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中国官员为什么频频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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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下午4时许，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巡视员赵纪来从20层坠楼。公安机关在赵纪来办公室内勘查时发现一份疑似遗书碎片，已基本复原，证实为本人笔迹。遗书称：我患甲状腺癌已数年，现肺部又出现阴影，近段又严重失眠，肝部也隐痛，为不让组织和家庭及本人麻烦和受累，我决定走了。请组织谅解，我没做一件对不起组织和违反法纪的事。（31日杭州网讯）

　　近期官员自杀的事件频频发生，被媒体披露类似的遗书也不少。如：7月26日，湖北省国资委省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王运清生前留有遗书，称“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此前，7月8日，河南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在办公室留下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7月9日自杀的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也在遗书称“身患多种疾病，常感不适，只能自我解脱。”

　　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7月30日，今年已有至少32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最近一个月死亡案例比较密集：6月30日至7月30日，至少有8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6人确定为自杀。一直令人羡慕的官员群体，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高危”群体。对于官员自杀，中国公众的关注点往往首先将其聚焦到“腐败”上，而官方则更倾向于关注该群体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更深层次的反思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导致官员自杀现象越来越多？

　　抑郁症和不堪病痛折磨，被当地政府频频用于解释官员自杀的原因，公众对此已经产生信任疲惫。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但倘若都像这些官员这样“不堪病痛折磨”自杀了，那医生们还能活下去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抑郁症不能作为官员自杀的主因，也绝对不能一遇到需要解释官员自杀，就贴上了“病痛”这个标签，因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不信了。

　　官员自杀频发到底为什么？官员死亡，有两个原因，一是确实活不下去了，二是“自杀”比活下去更有好处。相关部门有意或者无意不透露详细信息的行为，只让公众明白了官员有可能是活不下去了，而无法排除后者，也就是用“自杀”换取更多的好处。现在反腐斗争日益形成高压形势，问题官员内心的恐惧与压力是真实存在的，部分腐败官员甚至风声鹤唳、寝不安席。相当一部分问题官员自知死罪难逃，想把线索中断，保护更多的既得利益者。当反腐巨浪袭来时，丢命保财、丢卒保车成为权衡利弊之后的“明智”选择。

　　我国刑诉法有这样的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诉讼就会停止，就不会再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说，由于贪官自杀，案件无法继续调查，更无法进入法律程序，往往就会不了了之。实践中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比如中国银行益阳市分行原行长朱国勋在益阳市看守所自杀后，益阳市检察院只得撤销了对朱的立案决定书。也就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空子”，许多官员采用自杀手段“丢车保帅”，掐断案件线索，使调查无法进行。

　　人说“好亡不如赖活”，贪官之所以要选择自杀身亡，那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在成本与收益权衡之下作出的无奈选择。如果不自杀，案件就可能一直深挖下去，到时不仅身陷牢狱，还得身败名裂，所得赃款悉数被追缴。在案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时自杀，不仅能保住名誉，身后哀荣备至，更重要的能为家属保住那一份极重的赃产。一个人死了，随便什么人就再也撬不开他的嘴，有关部门也就无法再查下去。死人是最可靠的保险箱，贪来的钱统统保住了，都归自己的老婆子女所有，也算是自己当丈夫、做父母的“尽了责”……一句话，“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梳理2003 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大多数官员的自杀原因未彻底查清，很多只是寥寥数语带过，自此再无下文。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明显向左，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旦发生公职人员自杀事件，政府和媒体往往将之作为重点事件深入挖掘，务必给社会一个完整真实的交代。如2003 年香港职员张之琛自杀后，特区政府立即展开深入调查，并公布遗书等佐证材料，使民众充分了解其自杀的原因。相对而言，中国的公职人员自杀，则很多是一笔糊涂账。

　　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都带来了直接危害，是一种全输结果。而要从根本上破解官员自杀问题，最根本的还必须从政治生态、特别是内部政治生态的改善方面入手，这就要求权力完全在阳光下运作。虽然官员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如压力过大、道德腐化等，但归根到底，还是政治系统运行相对封闭带来的“潜压力”。唯有让权力置于阳光下，才能去除官员身上背负的潜压力。否则，一次次“抑郁自杀”的判定，看似能迅速终结当地政府的巨大压力，却永远阻止不了下一个自杀的官员。

biosoul

怕死不是共产党员

qysyp

死者为大，以生命做为代价是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