业、外资企业，一旦变成了社会化的股份制企业，就必然面临社会化企业的转型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未来的企业都是社会化企业，而不再分国企、私企、外商独资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只是不同的企业在股权方面会有不同的配置而已。

　　社会化的企业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监管体系，那意味着资方对企业的彻底失控，也意味着企业可能被少数几个管理层所绑架。对企业进行社会化转型，必须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建立适合发展的现代化企业制度。这种制度的建设包括资本对企业的监督制度、企业经理人制度、法制化的监管体系、企业的社会角色转变等等。

　　个人认为，针对这种方向，完全可以将一些企业的重要岗位逐渐面向社会开放，让企业内外的人均有机会成为社会型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某些特殊岗位的任命完全可以进行公开竞选，有相应任期，实施目标控制和经理责任制。

　　三、国资收益应全民共享。

　　国企近些年被诟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有企业虽然发展做大了，但其发展所得的收益老百姓却基本未能享受到，而在经营过程中，与民争利和企业腐败的情况屡有发生，国企待遇好于私企也是普遍情况。这些，都成了被社会舆论诟病焦点。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国资将来有丧失群众基础从而失去合法地位的风险，真到那一步将是中国的一场灾难。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将国有资产的增值部分拿出来，转到社保和公共财政由全民共享，一旦国资的部分收益最终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那么国资的合法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而且，从法理角度说，国有资产属全民所有，其收益全民共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也有明确表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综上所述，我国在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方面已经开始走向正轨，这是未来我国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制度源泉，也是中华民崛起，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保障。我们需要在新的方向上，不断努力进行开拓、创新。对于个人，则需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据此逐渐构建自己的舞台，从而实现人生价值，与国家一起成长、壮大。相信这一次的制度创新，会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成长机会，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也帮助个体实现其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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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可以看出，集体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资源匮乏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可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优点，规避市场经济的缺点。但是，当资源匮乏缓解之后，若继续以计划经济为主，其缺点就会暴露无遗。试想，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要靠上层一条条指令去完成，那将是灾难，必会导致市场功能的彻底丧失，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下降及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创新功能的停滞，供求的严重脱节和宏观经济比例的失调，并进一步孳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甚至会形成大量权力腐败，前苏联就曾出现了上述情况。_______这一段显然是作者唯心主义的结论，很有点儿欲加之罪、颠倒黑白的味道！建立在这种论据上的理论显然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