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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家族利用新自由主义与宪政模式向右转
曾飞
中国官僚家族的代表人物及其智囊的所谓“深化改革”一再图谋彻底改掉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提出的要求：“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以及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所提出的“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不再是公有制国家。”为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私有化改革的策划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于1988年来中国，对赵紫阳传授如何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要求我国搞私有化产权改革，并公开说：“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来源：《吴秉元：坚决反对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也就是要把中国通过所谓的“深化改革”而自我殖民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殖民地。而实现其图谋的其理论工具就是新自由主义与美国宪政模式。
对此，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说道：“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此前，在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就说过：“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按：如今官僚家族亿万富翁独揽绝大部分中国财富已是不争的事实，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3月8日，邓小平又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问题正如邓小平晚年所担忧的那样，“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1357页）。如今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占有绝大部分国民财富的官僚家族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拼死向右转，力图自由化，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用新自由主义指导经济改革
最近，所谓“深化改革”的智囊50人经济论坛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直截了当地宣称：“哈耶克（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论述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的有效使用。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那年正是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年份，而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在中国成为共识。由于 20 世纪一个核心争执是计划与市场，所以哈耶克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大佬们讲了什么》）而联办财经研究院(英文名称为SEEC Research Institute，缩写“SRI”)院长许善达则直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来贯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关于“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的要求，提出报告直接要求“拿出10万亿国资支持供给侧改革”。10万亿足以一举彻底削弱国企，当年温家宝大印钞票发展发地产也才4万亿。此举直接“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联办财经研究院课题组《划转十五万亿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实行全国统筹 降低缴费率》的研究报告还提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改革，为政府提供数以十万亿计的国有资本为主的机动财力。这部分机动财力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解决当前面临巨大困难的社保问题。”他们的国企改革目标就是直接兑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诉求。据此，说这些人就是卖国的内奸不算过分吧？
对此，笔者2013年10月31日在《刘鹤教授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其它学派或多或少承认市场失灵，唯有新自由主义顽固拒绝承认任何市场失灵或缺陷，反对实施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和经济干预政策，可以为华尔街游说取消金融管制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诱发拉美、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酝酿美国金融衍生品和次贷泡沫膨胀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来源：战略网“深山的追随者”的博文转载）…… 2012年2月23日华尔街日报《世行报告：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说：“世界银行与一个中国政府智库联合编制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表面上似乎只是缩减国企和商业化国企，并没有私有化国企的明确诉求。然而，《世行英文报告摘录以及翻译——赤裸裸的私有化》一文指出，《世行报告》的一段原文，“私有化”就直接出现在其间——“私有化是最好的商业化方法”，直接注释了他们的所谓国企“商业化”就是“私有化”的真意。……刘鹤主张缩减国企和私有化，扩大私企和强化华尔街资本的垄断地位了吗？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还不足以作出如此判断。因而只能期望刘鹤教授注意不要走上如此绝路。在全民控制主要资源与国有资本，并在中国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吸引外国投资、民间投资（比把私人财富用于‘土豪金’的奢侈浪费和制造鬼城的无谓浪费更有积极意义），金融扶持高新技术和小微企业，建立自贸区，让外资自由进出（由此促使上海逐渐取代新加坡和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则是无可指责的。而一味扩大垄断外企的势力（譬如放任百货和食用油领域被外资垄断，却避而不谈反垄断，反而把反垄断的利剑指向中国国企，削弱能够制约外资的最强大的竞争力量，刻意纵容外资垄断中国市场等）和所谓的‘民企’（其中不乏官僚资本企业，刻意用权力继续扩展官僚资本的垄断），并利用权力压缩所谓的‘垄断国企’则是自断一臂，叛国投敌的恶行，但愿刘鹤教授不去支持此恶。”
然而不幸的是，此后的信息表明，刘鹤支持新自由主义。其一，2015年06月25日刘鹤的研究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主张：“自由竞争使主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大幅度提高，劳资对立由于经济繁荣得到一定缓解，而弱势的农业相对衰退，埋下了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种种隐患。但不管怎样，经济的放任自流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际的经济放任程度和对监管的放松接近甚至超过里根政府的做法。在此期间，新技术的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显然刘鹤高度评价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其二，刘鹤组织的50人经济论坛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为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出谋划策。其三，2008年9月17日，即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金融海啸即将横扫世界，时任总理温家宝派刘鹤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对策。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两个月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这项计划现在受到质疑，但很多人认为，在当时，这样部署是正确的。如今，指责国企拖累经济的理由却是刘鹤自己出售主意的“４万亿投资”、“救美国就是救自己”决策的恶果——造成的水泥钢铁等建材的产能过剩。然而对于以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来摸黑并私有化国企的喧嚣，刘鹤却装聋作哑，乐观其成。其四，刘鹤极力主张在中国仿效西方发达国家反对民粹主义。刘鹤说：“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2015年06月25日《刘鹤：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官僚家族手里，根本没钱用于大众福利，因此实际福利水平远低于世界各国，根本谈不上有所谓民粹主义过度福利的可能性，这是继续压低大众福利，维护官僚家族巨额财富的极右主张。这些信息都表明了刘鹤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
早在2007年02月06日《吴秉元：坚决反对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一文就披露过：根据赵紫阳的好友、曾任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研究人员和体改委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宗凤鸣先生所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书中讲到，他曾与赵紫阳多次亲密交谈过，赵紫阳认为，“过去已经实行的公有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苏联实行公有制是失败的。我国应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现在只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赵紫阳是混合经济的思想，对于公有私有经济各占多少，他是不主张规定比例的。……赵紫阳还说：“改革就是要把过去搞过了头的公有制程度退回来，这样，把问题明确起来，改革的阻力就可以减少些。”他认为，中国生产力这样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搞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有制、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宜提公有制为主体。（宗凤鸣著《理想•信念•追求》，第289—290、300—335、386页）杨继绳先生在1996年10月29日访问赵紫阳时，赵紫阳还说过：“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在一起，矛盾会很多。”（见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589页）由此可以看出，赵紫阳确实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从他开始搞中国的改革，就是受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和主张的影响，按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来搞的。实际上，高尚全等人是继承和发展了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思想和主张的。
关于新自由主义，早在2014年03月16日求是杂志《剥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面纱》一文也明确指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出现了严重“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此后，已经沉寂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步活跃，并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内容丰富，影响较大的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和以卢卡斯、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等，它们的政策主张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仿，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主张推行私有化。……对于我国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全面私有化，是要将我国已经进行深入改革，并已成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客观上，这种产权转换，一方面会使国家丧失参与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必然肢解企业经济力量，极大地降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但更重要的是，私有化国企为资本寡头的全面掠夺开路的行径违反宪法，更是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然而，为了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家族资本的利益，他们什么违法和无耻的勾当都是干得出来的。
在一片新自由主义的鼓噪声中，他们把大批的国企归结为“僵尸企业”，僵尸国企绩下滑是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而推行新一轮国企出清的私有化也就开始被轰轰烈烈地推行。
2015年12月11日网友夏小林：《人民日报》莫以“僵尸企业”抹黑国企》的文章就直接揭露：“201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其经济部财经组负责人李丽辉记者的文章《百万亿国有资产怎么管? 》，文中大反国企中的所谓“僵尸企业”。按常理说，这也没什么值得讨论的。今天各种性质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中都有所谓的“僵尸企业”，都需要逐一批评。但是，该文的使用案例、数据却文不对题，或自相矛盾，或含含糊糊。一个最典型的荒唐之处是，其作者试图用来证明在汽车业中，国企“僵尸企业”最多的，工信部处理14家“僵尸车企”案例，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该案例表明的是非国有企业“僵尸车企”最多。该文使用的全部所谓“事实”、“数据”，就是试图给读者造出中国的所谓“僵尸企业”主要在国企的印象，其政策含义就是：清除“僵尸企业”行动要以国企系统为主要目标。这可是既透着稀奇古怪，又大错特错的事情了。”如此，官僚们以僵尸企业抹黑国企私有化国企的司马懿之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2015年09月15日环球时报《中国国企改革引世界热议 或淘汰“僵尸企业”》报道说：“彻底改革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是中国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中的一件，但如果处理不好，重组会导致很多人被解雇以及社会不稳定”，美国《匹兹堡邮政公报》14日报道说，这场改革将是积极的，有助于提升经济动力以及使增长更可持续，部分私有化将帮助在国有公司内建立“制约平衡和激励制度”。在谈及国企改革的原因时，《华尔街日报》说：“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均遭遇了持续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钢铁和煤炭行业，并且许多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及其他资源，令民营企业及消费者陷入困境”。英国路透社14日报道称，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国企改革已变得更加紧迫。韩国《首尔经济》也认为，中国国企改革是为增长放缓的经济寻找突破口，国企业绩下滑是中国GDP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5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中央出重拳！八大行业“僵尸”国企逐步退出》披露：“在调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因国企在相关行业占比最大故将成为改革主体，可以说，2016年对于一些国企来说将是过关之年，攻坚之年。”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目前国有企业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重化工行业分布较多，国企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而去产能作为明年的重点任务，意味着这些国企将退出市场。
部分土豪出于虚荣而暴卖马桶盖和经济下行似乎都证明国企成了拖累国民经济的罪魁祸首，非出清私有化不可。如今又一次大规模地私有化国企也就似乎有了为百姓的利益而出师的“正义”旗号了。如此，正应着掩耳盗铃的古语。
2016年01月14日 《“僵尸企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纸老虎——评日本“僵尸”及胡舒立、刘世锦等借此反国企》一文尖锐指出：“僵尸企业”这个概念的起源、科学性，及对中国经济政策体系的适用性是存在问题的。这个偏向性、攻击性明显的意识形态概念，其更多的作用是有利于一些美国人以“僵尸”名义去解构日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含日本企业制度），以扩大美国的霸权。国内一些人仿效某些美国人，居然拿“僵尸”这种洋人的“银样镴枪头”来猎杀国企。体制内外已有一批人结成“私有化同盟”，在党、政和商业媒体等平台上，利用“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大做文章，伪造国企是“产能过剩”主力军的荒唐观点，不断地采用美国人提出的“僵尸企业”一词来攻击国企，试图推翻中共中央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科学地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决策。按时间顺序，这次的评论依次涉及了搜狐财经主持人尹守革、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国资委主管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乱说“僵尸”，攻击或抹黑国企的观点。
由此，中国的官僚家族及其门客以新自由主义做指导，用美国人提出的“僵尸企业”一词来攻击国企，试图推翻中共中央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科学地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决策的疯狂行径，中国的老百姓是难以容忍的。一旦消灭了全民资本，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的官僚家族资本就可以为所欲为第利用金融、股市、楼市和市场的垄断投机高抬物价肆无忌当地掠夺中国人。中国也就国无宁日了。
用美国宪政模式进行政治改革
与经济自由化同时，政治的美国宪政模式也在积极的推行之中。
掌握了绝大部分国民财富的官僚家族如今再也不遮遮掩掩了，他们公开地急催美式宪政。2013年01月07日环球时报就赤裸裸地鼓吹实现宪政：“宪政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那么，宪政又是什么呢？一种代表性的回答是：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自由、民主、人权。从一般意义上看，民主、人权、自由都是好东西。至于集合这三者的宪政，当然更是好东西。毋庸置疑我们不能拒绝。”（《“宪政梦”成热词，宪政是什么？》）看到了吗？中国人民连拒绝的自由都没有了，有的只有新生官僚使用手中权力残酷进行掠夺的自由。你敢反抗吗？温家宝说了：“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政府不利于民众的举措，市民如果敢反对，那么对不起，人民的民主自由都不大，“法比天大”，口含天宪，官家说的就是法，说你们游行反对那是颠覆国家，抓起来关就抓起来关。这就是官僚心中所谓的宪政。他们说人民民主也可能导致“多数人专制”，甚至演变成“恶魔”——多数暴政。只有“精英治国”才能百年稳定。这就是宪政梦的最终解释。
2013年7月8日笔者在《王泸宁教授政改的“宪政模式”为谁服务？》一文中已经指出过：
王泸宁教授在《二百年的宪法》(选自《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一文中强调说：
“美国人在制定宪法时，首要关心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威和个人的自由。……本着这些想法，宪法确定了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实行代议制，包括废除贵族头衔，开放官职，定期选举，代议政治；
分权治理(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指的是联邦制，各州保留较大的权力。在当时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横向指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
有限政府，即规定政府不能做什么，如不得干涉宗教、言论、写作、集会等方面的权利。同时规定“法治而非人治原则(Government of laws,not of men)由于这样的原则的要求，宪法确定了法院系统。……
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是：为什么宪法能延续二百年，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记录。普莱维特和沃巴提供了一种解释：(1)宪法是一份政治文件，1780年存在的政治冲突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各异，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2)宪法保障的代议制、分权和有限政府在当时有足够的吸引力，今天也依然如故。……关键的问题是，实际上没有人有力量改变这部宪法，维持它并解释它是唯一的出路。也许这是一条通则，如果还有某种力量可以改变宪法和政治制度，那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和社会管理上就没有达到稳态。
王泸宁教授的结论是显然的：要避免中国当前“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和社会管理上就没有达到稳态”的危机，就必须遵守这“一条通则”，即美国二百年的宪法三原则：代议制、分权治理和有限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宪政模式”。
对于为何必须引入美国的“宪政模式”，王泸宁教授强调说：“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是：为什么宪法能延续二百年，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记录。”美国政治模式延续的时间居然也可以成为必须以它为改造中国政治文化的目标模式的理由。王泸宁教授显然在制造悖论：王泸宁教授的逻辑是美国宪政能延续二百年，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必须以延续时间较长的美国政治文化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政治文化。但事实却是中国政治文化比起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的延续性要久远得多，按照王泸宁教授的逻辑，倒是美国应该以中国的政治文化为目标模式来进行改造。但王泸宁教授却不顾自己的逻辑提出相反的主张，要以美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这就自相矛盾。为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王泸宁教授甘愿自相矛盾，自打嘴巴而毫不在乎。其理论的严肃性也就荡然无存。
王泸宁教授政改的“宪政模式”除了军队国家化之外，还有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政府的宪法模式，替代以美国的宪政模式——所谓的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来源：《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而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76页)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3卷第240页)邓小平反对的正是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所谓宪政模式。至此，王泸宁政治改革理论为官僚资产阶级谋求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的“稳定”服务的本质也就明确无疑了。
笔者在《以史为鉴：再说中兴与亡国的差异》一文的回复中已经指出：“是以史为鉴，关注关键点。关键点就是强化依靠群众，而不是只重依靠官吏。“那就是中兴之法宝就是以民为本，改善民生，依靠民众，治吏安外，方能力挽狂澜，实现中兴。”依靠群众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人民通过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僚代表大会控制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而是落实人民自己的武装（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而不是职业军队。”实现根本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其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带领绝大多数人通过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僚代表大会控制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这包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重点引领民众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建构保证人民代表的广泛代表性及其听取并汇集民意的日常制度，汇集民意形成法律的常态程序，任用、监督和罢免官员和公有资本集团领导人的体制。以及公有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的路线图。
然而美国的宪政模式确实符合中国官僚家族的根本利益。于是宪政模式一直在推行中。其效果如何呢？
在官僚代表大会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掌握住立法权的情况之下，单纯倚重法律（而不是在党的基本原则的信念、法律和道德三个层次的共同作用下）来治理社会，则只能对官僚家族统治有利，而对人民大众不利。
先看一例：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五条 宪法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修改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营企业，其含义企业是全民公有而委托给国家政府经营，修改后的法律含义就变了，名义上还叫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实际上归国家所有，谁实际上控制了国家政府，谁就实际上拥有了企业的所有权。在精英统治的时代，精英的国家也就成了国企实际的所有者。在国家高级干部被大量送到美国学习宪政模式之后，学会了美国政府官员“法无规定不可为”，对民众而言则是“法无规定即可为”的所谓法治精神之后，既然精英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出卖国企也就符合“法无规定不可为”也就是法有规定即可为的精神。私有化国企也就合法。而作为官僚私有资本的老板，也可以按照“法无规定即可为”的法治精神购买低价出售的被私有化的国企，“混改”而控制国有企业而不违法。鲸吞全民财富在宪政模式的保护下被片面地合法化了。党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正义与道德这两层次的作用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法治一家独大了。如此依照美国宪政模式进行的政治改革显然对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家族资本有利。而对民众不利。
由此，1978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到2008年，这个比重已经降到了43.8%，30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数量也在不断下降，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的196家下降到今天的 118家。”（来源：《聚焦国企私有化》）如今国有企业还在被迅速削减中。
在有利于官僚资本的立法之下，百姓一旦大量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也就成了不得不依附于资本的奴隶，任人宰割。垄断资本也就可以以市场的名义通过垄断任意掠夺。我们仅仅就此次海南、广东等地的天价菜事件来看看个中的奥秘。
2016年02月23日新华网《海南工商严查“菜霸”“天价菜”背后有猫腻》披露：针对春节期间海南省特别是海口市出现的“天价菜”事件，海南省工商局对涉嫌哄抬物价的海口市南北蔬菜批发市场进行调查。22日，海南省工商局长陈楷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欺行霸市。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在海南蔬菜市场一家独大，全岛绝大多数蔬菜都从这里批发。除了上述涉嫌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滥收费用之外，还涉嫌以签订垄断协议的方式控制市场。
为何百姓只能忍受天价菜而无可奈何呢？因为私企独家垄断欺行霸市。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在海南蔬菜市场一家独大“操纵市场价格”。而政府对海南蔬菜市场一家独大垄断市场长期不闻不问，任其掠夺。
2016年02月17日南海网《起底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背景》披露：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老板“柯越秀是土生土长的海口人，1986年中学毕业后，跟着姐姐到海南各市县或是徐闻等地收购瓜菜，再运回东门市场批发。由于市场里的交通不便，运菜用的农用车难于通行，于是他们和市场里的几位批发量比较大的菜商一起商议，寻找一个地方盖个蔬菜批发市场。” 2016年02月17日南海网《起底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背景》：正当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涉嫌“垄断”被工商立案调查之时，该公司“自己免掉自己的总经理”一事，经南海网持续追踪后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网友对该公司以及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提出了诸多疑问：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吴红是什么背景、柯越秀又是何许人也？这家公司为何仅注资一百万元就能掌撑全岛蔬菜批发这么久？
相反，如果一个地区，譬如厦门，有国企义利兼顾出现于市场，天价菜事件就难以发生，这显然有效保护了多数市民的利益。
通过这个普普通通的事例，人们很容易理解如果以美国宪政模式来改革掉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得利的就是官僚家族，受害的就是民众。所以人民不能容忍向右转，反对以美国宪政模式来进行政治改革。人民当然也需要维护利于人民的法律体制，但这必须符合人民民主体制，而不是宪政体制。执政者如果还是以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为执政的基础，而不是官僚家族的利益为执政的基础，那么就必须坚持邓小平所指出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注：即美国宪政模式）。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当权高官如果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也就滚到了右的一边去了。
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韩非子的法治，美国宪政模式也是与信念、道德割裂的只依重法律来强制治理。其结果也相似，都是滥刑或监狱爆满为患，不断引发百姓反抗。美国的所谓法治精神，即对政府官员是“法无规定不可为”，对民众是“法无规定即可为”是建立在立法权由垄断寡头控制的基础上的。垄断寡头要卖枪械牟利，法律也就不禁枪，美国政府官员“法无规定不可为”也就拿枪支暴力无可奈何，居民遭殃，久而不决。垄断寡头肆意妄为牟取暴利，法律也就无规定。“法无规定即可为”，无良老板们也就可以胡作非为牟利。美国的许多民意调查都显示，绝大部分民众都相信，在商界，商业欺诈行为相当普遍，而且他们认为商人和经理们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肆意妄为。官僚家族把中国官员送到美国培训法治精神，美国的治理弊病也就被引进中国，危害老百姓。在官僚代表大会控制立法权之下，近些年取消了工人罢工的权利，结果有了广东镇压日企工人罢工的人间悲剧。2015年03月26日大纪元《日企强行解聘工人 200人罢工遭镇压》披露：3月24日，广东中山市翠亨制包厂200名工人罢工维权，抗议公司欠缴社保、克扣工资、强行解聘10名工人等，遭200余名警察镇压，多人被打伤，25名工人被抓捕，目前仍然有4名工人被关押，工人代表遭行政拘留15天。最近，工人的处境被恶化，罢工不断。2015年02月03日，网易《惠普1条任命引发中国3千人罢工 华三担心大裁员》披露：“无论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三”）这场罢工的结果如何，都将写入中国IT界发展的历史。在全球通信领域，华三（H3C）无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企业，这家总部位于杭州的公司成立仅12年，却拥有让全球顶级网络设备厂商思科都头疼不已的实力。因此，2015年新年伊始，由华三员工发起的这场罢工，让业界哗然，始料不及。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市场与国际环境的几经变迁，外资控股的本土企业已经与老东家度过最后的蜜月期，而由资本、文化、管理引发的矛盾在这时便也更加刺眼。”2016年03月25日旷新年《公审讨薪工人，中国最黑暗的一天》披露：2016年3月16日，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在荷枪实弹的警察的警戒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阆中市江南镇举行了“阆中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大会”，以“恶意讨薪”和“妨害公务”的罪名公开宣判8名讨薪工人。这8名工人不仅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血汗钱，而且罪恶地以法律的名义，以公开宣判和游街的形式，对工人进行惩罚、恫吓与污辱。法律不仅没有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反而向哀苦无告的工人们张开血盆大口反咬一口。……。为此，深改急先锋楼继伟财长也就顾不得劳工事务并非自己的职权范围，无视“法无规定不可为”的所谓宪政精神，越界张罗工人下岗和修改劳动合同法，放松对企业老板的约束，让外资企业老板和官僚家族企业老板可以更放心地演绎美国苹果式的13连跳的血汗工厂，更放心地演绎过劳死，更放心地欠薪而无所忌惮。此后他们有了美式宪政模式的法治支撑，肆意掠夺也就更加“合法”。
总之，如果不改变两会依旧掌握在官僚富豪手里而人民已经丧失了立法权的现状，那么此时的强化法治，特别是按照美国宪政模式来强化法治，结果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独裁专政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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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 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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