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公车是特权难以摆脱的尴尬

大参考

　　自从2014年国家发改委推动中央国家机关公车制度改革以来，在中央层面的公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全面取消，官员出差只有用公务车。

　　到了2015年9月16日，中央国家机关车改已全面完成，共封存车辆3868辆，并向社会公开拍卖，2000多名司勤人员得到妥善安置。同时，中国至少有16个省份已经成立了省级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并设置办公室。小组组长一般由省长或副省长担纲，办公室领导成员一般包括省级发改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厅、审计厅等部门负责人。

　　其实，公车制度改革涉及到几百万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全面推行改革，在中央相对容易，在各级地方机关和国家单位，这样的改革却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

　　公车制度存在四大问题： 成本高，公车私用，严重浪费，以及滋生腐败等。平均养一辆公车，国家财政要支付6到10万元，等于一个高收入工作人员的工资。中国的厅局级、科处级官员，不计其数，导致每年有2000亿以上的财政开支用在专车上，这还没有包括学校、医院等国家事业单位。如果把这笔费用省下来，那么，中国的贫困地区教育问题，肯定不出三年就得到彻底解决。

　　不过，车改不是零成本的。每一个官位级别，在车改之后，都必须有适当的车补，才能够让官员放弃专车而不感到心情很不舒服。这样一来，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有的地方，车贴给了，而官员却通过另一种方式，继续使用专车。

　　政府在车改过程中，如果没有适当的措施，就成了冤大头。财政开支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在专车的费用这一项是减少了，而车补的开支增加了。为了避免一边拿补贴，一边开公车的现象，政府部门用起了北斗卫星，对公车的出入进行导航监控。

　　另外的问题，就是如何补贴才算合理？各地的补贴情况不一样。例如，深圳正厅级的补贴是每月4000元，而广州只有1690元。处级、科级和科员的补贴，也出现了巨大的地区落差。

　　记得40年前，一个公社书记，用的是一辆凤凰自行车就很不错了。一个县委书记开的是吉普车。今天，中国经济搞大了，官员的身价也大了，官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得利群体，这些从考公务员的热度就可见一斑。

　　原来一个县，整合一下就成了一个地级市，一个公社，整合一下就成为一个县区。从一个处级单位，变为一个地厅级单位，县处级官员，成数十倍增长，科级单位的官员，成数百倍的级数增长。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公车也是中国的政府管理特色。全球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公车使用，有如此之庞大和烧钱。光广州市，就有数千辆专车，深圳的情况也一样。

　　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所不同的，是他们干同样的活，付出同样的辛苦劳动，可是现在却要养活更多的官员。他们工资高，开车的标准也越来越高。

　　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官僚队伍也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反腐斗争的过程中，对“八项规定”也进行深度的解读并不断提高其执行力度。他们把改革的方向，直接瞄准“三公消费”， 也就是公车、出国和公款三项，都是官员的特权。

　　公款吃喝确实少了，那是因为官员也看到了少吃的好处，最少“三高”低下来了，对身体有利。他们也有时间陪老婆孩子了，真是何乐而不为。不过，政府要他们不开专车，第一是特权少了，气派小了，第二是自己要花钱开车了，很不习惯。

　　中国的公车改革，可想而知，就是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这是最难啃的骨头之一。不过，再难啃，习李两位领导人，也不会却步。巧妙的是，公车改革，先由民革中央提出方案。民革中央，不是中共中央。不过，民革的方案，应该是中共中央的“授权”，才如此直截了当。

　　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

　　提案详细描述了民革中央认为的公车改革优化方案。具体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控制公车总量和配备，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只有公务用车；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电子监控所有公务用车，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领导，直接向上级负责，网上公开查询记录；大规模用车社会化；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按照一定标准实行适当交通补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私车公用。

　　其次，明确公车的弊端。民革的提案指出，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

　　国家发改委表示，国务院印发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车改方案研制过程中，发改委将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

　　发改委能够这样接受民革的意见，是党和政府走的一步亮棋。首先，民革是民主监督的象征，说明执政党的干部必须接受民主监督。车改，不是干部愿不愿意的问题，它代表的是一种民意，代表是政府走廉政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

　　至于如何车补，如何监督，那都是技术问题。民众希望本届政府，不仅在反腐斗争中大有作为，而且要在削弱特权方面，敢于拿出真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