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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中国的体制冲突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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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9 16:04: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政府的强大调控能力,而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反,他们更相信市场调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模式与运行规律必然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于是,前者发展为“大政府小社会”,后者发展为“小政府大社会”。较早前媒体披露一组数据可以佐证,每万人中拥有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的数量分别为:法国110个,日本97个,美国54个,中国3.37个……。

  根本而言,两种制度设计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看匹配度或适应度。即,与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匹配和适应度。如果社会主义继续实行计划经济模式,那么大政府小社会的制度设计与此相吻合,问题在于人的思想境界或民族人文素质尚未达到那么一种高度,结果导致计划经济走向“懒汉经济”、“‘大锅饭’经济”,不得已,社会主义国家都改弦更张,走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或道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并非都获得成功,善于借助两种制度优势者获得成功,反之,继续摸索前行。中国政府显然是正确借助了二者优势,由此带来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至新境界、新阶段,也就是需要再次转型步入“新常态”,我们发现遇到了困难,其中最要害的是未获得融合两种制度优势的经济理论的支持,缺少理论支撑的经济运行,意味着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状态,而“摸石头”只能在浅水区摸,进入深水区后是摸不到石头的。这就是目前的尴尬,以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市场经济。

  不能产生发挥两种制度优势的理论支持与制度设计,软肋或漏洞必反映于经济运行,最要害的是两种制度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必发生冲突,进而涉及或落实于经济,其一便是当下已经显露出来的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有以下几个数据值得关注和思考。2013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披露,美国企业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仅比中国高5%。到2015年,美国低成本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与中国企业生产成本不相上下。报告推测,到2018年美国制造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佐证这一推测的是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的经营成本比较。该公司位居国内同行出口前两位,2014年到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由此产生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数据。包括: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贷成本是美国的2.4倍,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此外,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且无须支付进出口清关费用,厂房建设成本也远低于中国,等等。

  制造业出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几乎是靠制造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危机显而易见。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获益最大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在高端,另一个中国在低端。在中国尚未跻身于高端的情况下,制造业已经出现成本劣势,必形成中国式尴尬,这比“中等收入陷阱”来得更实际,更直接,危害也越大。

  为什么如此快地出现成本快速增长?很重要的是政府管理成本,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税负和其他运行成本。一段时间里出现中国税负在世界范围内高低的争论,其实,没有必要争论,中国税负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一定排在前列。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党政系统,这些人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依靠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存活。此前,人们之所以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主要是几十年来城市快速发展,房地产领域给政府创造了巨额收入,既然有这一收入,政府也就不会把成本转嫁到企业。换句话说,既然可以转嫁到后代,通过预支未来实现生存,也就不会直接与企业发生冲突。一旦卖地难以为继,政府庞大的行政费用必定转嫁到企业,到这时危机真正到来。

  诚然,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企业成本上升而来的压力,因为制造业加快向国外转移的速度,除了响应政府号召,其实还有成本压力,后者更根本。为了解决企业成本快速上升,政府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包括努力降低小微企业税收成本,核减一些政府行政收费项目,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无关大局。因为,我们党政系统的人头减不下来,就需要收钱,只要收钱,企业成本就不会降低。这其间存在逻辑关系。

  那么,中国能不能走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不能!因为现有的政治观不支撑,换言之,政治观不突破,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模式就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比如,我们强调的是政治领导和统一领导,突出的还是党和政府的调节社会的能力,再者中国社会运行远未进入法治时代,既然是人治、党治、政府高度干预,那么就必须有相应的组织系统和人力投入。高校建立党的系统,哪怕校长、副校长一干人等都是党员,仍然需要另一批党员来检查监督,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要建立党的组织,都是因此而来,等等。

  上述,分析是否意味着笔者观点是否定党的领导,把政府建成小政府?当然不是,依照目前的国情和长期形成的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国复制西方的制度很容易造成社会危机。这里的关键是真正产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理论突破化解发展危机,真正研究出大政府的经济功能,即庞大的政府不是经济累赘,而是直接创造财富或切实支持企业创造财富的组织。这应当是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最现实最迫切的命题。

  要解决这样一个命题,没有新政治观的支持,断然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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