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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阴谋论盛行会异化中国大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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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29: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下舆论场有个奇特现象,“左”右之争持久不衰,几无共识,然而,只要涉及“阴谋论”,表现惊人一致,双方皆认为阴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且处于泛化过程中。当然,二者存在主体和指向上的差异。

  极左派所讲的阴谋论,原指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已延伸到所有不喜欢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原来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现在延伸到经济、文化乃至体育等领域,甚至从奥运会中寻找阴谋的蛛丝马迹;原来属于国家战略筹划与学者话题,现在是网民的公共话题。

  自由派所讲的阴谋论,主要指向党和政府,原来所讲的阴谋范围在政党政治,比如,国共战争时期共产党通过阴谋取胜,“文革”时期通过“引蛇出洞”打击知识分子。当下阴谋已经泛化为国家治理和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似乎党和政府是通过耍阴谋实行社会治理。

  阴谋论不是主流。对外,与G20会上的中国方案格格不入,对内,与政治规矩和“全面依法治国”有冲突。但阴谋论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全盘西化相结合,便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和危害。因此,亟需厘清原因,弄清危害,进而找到克服办法。

  一、阴谋论生成和蔓延主因

  阴谋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冷战时期,世界上盛行阴谋,一方面因为两大集团力量近于平衡,双方都想搞垮对方,又没有绝对优势,因而求助于阴谋;另一方面是两大集团之间横亘着有形无形的“柏林墙”,难于交流而无法通过显规则博弈,只能搞阴谋;再一方面是阴谋论可以支持话语系统,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靶子和炮弹,等等。

  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通过阳谋即可达成目的,便不必再搞阴谋。苏联瓦解,东欧剧变,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斗争向“文明冲突”的方向迁移,诞生于政治制度对抗基础上的阴谋随之弱化甚至消失。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深刻改变着国家关系与边界,很容易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传播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自不必搞阴谋。

  根本而言,人类文明的进步,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的力量构成和呈现方式。不能占领道义制高点,通过阴谋赢得的成效,会因大白于天下而前功尽弃,甚至瓦解基础。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阻止我南海宣传片在纽约广场播放?原因即在于此。

  那么,阴谋论为什么甚嚣尘上,甚至蔓延开去?主要原因:一是政治制度之争与文明冲突或道义之争存在差异,前者更强调目的性,因此构成阴谋论的逻辑起点,我们坚持的是前者。二是长达十年的“文革”,“揭批查”与告密、诬陷给民众打下深刻烙印,甚至成为一些人的思维惯性和生存法则。三是小农经济与儒家伦理基础上的潜规则,文化传统中的权谋思想,皆与阴谋论契合。四是正统和“大一统”与西方多元价值和政治碎片化存在很大差异,形成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形成误读。比如,美国电影把国会和五角大楼摧毁N次,如果换成中国首都,一定认为是阴谋。五是充斥银屏的宫廷戏与间谍剧反复强化大众认知,前者勾心斗角,后者阴谋致胜,青少年耳闻目染中形成凡事皆阴谋的价值观念,等等。

  二、阴谋论盛行危害甚大

  抑制思想和价值系统更新,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道义制高点不会出自阴谋。中国进入“最接近世界中心”的时候,开始参与规则制订。参与规则就必须遵循规则,一切皆为阴谋,必被人怀疑中国不喜显规则,更热衷潜规则,如此只能弱化道义力量,且中国越强大,招致猜疑就会越严重。西方一再要求中国遵循规则,认为我们不按规则出牌,将因此坐实。同时,由于阴谋论不以文明和野蛮为评价标准,而是以亲疏得失为原则,注定把一些国家赶到对手的阵营中去。规律表明,你把他当朋友,他不一定是你的朋友,你把他当敌人,他一定是敌人。

  羁绊大国道路,裹挟国家外交。大国要有大格局,包括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和话语系统。在刚刚过去的G20峰会上,习近平阐述中国方案时强调:“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是正道,问题是社会充斥阴谋论,注定冲击国家开放理论和外交政策策略。比如,我们的意识形态基本围绕美国建构,这合乎逻辑,但与其他国家碰撞也认定是美国阴谋,一定是冷战思维所致,这很容易把自己逼到死角。满眼里是敌人和阴谋,最终会四面楚歌。

  抑制大国国民塑造,扭曲民族思维和价值追求。大国需要大境界,而境界反映于方方面面。有个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好莱坞电影故事多为与外星人和自然灾害作斗争,基点是世界在美国领导得到拯救。我们的影视剧多为谍战剧、抗战神剧和宫廷争斗,二者比较,哪一种更反映大国境界?!阴谋论扭曲思维和价值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认定是阴谋,也便没有必要研究本源性问题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类似的现象有很多,比如说奥运会上升国旗出了瑕疵,某个电视剧用错了演员,都往阴谋上靠,如果看一下美国大学生演出齐唱《社会主义好》,演奏《闪闪的红星》,又该作何感想?诚然,由于政治生态和精神系统的差异,不能简单类比,但至少需要思考如何避免肤浅化、极端化。其实,阴谋论过盛的结果往往带来尴尬,最典型的是“郎平现象”,有人评价:“汉奸与英雄,只有一块金牌的距离”。看一下当年高喊“中国可以说不”的人,据说赚个盆满钵满后移民美国。所以,靠阴谋论吃饭者,必然挖空心思制造恐怖,目的是通过臆造敌人来维系自己在舆论场上的“温度”。最近,网上流传着《我为啥娶了个“丑女”还捐献450亿美元》的文字,号称扎克伯格回应中国网友,稍作辨析不难看出是假托,但其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很多中国人喜欢阴谋论,内心里就像疯长的杂草,就是不愿打开心灵的窗户接纳灿烂明媚的阳光。”

  非理性增强而人文精神受压,导致社会中戾气充斥。人类世界原本就是天使与魔鬼并存,这种情况下,心态、视角和思维方式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一个民族满眼里是阴谋,且以此决定自己价值判断和行为指向,久而久之必形成寓言中的“偷斧子”心态。看一下网络空间,有几个国家的网民像我们这样,文章尚未看明白就开骂;一个社会事件刚发生,政府处于社会突发事件尚处于过程中,就要求立即产生与主观臆断相一致的结论,否则就是搞阴谋;有几个国家的大学教授不做学问,不研究深层矛盾和问题,热衷于口水仗。所以,阴谋论盛行,必定导致强烈不信任,进而是戾气。

  为赖政、怠政提供托辞和遁路。没有比把责任归咎于敌人和自然灾害更简单的事情,就如同当年不认真反思“大跃进”的决策失误,而是以“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逼债予以搪塞。时至今日,有太多的人热衷此道,北京奥运会期间,有西方运动员戴口罩,认定这是西方阴谋,后来美国大使馆检测PM2.5,更是美帝国主义丑化分化中国的阴谋,甚至西方领导人到中国餐馆就餐,骆家辉作为美国大使到中国上任路上,因自己背包无人伴陪,全无“官威”而为是丑化中国官员,是阴谋,等等。如果我们总是把一些普通的社会行为往阴谋论上引,只能是为昏官庸官贪官懒官提供借口,别无他益。

  三、走出阴谋论的路径和举措

  走出阴谋论的根本,是切实解决“四个自信”。但这非一日之功,现实需要着力开展的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支撑价值系统重构。文明程度是人类社会的原点性评价标准,而开创文明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精神脉动和价值追求。冷战时期,世界争斗集中于意识形态,因而把政治制度视作根本是非标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明评价尺度,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二战后,国家冲突更多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展开,原本是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较少发生战争。这说明,以意识形态划线较文明野蛮划线,后者更稳定。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集团的结盟准则,主要围绕利益和核心价值展开。比如东盟只有越南一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说明这个国家集团更多因为利益而结盟。其他的国家集团有历史传统的原因,有文化宗教的原因,完全以政治制度为结盟者已经不存在。我们显然不能也不会再选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决定了,要保证跳出旧的意识形态和阴谋论,真正步入大国道路,必须更新观念,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坚持以习近平倡导的“跳出冷战思维,冷和博弈”为准则,构建新的思想理论体系。

  第二,以新启蒙运动改善民众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人文素养。大国崛起于文明,同时意味着国民胸怀和境界的大幅提升,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度不会产生人文精神,不会产生更多科学文化成果,因而无力引领人类文明前行。中国由封闭到开放,由弱国到大国强国,面临的矛盾会越来越多,遇到的挑战会越来越多,甚至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越大,非议越多,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平常心对待即可。比如世界警察美国,几乎疲于奔命,受到的责骂最多,然而,其遭遇卡特琳娜飓风,全世界向其伸出援手国家最多。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说过一句话:“中国想当大国须学美国脸皮厚”,虽属调侃,但有启示意义。且不说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声音都发得出来,一些政客为了吸引眼球,一些媒体为了扩大影响,就是要发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在所正常。美国每到大选,候选人都拿中国说事,似乎一上任就要和中国对决,事实上都积极和中国打交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跟着别人的鼓点跳舞,自寻烦恼。凡此种种,正确应对或施以平常心,很重要的是修养大国胸怀,而修养起步于文化启蒙,中国需要进行一次现代文明为支撑的启蒙运动,这是跳出阴谋论的基础性工作。

  第三,继续深化“四个全面”的执政方略,以规矩意识、法治观念,重构民众的价值系统。一切的怀疑乃至谣言,皆出自不公开,或源于规矩不健全,法治不严肃。当潜规则重于显规则,阴谋论注定大行其道。反之,规矩严格,法治严厉,权力不再自由发挥,而是界限分明,且在阳光下运行,阴谋论也便不能发酵,逐渐失去影响力。换个角度看问题,结论同样如此。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社会和谐运转,很重要的是民众与政府同心同德,要宽容包容,循序渐进,通过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进步与社会和谐有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无端怀疑与漫骂,只能导致反向运行,使二者渐行渐远,走向了初衷的反面。显然,大众是需要引导的,阴谋论也是需要正确应对的。

  第四,以科学有效管理引导阴谋论回归国家战略规划和学术研究。笔者并不完全否认世界存在阴谋,但阴谋有其存在范围和空间,一个是严谨的学者仍然可以从阴谋的视角去研究国家博弈的方式方法和目的,国家安全部门从战略的高度来应对敌对力量的各种阴谋,这是必要的和合逻辑的,毕竟世界没有进入大同社会,国家安全领域还会有见不得阳光的斗争存在,比如斯诺登事件就披露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阴谋”,等等。但阴谋论确不应泛化到各个领域,尤其化作公共话题,一次次搅动舆论场。既然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即政府有强大的统筹力,就应当承担起管理和引导责任。让阴谋论回到该存在的空间范围,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我们社会接近理性、成熟与和谐和必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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