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杰：少女跳楼讨薪是承担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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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9日，河北冀州一名14岁少女陪同包工头父亲讨薪坠楼身亡，涉事“凯隆御景”投资商与坠楼女生家属已就善后事宜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目前，公安部门已对有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事件正在调查中。(1月20日《华西都市报》)

　　一个花季少女，生命陨落在这个冬季。其肇始竟然是为了父亲讨薪。其悲情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工生活的孱弱，包工头带领家乡老小出来打工，背后是十几个家庭背后的数十张吃饭的口，电视剧《老农民》中展示出，农民一年歉收就意味着当季没饭吃，如今农民工辛苦一年乃至多年，却拿不到工钱，且不说过年过不好，就是家里口粮也成为问题。由此来说，农民工一人干活，但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家贫的孩子早当家，14岁少女也就“无限责任”背负起了讨薪的重任。

　　少女担负起讨薪的责任尽管很现实，但一个社会却不能容忍，不能心安理得的，我们应该追问，少女这是在担起了谁的责任。近些年来，讨薪面临着一个悖论，那就是政府关于遏制欠薪的法律越来越多，但农民工讨薪的并不减少，而且讨薪难度越来越大，拜关公讨薪、骑马舞讨薪、“破碎的心”等等，农民讨薪方式无所不用其极，乃至催生出了“讨薪策划师”。追问其中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法律途径的不畅。

　　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正式入刑，把恶意欠薪行为认定为犯罪。人社部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了1718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立案945件，占总移送案件的55%，一审法院审结553件，占总移送案件的32%。从中可以看出，法律是实践方面缺乏广度，除此之外，立案后不起诉，而是调节解决问题，更是让司法在讨薪方面缺乏力度。力度和广度的缺乏，也就使法律在打击恶意欠薪上作为不大。

　　“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年关将至，多地再现农民工“讨薪潮”， 南方日报记者奔赴各地调查发生，其中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尽管我国法律规定，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个人承包却大行其道，法律保护措施被架空，这样便导致农民工在层层转包就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另一个是，记者调查发现三四线城市成恶意欠薪重灾区，主要在于欠薪的“幕后债务人”和政府关系错综复杂，很多干脆就是基层政府。在如此语境中，农民工讨薪根本就难有出路。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认为，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无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影响了依据刑法打击欠薪犯罪的效果。在新闻中，巴中市政府及南江县政府均表示，如果有需要，将依法对在外务工的人员提供法律支持!司法讨薪不畅，导致了农民工用命去搏;法律支持的缺位，导致了少女的无谓牺牲。

　　不难得出的是，整治恶意欠薪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少女跳楼讨薪是社会之痛，但究竟又有谁会为她的陨殁担责呢?只是恶意欠薪者吗?恐怕不是。政府部门没有人为失察失职负责吗?进一步追问，又有多少少女和少男在承受着欠薪带来的家庭不幸和不睦呢?惩治恶意欠薪，该作为民生工程，重点抓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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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得出的是，整治恶意欠薪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少女跳楼讨薪是社会之痛，但究竟又有谁会为她的陨殁担责呢?只是恶意欠薪者吗?恐怕不是。政府部门没有人为失察失职负责吗?进一步追问，又有多少少女和少男在承受着欠薪带来的家庭不幸和不睦呢?惩治恶意欠薪，该作为民生工程，重点抓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