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英国新首相的内政与外交

大参考

　　7月13日，完成例行觐见女王仪式后，原任英国内政大臣特蕾莎.梅（Theresa May）正式成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首相。

　　此时距“6.22”英国“脱欧”公投，仅仅过去3周时间，作为匆匆接任“甩锅”辞职的前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者，“梅内阁”将采取怎样的内政、外交政策，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萧规曹随将是主旋律

　　特蕾莎.梅1986年代表保守党参选并当选大伦敦默顿区学部委员，从而在政坛崭露头角。1997年5月她代表保守党参选梅登黑德选区国会议员，并一举当选，自此连任该选区国会议员至今达19年之久。

　　当选下议员后她很快被选入当时在野的保守党“影子内阁”，先后被“任命”为“影子内阁”学校、残疾人和妇女事务发言人、“影子内阁”教育与就业大臣和“影子内阁”交通运输大臣，并早在2002年就曾担任保守党党领1年，仅因当时保守党并非执政党，才未能援例以执政党领袖身份成为首相。2010年卡梅伦率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与自由党组建联合政府，梅入阁成为内政大臣和妇女与平等事务大臣，从而成为继撒切尔、前外相贝克特（Margaret Beckett）、前内政大臣史密斯（Jacqui Smith）后，英国第四位女性阁员，2012年9月她交卸妇女与平等事务大臣，专任内政大臣，直至出任首相才交卸，成为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内政大臣。

　　梅的年龄并不大（1956年10月1日出生，还不满60岁），但在保守党内是“老资格”，且从出任“影子大臣”起就和卡梅伦、财相奥斯本（George Osborn）等前届内阁核心人物关系密切（事实上她本人同样是“前届内阁核心人物”），卡梅伦之所以在仓猝卸任后选择她而非“当然继承人”奥斯本任完剩余任期，一方面认定她会基本遵循前内阁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则看中她既与自己一派保持政治友谊，又和党内主张“脱欧”的前伦敦市长约翰逊（Boris Johnson.）、国务秘书利德索姆（Andrea Leadsom）和资深下议员戈夫（Michael Gove）等关系良好，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

　　在“6.22”后短短十多天时间内，保守党内各派迅速协调，将卡梅伦卸任后的过渡期压缩到最短，奥斯本、约翰逊、利德索姆等原本被认为可能出面争夺党领/首相之位者纷纷自动告退，“保送”梅脱颖而出，而梅本人组阁后一方面留用大量卡梅伦系人马，另一方面出人意料地舍却呼声最高的奥斯本，转而任命约翰逊为新任外相，这一切都表明，不论卸任的卡梅伦、履新的梅，还是保守党内主要派系头面人物，都希望在此“非常时期”尽可能求同存异，以免被反对党趁虚而入（工党在“6.22”后曾多次要求立即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而不是让现执政的保守党另推首相任完剩余任期）。

　　正因如此，不论内政、外交，萧规曹随将是梅内阁的主旋律——至少一开始时如此。

　　内政：稳与变

　　梅出任首相后将面对“6.22”公投的连锁效应，其中最突出的是苏格兰“独派”希望重新举行统独公投的压力。

　　对此梅采取了“落子无悔”的决绝姿态：尽管在出任首相前一度出言模棱两可，但就职后她多次重申“‘6.22’公投结果不容更改”、“不论结果是否满意，必须遵守公投前约定”，其目的是借政府的“守信重诺”、“落子无悔”，堵住“苏独”等的“悔棋”念头——既然政府明知“脱欧”公投结果和自己意愿相反也慨然接受，那么公投失败的“苏独”（或其它什么“独”）也只能认赌服输。

　　和卡梅伦相比，梅在治安、移民等问题上态度更保守、强硬，卡梅伦首相任内一系列争议性措施，如2010年“身份证文件法”（恢复国民身份证和个人信息数据库）的推出，恢复提取嫌犯DNA样本和“必要时”进行摄像机监控强制措施，驱逐电脑黑客嫌犯麦金农（Gary McKinnon），拒绝印度穆斯林教士奈克（Zakir Naik）入境申请，支持授权警方提取最近一年互联网和移动服务信息的“电子信息立法”，禁止销售“阿拉伯茶”（一种有兴奋剂嫌疑的饮料），驱逐约旦籍原教旨教士卡塔达（Abu Qatada）等，都和她的极力推动和倡导有直接关系，如今她出任首相，且英国即将“脱欧”，人们普遍预期她会在移民政策方面采取更多收紧措施，可能进一步收紧留学生转移民政策，提高难民准入门槛，也可能进一步削减非欧盟、甚至欧盟家庭团聚移民配额。不过梅任职内政大臣时和英国警方关系并不好，如今出任首相，她恐怕必须尽快找到改善唐宁街十号和警队间关系的捷径。

　　如果说行政领域梅内阁可以以稳为主，那么在经济层面她恐怕欲稳却不得不变。

　　7月22日，英国公布了“梅时代”第一份经济数据，其“答案”是严峻而尴尬的。

　　7月服务业PMI指数为47.4，较6月份的52.3重挫4.9，是有纪录（1996年起）以来单月最大降幅，且系2009年3月“次贷风暴”以来最低值，远低于此前路透经济学家预估的49.2，而制造业PMI指数则从6月的52.1跌至49.1，创2013年2月以来新低。综合PMI从6月的52.4跌至47.7，系2009年4月以来新低。

　　按照提供这组数据的麦盖提公司（Markit）和供应管理学会（ISM）的说法，这意味着今年3季度英国GDP将出现0.4%的负增长，倘果真如此，这将是2008-2009年“次贷”高峰以来英国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

　　尽管梅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任职央行，但在其从政后，政治生涯中却几乎没有处理经济、金融方面实务的阅历，如何应对这一重大国计民生领域的“下马威”，将是其政治生涯“三板斧”能否砍好的关键之一。目前较为棘手的，是在当前复杂形势下央行是否需要通过降息等措施刺激经济，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9名会员的意见高度不统一，有消息称其中部分（稍偏多数）支持降息，但反对降息或认为应该“等等看”的意见也不容忽视。8月4日英国央行会议的决定，以及“梅内阁”对此将作何定夺，人们正拭目以待。

　　外交：尽快界定与欧美关系

　　7月20日特蕾莎梅访问了德国，翌日又访问了法国，这是她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出访，从而基本奠定了“梅时代”启动期英国政府外交战略的主基调：在“脱欧时代”尽快界定英国与欧盟间关系，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很显然，和历任英国主流领导人一样，特蕾莎.梅希望和欧陆/欧盟保持一种“特殊、但又不受制于人”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既要享受尽可能多的权益，又要避免承担过多义务和接受过多束缚，只不过“脱欧公投”前这种讨价还价是在欧盟框架内去进行，其目标是成为欧盟内部的“特殊一员”，而如今则只能设法争取成为欧盟外的“特殊朋友”。但这对她、对任何英国领导人而言，都绝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能否把“脱欧”问题妥善处理，使这一政治危机“软着陆”，是“梅时代”能否开好头的关键，而从梅的德、法之行可知，这绝非一件很容易完成的使命。

　　继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们之后，默克尔、奥朗德等欧陆主要国家领导人也加入向英国及梅内阁施压的行列，试图迫使其在“脱欧程序”问题上态度更加明朗化，并接连抛出所谓“不容谈判的原则”，但迄今梅依然采取了“少说多做”的低姿态：她仅仅强调了几个不能不强调的要素——“脱欧”不容反悔、“脱欧”不应触发诸如苏格兰独立公投等“不相干因素”、英国将就如何启动脱欧程序、如何在“脱欧”后界定与欧盟间关系，与欧洲“好好谈谈”。

　　从目前情况看，英国和欧盟既不想彻底破局，又不愿轻易迁就对方，“好好谈谈”的过程，恐怕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人们当然也关注“梅时代”将如何处理对英国而言至关重要的美英战略关系，梅任职后便不断传出她将访美的小道消息，但迄今并未被证实。

　　相较于几位前任，梅似乎缺乏必要的“美国人脉”，照理说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尽快出访美国。但偏巧此刻美国大选在即，大洋彼岸只有一个进入倒计时的奥巴马政府，和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这两个尚不知鹿死谁手，却都颇富争议的总统候选人，此时此刻即便亲赴华盛顿，也未必能谈及要领。鉴于此，“梅时代的美英关系”这道“重点题”，她恐怕要等到明年白宫主人更迭后才会去认真去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