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习总主导中国改革改革春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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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12月31日发表新年贺词，宣示在2014年里，中国将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央视播出这段新年贺词，画面中，习近平坐在偌大的办公桌前，身后有长城画，国旗与书架，民众纷纷猜测这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第一次曝光。习近平在简短的新年贺词中用了182字谈及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月宣布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如外界所料确定由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领导。据新华社报道，改革领导小组将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中共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此外，小组也将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中国这次设立的改革领导小组有别于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当年纯粹是为了推动经济改革，如今应该是要展开综合性的全面改革，因此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只能由习近平担任。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亲掌改革领导小组，有利于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超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权力越大，也意味着责任越大，

　　据新华社报道，12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仅决定了习近平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会议重点听取了中纪委2013年的反腐工作汇报，并再次强调“习八条”和“打虎”，并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毫不手软惩治腐败，形成震慑”，将“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此前一天，12月29日，长期在四川任职的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落马，成为继前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前副省长郭永祥之后，四川被打掉的第三个“老虎”。随着反腐的进一步进入，相信还会有更多的高官被查处。此前，12月25日，新华网头条报道：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此文件特别突出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就在新华网头条发表这一规定之后不到一小时，来自中组部消息证实，李东生被正式免职。李东生是目前落马的第一个最高级别政法委高官，并且是从宣传口跨界“转行”到政法系统的正部级高官。要动这样特殊的高官，没有超常的勇气和魄力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上任以来，以打“老虎”和“苍蝇”为突破口，试图扭转过去数十年来失去的党心和民心。习近平多次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习近平许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当然，仅仅反腐是不够的，也不可能左右逢源赢得民心。对于执政党内各个利益集团来说，一个受人民欢迎拥护的领导人并非一件坏事。然而，一个真正受人民欢迎拥护的领导人，未必会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欢迎拥护，习近平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将是他未来执政最大的变数和挑战。

　　习近平被老少派系左右势力推举到执政党最高位，毫无疑问要为其守住既得和未得的各种利益。如果习近平一心维护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苦等数十年的绝大多数人民还会继续等下去吗？如果习近平回应绝大多数人民的诉求，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各个利益集团能否做出姿态让出利益？显然都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

　　江胡时代，各个利益集团对自己的核心利益日趋明朗，并在如何保护既得利益方面有着心照不宣的高度共识。习近平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跨越各个利益集团的羁绊，打破政治禁忌，大胆启用一批良心未泯、政治理想尚存、有能力有抱负又相对干净的官员来共创未来的改革伟业，否则，他的步伐依旧很难迈出中南海的大门。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胡耀邦、赵紫阳正是通过拨乱反正、清理文革“三种人”，顺势让那些改革立场坚定的官员脱颖而出，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储备了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没有整个官僚队伍的清洗更替，即使习近平有满腔热血和远见卓识，其宏伟蓝图也将毁在那些既贪婪又无能的庸官之手。

　　当前中国社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而当今中国，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改革势必会遭到各个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敛财的庞大群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脱离了初始的运行轨道，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速崛起了一批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群众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看不到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受到惩处、民间疾苦得到关怀，从而加重了对执政者的失望和抱怨！

　　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去夺取政权，每一次又都被暴力革命所推翻。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灭国。

　　历史的教训一再警示，中国能否从暴力革命的历史周期律中走出来，完全取决于执政者，取决于执政者的战略眼光和博大胸怀。中国社会能否和谐稳定人民安康，也完全取决于执政者是否真正还政于民接受监督，如果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格局，绝大多数人既享受不到繁荣和发展的成果，也没有任何政治话语权，中国很快又会陷入相同的动荡中！正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所感慨：“改革没有突破，政局必有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