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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十年还是三年？ ——对重建1966-1976十年史的初步建议（上）
谨以此文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
目录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论的来源和影响
二、对文化大革命十年论的严重质疑
三、文化大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和九大后七年历史解读
四、文化大革命三年被误读为十年的两大客观原因
五、必须推倒文化大革命十年论重建十年史
摘要：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于1966年5月16日，其截止时间点在哪里，凡严肃史家都会有所存疑。1981年6月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截止时间点定在1976年10月6日，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策动的非法抓捕四人帮的日期，因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为十年，并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大革命，在文本中把文化大革命五字打上了引号。本文为了行文方便一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为文化大革命，不简称文革，不打引号，除非是引述他人资料和使用中央文革小组这种约定俗成的组合表达。本文从多个方面质疑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说”，认为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时已经结束，以九大闭幕为分界线，1966年-1976年十年分为前三年和后七年两个历史时期。九大开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关键的历史主题是围绕否定还是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而展开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其一方面是领导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正面力量在巩固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成果，造成社会显性的大踏步的进步；一方面是否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力量在暗中活动图谋复辟，造成社会潜在的隐形的倒退，这个倒退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最终显出原形，复辟的力量也大摇大摆从暗中走向公开。本文同时认为，把三年文化大革命误读为十年文化大革命，除了包括决议派的主观故意在内的认识主体的主观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重大的客观原因：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基于文化大革命之前而又贯穿了整个十年历史，造成人们以此理论作为单一断代依据而误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另一个是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存在时间和内容上的重叠，而作为普遍意义的文化革命在九大后没有结束，使人误以为作为特殊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结束。决议派制造出文化大革命十年论并将其成功散布于全社会，最关键的政治图谋是通过把三年篡改为十年就把复辟的历史过程掩盖起来了，让九大后七年历史看上去是文化大革命自身的失败而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因此本文最后呼吁左翼力量要共同努力推倒决议派制造的流毒广泛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论，重建196年-1976年十年史。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论的来源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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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十年还是三年？这在很多人来说早已不是问题：当然是十年！这个答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1981年6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根据这个《决议》所定的调子写出的各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书籍（包括高校教材）或者文章中得到的。《决议》把文化大革命进程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阶段：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
……（1976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给予全盘否定，得出的总结论是：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些就是一般所谓“十年浩劫”的理论来源！文化大革命十年论（以下简称十年论）【1】的完整表述见于《决议》文本，这里不详述。《决议》把文化大革命五字打了引号，其含义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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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自1981年6月底通过以来首先变成政治高压线和政治杀器，约束着体制内（含党和非党）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着主旋律文学艺术创作的方向和内容。同时也成为了当代历史研究的定盘星和坐标系，决定着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1966年-1976年十年史的研究和写作。这些研究成果和写作与文学艺术作品一起，成为了控制全民思想和精神的迷幻剂，决定着全民的思想和行为。
文化大革命十年论最先是进入高校党史教材，给高校学生洗脑并系统灌输新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1970年代中晚期中学政治课教给我的党史知识说，党内有十一次路线斗争，解放前六次，解放后五次，文化大革命是三年，是打倒刘少奇资本主义复辟集团的党内第九次路线斗争，而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打倒林彪反党集团、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82年下半年，在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突击学完新党史后，我脑子里原来的路线斗争概念就被覆盖了，最后三次路线斗争变成了笼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三年而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不再是胜利的、是成就巨大，而是失败的、是民族的灾难、是浩劫；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担心自己大权旁落而拉拢林彪、江青等捏造罪名打倒刘少奇。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决议》，只有手里的党史讲义，老师怎么讲解，我们就怎么接受；不知道不但党史讲义是根据《决议》写的，许多文字是照搬的，而且老师讲的不在讲义里的很多东西也是根据《决议》精神发挥出来的。如今回头去看，根据《决议》调子写出的新党史讲义，不但是强力的洗脑剂，而且也是对邓小平搞的一种个人崇拜，所以在1984年国庆35周年“奉旨游行”时，北大的学生在天安门就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
社会上根据《决议》调子写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要略微晚一些。就我所知，最早问世的专著是高皋、严家其二人198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接着是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权威著作的王年一1988年成书的《动荡的年代——1949年-1976年的中国》。伴随着这些严肃写作的是有关十年史的地摊历史和地摊文学的繁荣昌盛，例如经久不衰的叶永烈写十年人物的传记系列。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编纂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部著作给毛主席时代盖棺定论，自然也就包括着给十年历史盖棺定论。
所有以上这些书籍，无论成书早晚，写作优劣，内容简繁，个人写作或集体编纂，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权威的还是非权威的，无一例外都遵循着《决议》的调子，而抛弃了以往路线斗争的提法，把传统意义上的三次路线斗争（分别是对刘少奇集团、对林彪集团、对所谓“四人帮”）归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因此都不过是《决议》的扩充版，都把凡与《决议》论调不相符合的历史材料排除在外了，具体历史叙事则都成了精心裁剪内容的残缺不全的简陋日志。如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写作，其中有关“西纠”、“联动”的罪行，或被完全抹去，或被乔装粉饰，或被移花接木到造反派红卫兵名下，造成红卫兵运动完全成了一幅暴力漫画，而漫画的缔造者被不分青红皂白确定为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毛主席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类似的漫画在这个十年论中无处不是，连环起来就构成整个十年的扭曲的历史画卷，去证明毛主席的确“犯了晚年全局性错误”，十年历史的确就是“十年浩劫”，以致于现在很多人谈到文化大革命，早已忘掉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和实际进程，只记得一些被嫁接到全部红卫兵头上而实际仅仅是”三纠”（西纠、海纠、东纠）、”联动”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并把那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当作了文化大革命本身，仿佛文化大革命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完全无关，不过就是为了整革命功臣、为了武斗、为了制造红色暴力恐怖。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成了打砸抢和迫害革命功臣的代名词，以致于现在体制内位高权重者只要用一个“文革余孽”的政治帽子，就可以把其政治对手置于死地。
总之，《决议》定调的十年论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它是几十年来钻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总源头。
二、对文化大革命十年论的严重质疑
1
1989年春夏在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学生最初的动机是十分单纯的，就是抗议当时党的腐败变质，抗议某些位高权重的中央领导人的家族带头搞腐败，要求严惩腐败分子【2】。当时我是在北京工作，我看到的学生有爱国热情、有爱党情怀、有社会责任感，在运动中有秩序、有纪律；市民也有协作精神、有爱心、有忍耐力，对学生运动一定程度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并无怨言，支持学生反对腐败、反对那些官僚巨头家族带头搞腐败，赞成惩处任何腐败分子。可是，这样一个爱国学生运动，却被定性为动乱，最后竟被污蔑为制造反革命暴乱，遭到赤裸裸的武装部队的武力镇压。由于自己亲眼所见的和上面定性的反差太过强烈，我在事件一过就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是否真是教科书说的那样是十年动乱、十年灾难、十年浩劫；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十年还是三年。若干年后我把我的怀疑写在了自己的博文中，声明自己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三年的观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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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文化大革命是三年不是十年并不难！只要先确定文化大革命的主题，然后根据主题去确定起点、进程和终点就可以了。
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就已开始显现。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都在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正式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全新的概念，遭到刘少奇的反对，并与之在1965年初大起冲突【4】。1966年5月5日，毛主席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就谈到了即将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说要乘着自己还有一口气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5】。1967年2月3日，文化大革命正在紧张阶段，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又谈到：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
其后，毛主席在很多场合反复申明过文化大革命的主题，1968年3月更进一步总结性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7】
这是从更具体的过去的历史角度，来强调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大革命。于友是中国知名报人、前光明日报记者，亲历过1957年光明日报反右派运动，他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漏网右派，1978年获得平反，1979年初，他刚从东北回来不久去看望历史学界名望极高的前《历史研究》主编黎澍，黎澍说他不久前听了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高度赞扬那次中央会议“决定了干脆利落地解决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解放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50年代的案子、40年代的案子、30年代、20年代的案子，都要解决。”【8】于友写出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历史小侧面，但这个小侧面却是强有力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邓小平他们连解放前的案子都要翻，难道不正好说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吗？
实际上，谁也无法否定，从建国初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通过合作化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1961年-1962年是回头搞单干还是坚持已经确立的人民公社集体道路，再到1964年至1965年四清运动是整基层干部和群众以及历史上的黑五类还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清晰展现出了那个时期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历史主题，而刘少奇和坚决支持刘少奇路线的某些高层领导人，一起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具体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相应清理各级政权里的赫鲁晓夫。用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发言讲话来说，那就是：“这次就是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有个全面的调整。【9】
1969年毛主席在九大上有一段讲话，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的角度再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掉，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10】
毛主席这一小段话讲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也讲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把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讲得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他们搞的《决议》也是承认以上主题的，只是把它确定为“错误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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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主题是如此明确，那么依据主题就可确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三年。毛主席最早是想让学生停课半年搞文化大革命，以为半年时间就可以了，结果却出乎意料：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向学校派出工作组，想把这场政治大革命搞成又一次反右派运动。当一些教师和学生对这种搞法不满时，他们就在各级学校“反干扰，抓游鱼”。他们搞了50多天，不触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半根毫毛，却去镇压学生运动，走上了邪路。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艰难地扭转运动方向。此后，原计划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一年开张，两年取得胜利，三年收尾”。这一计划虽然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干扰，却基本在预定时间完成了预定目标。
毛主席原来是设想在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中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但很不理想，于是改变战略，让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动了1967年的一月革命【11】。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总攻击的一年”【12】。这说明1967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年份了，总攻击之后就是打扫战场、消灭残敌，就该是收尾了。毛主席自己在1967年5月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曾说：
“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王力、关锋）的《<</SPAN>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13】
毛主席谈的这个进程和上面元旦社论透出的总攻击的信息结合起来，就说明这个运动在1967年5月就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夺权决胜阶段，意味着夺权任务一旦完成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
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1967年1月上海是最早夺权的，夺权后曾试图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从更高的政治层面考虑，觉得上海人民公社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于是上海人民公社在2月23日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3月王力、关锋起草了《红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在审批这个社论时加了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4】
自1967年3月开始，各地造反派夺权后都相应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截止1968年9月，全国除了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都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一片红。这是文化大革命夺权完成的标志，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直接的事实标志。当时发行了“祖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但邮票上的地图只顾了一片红，遗漏了台湾，造成错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社论信号。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对刘少奇专案做出结论，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正式的党的会议标志。1969年4月九大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终极标志，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出另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标志。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闭幕后即实际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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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反面证据看文化大革命就是三年而不是十年。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以打倒自己的领导人为最终目的，某些领导人自己发生变质、背叛革命而遭到清理或者淘汰另当别论。可是，如果把1966年至1976年整个十年看作是文化大革命，那么就会看到一幅奇怪的历史画卷：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来，以九大为界，就几乎是一个一个逐个打倒自己前期领导人的过程。
在1966年底前打倒刘少奇集团的历史过程中，周恩来和林彪协助毛主席领导运动，都对运动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央文革小组则只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的秘书组，是做具体联络工作的。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政治局碰头会【15】，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真正的权力机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领导文化大革命各项具体工作。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经过前期打倒刘少奇集团过程中的淘汰，已形成稳定的八人团体，就是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顾问康生，其他成员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1967年7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毛主席被迫转移上海。1967年8月7号发生所谓“王力八·七讲话事件”（即所谓煽动红卫兵夺外交部的权，但毫无依据，至今的党史也是含糊其辞，王力自己也从来没有承认过）。1967年8月22日发生所谓“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事件”。此二事发生后，周恩来立即通过他和毛主席之间的联络员杨成武向在上海的毛主席做了密报，致使涉事的王力、关锋二人在1967年8月26日被隔离，戚本禹在1968年1月14日被收监【16】。中央文革小组八人团队仅剩五人熬到1969年的九大召开，九大闭幕后中央文革小组就实际解散了。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成了被打倒的对象，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1976年四人帮遭到拘捕。四人帮中的王洪文是1966年在安亭事件中崛起，最终在1972年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至此，三年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领导者，除了病逝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以外，就全部被消灭（这个消灭是指政治生命上不是指肉体）。
若按十年论把九大后的这个历史归入文化大革命中，那就意味着林彪、陈伯达、四人帮都是最高权力层中的赫鲁晓夫，而九大后遭到清除的各地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领导人，如早期遭清理的王效禹、李再含、刘西挺、刘结挺、潘复生等等，晚期遭到清理的上海的徐景贤、马天水、朱永嘉等等，就都是各级地方政权中的赫鲁晓夫，可这些人都是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个时期崛起并逐步进入到各自重要位置的。这一现象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的基本印象、输送的基本观念，如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清理各级政权中的赫鲁晓夫，都是格格不入的。林彪集团充其量是一个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集团，不是政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团。四人帮则最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若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成千古笑谈了。所以，九大后的历史进程怎么都不能够归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十年论认为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在笔者看来，这个“第一阶段结束”实际上就是整个（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不是什么第一阶段的结束！史家，尤其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史家，需要另开一历史断代概念，对九大后的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哪怕是借用西方的术语“后XX”的办法，就叫它“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可以。笔者是把这个时期叫做“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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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十年论，反对三年论，还可以找到一些反对证据，其中最强有力的莫过于毛主席自己的话，如1969年毛主席在九大讲话中讲到：
“……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区总结经验。”【17】
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纳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长期的革命之下，明确指出“还有些事没有做完，比如斗、批、改”。毛主席在九大后在其他场合还说到过文化大革命“还有一点尾巴”之类的话，这个尾巴其实也就是斗、批、改。周恩来在九大后也说过文化大革命还在深入开展一类的话【18】。
该如何看待这类不利于三年论而有利于十年论的依据呢？首先，斗、批、改的确是三年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来的，就写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十六条》里，但1969年九大后的斗、批、改是作为一个独立运动提出的，它与文化大革命有沿革和继承关系，却并不是同一个运动，它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派生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的过程。对比一下历史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提出的问题，但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道理，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提出来的问题，却不能说斗、批、改就是文化大革命。其次，历史断代不是以历史中个别人物哪怕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自身的某些只言片语为依据，而还要看被断代历史时期的关键历史主题。我们必须把毛主席、周恩来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只言片语，放在其产生的大历史中去考察，同时还要看它们的前言后语，用现在流行的学术语言说就是看其“语境”，才能把握其本质的意思，不然就会得出非常荒唐的结论。例如，毛主席还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那么我们还反驳“十年浩劫”干什么呢？毛主席都说了全面内战，那还不就是一场浩劫又会是什么？可见，以重如毛主席这样的历史人物的只言片语来进行历史断代都是行不通的。那么，九大后从斗、批、改开始到1976年10月这七年的历史主题又是什么呢？（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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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9 22: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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