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苏格拉底——他的生活和思想

大参考

　　哲学家们往往以两种方式影响着他身后的世界：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生活。康德和苏格拉底分别是着两种方式的极端代表。康德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也很少有佚事或随口道出的警句供后人谈论，要了解他的哲学唯有通过他那些体系森严的著作。苏格拉底正好相反，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与人争论。一群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跟着他招摇过市，记录他的辨词和佚事——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哲学。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城邦附近的一个小山上，那是公元前469年，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个接生婆，苏格拉底长得其丑无比：他的脸面扁平，像被平底锅砸过一样；嘴唇肥厚；鼻子扁大而向上翘，集狮子鼻与朝天鼻之大成；两眼相距甚远，有“眉间尺”的风范；眼球凸出，眼放凶光。这样的长相实在不应该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不过正如罗丹决定砍去那过于漂亮的双手以免使人忽视整个雕像的美感一样，上天造就他这副尊容也许是想让人们看清楚哲学家真正的魅力所在。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正是雅典帝国盛极而衰的时代。他的前半生是雅典的黄金时代，那时雅典经济繁荣，奴隶制民主制十分发达，艺术成就非凡，成为其它城邦羡慕的对象，被称为“全希腊的学校”，与当时的军事奴隶制城邦斯巴达同为希腊的霸主。在公元前492至449年波斯入侵希腊的西波战争中，斯巴达人坚守的温泉关要塞失守，而雅典则在萨拉米大海战中重创波斯海军，威望大增。希腊胜利以后，雅典联合周围城邦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提洛同盟，并与斯巴达签订了十年的和约，建立了海上霸权。然而，没有共同敌人的朋友是危险的。雅典和斯巴达很快爆发了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萨战争。苏格拉底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表现勇敢，以至于雅典方面的指挥官说：如果所有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勇敢就好了。但一个士兵的勇敢拯救不了整场战争，雅典帝国在战争中崩溃。傀儡政权建立了，而其首领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虽然民主派很快夺回政权，但社会的秩序和道德却被破坏无余。经过战争洗礼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强大的武力面前，所谓的公平，正义，民主，德性怎会如此的不堪一击？让成千上万的人为国家的霸权去牺牲是否值得？人的生命如此脆弱，人生的意义何在呢？这些问题是平庸的头脑所无法回答的，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想回答，人们在战争中学会了争权夺利、苟且偷生、亵渎神灵，正义、道德、信仰都被认为是骗人的东西——整个雅典社会不可避免的沉沦了。

　　苏格拉底陷入了沉思。以前，他也是自然哲学的崇拜者，跟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一样，醉心于自然万物的存在、生长、灭亡的原因。他还提出一种观点，即人生长的原因在于吃喝，人吃的食物中，肉加到他的肉上，骨头加到骨头上，这样，人就由小块变成大块，小人变成大人。但是，这样的思考有什么用呢？它对人生有什么改进呢？即便我们知道了自然的本原，人的形成，它又如何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富有道德何信仰，使我们的生命幸福而有意义呢？显然，这些是自然哲学无法解决的。于是，苏格拉底的目光由自然转向人本身，探求人内心深处的秘密。“认识你自己”是最早的哲学命题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深刻含义。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诧异”。当人类惊异于自然的神秘莫测之后，终于发现了比自然更加神奇的人的 心灵，赫拉克利特第一个表示除这种惊讶，他说：“你永远都找不到心灵的边界，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走进去，它的逻格斯如此之深。”而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则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阿拉克萨戈拉提出人的心灵（即“奴斯”）是万物运动的原因。苏格拉底在先哲们模糊的探索中发现了哲学的曙光，开始了哲学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

　　哲学的任务不应该是探索自然事物，而应该是人自己，人的心灵，人的德性。在人的生活问题上，自然的东西只是条件，真正的原因乃是人的心灵。不进食人就不能生活，没有身体人就不能生活，但它们并不能实现生活的目的。“去过好的生活远胜于生活本身”，苏格拉底如是说。正是心灵支配我们去寻找一种好的生活，心灵是去生活的原因。那么，心灵的本质是什么？苏格拉底认为是“善”，亦即德性，它包括正义，勇敢，节制，友爱等美德。这些东西并不是人创造或自然形成的，人一生下来，神就将它们放进人的灵魂中，但它藏而不露，必须通过理智的思考才能把握，“美德即知识”。所以人生的使命，就是去认识那藏于灵魂深处的德性。——这样，苏格拉底达到了对人本身的认识，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伦理学体系。

　　可以肯定，在伯罗奔尼萨战争以前，苏格拉底就已经开始了对人本身的思考，但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无疑加深了这种思考。据说，在波提狄亚战役中，有一次军队驻扎休息，苏格拉底早上一起床就站在一个地方陷入沉思，一直站了一天一夜，连饭也不吃，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才开始挪动脚步，祈祷着向太阳走去。这个奇异的举动让人禁不住问，他在想什么？也许正是这次思考让他大彻大悟，看破了世界和人生的本质；也许他预料到战争的后果必然是秩序的破坏和道德的沉沦，拯救人们的灵魂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雅典好像一匹纯种的骏马，因为高大而变得臃肿，需要一只牛牤时时叮咬才能使它重振精神。而除了自己，谁还能担此大任？也许他还想到向道德败坏的民众宣扬真理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勇气？如果有一天因此而不容于这个社会，那时自己是选择逃走，还是殉道……

　　我们还可以作出种种猜测，但那一天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已没有人能够知道。即便是他留下来的哲学体系，也是后人的记录和总结。而真正的苏格拉底，正在雅典街头游荡：

　　这是一支真正奇异的队伍，他们的首领相貌丑陋，衣衫偻烂，赤着大脚，而随从们大都衣着漂亮，年轻俊美——他们是来自希腊各地的贵族子弟，把苏格拉底当作神来崇拜。随便遇到一个人，不管他是政治家还是鞋匠，是将军还是赶驴的，苏格拉底都会上去和他交谈。谈话的可以从任何一方面开始，但总会被巧妙的转移道人生的道德的问题上来。苏格拉底不喜欢告诉别人结论，而是不断地向别人提问，然后归纳对方的观点，再进行反问，使对方在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一谈话方法被后世称为“苏格拉底方法”，而他自己则称之为“精神助产术”——也许是受他妈妈是接生婆的影响。有一次苏格拉底和别人讨论“美德是什么”便是他的“精神助产术”的典型应用：（据柏拉图《斐洛篇》，有改动）

　　斐洛：请你告诉我，究竟是通过教育还是实践来获得美德的？

　　苏格拉底：十分抱歉，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

　　斐洛：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对男人来说，懂得如何管理国家就是美德，对女人来说，尽到料理家务、侍奉丈夫的职责就是美德。人因为年龄的不同，生活状况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美德。

　　苏格拉底：多么遗憾，我问你美德是什么，你却给我一打美德。这就好像我问你蜜蜂是什么，你却告诉我蜜蜂有马蜂、土蜂、长脚蜂、赤尾蜂等很多蜂。你说了那么多行为，我们都称之为美德，说明它们有共同之处，你能告诉我它们的共同之处，也就是美德的定义或本质是什么吗？

　　斐洛：那么让我来告诉你，所谓美德就是统治整个人类的力量。

　　苏格拉底：你的定义能包括一切合乎美德的行为吗？它对于奴隶和小孩也适用吗？难道小孩统治他的父亲也是一种美德吗？

　　斐洛：当然不是。

　　苏格拉底：统治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难道不正义的统治也是美德吗？

　　斐洛：看来我刚才说的不全对，应该说，美德就是正义的统治。

　　苏格拉底：斐洛，你说的是“美德”还是一种合乎美德的行为？

　　斐洛：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苏格拉底：让我来举例说明一下。我们常说圆是一种图形，而不是圆是图形，因为图形之外还有其他图形，比如三角形、长方形等。

　　斐洛：喔，我懂了。正义是一种合乎美德的行为，除了正义之外，还有别的美德，如勇敢、节制、智慧等。

　　苏：你这不是又在给我一大堆美德么？

　　斐洛：……

　　辨到最后，对话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美德是什么”这个平时觉得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竟然一无所知。这正是苏格拉底进行“精神助产”想要达到的目的，所谓“知耻而后勇”，只有让无知的人从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迷梦中惊醒，才能激发他们的斗志。苏格拉底就认为自己“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很无知”。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相比之下，孔子的表达更全面一些。但这两句话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最浅显的真理——不要不懂装懂。但浅显并不代表容易做到——事实往往正好与此相反。印度哲人奥修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夏天，在一堂讲授印度神话剧的课上，老师和同学都昏昏欲睡地上着课。这时，督教走了进来，大家又强打起精神。督教决定考一考他们一些关于神话剧里一个著名战役中发生的事：

　　“你们好，孩子们，看到你们认真学习的样子真让我感到高兴。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山卡拉（印度神话人物）的弓是被谁打坏的？”

　　过了很久，才有一个涨红脸的孩子回答：“不是我，我发誓，督教先生。仅仅因为我曾经打坏过一个凳子，以后所有的坏事他们都怀疑是我干的。”

　　督教被这个答案气得发晕，指着那个孩子对老师说：“他……他……他居然说不是他干的。”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老师连忙说，“这个孩子坏极了，什么坏事都有他的份。他这么说一定是做贼心虚。”

　　督教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扭头就走。他找到了校长，把这一切告诉了他。

　　“这确实令人气愤。”校长说，“不过，这几天学校的乱子已经够多了，昨天不知谁又把教室的窗子打坏了。我看不必追究到底是谁打坏了弓，这件事由学校负责赔偿。”

　　我想督教先生一定被气得当场晕倒。但如果仔细反思我们的生活，这样想当然的事情在生活中常常发生——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气冲冲地跑来告诉你某人居然连山卡拉地弓是谁打坏的这样简单的问题都都不知道，你会鼓起勇气问一声：“山卡拉是谁？”还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而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1948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问被调查者如何看待《金属的金属法案》。结果，有59％的人支持该法案，认为它申明了个人的责任；16％的人则认为它不应该强加给美国人民，只有30％的人承认他们对此没有看法。实际上，该法案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人提过这样的提案。实际上，正是有许多人正是在一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上，往往隐藏着最大的荒谬——伽利略的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牛顿的“力是改变事物运动的原因而非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都是来自对一些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怀疑。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回顾了“CPT对称理论”的发展后说“很多将（指诺贝尔奖）是因为显示宇宙不像我们所想象地那么简单而被授予的！”在历史上，“理所当然”四个字不知包庇了多少谬误与罪恶，而很多伟大成就的取得，往往也就是有那么几个执着的人，拒绝迷信与盲从，勇敢地挑起“理所当然”的面纱，让庸人们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相——而对一切常识进行终极追问，对于所有传统进行反思，反对轻率地作出结论，西方哲学的这种求知与批判精神正是由苏格拉底开创的。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面子比知识和道德重要的多。当他们终于发现自己的无知时，不是满怀羞愧地去反思自我，而是归罪于那个开导自己的人，这也正是历史上许多先知遭受同时代的人迫害的原因所在。苏格拉底无休止的提问让他们觉得颜面扫地——特别是在大庭众之下。有人开始粗暴地对待苏格拉底，揪他的头发，抓他的脖子，各种文人对他尽其嘲讽之能事，而更多的人则像逃避瘟疫一样躲避苏格拉底。正好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成了傀儡政权的首领。雅典人抓住这个把柄，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把他送上法庭。通过抓阄选出501人组成陪审团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最后，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

　　根据雅典法律，如果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有罪，可以以交纳罚金或选择放逐的方式代替死刑。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不是死要面子，而是因为良心和真理比生命更重要。在宣判之后的陈词中，他说到：“公民们，以往许多审判，被告们都携带家属，涕流满面地向法官求情。以求宽恕。我也有亲属儿女，也有亲戚朋友，我也自己陷入了陷阱，但我不愿让他们为我求情。我这样做不是藐视你们，而是因为这类行为是城邦的耻辱……你们以后会说我被判处死刑是自己申辩不力，但我缺少的实际上不是词令，而是厚颜无耻，哭哭啼啼。我从前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现在也不会失节苟活。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任何人都不能贪生怕死。现在我被你们判处死刑，行将离世；但事实却早已判定你们造孽，你们不公正，你们将会受到惩罚，其残酷程度远甚于你们判处我死刑。……诸位，希望你们记住，好人无论生前和思后都不会吃亏。神总是关怀好人。尽管诬告我的人和判处我死刑的人要害死我，但我并不痛恨他们，反而有一件事要拜托他们。我的儿子长大以后，如果只注意钱财而不注意生活，没有出息却自以为很有出息，那就请他们象我责备你们一样去责备我的儿子。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我们父子算是得到了公平的待遇。”

　　说完这些话，苏格拉底环视了一下法庭，最后把目光投向判处他死刑的人们，平静地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路更好，唯有神知道。”

　　从宣判到执行尚有一个月的时间，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援救他越狱逃离雅典，希腊众多城邦都欢迎苏格拉底到那儿居住。一切都安排妥当，但苏格拉底再一次拒绝了，他对营救他的人说，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要活的好，活的光荣和正义。他被判处死刑是非正义的，但这是城邦法律的判决，如果自己越狱逃跑就是以错对错的报复，抛弃了自己对城邦的守法承诺，是对城邦法律的败坏，违背了他本人的正义生活原则。他又说，他常常问自己，自己从小就接受城邦的教育，享受着城邦的繁荣，在城邦法律的庇护下过着自由安逸的生活，由一个小孩变成一个老人，如今，法律作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判决，自己能够为苟延残喘来伤害它吗？因此，他决定留下来。苏格拉底这个决定在后世法学界引起了无穷无尽的争论，亦即公民对于违反正义原则的法律判决有没有遵守的义务。对此，美国自然法学家德沃金的观点颇为持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公民都负有遵守全部法律这种一般道德义务，……但是，……一个人除了对国家的义务之外还有其它义务。一个人必须履行对他所信仰的上帝的义务和对自己良心的义务。如果他的这些义务同他对国家的义务发生冲突，那么最后，他有权做自己认为正当的事情。如果他决定违反法律，那么他必须接受国家所作的判决和给予的惩罚。他应该承认，他在宗教上或道德上的义务虽然高于但是不能消灭他对同胞们的责任。”

　　不管法学家们如何争论，那悲惨的一天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在接到就刑令之后，一般犯人总要故意拖延时间，大吃大喝一顿。但苏格拉底拒绝那样做，他坚持说：“在他们看来，拖延时间好像会得到某些东西。可是对我来说，这样做就等于犯罪。因为我并不认为迟一点服毒会得到什么好处。相反，那种吝惜性命，死抱住这个世界不肯撒手的行为，在我看来，是应该受到蔑视的。”

　　药剂师很快将毒药配好，他静静的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如一杯美酒。目睹这悲惨的场面，他的朋友和弟子们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苏格拉底却悠闲的踱着步子劝诫大家不要悲伤。等他觉得双腿发麻的时候，就躺下休息。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克里托，我们像克来皮乌斯借过一只公鸡，切记要付钱给他，不要忘了！”——苏格拉底临死前这句话可谓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实含意。因为克来皮乌斯并不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也没有借过公鸡给苏格拉底，他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他叫朋友们去给克来皮乌斯奉献一只公鸡，显然是在说感谢他赐予了这杯毒酒。也许在苏格拉底看来，生命是一种病态，需要用死亡来医治？平时一直和朋友们高谈阔论人生的意义的苏格拉底终于在最后一刻流露出他生命中最深刻的悲剧意识，难道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悲观主意者？这句话的意义，并不是像一般人联想的“谨记别人的恩惠”那样简单。

　　苏格拉底之死，在法学和政治学上的争论延续至今。但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哲学意义：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苏格拉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唯美主义者。对于他的判决是如此的不公平，如果他选择逃离雅典，在道德上并无可指责之处——他的前辈阿拉克萨戈拉和后辈亚里士多德都因“不敬神”而遭迫害（这肯定适合于一切敢于独立思考的哲学家），但他们选择了流亡，声誉并未遭任何损害。苏格拉底这样做，岂不是在作无谓的牺牲？李敖在《奇情与俗情》中一种观点甚为精彩，用它来评论苏格拉底之死再恰当不过：

　　“人间很多事，看起来完了，其实没完；看起来没完，其实常常完了。”“人的表现，我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奇情’，一种是‘俗情’。‘奇情’是超乎‘俗情’的表现。‘俗情’本身，有时并非一定要不得。但是‘奇情’却更是要得。”“我举汉武帝的李夫人为例，……李夫人被形容为‘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在顾倾人国’，成为绝代佳人。可惜红颜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后缠绵病床，眼看就要死了。汉武帝跑去看她，想见最后一面，可是李夫人拒绝了.——为了给情人留下一个艳光照人的好回忆，而不是一个风姿憔悴的坏印象，她拒绝了‘人情之常’的诀别。从‘俗情’的观点看生离死别，大家见最后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想见争（怎）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苏格拉底本来可以逃的，逃了也不错，但他选择留下，这就更好，更完美，这就是‘奇情’。他不仅按照自己的原则去活，而且按照这一原则去死。对大多数人来说，活着是有意义的，而此时，死亡也成了有意义的。当弟子们问起苏格拉底他死后尸体应该如何埋葬时，他幽默地说：“傻瓜，你们不知道你们永远都无法埋葬我。我会活到连你们都不存在的时候，这个诡计是：我选择现在死去是为了永远都活着。”历史上多的是慷慨赴死的仁人志士，但像苏格拉底一样，用机智和洒脱，像享受生命那样去享受死亡的人，并不多见。

　　苏格拉底用他的死完成了他的哲学——他的伦理学是关于人生的幸福的的德性，他“精神助产术”是关于人的智慧，而他的死亡则最终见证了人生的意义和责任。如果说哲学是关于人生的幸福、智慧和价值的思考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就是西方哲学史上三位一体的巨人。正如德国哲学史学家策力尔所说：“苏格拉底给了哲学以有力的推动，以至于直到整个古代世界的终结，哲学都没有离开过他所指引的道路。”实际上，苏格拉底的影响远远超过哲学的范围。他用他的思想、言辞、生活、和死亡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被称为“西方的导师”。他对社会沉沦的危机意识、甘为牛牤警醒大众的精神和挽救社会道德的行为都已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他的死亡和耶稣受难一起，使整个西方文化具有了深刻的悲剧性色彩。他已与耶稣基督、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一起，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四位至圣先师，堪称“人类精神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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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写于2001年，是我本科大一时候所作，首发于我跟几个同学创办的校园刊物《鹰隼》第1期，这个刊物总共只发了两期就因经济问题关门大吉了。现在网上很多转发未注名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