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韬：重读毛泽东

大参考

　　为什么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韩毓海的《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一书， 梳理了毛泽东56岁之前的人生轨迹，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的必然选择。

　　1923年，30岁的毛泽东出席党的三大时，首先提出了农民问题。他认为，湖南的工人数量少，但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共把农民发动起来，动员农民子弟入伍，就可以解决“党军”问题。90年后看当时的观点，可谓振聋发聩，一语惊醒天下人。几千年的中国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底层农民的问题。谁重视农民，谁才能得天下、安天下。

　　但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并不为中共高层所看重。中共高层是由一群出国归来的知识分子组成，而毛本人没上过大学，没出过书，也没留过洋，纯粹一个“农家子”、“土包子”。这有点像21世纪后的中国金融圈子，如果你没沾点洋墨水，几乎没有人理你。

　　在当时的中共“洋务派”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中国的农民是愚昧的，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组织。而毛泽东在长期实践和思考中却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认识：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乡绅阶层，已经逐渐堕落为土豪劣绅，成为榨取和破坏中国基层的毁坏性力量。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基层组织，国家进行社会动员只能依赖土豪劣绅。而土豪劣绅其实是官僚与基层土豪的结合体。所以，要重新改造中国，就必须建立农会等基层组织，首先打倒土豪劣绅。

　　按照当代学者的一些研究，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相伴的，是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这归因于政府启用了基层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作为“盈利性经纪人”。韩毓海的观点是，乡村劣绅，其实就是“包税人”。这些包税人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毒瘤。

　　实际上，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相互勾结的势力，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主要原因，它们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其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发现，并伴随了他一生的斗争。也正因为中国事实上长期存在着资产阶级，且资产阶级已经与官僚集团混为一体，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不能依靠资产阶级而必须依靠农民。

　　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各阶层分析》一文，已经对农民问题做了很详尽的分析。1927年3月，在对湖南农民进行了30多天的深入调查后，他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著作。5月份，毛泽东在广州番禺主持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半年后又在武汉开设讲习所。这些讲习所，孕育了后来的2800个农会。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是他理论上升到实践的具体表现。

　　尽管毛泽东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早期对自己的军队建设却并不重视。1927年国共分裂后，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方向上也一直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最早领导了武装起义，但他却先后两次次被免掉职务：

　　1929年6月，他因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被免职，免职的理由是有家长制作风。当年底，在福建古田会议后，他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1930年起，他因反对攻打大城市而屡被批评，1932年，在他终于带领军队打下大城市漳州后，被撤职。随后，他虽然成为政府的主席并主抓经济，但军队指挥权与他无关，军队在遭到一系列挫折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他才又重新成为指挥作战的领导人。

　　历史证明，毛泽东对于军队建设的观点是超前的，要在几年后才能被他的战友们领会和理解。当然，他对于战役指挥的高超能力，才是他赢得指战员拥戴的根本原因。从作战指挥的角度说，毛泽东无疑是天才的军事家。

　　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超前预测体现在他的经典著作《论持久战》中。这篇文章即使在近80年后重读，仍能带给人震撼的感觉。

　　书中讲了一个叫远藤三郎的故事，此人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7年作为战犯被关进东京监狱，一年后获释。1956年，他来到北京将其祖传军刀敬献给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让他顿悟日本战败之因，他由此对毛泽东敬佩得五体投地。

　　与绝大多数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军人的想法或许相似，本来远藤三郎对于日本战败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无论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综合国力上，日本都远胜于中国，所以日本的战败不是败于中国，而是军事战略上的失败。

　　但毛泽东的著作在战争之后次年就做出了判断：日本对华侵略是其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一体两翼”，即中国为体，向西北进攻苏联、向东南进军太平洋。在海洋和大陆上齐头并进，核心则在于快速灭亡中国大陆，为远期战略提供支持。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会遭到中国的顽强抵抗并陷入持久战而已。

　　在远藤三郎看来，中国的抵抗，拯救了苏联，拯救了美国，也拯救了日本。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抵抗，让日本顺利占领中国本土，则其经过准备势必会向西北进攻苏联、南下太平洋并继续攻击美国。那样日本最后将遭到覆灭式打击。

　　中国的未来命运，其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基本确定了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日本根本就不可能只占据东三省或华北就会停止，而是一定会占领全中国并继续南下。因此，不能指望国际调停，必须奋起抵抗。而抵抗的模式，则应该是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轻易不与日军发动正面战争。只要把日本拖住，进入持久抗战状态，则日本必败。

　　现在回想抗日战场，国民政府组织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阵地战（所谓会战），是否就一定必要呢？如果诱敌深入、拉长战线，在运动战中以多打少，在游击战中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会不会以更少的牺牲换来同样的结果呢？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国共两党的分歧，根本原因还是认识论的根本差异。比如，大家都在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1940年，钱穆在《国学大纲》中说，明朝政府“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傅斯年也认为，明朝应采取“先和满、再剿寇”的政策。这些观点，体现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攘外必先安内”。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如冯学荣）做的研究（如《日本为什么侵华》）也似乎在力图证明：日本人初占东三省，本无意要征服全中国，日本侵入华北乃至全面侵华，似乎是军方与政府的分裂乃至于受到中国的红潮影响，云云。

　　但李晓鹏的研究其实已经证明，满清入关并不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而是满清策划许久的长期战略。他们正是利用了明朝政府剿寇的时机侵入关内抢掠，一旦明朝大军逼近，则退回关内等待。你剿匪，他就进来骚扰；你想打，他就退回去等你内斗。如此消耗双方实力，在农民军即将取胜的时候，他们突然进关反戈一击。

　　同样，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和后来的发展势头来看，日本人侵占东三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意外，而是基于精心策划的。占东三省只是其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已，下一步则是要求华北自治。如果华北真的自治了，他们必然会从山东、广东和上海多个方向继续进逼，如果能不战而取中华大地，岂不最美。中国一旦变成日本的战争基地，中国和日本乃至世界会有什么未来呢？

　　从这个角度说说，民国政府在抗日问题上一开始就走错了。九一八之后，东三省就不该轻易放弃，应该集中兵力压制住关东军侵占东北。即便后来丢了东北，也该早日在华北地区设防，让其轻易不能进军华北。结果，张学良这个花花公子一枪未放丢了东北，日本人很快兵临北平城下，华北既失，济南一带的黄河渡口意义本来就不大了，等到日本人占据济南、登陆青岛，则沪宁一带必然门户大开。广州再失，中国半壁江山就已经不保。此时，最佳的策略究竟是阵地战还是运动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国军一次又一次大规模会战的结果，消耗了日军主力，却也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现在想来，如果任其拉长战线、在运动战中消耗敌军，难道不是最佳策略吗？

　　在对待抗日战争上的分歧，铸就了国共两党的政策取向，也决定了最终的人心向背。日本投降后不久，内战风云起，仅仅三年时间，江河易色，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时年才56岁。人口6亿的大中国，开始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来向前进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

　　（《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韩毓海/著。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