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恢复中国资本市场尊严的政策选择

大参考

　　中国股市近几日充斥着呜咽和悲伤，政府意识到社会风险，动员了巨大的资源“救市”，但艰苦的拉锯战显示扭转市场心态相当不易。学者型官员刘鹤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要从以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到教训：“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如何应对这种政策挑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主张，但从底线思维的逻辑来看，安邦咨询（ANBOUND）的建议是要治本清源。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于金融改革走得太快，系统性考虑不周全造成的。所以，如果股市干预的游击战如果不奏效，那么比较合适的政策选择可能就是搞政策刷新，重新开始为佳。这样的政策操作比较简明，让大家看得明白，也容易恢复市场秩序。至少也把底线亮明，为市场恢复信心奠定基础。

　　为了应对进一步的大幅下跌，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可以考虑如下建议：

　　第一，中止两融和杠杆融资交易，中止期指交易，清算方法后续决定。两融为市场提供了做空机制，杠杆融资为放大风险提供了工具，而且会加大市场下跌的势能；期指交易更是股市下跌的“致命工具”。暂时中止这些交易，相当于减少了股市下跌的“弹药”供给，减小下跌的势能。

　　第二，将涨停和跌停板幅度限制调整为5%，市场恢复理性后再渐次恢复。股市大幅震荡是造成市场恐慌的重要原因，而暂时缩小涨跌停板的幅度，有助于减少股市持续、剧烈下跌的空间，相当于为持续下跌的股市增加刹车片，减少股市大幅震荡，通过缩小波动空间来平息市场。但要明确告诉市场，在恢复理性之后将会恢复10%的幅度。

　　第三，审慎停牌，恢复市场秩序。大量上市公司停牌相当于冻结市场，一个空荡荡的少有企业参与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停牌之举只是企业暂时自救，但无助于风险的释放，反而会延长风险持续的时间，此后企业恢复交易时可能造成另一轮风险，这并不利于市场恢复。因此，政策上应该审慎限制停牌措施，要让市场机制仍然发挥作用。

　　第四，在商品市场，为了减小股市大跌带来的波动，可以参照上述建议采取类似的干预举措，以减小股灾向其他市场领域的传播。

　　从今天（7月9日）国内股市表现看，市场开始出现近期难得的上涨。股指期货几近全线涨停。截至收盘，中证500期指IC1507合约涨10%；上证50期指IH1507合约涨9.99%；沪深300期指IF1507合约涨9.99%。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上涨202.14点，涨幅5.76%；深成指上涨469.45点，涨幅4.25%；创业板指上涨71.71点，涨幅3.03%。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正常交易个股1338只中超九成个股已涨停。

　　从公开信息看，为了支持股市，相关部门动用了各种极端的非市场手段。比如，公安部会同证监会排查恶意卖空；得到央行信用支持的证金公司向银行间市场发行800亿元短期融资券；国资委要求每天报送国企二级市场增持情况；中国证监会从今天起暂停初审会和发审会，只开反馈会；银监会表示支持调整平仓线；保监会要求保险资管产品不得强制券商提前还款；中国央行继续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以平息恐慌情绪。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以行政执法为目标的政策组合拳有可能逐渐见效，但这种所谓的“见效”，不是没有代价的，一方面稳定是以行政力量绑架、驱使市场交易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彻底牺牲了市场尊严，市场的无序凸显。

　　反思前期的市场波动和救市举措，陈功建议，有关部门必须汲取教训，今后在政策选择上应该更加理性。过去的政策选择是建立在所谓“专家学者”和市场“权威人士”都是理性者的基础之上，但从现在的事实来看，最不理性的就是这些人士。原因其实简单，这些人士基本都与市场利益相关。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将反映利益的各方观点凌驾于整体国家利益之上，先是极度乐观，宣称“改革牛”到来，股市能上8000点，还有各级各类的专业研究报告的“有力论证”云云。但当股市大跌之后又惊慌失措，乱出主意，导致浑水摸鱼者大行其道，反而极大加剧了市场震荡，吸引更多投机资本进场冲击市场秩序。

　　陈功认为，要重复一个过去经常讲的公共政策原理，凡是市场交易，关键政策会永远滞后于市场投机行为，所以无论何种针对市场技术性操作环节的建议，无论出自何方大腕，无论其个人地位如何，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都不会“一抓就灵”。最多是时机合适，偶然发挥作用，而这个基本还要靠运气。所以，从智库学者的角度来看，有关部门的公共政策决策，应该建立在对行政政策运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基础上，才算是妥善和理性。实际上，金融改革一向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时序要求，有明显的系统性，不能像行政改革那样，“成熟一个批一个”。各项金融改革措施，只有建立在系统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才有助于市场发展，而不是破坏市场。这种情况不独中国证券市场如此，美国证券市场的百年发展历史也证明了如此。

　　要强调的是，所谓“救市”的方法无非两类：一类是用钱的，另一类是用政策的。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倾向于后者，即选择“用政策的”方式，因为“用钱的”方式，并不清楚“要多少钱才够”；但如果选择“用政策的”，那么政策选择就会比较简明，而且效果也会比较明显。当然，这要看后续市场表现来决定了。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回顾2015年夏天中国资本市场的这场灾难，陈功强调，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有很多。他相信，中国一定有这样的智慧，重新恢复中国资本市场的尊严和信誉，构建合理而有序的市场，同时肩负起对世界资本市场的责任和义务。

雪松

外部邪恶资本的参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还有很多人认为邪恶资本没有渠道进入中国股市。其实，邪恶资本进入中国股市的渠道就是外贸企业。例如，某个外贸企业出口500万美元的货物，而邪恶资本搭着这个渠道可能给了1000万美元，这个外贸企业的利润额高的惊人，这既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又有漂亮的外贸数据，通过几年的积累，进入国内的邪恶资本也许数量大得惊人，他们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或用于场外配资，不计成本拉抬股市，让绝大多数的国人买房买股，借钱买股，贷款买股，然后在高位，大作空单，用股票现货打压指数，用加杠杆的股指期货空单大赚特赚，加之用场外配资打爆中小投资者的仓位，他们稳赚利息，加了杠杆（配资）的中小投资者，再借钱或贷款在他们认为的低位再配资接盘，再被打爆，于是中国人的财富就被邪恶资本洗劫一空。因此目前公安机关介入，应该严密监视近三个月来活跃的账户，并迅速查清其资金来源，涉及到的企业，如果违法犯罪事实和证据充分，必须迅速绳之以法，没收财产。如事实和证据还不充分，应该被强制混合到相应的国有企业里（不是提“混合所有制”吗），由国家实行财务监管，以防这些企业用所谓的“外贸交易”或“返还预付款“等名目将钱转到境外的邪恶资本那里。既然有人愿意当邪恶资本的帮凶，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国家就应该把他们和邪恶资本一起”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