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忆安：谁是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脊梁

大参考

　　抗日战争时期，有太多的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共产党军队的浴血奋战，国民党军队的豕突狼奔，日军的凶狠残忍，百姓的流离失所。这是一出中国民族的血泪史，也是一出人性的悲喜剧。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和这个政府率领的官员、军队，备受委员长之恩泽，以其撤退机动之迅猛、倾轧效率之高超名垂青史。这其中，有大部队刚刚接敌就弃军而逃，从保定一路跑到开封的刘峙。有手握重兵，坐视友军被日寇击溃、消灭的蒋鼎文。

　　在“我们只有一个领袖”的民国时代里，大浪淘沙，涤荡出一批批“天赋秉异”的“英雄人物”。

　　各色人等也都粉墨登场。北洋政府的遗老遗少，国民政府的政治流氓。他们用逃跑宣示了个人的渺小，用投降彰显了人性的肮脏。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最后影像，就是臭气熏天的无声死去，骨朽肉烂，遗臭万年。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中国通。正是在他的一手操作和策划下，北京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此后的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相继成立，王克敏、梁鸿志、汪精卫相继以汉奸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汪精卫的出现和伪南京中央政府的成立使伪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成为历史，王克敏、梁鸿志均赴汪精卫伪政权担任要职。尤其王克敏，虽然名义上归汪精卫管辖，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觉得，自己投降日本人早，即便当“孙子”也理应是第一号，没想到被汪精卫这个“后来者”抢到头牌，甚是不服。于是便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作为在清末玩过“爆破”，武汉政府时期搞过“反共政变”的汉奸头子，汪精卫自然不是吃素的。两人开始彼此拆台，互相倾轧。汪更是不断抬搞梁鸿志以压制王克敏。搞得“国民政府”乌烟瘴气，丝毫没有“办公”的氛围。

　　作为汪精卫的嫡系，汪奔赴南京的主要推手，“财政部长”周佛海看到这种情形，不觉捶胸顿足，忧虑异常，叹道：“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此忧国忧民之心，真让人捧腹大笑。

　　汪精卫并不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中特立独行的奇葩。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有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除却有占领区的老百姓参加伪军外，数量最大的伪军来源就是投敌或被俘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国家的正规军却成为伪政府军队最大的士兵来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整建制的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1840年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随着西方工业品的涌入，中国持续上千年封建色彩浓厚的农村经济和农村治理结构就处在持续的崩溃之中。到本世纪初期，中国人口的80%都是农民，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社会地位的底下，直接造成了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错位和动荡。农民被其他所有阶层踩在脚下，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蒋介石本人却把中国农村的惨状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统治体系”在农村的崩塌和缺失。对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破产农民大讲特讲“孔孟之道”，令人啼笑皆非，心酸异常。

　　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崩溃，农民实际上已经麻木，蒋介石国民党成立的国民政府早已成为大地主、资本家的代言人，无力激发和顺应人民。麻木破败的人口带来的必定是民族气质的匮乏和民族精神的缺失。国民党南京政权难辞其咎。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完全是唤醒麻木中国农民的一针兴奋剂。觉醒的根据地农民在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的感召下迸发出了自己的力量。

　　谁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脊梁，谁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