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国：“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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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人们把清代中期活跃在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称为“扬州八怪”，权威的解释说是由于他们的艺术风格被正统画派视为不入流，这种解释其实是有意模糊和掩盖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扬州八怪”就是一群不合时宜的文化精英，他们远离庙堂官场，退居民间江湖，用故意搞怪的书画来愤世嫉俗、秉持清高，于是世人就用“扬州八怪”来赞许他们的为人和艺术。

　　首先，从社会经历和身份地位来看，“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都是些看透封建官场，要么终生不仕，要么仕而退隐的读书人。比如最有名的郑燮郑板桥，他本来在康熙年间曾经应试科举为秀才，雍正十年为举人，乾隆元年为进士，在山东范县、潍县当了知县，可是因为在遭遇大饥荒的年头强烈请求救济饥民，得罪了朝廷大官僚，于是托病辞官，归于江湖。

　　又如李鱓，他于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但被排挤出来，乾隆三年又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也是因为得罪了上司，在两革科名一再贬官之后，心灰意冷，从此到扬州卖画为生。

　　还有一个李方膺，本来是官二代，还当过乐安县令、兰山县令、潜山县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职，而且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却因为被人诬告而罢官，他愤而退隐南京，在借园当了寓公。

　　除此之外，另外几位更是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终身不仕。如高翔，终身一介布衣。金农一辈子未做官，他曾被荐举博学鸿词科入京，却未试而返。黄慎自号“东海布衣”，家境因难，宁愿寄居寺庙也不去求一官半职。而罗聘则更是以江湖野佬自居，自称“花之寺僧”、“金牛山人”、“洲渔父”，以示不与士大夫同流合污。

　　这样的社会经历和身份地位表明，“扬州八怪”都是些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高尚的志趣的文化人。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决心不与之为伍。他们才华出众，有着敏锐洞察力和社会良知，同情民间疾苦，于是就将自己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并借以抨击丑恶的事物和人，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正统主流的独创“怪异”的艺术风格。

　　比如郑板桥的书画就是如此。他把竹子画得艰瘦挺拔，节节屹立而上，直冲云天，有的“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有的则墨色水灵，浓淡有致，逼真地表现竹的质感，也传达出他的思想情感和志趣。他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这种字体的意趣和精神是什么，从至今广为传世的“难得糊涂”那幅字里，人们完全可以体味出来。郑板桥公然宣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一语道破了他的思想和艺术之所以“怪”的奥秘。

　　特别是那个爱画鬼罗聘，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特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他还特地解释说“凡有人处皆有鬼”。你看，他哪是在画鬼，分明是在揭露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贪官污吏。他的《鬼趣图》就是描画形形色色的丑恶鬼态，讽刺当时的世态人情，无怪乎当时的一些权贵官僚，看了他的画都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扬州八怪”都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和精神追求。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确实，作为封建时代的文化人，“扬州八怪”之怪，正是他们傲世独立的高尚人格和艺术风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