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登新：关于中国大学的改制梦想

大参考

关于中国大学的改制梦想

——建设世界一流的民办大学

文/董登新

　　刚才阅读了一篇《一名武汉大学毕业生的反思》的文章，它是武汉大学的一位毕业生撰写的，文中对他的大学学习与生活“写满否定”，其实他是一名有志向、有追求的优秀大学生。不过，他所谈及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

　　读罢此文，我有两个点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一名大学毕业生眼里的大学印象：写满否定。大学新生在经历了K12的应试教育压迫后，一旦进入“素质教育”的大学后，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凡是父母和老师过去不让干的事，他们都想加倍补偿回来，比方打游戏、睡懒觉、谈恋爱，上课玩手机，无人管束的日子就是快活！

　　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大学至少存在两大棘手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一是将一部分名牌大学改制为民办大学，因为它们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同时将大部分省属院校改制为高等职业专科学校，培养企业需要的职业蓝领工人。二是让改制为民办的名牌大学专心做研究型大学，专攻高端科研，其他大学则以教学及社会实践为主。

　　按照后一个观点的设想，主要有两个动机：一是解决中国大学教育千篇一律、重复建设的老大难问题，通过大学教育市场的细分，构建类型各异的办学特色，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二是解决教育资源浪费，尤其是教育经费的“劫穷济富”的乱象，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效率。

　　第一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也是比较急迫的。在中国，无论是教育部直属的大学，或是省属公办大学或民办大学，它们都在向建设一流的科研型大学而奋斗，因为只有科研立校，才能提升大学排行榜的名次。科研立校很简单，就是要老师多在高档次杂志上发表理论文章，或者多申报国家级课题，多拿科研资金回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扭曲大学教育的本质，误导办学方向，影响大学教育质量，并让大学教育出现严重同质化、重复建设的格局。

　　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比方，中国一流的名牌大学——例如北大和清华，它们不仅是公办大学，享受着最优的招生资源，并占据着最多的国家科研类基金拨款，同时还享有最高待遇的生均财政拨款，而且它还拥有诸多的“校办工厂”或上市公司，并拥有来自众多大牌企业或企业家源源不断的“校友捐款”。在国外，像这样的名牌大学是最有资格改制为“民办大学”的，因为它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占用更多的国家资源和财政拨款。

　　此外，近十多年来，中国涌现了大批真正民办的本科院校及民办高职，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新生办量，但它们缺乏龙头和品牌，进而缺少社会的认同与认可。民办大学似乎成为了低质量大学的代名词。如果能将北大和清华之类的名牌大学改制为民办大学，那么，一定可 以大大提升民办大学的社会地位和江湖口碑。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依据上述两大问题的解决思路与路径设想，中国大学体系可重新整合为以下三大类型：

　　（1）第一类大学：纯科研型民办大学，国内前50强名牌大学，全部改制为“民办大学”，财政不再拨款。这类大学应该包括北大、清华、人大、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湖北省有资格列入此类名单的大学只有两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2）第二类大学：科研教学型大学，在招生计划中，除前述第一类大学外的其他“一本”院校可列入，它们均为公办大学，全额财政拨款。以湖北省为例，这一类学校包括：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

　　（3）第三类大学：教学实践型大学，除上述两类外的所有公办大学或民办大学，全部改制为高等职业专科学校，专业化地培养职业蓝领，学校所属公办或民办性质不变。

　　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大学教育结构，这样整合后的中国大学教育体系可能更符合市场分工与社会需求，同时也更能个性化地发展自我、培养合格大学生人才。

　　最后提示：中国大学教育再也不能采用一个模板来设计或监管，必须进行改制与分类监管，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提升大学质量。这只是一己之见，仅供大学讨论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