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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信仰决定着民族或政治集团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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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4 08:25: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信仰决定着民族或政治集团的兴衰
——追寻信仰(上)

  谈信仰,须先作三个基本判断:一个是,人有三种精神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缺少精神追求者。政治信仰者是社会的骨干力量,宗教信仰者是社会的稳定力量,只追求功利而缺少精神追求的人,甚至会蜕变为亡命徒。

  另一个是:若想生活得轻松,不要有信仰,因为有信仰就有敬畏和约束。但要生活得有意义,必须有信仰,因为人活着属于自然形态,本身无所谓意义,是信仰表明意义在哪里。叔本华说过: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伏尔泰说过: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为什么要造上帝?标识意义。所以,不管是政治信仰或者宗教信仰,其实都围绕“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展开。

  再一个是,信仰解决的是终极性命题,只能在运动过程中感知,而不会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一定意义上,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是信仰。

  作出上述三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再看信仰对一个民族、一个政治集团的极端重要性。

  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过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三个“万里”中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当年敢于过沙漠、闯隔壁、越雪山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另一支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在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之间,有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这里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要翻越,却是连绵雪山,历史上有两支队伍从这里走过,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队伍区别很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

  世界范围内分析问题,更具说服力的是犹太民族。这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基督教产生之前,长期受埃及人、巴比伦人、罗马人的驱赶和屠杀,在人口仅300万时,就被罗马人屠杀了100多万。基督教产生后,犹太人一直被迫害。基督教对犹太人提出一个要求,改变信仰可以免死,结果很多人宁可被烧死而不改变信仰。

  我们都知道那个集中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教爱恨情仇的耶路撒冷,这是公元前一千年,由大卫王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建设,寓意“和平之城”,但自建城至今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和平,而是面对一次次屠城。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和民族很多: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立陶宛人、俄国人、德国人……,等等。二战时期,犹太人非正常死亡600多万,仅波兰的奥斯维斯集中营中就屠杀了100多万,触目惊心。

  然而,如此多的苦难并没有摧垮这个民族,并且造就了一大历史奇观——千年大流散,形散神聚,同时创造了让世界称慕的奇迹。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事物其实不多,仅犹太人就创造了三个: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原子弹。全世界犹太人不过1600万,但诺贝尔奖获得者中1/4是犹太人。究其原因,可以罗列很多,其中两点不可或缺:一个是积极的心态。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认为“明天比今天好”。以色列60%国土是戈壁和沙漠,然而他们却说:“上帝是公允的,他把石油给了阿拉伯人,但把智慧给了犹太人。”另一个是坚定信仰。旧约《圣经》把犹太民族视为上帝的选民,由此产生神圣感和担当精神,进而形成强大的创造力。

  信仰对于民族强盛重要,对政治集团更重要,特别是排除了宗教信仰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治信仰的政治集团,哪怕表面上十分强大,都无法掩盖内在的虚弱。前苏联2000万共产党员,一夜之间垮台,没有人为政党献出鲜血和生命。罗马尼亚,6个公民一个党员,总书记齐奥塞斯库逃跑时,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时评价国民党:“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无国民党。”这些都说明,失去政治信仰的政治集团,很难应对外部冲撞。

  没有信仰的结局清楚,有了信仰呢?再不一样。我们以三支军队的差异比较看问题。

  满清八旗军。不足百万的满族人借助不到十万的八旗军,马踏中原,征服了偌大的中原。靠什么?很重要的是王朝勃兴时生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但到了王朝后期,国运衰败,旧的精神力量瓦解,需要新的精神力量注入,然而腐朽的清王朝无力为之,其“没有国歌唱采茶歌,没有国旗打黄龙旗”,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维护的是“家天下”,那么士兵效忠的只能是军饷,而非国家利益。所以,到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都是一触即溃,望风十里。

  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北伐时,国民党官兵怀着三民主义信仰,所向披靡,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阀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信仰缺失,而一败涂地。济南战役,国民党守军10多万,几乎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以至于守将王耀武感叹:“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得那么快。”国民党军阀的蜕变,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北伐时能征贯战,得益于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抗日战争时期在有些战场上也是可圈可点,比如,台儿庄战役、衡阳保卫战、长沙会战……。一些国民党士兵的牺牲精神同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记者采访士兵:“你认为中国抗战会胜利吗?”士兵回答:“肯定能”。记者又问:“胜利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士兵回答:“胜利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中国的军人大部分都要死的!”由此看出,为民族大义可以慷慨赴死!但是到了解放战争与共产党的军队对垒,一触即溃。原因何在?在精神蜕变,信仰缺失。《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有这样话:我早就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虽少,但每一个官兵都知道为谁而战,国民党的官兵唱“三民主义”歌曲很熟练,但不知道唱的什么,没有用心。再比如,蒋介石对共产党抗日游击战认同度很高,专门请八路军派人到庐山国民党军官训练团讲授游击战法,国民党军官听后也都认为好,但学不来,因为国民党的官兵大多雇佣而来,强征而来,既然非自觉自愿,只能天天看着,或者说集中起来还好,搞分散打游击,很可能跑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军队,自建军以来在所有对手面前没有败绩,或者说战役有失败,对手无胜者。靠什么?靠的是官兵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9兵团入朝作战佐证。9兵团的官兵主要来自南方,且当时穿的是华东地区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军官还没有发棉衣。原计划部队到沈阳休整,换装后入朝作战。火车刚出山海关,由于朝鲜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军委要求部队直接入朝作战。当边防军看到9兵团官兵的着装,很震惊。按照美军公开的数据,那一年朝鲜的气温,是人类有气温记录以来最寒冷的冬天。冷到什么程度?有一个美军士兵在一帐篷中倒了杯热牛奶,跑到另一个帐篷中喝,短短十米远,打开饭盒时,牛奶已经结冰。于是,动员边防官兵与入朝部队换装,由于边防军人少,再加上时间太紧迫,有的棉衣送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许多入朝部队,一个班只有三四条棉被,有的士兵甚至是几条单裤套起来,这显然无法御寒,而是勉强不被冻僵。部队入朝第一天,就有700多人冻伤,八九天的时间没有吃到一口热饭,只能啃那冻成石头一样的土豆,三天的口粮,剩最后几口炒面时,舍不得吃,等作战发起冲锋时吞下肚子,补充热量。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却打了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长津湖之战。

  作战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极具震撼力。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向中央军委汇报的报告中,讲到这样的故事:有个连队,乘夜抵近潜伏,黎明冲锋号吹响,没有一人跃起,近前发现,全连官兵全部冻死,但却保持冲锋队形。有一个守山头的部队打到只剩60多人,炮弹炸起的雪空中融化,落到地上迅速结冰,结果人的眼睛和嘴吧可动,但人被冻在地上,救援的人用铁锹撬起一个个“冰疙瘩”。

  据统计,九兵团有4000多人因寒冷致死,十五万人中三分之一伤亡。有美军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参加过对德、对日作战,进攻过太平洋上的瓜岛和冲绳,曾经为德军、日军的牺牲精神而震撼,但相比较中国军人,无法比拟。中国的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火网似乎不在意,第一波倒下,第二波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相信战争是正义的,这已经进入思想的深处,不,已经渗入骨髓。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已经作出诠释:“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靠的就是民主主义,红军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以后迅速熔化了。”

  我们一再讲中国共产党伟大,并非溢美之辞。世界政党史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靠理论武装和终极追求,吸引追随者不惜“抛头颅,撒热血”,且无怨无悔。为新中国成立,我们付出了193万有名有姓烈士的生命,无名烈士不计其数。一定意义上,能与中国共产党比肩的只有宗教。当年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绵延200年,死亡上百万教徒。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宗教仇杀死了200万教徒,难民1600万。当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伟大,不意味着执政时期一定伟大。再造辉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漫长。但至少,中国共产党创造过精神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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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5 09:04:49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下信仰缺失的深层原因
——追寻信仰(中)

  不管是民族还是集团,只要拥有信仰,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证走得更远,上得更高。问题在于我们已经遇到信仰缺失乃至危机。

  2010年随访加拿大,导游是个移民加拿大的中共党员,他调侃说:“我现在潜伏在加拿大,什么时间你们打过来,我会号召其他的潜伏者,与你们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灭了。”这触及了一个深刻命题,天主教徒在美国和中国都坚守信仰,在美国和中国都会传播信仰,这就反映出信仰的永恒性。共产主义信仰呢?在中国讲可以,出了国门没有环境、土壤和话语系统,还有永恒吗?没有永恒何言信仰?现在中共党员移民到西方去的,恐怕数以十万计,有哪个到西方后会发展组织,准备摧垮资本主义?既然出了国门一切都会放弃,我们还敢言自己坚守信仰吗?

  再讲一个事例。我到一个省里给领导干部讲课,过程中讲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课后有个老同志说:公教授胆子真大,当着那么多人,竟敢说自己有共产主义信仰,我只敢在家里和儿子说,出门就不敢说。我问他,我们已经不是地下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敢说?回答:说出来没人信。

  什么原因导致上述情况出现?有几个原因更为关键。

  第一,支撑信仰的神圣感缺失。信仰必须神圣,有神圣就有信仰,而神圣来自哪里?最重要的来自牺牲。基督教就是这样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圣,大批的殉道者强化了神圣。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带领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产生大量的牺牲,执政后没有了那么多的牺牲,神圣感该从哪里来?目前尚未找到。

  第二,支持信仰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检验一个人和一个集团境界高低的最重要指标,是利益予夺,即攫取还是奉献。革命时期,党带领军队为人民谋利益,“赤条条来、赤条条走”,老百姓看得见也理解,包括我们对手也服气。1950年蒋介石在总结共产党获胜的原因,就强调“中共干部没有私财。”当年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共高层那么俭朴而有活力,非常感慨,在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说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很值得深思。

  革命时期,党和它的成员几乎没有个体利益,这一点从革命博物馆中得到印证。比如那些革命家牺牲前,仅有的是一套军装,一个皮包,一个搪瓷缸子,高级指挥员还有一支钢笔、一块怀表。所以如此,除了信仰信念和性质宗旨,一定与战争环境有关,即战争环境让人无法保留私财。党取得执政权力后,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会产生社会矛盾乃至冲突,需要制度规范和约束,然而很长时间里我们没有注意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导致严重的权力寻租。这种情况必定冲击着信仰。

  当然,利益关系的变化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革命时期的牺牲因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鲜明,因把牺牲推向道德的制高点。执政后,特别是当下,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代之的是阶层,利益划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过程中有死亡,也不能直接采用革命时期的评价体系。

  第三,政治生态与人文环境不再支持原有的精神和价值系统。有一个现象长期困惑我们,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造神运动”。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存在人格和品德缺陷?不是,根本在于精神需要。宗教的精神大厦所以建立起来,除了完善的宗教理论,执著的传道者,还有偶像这个关键要素。比如佛教讲的是“经律论三藏”、“佛法僧三宝”,即要有佛让人拜。共产党领导革命既然打破了宗教精神大厦,就必须建构新的精神大厦,这个精神大厦中也要有“偶像”。这就是我们崇拜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要崇拜本国领袖。需要强调的是,开国领袖一般都是大浪淘沙产生出来,有功绩,同时有追随者,这是信仰的基础。再加上“激情燃烧的岁月”与冷战的政治生态,都在支撑着那么一种精神大厦。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尤其网络在改变世界,改变价值观,过去的神秘感和仰视心态彻底消除。我们看一下对领袖的网络称呼,这个变化过程就更加清楚,毛泽东时代喊出的是“毛主席万岁”,内含真挚情感与仰视心态。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这从深层次影响着人们学会思考,如邓小平百年时香港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问题是思考的过程就是置疑的过程,过去唱《东方红》的同时唱《国际歌》没有人感到不妥,但开始思考后,有人开始置疑:既然“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为什么还讲“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独立思考意味着平等,到1984年国庆阅兵时,我们就看到北京大学学生打出的横幅:“小平,您好!”这种因政治生态变化而来的挑战,深刻地影响着政治信仰。

  第四,理论滞后导致信仰基础弱化。信仰高度依赖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信仰。基督教曾经遇到过危机,这就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来的悖论。既然上帝全知全善全能,就不应出现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既然偷吃了,说明上帝既不全知也不全善更不全能。如何化解危机?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给出解释:“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但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怎么办?重回伊甸园!可谓一石两鸟:既解除困惑,又让人们重新信仰上帝。

  再看一个事例。1992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承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逻辑推论,这甚至可以瓦解基督教,因为承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意味着不存在“上帝造人”。然而,保罗二世一句话化解了危机:“肉体是自然的,但灵魂是上帝给的”。

  这就是西方宗教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有效切割。西方著名大学都有神学院,那里有一批顶尖的哲学家和神学大师,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解释精神现象。比如讲真善美,科学解决真,宗教解决善,艺术解决美。有了理论上切割,科学也便不解释宗教,宗教不解释科学,各找各的精神归宿。

  由于借助理论实现科学与宗教的切割,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类已经能够模拟宇宙大爆炸,基本搞清生命的起源的情况下,科学家普遍信仰宗教。1901—1997年产生的63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除了21名是无神论者,其他的617名都信仰宗教。联合国对300年来影响最大的300名科学家进行调查,除了38名查不清,其他262名中有242名有宗教信仰。

  这说明,宗教和科学所以并行不悖,很重要的是因为理论的强大阐释能力。当理论能够为人类找到终极目标的路径,路途再遥远也不可怕。比如,新教是基督教的最大一派,其所以繁荣起来,是因为马丁解决了到达的路径。过去教徒要见上帝,必须通过神父和教皇,马丁说,你虔诚自己可以见上帝,于是信者众。佛教怎么繁荣起来的?因为六祖慧能悟出:“迷者师度,悟者自度”。同样,共产主义信仰也是因为开拓了通达道路而拥有大量信众。过去讲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实现共产主义是通过“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我们正在做的恰恰是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以至于追随者深信不疑。

  今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信仰却在很多人的心中消失了。原因何在?理论滞后,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失去了就有的说服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产生,从邓小平提出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到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十八大强调“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所有这些都属于党的自我超越,同时把握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理论支撑,但没有给精神世界足够关注。

  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来打通的革命的道路,即共产主义实现于消灭资本主义,那么“不再输出革命”和“命运共同体”,决定着旧路已经切断,那么新路在哪里?似乎尚未开拓,没有路的信仰很容易成为符号,这恐怕是共产主义追随者减少的理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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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6 08:43:01 | 显示全部楼层
出路在于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
——追寻信仰(下)

  从政治角度讲,不能化解信仰危机,中国共产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步苏共后尘。即因信仰缺失而瓦解了执政基础与执政能力。另一个是走西方政党轮替的道路。美国总统奥巴马讲过这样一句话: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大家博的是执政能力,这是其政党轮替的逻辑。中国所以坚持共产党执政,其他政党参政,很重要的是有立身于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的共产主义信仰,如果丧失即无永续执政的逻辑。

  从社会和文化角度讲,不解决信仰问题则无以走出当下重大羁绊。比如,无高尚精神世界支撑则无以实现民族创新能力的提升,因而中国便无法崛起。创新能力一直是我们的发展瓶颈。上个一百年,世界重大发明18项,9项美国人完成、4项英国人、3项前苏联,一项德国人,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我们参加。美国几个学会评出影响人类20世纪的发明20项,没有一项是由中国人完成。为什么?因为功利主义导致短期行为,没有高尚的牺牲精神荡漾在灵魂深处,就不会也不敢走出更远,上得更高。前面讲到犹太民族,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仅仅看其收入捐出之比世界最高,已经明了其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

  同时,我们的道德无法走出泥潭。我们知道,西方的道德体系奠基于宗教,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发生了宗教改革,因而支撑了道德的发展。我们的道德源自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五伦道德,这种道德体系已经为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所瓦解,我们需要以信仰体系构建新道德体系。换言之,在西方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道德,那么在中国没有政治信仰,就没有社会主义道德,我们现有的道德系统是奠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或与政治关系高度联系。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努力争取理论突破,以重新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关注。

  第一,对共产主义作出时代化诠释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给我们提供了重建精神大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具体来看,实现政治观的突破十分关键。因为历史阶段的原因,也因为政治生态与精神大厦建设的需要,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更突出共产主义目标所蕴含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同时将其精神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深刻分析共产主义作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确立起来。或者说,共产主义应当是精神形态、政治形态还是社会形态。

  如果将共产主义视作政治和社会形态,前面讲到的难题都能够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人类文明史或精神史中,存在两条主线:一个是彼岸的终极,即安抚灵魂的宗教信仰,另一个解决现实需要的此岸终极,即美好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设计。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轴心期”,即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古希腊柏拉图产生了《理想国》,中国的孔子提出来“大同社会”,二者都是对世俗世界或现实社会的最美好的设想。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在黑死病与饥饿面前觉醒,认识到只为灵魂寻找出路是不够的,必须解决现实世界的人的基本需要,于是有了启蒙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设计的现实世界,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而乌托邦中的设计既进入了1525年的德国农民革命的纲领,同时成为共产主义的蓝本或主要构成元素。

  在近现代的中国,孙中山重提大同社会,中国共产党打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都表明在追求一个美好的现世的美丽图景,或终极目标。

  可以相见,如果我们的理论足以将“此岸与彼岸”作出区分,并且将共产主义的内含外延作出严格界定,即这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治诉求,根本是一种社会形态,那么我们已经在路上,并且是富有质感的路上。不仅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整个世界都走在这条路上。由于这条路很宽阔,车道很多,容许社会主义的车道、资本主义的车道,甚至还有第三条车道,大家都并行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且不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时,这条路很长,有的走得快,比如北欧国家,有的时快时慢,比如欧洲国家,有的异军突起,比如中国等后发国家,还有的国家停步不前,等等。这些都易于解释,所有的难以解释的问题都得到了有效化解后,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信仰,未必不可以如基督教改革后的新教突起,实现共产主义的再度辉煌。

  第二,追寻精神大厦建设的新思路新范式新构成元素

  在对共产主义作出诠释后,质感增强不成问题,然而,“此岸”问题解决了,“彼岸”问题如何解决,这仍然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无法绕过的必答题。因为人类始终要面对的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灾难,始终要面对无法全部掌握的未知世界,两个始终决定了要有一种安抚灵魂的东西。或者说,至少要避免叔本华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

  从哪里寻找灵魂归宿?最简单的是借助宗教,毕竟除我们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信仰宗教。但这却是想当然而不必然的判断。且不说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传统的国家和民族,而且我们现有的政治和精神系统都不支持,甚至是直接排斥。

  如果选择宗教信仰,哪一个宗教可以支撑我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功利化的佛教道教不能解决灵魂归宿,正在与西方世界发生冲突的伊斯兰教,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此,可供选择的只有基督教,倘若基督教只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似无不可,问题在于基督教已经化为文化形态,既然是文化形态必内含核心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又与西方政治制度高度关联,这就出现了与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冲突,至少存在排异反应。

  所以,走宗教的道路,就意味着共产党实现政治观突破的同时,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更,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唯一的选择是将民族文化基因与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相结合,作出“形而上”的大突破,即将其中的高尚精神元素抽象化。换言之,作为非宗教传统国家,仍然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敝,一定有其独有的精神世界,同时,各种力量都无法拯救中国,各种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实现突破,说明有其独特的精神元素存在。二者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结合。

  于是,让我们的灵魂找到归宿的一定是共产主义。当然,这个共产主义既不完全是革命时期的内含,同时也非本体精神化,而是实现过程中的精神抽象。即,因艰难性、曲折性和必要的牺牲而成就高尚性或神圣性,这就是人性中升华出神性。既然耶稣是因为拯救众生的灵魂世界而被神圣化,那么拯救现实社会中的人或集团,必定内含神圣性,因而成为精神归宿。

  如果我们的政治观实现了突破,精神大厦的新蓝图便呈现出来。即,为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追求的“天堂”般社会过程中,生成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既跳出历史的轮回,又避免由革命的评价指标与体系而来的困境,是一种纵向包含民族发展史,横向包括过程中生成的所有精神元素,不排斥,全包容。换言之,因为逻辑的变化与评价系统的调整,而彻底化解了近一个世纪来无法化解悖论:强调革命,必切除革命精神以外的所有精神,包括民族发展史中“农民运动”之外的有益成分。不讲革命,又无以标明共产党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系统。

  具体区分:一是“非革命和斗争”无以获得精神力量,而世界又在向“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的困境得以化解;二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逻辑难免波及中国历史文明,导致坐拥“唯一延续古文明”而无法让精神世界厚重的困境得已化解,至少不会再出现若干年前,孔子塑像立于天安门广场又移出的尴尬;三是纠结于历史的对错,导致无法摆脱历史羁绊,且步履沉重,由此后轻装上阵,推动中华民族以更矫健步伐走向世界文明的顶峰;四是从此文明史或开拓史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而不再纠缠于哪个阶段的追求是革命,哪个阶段的精神史是非革命的和反革命,一次次剥离导致民族精神的一次次削弱,历史越长精神不是越强大,而是越沉重的状况从此化为过去,我们进入积淀,而不是冲突;五是“左”右之争,“去毛”与“去邓”的社会撕裂从此化解,真正做到“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真正为社会所接受。

  第三,遵循精神大厦建设的一般规律

  推动和实现一个民族、一个政治集团的精神升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是有始无终的运动。换言之,精神大厦建设注定是一项代际工程、百年工程,决不能急功近利。春秋时期,孔子的思想所以不为霸主们所接受,就是因为见效慢,而霸主们更需要的立竿见影之术。正是缘于此,我们要有习近平所强调的“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在此基础上,要突出制度引领价值取向的作用,人是社会的,因而接受制度的调整,我们要把信仰内含注入社会舆论与刚性规则,价值追求和精神世界注定再不一样。

  要把信仰注入生活,或者努力使信仰生活方式化。看一下基督教,自文艺复兴开始,其就不再是此前的基督教,上帝的存在基础开始瓦解,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观点便是“上帝死了”,既然上帝已经死了,为什么人们还信仰?因为没有其他信仰,只要继续信仰上帝。其实,更主要的还是文化与生活方式决定的。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这意味着已经成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基督教无法剥离。更重要的是融入了西方的道德,特别是生活方式。我们讲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靠非政府组织,而这个非政府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教会,人们在那里找到依靠和友爱。到这时,生活方式中的宗教就开始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深刻分析。那么,我们寻找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产生的高尚思想作为信仰,也是可以进入生活方式。

  要在按照信仰的生成特点培植土壤,提供条件和空间。为什么西方人愿意找神父和牧师倾诉,因为这里没有顾虑,你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在这里讲出来,他们也不会举报你,反而告诉你可以得到上帝宽恕。理由是世界的惩治由法和政府负责,宗教只管灵魂。我们虽然不能接受这种思维和价值观,但我们也必须找到自己的信仰生成环境氛围,尤其在政治信仰中加强政治逻辑、政治伦理等要素的规范。此外,我们还必须找到代表这种信仰的载体与传播者,由此让人信服。我们要建设如法国《先贤祠》那样的标明精神内含和精神高地的圣洁场所,要建设一个让人愿意下跪的国家公墓,高扬舍生取义的精神。

  最后也要强调的是,坚定信心很重要。以色列1948年建国,与我们相近,他们通过不懈努力恢复了希伯来语,这说明执著和坚守就会创造奇迹。对于我们建立过宗教信仰之外的精神大厦的政党和民族来讲,只要选择正确,理论有突破,重构精神大厦一定能够达成目的,因为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呼唤重建精神大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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