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警察打断记者三根肋骨？期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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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8月11日）齐鲁网一篇题为《山东一记者采访公司火灾被警方打断三根肋骨》的文章报道，10日下午，位于德州市的山东格瑞德集团发生大火，到现场采访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民生直通车》栏目记者摄像机、手机被抢，记者钱云飞三根肋骨被打断。德州警方否认有警察参与，称打人者系采访中涉事企业员工，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传唤。

　　该新闻一出，人们自然联想到上月底公安部推出的民警执法规范是不是被德州警方给废了？该规范十分清晰地载明，民警执法时，面对群众的围观拍摄，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

　　一边是省级“党的喉舌”，一边是拥有限制人身自由权的地级市政府所属行政机关；一边是“党的喉舌”员工称被警察殴打，一边是警方坚决否认殴打“党的喉舌”员工。这种警媒互撕，在中国虽不算普遍，但也时常发生。

　　笔者曾想，中国“仇富”、“仇官”、“仇警”现象并非与生俱来。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千元户”、“万元户”一般会令人羡慕、尊重，因为那是他们凭勤劳、智慧创造出来的财富。但80年代末期“官倒”们一夜暴富，百姓当然要仇恨这些孽障。同理，后来出现不可忽视的“仇官”、“仇警”现象，也不能看成老百姓嫉妒、不讲理，而更应该反思官、警有没有对不住百姓的地方，尤其需要反思受伤害的百姓是不是有讲理的地方？

　　而近几年时而发生的警媒对立，我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媒体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心，虽然我有太多的媒体朋友。究其原因，就在于现在的媒体大多数已被阉割，自身监督功能早已丧失，只会歌功颂德、满口荒唐言不说，还时常为虎作伥，打压说真话、主张正义的声音。山东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民生直通车》栏目记者钱云飞的三根肋骨若确实是被警察打断，那也是因为该省媒体平时对警权监督不力，放任他们肆意非为，如今“种豆得豆”而已。

　　当然，笔者凭对当前社会现象的理解，至少有超过51%的神经细胞偏向于钱云飞的三根肋骨系警察打断。这种判断不仅仅来自于钱云飞所述“当时自己被十余名民警围住，共有六七人对自己动手，全部穿有制服，动手的人警服上还带有警号”以及钱云飞说在动手打伤自己的人中，有一名此前采访中“打过交道的长庄派出所民警”甚至随后报道的“民生直通车栏目的记者公布了一名警察的照片，该警察的警号后四位为3919”，而是警方阻止媒体进入现场采访的现实意义。

　　大家知道，每遇较大的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及损失大小会影响当地党政官员的形象，甚至直接影响他们的升迁，因此瞒报事故，隐瞒死亡人数的情况就时有发生。党政领导因担心信息外泄后担责，往往对信息进行封锁，而这种工作也只能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警察去做。

　　尽管近年来警媒矛盾越来越多地显现，网上甚至有人呼吁构建和谐的警媒关系，但这种冲突仍然不断上演，究其原因，其实源于新闻事件中两个群体工作属性的本能冲突。按照常规职责，发生突发事件后，警察理所当然在现场维持秩序，参与救援，而媒体为了报道真相，让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也必须在场。

　　希望更深入了解真相的记者，与蓄意封锁消息的警察处于同一新闻现场，也就自然形成了对立关系。为了确保信息不外泄，被授意封锁信息的警察就自然而然以强制力身份阻拦记者采访，甚至抢夺已经掌握信息的采访设备，对执意不从的记者采取殴打、甚至抓捕手段也就在所难免了。

　　就该案而言，只要想把真相还原，甄别钱云飞那三根肋骨是否系警察打断也十分简单。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思路供参考：一是查看媒体的现场录像，或者查看警号后四位为“3919”警察的执法记录仪，真相立马浮现；二是向网友公开征集现场录像，不怕不能水落石出。而如果警方不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则警察打断钱云飞那三根肋骨的可能性就上升至超过52%。

　　除以上方式外，还有一个最为公正也最能体现依法办案的方式，那就是迅速刑拘殴打钱云飞的当事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钱云飞被打致“右侧4、5、6肋骨折”，已构成轻伤害，行凶者无疑涉嫌故意伤害罪，应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按照警方“该公司负责人尹某又与记者钱某发生冲突，数名公司员工上前参与，发生肢体冲突，致记者钱某受伤”的通报内容，尹某对钱云飞被打断三根肋骨无疑应负有主要责任，警方理应将尹某缉拿归案，甚至应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请检察机关批捕，而不是像如今仅仅传呼几名尹某的下属。

　　若钱云飞的三根肋骨并非尹某及属下打断，尹某肯定不会“代人受过”接受刑拘，那么真相也就会大白于天下。而警方在社会一片质疑声中仍不愿意采取以上方式洗白自己，那么警察打断钱云飞三根肋骨的可能性也就上升至至少八成。因此，请德州警方三思。而因为该案已涉及“警察打人”问题，当地检方也有必要及时介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