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中国未来的改革开门见山

大参考

　　【时局：中国未来的改革开门见山】

　　当下，时局如迷雾，很多人因为看不清未来而纷纷移民或者正在移民的道路上。在我看来，未来中国的改革其实开门见山得很，按改革的路线和顺序图就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这个顺序一点也不能偏离，一旦偏离就是社会灾难。尤其在贫富两极分化既已非常巨大的当下，如果出现偏离和差池，比如让民主政治走在了市场经济的前面，那就是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大破坏大停滞大倒退时代到来。其实，各种浮在表面的现象只不过是大江大海奔腾中的浪花，浪花下面的暗流潜流才真正决定潮流的方向。

　　很多人把民主政治当成解决一切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万应灵丹狗皮膏药，事实上没有经济自由，民主政治就是空中楼阁。我这个判断既源于对世界民主历史的考察，也缘于对中国三十年来写在法律上的村民民主的考察。理想主义者不顾一切现实约束条件直奔目的，带来的往往是灾难；现实主义者克服重重障碍点滴推进，虽处处令人不满，但日积月累终有所成。

　　2013年10月21日10月21日11:44，我在腾讯微博上写道：“事物发展不是你我想怎样就怎样，也非他他他想怎样就怎样。这条路它自己走不下去，地方无度「请客」（借债）、中央买单，最后中央买不起单（不能无限超发货币）。最后就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纷纷移民，但我看民企好日子刚开始甚至还未正式开始。” 11:59，我进中国青年报的伯乐兼领导、现腾讯网常务副总编李方给了我一个令我十分鼓舞的很高的评价：“大焕一向预言准确，这次继续看好。”

　　10月22日，我继续写道：“‘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来自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之个人声明?，此论深得吾心。以我对村民民主的观察，认为没有经济自由为前提，民主宪政根本是空中楼阁。此论与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如出一辙。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而财产不私有，地方无度请客（借债），中央买不起单！这是我对未来有信心的原因。规律在起作用，谁说了都不算！”垄断国企的情形类似。

　　10月23日，我再次写道：“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一段时期以来我把当代中国村民民主喻之为让太监谈恋爱，柏拉图精神恋爱，折腾人嘛！还有一个词不好听，我就不用了。”

　　村民民主之不能成功，根本的就在于土地、农房等财产不自由。而土地、农房等财产不自由，又给了地方政府无度征地、无度借债的基本工具和杠杆。因此，我的判断是，哪怕仅仅从防范地方债的角度出发，土地改革也是必然的。

　　而当下中国，面临着农业严重过剩、工业严重过剩的难题，下一步惟有大力发展服务业。而不论是遏制不住的垄断央企的跑冒滴漏和过度扩张问题，还是要发展服务业，打破一切行政垄断，开放自由市场，同时建立起法治框架，保障市场自由和竞争公平，就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市场经济和法治保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前提下，权力足够小，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都足够低，民主政治才成为可能。

　　2013年10月26日15:35，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召开，日前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所谓“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报告指出，今后几年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新一轮改革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措施是推动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的“三位一体”改革。报告认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报告具体提出了涉及上述八大领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一是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二是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

　　除了为改革制定“路线图”，报告还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建议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2013年至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年至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至2020年的远期改革。

　　市场经济，法治保障；垄断行业改革、土地改革，尽在其中。当然，集体土地入市，如何入市？还未看到全文。本期“大焕视界”最后一部分将专文论述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入市”前景。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司法将成引人关注的一环，重点是：1将地方法院彻底从地方政府权力中脱离，实现司法独立，取消地方政府对地方法院的人事任命、财政预算等权限，改由中央直接统筹管理。2反腐方面，将反贪局、纪委等从政府管辖中剥离，形成独立监督系统。

　　颇具意味的是，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10月24日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再度谈及两岸关系，谈及两岸领导人是否有机会会面以及在哪些场合、又须具备哪些条件时，马英九说，这个问题最近常常被讨论，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如果两岸领导人要会面，一定是在我方有需要、人民能支持，同时是在一种“对等尊严”的状态下才有可能（中新网10月25日电）。10月26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下个月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主要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相信大陆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必将为两岸经济合作乃至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更宽广的空间和更有利的条件。（新华网南宁10月26日电）

　　中国不可能自外于世界文明之外，不可能离开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发展。开放年代，中国没有回头路。当下，正是见证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变革的时代，几千年治乱循环的历史将在我们这一两代人手中终结。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改革和开放，缺的不是勇气，而是智慧。找到改革循序渐进的道路，就是智慧。找到了道路然后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勇气。改革的关键阻力，不是所谓利益集团，而是智慧缺乏。古今中外，人类不必害怕“利益集团”，怕的恰恰是“利益集团”不稳定，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引车卖浆者流，人人停留在最底层的衣食住行等生理需求和次底层的安全需求上！此情此景，人与动物何异哉？

　　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改革的浪潮会惊涛拍岸。重复一下我一段时期以来多次强调过的观点：

　　垄断企业的好日子不长了，机关干部的好日子不长了，新一轮官员下海潮即将启幕；

　　中国经济要么在旧模式下低质低速发展（低质高速的道路已经远去），要么在全面开放改革的新模式下高质高速发展，没有第三条道路；

　　全民创富的时代渐行渐近。表达和言论自由在互联网背景下水到渠成。

　　在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的自然环境会越来越好。

　　……（2013年10月26日星期六）

　　【财富：三中全会两个底线下的楼市政策预测】

　　尽管预测未来是一件相当繁难并且相当冒险的事情，但正确的预见往往更能够见证一个人的学识和判断能力，因此预测未来永远富于挑战和刺激，永远让人心醉神迷。其实，所有的未来都是过去和今天的延续或者变革，所有的未来在过去和今天的历史轨迹中都“有迹可寻”。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甩掉一切包袱，大胆预测一下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的楼市政策！

　　我们的“历史”从过去十年开始，我对未来的预测从外界盛传的新一轮改革具体设计者刘鹤开始。这位此前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对市场有着非常冷静和清晰的判断。《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刘鹤负责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之总结。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做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察与评论，尤其是正确地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所面临的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如此直面问题，非常坦诚和罕见！文章说，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过去十年，我们何尝不也是被民粹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所深深绑架，深陷大政府主义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一遇到市场波动，凯恩斯主义就大行其道，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仿佛经济是政府的提线木偶。甚至于否定市场经济的言论和行为甚嚣其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极左势力开始抬头，错误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破产了，导致中国近年来市场化改革与开放裹足不前，错失良机。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正是“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这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产物：经济上国进民退，大政府大福利主义抬头，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甚至近乎失控，国有企业扩张加剧但效益降低、跑冒滴漏现象重出江湖并且难以控制。蔑视法治、仇视民营企业家的舆论氛围抬头，搞得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移民潮加剧。

　　中国要继续向前发展而不是停滞和倒退，深化改革和开放就是不二选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关键转型期的重要会议——18届三中全会抱以期待。市场力量将重新站在中国舞台的最中央，走到哪里算哪里的摸石头过河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将是尊重市场、设立边界，建立法治环境下的信用、平等博弈。

　　在此大背景下，今后的中国要保持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有两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一是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尽管这个速度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的平均速度相比有所调低，但在国企红利、人口红利、低环境低要素资源低工资成本红利、政府主导型经济边际效率大幅度降低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要完成哪怕是7%的年增长率，都要比过去完成两位数的增长率难得多。如何创造更加开放的自由市场、更加法治化、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以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发展，是本届政府的重大历史使命。

　　另外一个底线是政府财政赤字不扩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时，应询介绍了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情况。他说，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选择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而是采取调结构、促改革的方式稳增长，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加强薄弱环节建设，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

　　不扩大赤字这个底线，应被视为本届中央政府必须严防死守的底线。过去那种“地方请客（无度借债）、中央买单”，中央最后通过印钞票向全社会转嫁责任的方式无法持续，变革是唯一出路。

　　在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农业严重过剩、服务业开放程度不够、培养服务业市场需要相当长时间持之以恒的法治和市场建设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是“以增长时间换改革空间”、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极其重要甚至关键力量。由此可知，过去那种简单粗暴迎合民粹的频繁行政调控手段将会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整体上的房价持续稳定上涨是主旋律。

　　同时，为了确保财政赤字不扩大，尤其是为了确保地方债务不致于失控，防范和减少城市和房地产建设中大规模铺张浪费的“鬼城”、“空城”现象，自下而上的约束力量就变得极其重要，土地市场的自由支配权、交易权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回到民众自己手里。房地产的银行去杠杆化也将得以加强，当下出现的“贷款难”将有可能得以持续，而不一定是一时之景观。

　　这种情形下的楼市攻略，信市场而不是信市长、信规律而不是信规划应该成为开发商、买房人和投资者的不二法门。“人聚财聚、人散财散”的城市化和楼市规律，是每一个与此相关的人们都要认真思考和学习的问题。（写于2013年10月11日，发表于10月15日左右腾讯房产专栏，网址http://t.cn/zRtitXf）

　　【土地改革专论：盘活农民资产 降低进城成本——土地银行是可能的吗？】

　　在《土地制度如何影响房价和鬼城——土地改革促使房价软着陆》一文里，我写道：“总体而言，土地私有会更节约用地。土地政策变化、将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个人和家庭以后，将会为楼价持续上涨、鬼城空城减少、经济逻辑回归市场逻辑奠定基础。届时，虽然楼价还在持续稳定上涨，但它已经变成一种良性上涨，因为到时农民和被拆迁户得到的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更高，时下地价补贴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那部分，大部分回到了农民手里，农民的购买力呈现几倍几十倍的上升，出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快于楼价上涨’的好势头。当然，这部分农民仍然局限于少数城镇或城郊农民，偏远地区的农民土地如何实现土地增值和财产性收入，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

　　今天这篇文章，谈偏远地区农民如何实现土地增值和财产性收入问题。说实话，这是一个连上帝都头疼的问题，更何况我不是上帝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在大量人口向少数地区和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过程中，供需逻辑是一个最基本、最顽强、对于土地和房价涨跌起最大作用的因素，人口流出地区土地和房屋贬值、人口流入地区土地和房屋升值，是任何人无法更改的价值规律。土地权利完全回归家庭和个人，其财产权增值部分主要体现在无需通过政府招商引资补贴工业（这也只是一部分村庄存在）上面，更普遍的是体现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权以后有可能通过自由转让、银行抵押等方式“变现”为可以随人流动的资产，让不动产动起来，从而“实现”农民土地、农房的财产权。但“可能变现”不等于一定能够变现，真正变现需要有买家接手，这样的买家有可能是农业大户，有可能是银行（土地抵押），有可能是城市里面功成名就隐者归来的人们。

　　但总有一部分偏远山乡的土地和房屋最终是无法实现市场交易的，而且它们的数量总和绝不在少数。它们最终的命运就是“大地还给大地，山川还给山川”。对于这类土地和房屋，我想就应该启动国家政策来“兜底”了。这个兜底政策是什么呢？就是退耕还林、退牧还林政策。通过国家赎买、国家雇人看护森林等方式，将一些薄田瘦亩还归自然，创造更加秀美的河山。这是整体上造福全中国人民的事业，由全国人民共同买单，理所当然。

　　新浪认证微博用户、农享网CEO“农业博士”2013年10月25日07：29一则微博写道：“台湾朋友说：台湾65岁以上农民可以领‘老农津贴’（不需要预先缴任何养老金），每月7000新台币（约1400元人民帀）。如土地休耕，一甲（15亩）一年补45000新台币（约9000元人民币）。农民的丧葬补助是一次153000（约30600人民帀）。如老两口又有一甲地，即使不干活，每月有3700元人民帀，在村生活无忧。”

　　老农津贴和丧葬补助可以循序渐进，土地休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补助却已是当务之急。

　　还有一个就是牵涉到农民自身的个体理性问题。即使土地和房屋能够自由买卖，他们是不是会不顾一切卖掉祖宗的田亩和房产，然后一头扎入城市呢？答案整体上是否定的。他们总得先到城市试探试探，看看能不能在城市生存下来，什么时候能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房子了，孩子能接过来上学了，老人也能够在城里养老了，他们才会把农村的土地放心大胆地流转出去。然后才会从此彻底告别农村。那些认为农民的土地和房屋不能私有化、否则农民就会失地又失业的“父爱主义”，纯粹是把农民当成了不懂趋利避害、不会自由选择的人和工具了。

　　看来“就地”实现偏远山乡农民的土地和房屋等“财产性收入”，螺丝壳里做道场，潜力不大，而且远水难解近渴，不知道何时能够变现的潜在交易，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农民进城需求。因此应该想想别的招数，围魏救赵，把着重点放在如何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上。城市化的真正主体是进城农民以及其他移居人口，他们是城市化中人口实现空间位移的大多数。目前，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惠及不到他们身上，包括孩子的上学、户籍、医疗和住房保障等等。多年来，城镇化已经积累了一笔巨大的欠账，欠了数亿人的安居、社保和公共服务费用，也欠了两代以上孩子的平等受教育权利。

　　据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介绍，过去20多年来城郊失地农民只占农民总人口的2%~3%，而城镇化意味着一个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要进城，但他们的地你又不需要，所以高额补偿只有那2%~3%的农民拿得到，大多数进城打工的农民拿不到。所谓城镇化利益分配最大的难点，难就难在这儿。旧式城镇化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进城农民早就已经在城市就业很多年了，你却不让人家在城市安居、不让人家在城市落户。（《新型城镇化探寻》，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2013年5月总第881期）

　　华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城市聚集区土地升值最主要的部分是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的，北京的土地会升值，是因为北京人口从几百万增加到几千万，是因为这么多外地人口到北京来就业、居住、消费带来的。如果北京永远都是500万人，你土地涨什么呢？按理说，这些土地升值的部分应该用在这些外来人口身上。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钱被别人用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的规划管制，这个地方是城市，可以发展建设用地，那个地方是农村，要保护耕地所以不准发展。所以说规划就是土地利益再分配，既然是这样，那么凭什么土地升值的收益要全都归你呢，就因为你家的位置好？所以他认为应该提土地征用中的公正补偿而不是全额补偿。比如在日韩土地是私有的，但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期，农业用地调成城市用地也会被认为是实现公共利益，所以他们讲要遵循公正补偿的原则，保证你征地前后土地价值不变。公正补偿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你要保证人家的财产和生计不因征地而变差。所以他们还有一个替地政策，就是征农地再补一块农地让你继续种。但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远郊开发区、西部地区、国家重点工程路过的穷乡僻壤都惨透了，钱补得极少，土地减少了又不补人家地。热点城市城郊城中村的补偿则越来越疯狂，越是钉子户加码得越厉害。热点城市城中村、城郊农民一补就是几千万，补了一户就意味着没钱去安排几十上百户农民进城。理想的情况，未来土地增值的主要收益，都要归到进城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上，而不是给政府盖大楼或者修大马路，不是给开发商暴利，不是让城中村的人一夜暴富。

　　他提出把地方政府、开发商、拆迁中一夜暴富的城中村和城郊村民、囤房中产“四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出来，让这些利益回到外来人口的身上。

　　华生说的是一个理想状态，真正要调整并不容易，不是利益集团有多么顽固，而是技术细节设计、实施和操作起来比理想设计要难得多。对于囤房中产，他们的成功也有冒险的成份在（其中在鬼城空城买房就必然面临亏本和空置的风险），同时如果没有这部分人的存在，城市将无房可租。而现在二手房交易的高额税费已经让政府分享了他们的收益。前几天我居住的北京东二环某小区，成交了一套920万元（原房东净得价款）191平米的房屋，在房价之外，光税收就缴了160万，中介费23万。这个税收，平均每平米达到8377元，比十年前该楼盘的平均房价7000多元还高！开发商囤房囤地的利益界定，同样非常难。

　　而即使政府收到了钱，再如何公平合理地重新分配到外来人口身上，是一个更加繁难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此情况下，最应该着手重新分配的，是城郊村和城中村的拆迁征地补偿。不妨采取留部分土地供村民自建或和开发商合建小面积的小产权房（未来可以先做物业税试点）等方式，既保证被拆迁征地农民征地前后土地价值不变或总体上有所升高、保证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品质提高，又能以市场化的方式为外来人口提供相对于商品房来说便宜得多的廉租房和廉价房（总价更低），为外来人口提供向上的阶梯。

　　对于一些“城市新发地”，类似于各国的“落脚城市”亦即农民进城的“中转城市”，构建没有城管的相对自由创业空间，当地村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给外来人口。

　　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是一步一个台阶逐渐向前的，让外来人口尤其是经济和技能底子都很差的外来人口，一步到位住得起（更别说买得起）中产房，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哪怕是今天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是不可能的！城市决策中不要害怕贫民窟，最重要的是不要阻碍进城人口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成长的自由空间，包括创业空间和在城市及其郊区或城市边缘地带积累财富（资产）的空间。小产权房合法化，可以提供信贷，降低外来人口进城成本；但收取物业税，取代一次性征收的土地出让金。

　　除此之外的拆迁征地补偿，采取分级、累进税收的方式，公平合理地让一部分回到公共财政。

　　而不论是征地、拆迁过程国的累进税，还是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的高额税收，都不应该成为单纯的地方税种，而应该成为中央和地方共同分享的税种。中央提取的部分，用于全方位建立健全覆盖全国（自然也包含大量城市新移民）的教育、医疗、基本养老保障。还有，就是匀出一定比例，建立土地银行，专门用于收储偏远地区农民退耕还林、退牧还林的土地。

　　未来中国有很多中小城市会出现空城鬼城现象，那部分长期空置的房子是个大问题。最近，英国利物浦为了把那些空置的房屋利用起来，推行了“1英镑购房计划”，政府将一些已经荒废了三十年，或者是原本要被拆除的房屋，以1英镑价格卖给那些希望拥有自己的住房、但以现实的收入难以踏入现有房产市场的百姓。条件是必须遵从有别于中国时下限购限贷的两限政策：必须从当地政府低息贷款3万英镑用于重新装修（必须贷款而不是像我们一样的限制贷款），至少住满5年后，才能重新对外出售（限住）。既盘活了闲置甚至可能废弃的资产，又解决了百姓的实际需求。以后，中国的鬼城空城可以如法炮制。（2013年10月15日——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