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政治，也可以这样看

大参考

　　一

　　政治，如果仰视，很是高大上；如果平视，不过是各种游戏中的一种，即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空间；如果俯视，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自我异化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折子戏，刀光剑影下演绎的一幕幕悲喜剧，甚至是丑剧，难免得出这样一种判断：“政治是丑人的舞台”。

　　以不同视角和价值观看政治，衍生出来的是政治制度、权力运行、价值系统、行为方式的差异。这也是世界各国、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在讲政治，但政治的内含外延差异巨大的原因。

　　二

　　共产党的精神力量与外部环境变化高度关联，所谓“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当人民满意和高兴的时候，这个集团及其集团内的成员就会产生道德感，由此生成奋斗的力量，处于战争年代，这种力量甚至让人挑战死神。因为你是为劳苦大众或大多数人谋利益，其中内含着道德感、神圣感。

　　问题在于获得政权后，有一种不利于这种精神力激发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执政会改变阶级和阶层关系，当剥削阶级消亡后，革命时期鲜明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不复存在，党带领人民闹翻身形成的目标和行为方式的绝对一致，开始变为相对一致，特殊情况下还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过去的带头人成了今日的执政者、社会管理者，既然是管理和被管理，那么一对矛盾体由此而生，绝对一致转换成相对一致，这带有规律性和必然性。

　　既然关系发生变化，绝对一致下的赞美有可能演变为置疑和批评。于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出现在我们社会：政府做对了不表扬，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做错了一定要批评，因为你要接受纳税人的监督和评价。这种现象或规律虽然源自现代政治文明，但对于“打土豪分田地”中的高度受拥戴，新中国成立之初众口一词的被赞美，党、政府和党员领导干部还是会产生心理落差的，这种落差往往会冲击到精神世界，消弱精神力量。

　　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在于找到一种内生的，较少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新质力量。这方面，西方社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基督教强调的是原罪和忏悔，由此生发出一种内生的力量，即不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职业精神，不是由外部要求你如何做，而是该这样做，一个“该这样做”保证了无限的力量生发出来。我们需要一种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力量。

　　三

　　社会越是动荡，人们越是接近政治。动荡所以让人们接近政治，是因为动荡必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而重获安全感，只能寻找依附，政治活动中有组织，有力量，让人所依附，进而获得精神安慰，哪怕是短暂的精神歇息。相反，社会越是太平，人们就越淡漠政治，因为这时人人都可以独立应对生活难题，不必依附组织，更不想接受组织的约束。

　　这种现象或规律对于执政党或执政者来讲，需要把握和拿捏。强化与弱化民众的政治意识，都必须有所考量，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强化群众的政治意识，也是政治意识越强越有利于执政权的稳固。对于政治集团中的成员，必须强调政治意识，对于普通大众未必如此，关键是弄清原理与目的。

　　四

　　凡人类活动，皆属游戏，于是涉及到游戏规则的制订。如果规则由单一的阶段性主导力量来制订，规则往往是不稳定的，同时是有偏颇的，因为主导力量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即便不是根本变化，也还存在内部力量的消长和动态平衡。

　　这一规律放到国家治理层面，则需要思考一些深层问题。制订规则者一定是掌握执政权力的力量，但这个力量也存在内部构成和运行，如果是个人意志占有了主导，而缺少各种智慧的吸纳，规则一定具有动态性和易变性，如果更好地借助之外的各种力量和智慧，规则就会更趋科学，然而这又是一个说易做难的事情。既然是难事，就要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其中就涉及到自我约束能力与体制机制保证。比如，罩在政党和党的成员头上的光环暗淡，或神圣性下降后，必须寻找到替代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政治伦理规则的设立，即保证制订游戏规则的力量或人都道德有道德感和规则意识，这是规则中的前规则。

　　五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必须分别拥有给社会、国家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唯此才显得伟大和有力量。换言之，只有找到普遍适用的东西，才敢言占领了文明的制度点，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这当属普世价值，值得全世界的人矢志追求。虽然追求过程中因为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步伐，但最终还是要走到一起来，达成同一个目标。

　　诚然，凡是遥远的东西都容易让人产生疑虑，但想通一个问题后，疑虑也便化解。宗教和共产主义都讲天堂，但信徒都没有人见过，为什么宗教信徒对天堂虔诚信仰，而共产主义信仰却出现了弱化？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到达天堂的路是否解决。至少在封闭的宗教精神世界，无论宗教理论还是教徒，都认为有路，而共产主义天堂，曾经有革命的清晰路径，因而追随者众，但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调整，路径开始模糊，这是需要重新厘清，也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诠释共产主义，这项工作我们做得不好，甚至说尚未开工。

　　六

　　相对而言，中国可以出大科学家、大文学家，而难出大思想家。除开客观因素，仅仅围绕人看问题，科学家更多借助于智商和执著，中国人的智商在世界名列前茅，中国的吃苦也是少见的，再加上成为“人上人”的价值追求和动力之源，产生一些大科学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思想家的产生就不仅仅是智商高就可以解决，在智商之外还要有境界和牺牲精神，要有悲悯的情怀，这恰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东西，因而是中国很难产生思想家的重要原因或根本原因。

　　七

　　因为革命的需要，也为了消灭剥削阶级，我们几乎从肉体与灵魂上消灭了精神贵族，我们更衷情于“穷人”，甚至“痞子”，中国的农民运动取得的成果几乎就是消灭生产力，因为其主要干两件事，一个是烧房子，另一个是砍脑袋，而砍掉的脑袋都是有文化有知识者的（能赚钱，剥削阶级）。我们一茬茬地割掉那些有文化的人，因此，中国就没有真正形成贵族阶层，其实，贵族阶层并不仅仅表现为灵溪，还表现为担当，在西方国家，科学文化大部分是由贵族阶层创造的，因为只有他们有钱有闲，进而思考一些非功利的东西。西方人讲：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三百年出绅士。把那么有了文化积淀和精神追求的人都消灭了，那么社会就重新开始新的积淀。西方是看到了革命的负面而努力调适，追求议会斗争。恩格斯晚年实际上也看到了，非暴力革命的路径。遗憾的是我们尚不具备走这条路。

　　八

　　中国社会的动力系统中最主要的是功利或感官刺激。中国历代王朝反腐为什么没有彻底和成功者？因为中国官员的一切动力来自等级利益，一旦没有了等级利益，动力迅速消失，这就是目前新一轮反腐导致官员懈怠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中国人爱面子、势力眼？因为爱面子就会争面子，因势力而向上爬，如果没有了面子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大家都一样，还去争取什么？西方人为什么没有或没有这么严重的现象？因为他们在功利之外注入了其他的精神力量。西方的动力系统主要来自基督教，内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道德，这些都是由一神教而生，因而就不会以利益多寡而导致心理和心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