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让民资成为供给侧改革的积极动力

大参考

　　新常态形势下，民间投资的增速减弱了。

　　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5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638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3.9%，增速比1-4月份回落1.3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2.0%，比去年同期降低3.4个百分点。　　

　　亦有分析家认为，民资投资“热度”降低，在危机周期的中叶，即2011年就已显现。只是，民资持续低落的投资比例，让市场开始警觉并让政策面重视起来而已。内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国内外市场都不景气，大环境下的投资力道都在减弱--不管是民资还是其他资本。简言之，经济形势的不容乐观，是民资投资增速下滑的主因。不过，民资投资增速的下滑，客观言是实体经济的利润下滑，对于民资的吸引力不大。因而，民间资本投资增速的降低，既非所谓的国进民退，也不是民间资本量的萎缩，而是民间资本对市场面的更敏感，对利润追逐的更具效率。

　　对实体经济--当然这是宏观的概念，既包括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涵盖亟需资本支持的小微、三农以及相关公共性产业，民资对这些产业的兴趣不够大，而是快速转移到获利大且快的行业中去。股市狂热时进入股市，现在楼市热了，又接踵进入楼市。资本的投机性，即便是戴着政策镣铐和监管紧箍咒的国有资本都难以避免，又何况是自主性更强、流动性更甚的民间资本呢？

　　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言，民资的市场化选择无可厚非。但是，从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新常态下的“L”型走势看，民间资本投资的任性--尤其是投向投机性和风险性极高的股市和楼市，显然对不利于当前调结构改革。资本面也存在着供给侧改革，如果说2008年经济危机催生了政策面主导下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中央4万亿的大投资并在地方形成了超越这一规模多倍的滚雪球作用，大投资保证了GDP的高增长，但也造成了产能的严重过剩。这一周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了其他资本，其实民间资本是唱了主角的。今年1-5月份民间资本占比全国固定资本投资的六成多就是明证。

　　因而，民间资本在响应政策面号召和对宏观经济的贡献方面，并不弱于其他资本。但是过剩产能的负遗产，也让民间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产生疑虑。何况，现在的实体经济是在是举步维艰，实业经营进入微利或亏损时代。民间资本选择投机性强、风险大但收益也高的行业也就不可避免。

　　如何让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到资本面供给侧改革中来，考验政策面的智慧。首要之举是降低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门槛，解决制约民间资本发展壮大的多扇玻璃门问题。既多年以来政策面出台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的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譬如将不止一版的“非公36条”逐条付诸实践。尤其是让民间资本进入到铁路、电信、电力等具有垄断色彩的行业中去，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国有企业的基因和血脉，提升民资在战略产业和重点行业的股份占比。对民资的充分尊重和让其获得和国有资本同等的市场待遇，才能激活民间资本的产业担当和社会责任。当然，最重要的是给予其看得见的投资利润空间。

　　此外，就是降低民资投资的制度成本，将“放官服”改革落实到位，用改革红利刺激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同时降低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本，譬如土地贵、房租贵、税费高、人力成本高等现实困扰。

　　中国民间资本发展到现在，相当不容易。如果用量化的指标分析，其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率的贡献率、对市场品质的提升和技术更新的生产力促进，都有目共睹。可以说，就市场面和资本面两个维度言，国企为本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于民资为主的生产力发展。看到了矛盾，而且设计出了破解矛盾的办法，就应该释放出应有的执行力，把矛盾解决掉。

　　供给侧改革不是口号，而是实践；不是一个行业的改革，而是系统化的改革。资本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因素，民间资本在中国市场的投资额度和活跃度，已经不是半壁江山，而是领衔主演。是将其“诏安”促其在供给侧发挥出国资和其他资本难以释放的正能量，还是让其在投机市场兴风作浪，这是大问题，也是大抉择。

　　民资的市场定位和地位，空洞的定性、定量分析没有意义。供给侧改革的紧迫要求政策面和市场面，必须立即让民资进入角色，发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