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个人信息无保护，权利社会无可能

大参考

　　银行卡个人信息在网上随意倒卖？针对这样的报道，新京报记者1月12日调查发现，个人信息根据“质量”的不同每条价格从2分钱到1角钱不等，倒卖信息现象严重。对此，有银行人士也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在银行有一定权限，个人信息几乎是透明的，对于这种“内鬼”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基本上靠道德约束。（13日《新京报》）

　　何止银行内部流出可叫卖的个人信息，电信运营商、网站系统---凡是采集个人身份信息的传统部门和网络载体，都可收集到个人信息且皆可通过相关单位和载体的“内鬼”泄露出去。银行所谓约束“内鬼”无所作为基本靠道德约束云云，让人们觉得很沮丧，也感觉银行内部管理的无能与失范。

　　无论银行还是其他部门，在收集个人信息的时候，大抵都有一个格式化的契约文本，里面皆规定了相关单位为个人信息保密的条款。这意味着，为客户信息保密，不泄露客户信息，不仅是市场法治的契约原则，也是职业道德义务。所谓“内鬼”泄露信息，说明相关单位违约且违反职业道德，单位与个人均要担责的。至于能否找到担承具体责任的“内鬼”，完全是相关单位自己的事情。

　　常识若此，道理也摆在那，但在实现生活中，泄露个人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很难因此承担责任---即使遇到较真的个体找茬、告到法院。因为举证责任落在维权的个体身上，基于维权成本过高，最后败诉的还是个人。这不正常也不公平，在常态的法治社会，若最基本的个人信息都得不到保护的话，所谓的权利型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在此情势下，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遭受社会声誉、私人财产乃至生命安全的损失。

　　难道个人信息保护就真的无能为力？从众议颇多、博弈多年的不动产权统一登记制度破局言，制度本身摒弃了公众期冀的“以房查人”和“以人查房”，即在于对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哪怕公众抱持着反腐的善意。因而，中国的法治原则与制度设计，其实将个人权利（隐私）保护作为核心要义。有此善意动机，就要在执法层面通过有效的管理确保个人信息保护到位，才能真正保护个体权利。

　　况且，其他国家都能很好地保护好个人信息，能通过法治途径让相关单位和个人不敢碰触别人的隐私底线，中国当然也能做到。否则，中国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银行抛出所谓对“内鬼”无办法，靠道德约束，根本不值一驳。其他单位和个人抛出如此说辞，也是无能卸责之逻辑。

　　当然，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除了拥有个人信息的单位和个人恪守保密之责外，执法部门应尽打击泄露个人信息者的责任，司法部门应对此类维权案件审理保持权利保护的初心本心，将举证责任倒置--维权个体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不可能举证，从常识逻辑和司法正义出发，应该将举证责任交付可能的泄密者，最起码让其证明自己没有泄密。

　　从技术手段而言，从倒卖个人信息的牟利者入手，执法者顺藤摸瓜亦可找到泄露个人信息的始作俑者，譬如银行某某员工。此时，银行还会说管理“内鬼”没有办法吗？

　　可见，个人信息保护，在中国并非什么艰深的社会难题，而是相关单位与个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意识，所涉监管部门执行力不到位而已。

　　乱与治，其实就在治理上。合乎法治的理性治理，什么“乱”都能平下来从而达到“治”的目标。任由其乱，无所作为，则永远难达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