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西方经济强权是如何实现的？

大参考

　　所谓经济、贸易强权，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想要进行工业化生产，并加入到世界工业化大生产的分工当中。首先，必须遵守西方制定的相应经济、贸易规则，否则就只能被关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大门之外。试想，一个被关在全球化工业大生产之外的独立国家，其发展速度肯定远远赶不上正在加速整合的国际化大生产体系，结果只会越来越落后。落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体系在某个时候随时可能崩溃、瓦解。类似被封锁的国家，包括古巴、朝鲜、缅甸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等。

　　什么是加入到国际化的工业大生产呢？譬如，就当前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来说，如果想进行更广泛的世界贸易，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加入到这个组织的国家，西方成员国就会向其征收相对加入国家更高额的关税，这就打压了相关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而要加入这个组织，相关国家就必须遵守由欧、美制定的经济、贸易游戏规则。规则很多，例如，在体系内贸易总体都用美元或欧元货币进行结算，否则交易就会遇到麻烦；再譬如，必须以开放国内的相关市场作为获得世贸组织成员国的门槛代价，等等。

　　举个简单的例子，由于美国在农业方面非常发达，在条件上，美国就会要求对方国家开放其农业市场。农业市场一旦开放，由于美国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低成本的农产品就以价格战的方式向相关国家倾销。先将对方国家的相关农业产业链打断，然后通过提高价格来赚取高额利润。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使农产品加工企业陷入经营窘境。在这些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不可自拔时，美国再通过企业收购，吃掉该国的相关产业链。这其中，就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大豆产业。

　　如今，我国食用油主要依靠从美洲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来保证供应（作为文下注释①：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问题近些年一直是世界争论的焦点，各国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根据《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7月6号的报道，一直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开始全面反思转基因的安全性。），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食用油加工企业被大规模收购。

　　据北京晨报2011年12月21日报道，在2011年12月20日的“中国茶叶籽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粮油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油脂分会会长王瑞元称，我国目前每年食用油消费总量已达2500多万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已不足40%。

　　在我国食用油当中，大豆油占据着半壁江山。根据海关数据，2008年，我国进口大豆3744万吨，同比增长21.5%；2009年，进口大豆4255万吨，同比增长13.7%；2010年，进口大豆5480吨，同比增长28.8%；2011年，中国进口大豆量为5263.4万吨，较上年度下降3.9%。根据相关分析，我国大豆产业受制于四大跨国粮商——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它们占据了中国进口大豆量的80%，在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占有的份额为75%。

　　在打败中国大豆产业的同时，我国的食用油产业链也被外资控股。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97家大型大豆加工企业，其中64家有外资背景，实际加工能力超过5000万吨，占国内总量的85%。资料显示，内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大豆加工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在迅速下降，而外资却从9%迅速提高到48%。包括大型食用油品牌鲁花、金龙鱼等，都为外资控股。其中，丰益嘉里系一家就独占我国食用油一半的市场份额（作为文下注释②：丰益嘉里系：我国十大食用油加工企业中，年产量150万吨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里”、“中粮”，前2家企业就有外资背景，且同属一个集团，即马来西亚丰益国际。新加坡丰益集团与四大粮商之一ADM共同投资组建的，益海、嘉里实际上ADM创造出来的，“嘉里”拥有金龙鱼、胡姬花、花旗等食用油品牌，“益海”参股生产鲁花等知名品牌。金龙鱼已成功控股38家企业，参股鲁花等加工企业，工厂遍布全国 。而“中粮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贸易进口对象仍是美国ADM——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风田《食用油价格大涨的原因是啥？》）。丰益嘉里系的金龙鱼由外资美国嘉吉集团100%控股；鲁花则有51%的股权控制在民营资本手中，丰益嘉里系占股25%，中粮占股24%；福临门虽是中粮100%控股，但“中粮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进口贸易对象仍然是美国的ADM（属丰益嘉里系，）。目前，国内尚能与这些国际粮商巨头们对抗的只有中粮集团和黑龙江的九三油脂集团。

　　那么，我国食用油市场是如何沦陷的呢？

　　事实上，中国食用油产业被打败、收购的过程，就是外资通过操控原料价格实现的。大约是2000年左右，美国孟山都公司在与我国农科生物研究部门交流中，获取到东北的大豆种子，并从中提炼“多产”和“抗病毒”基因，生产出转基因大豆。然后，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申请了六十多项专利。这些大豆种植出来后，出油率比我国大豆高17%。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根据相关协议，2002年，中国取消了大豆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国外大豆开始潮水般涌向中国。为了打垮我国的大豆价格，在出油率比国产大豆高17%的情况下，价格上却比国产大豆便宜十几个百分点。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大豆产业，通过发放进口检疫许可证的方法，对大豆的进口实行统一管理和控制，这也是我国应付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办法。但是，由于我国进口检疫许可证的发放方式是一批批发放，大豆采购的市场信息由原来的不透明转为透明，这俨然是给予国际炒家们敲中国竹杠的时机把握点。在掌握了中国发放进口免疫许可证的规律后，2003年，美国农业部开始降低大豆产量；2003年秋天，美国大豆出现大面积减产，国际市场预言南美大豆也将出现大幅度减产。德刊《油世界》称, 2003/04年度，全球大豆产量估计为1.9926亿吨，低于2亿吨的消费需求量。2003年9月到2004年2月，全球供需平衡表中，大豆供应出现异常紧张趋势。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美国为中国设计的圈套。

　　2004年初，当美国大豆正在旺销时，我国大豆的库存却基本为零。得知我国的采购团2004年3月将到美国采购大豆的消息后，美国的资本开始大幅拉高大豆价格，芝加哥期货交易大豆价格从320美元一吨拉升至391美元一吨，创15年新高。迫于几乎零库存的压力，中国采购团在价格高昂的情况下，还是无奈签署了购买合同（中国厂商采购国外大豆时的价格，一直是根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从跨国公司手中购买大豆期货，而国际大豆市场的定价机制，大部分是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加上现货升贴水构成现货价格）。中国采购团高价从美国购进大约300万吨大豆，离开美国后，国际大豆价格立刻暴跌，最高下跌至125美元一吨。

　　与此同时，我国榨油企业在压榨利润的趋势下，不断大幅扩大产能。因为产能的大幅扩大，中国对大豆需求急剧膨胀。2004年初，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豆粕价格一直高涨，基于投机和周转库存的需求，我国食用油企业纷纷买入大量大豆远期期货合约，直接导致我国2004年大部分进口订单签约价格都维持在4000元一吨。

　　中国人中圈套后，接着的事实证明，南美的大豆并没有出现如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大面积减产，产量和前一年基本一致。美国的大豆也没有如美国农业部宣称的那样减少种植，而是比前一年增加了200万英亩，美国大豆增产的预期突然大幅膨胀。于是，大豆期货价格暴跌，而海运价格的下跌又加速了大豆价格下跌的速度。与此同时，我国于2004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商业银行对国内榨油企业的银根大幅缩紧，榨油企业资金链陷入困境。大量企业无力支付大豆货款而出现违约，被逼到破产绝境。

　　在这当口，国际粮商乘机开始针对我国主要大豆加工企业，控制其大豆采购。我国最大的大连华农大豆压榨企业集团，因为这次严重亏损，不得不将东莞的压榨厂出售给四大粮商之一的嘉吉集团，将湛江的压榨厂部分股权转让给德国托福，将南京华农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邦吉集团；山东三维集团不得不将日照大海油脂企业转让给邦吉。仅一年时间，中国1000家以上的大豆压榨企业，或倒闭、或并购，被压缩成了九十多家，其中64家被外资控制。如今，世界大豆的总体格局变为：南美人种豆，美国人种豆、卖豆并控制价格，中国买豆的格局。如此，我国一直承受着高食用油价格的痛苦。

　　试想，如果这种模式得不到遏制，其结果就是国家的农业很可能被控制。要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制其种子供应。手法与上述有些类似，即：先以高产或其他噱头低价出售种子，当对方国家的种子产业被打败、乃至绝迹后，再大幅提高种子供应价格，以从农业种植生产中大肆谋利。其中，典型的例子有印度和阿根廷。

　　据中新网2010年1月6日报道，从1997年到2010年的13年中，由于印度将种子和化肥等相关农业生产原料的供应销售交给一些化学工业公司经营，直接导致这些公司对种子、肥料等农业生产原料的控制，种子、化肥价格不断上涨，印度农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穷，为了买价格高昂的种子和化肥，大都不得不向印度国立银行贷款），挣扎在贫困边缘。据印度政府统计，13年内，差不多约20万农民因无法还贷破产而自杀。

　　阿根廷方面，最近几年，美国种子巨头孟山都公司就专利权问题一直与阿根廷争执不下。阿根廷政府允许，阿根廷农民可以将自己收获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用于播种（在欧洲，农民则必须每年为此缴纳“仿制费”），孟山都公司一直试图剥夺阿根廷这种权力。为此，孟山都公司甚至威胁要撤离阿根廷。由于阿根廷所有大豆田用的都是转基因种子，而阿根廷的本土种子公司早几年就因为孟山都对种子的垄断而破产。一旦孟山都撤离，阿根廷大豆农业可能陷入崩溃。

　　阿根廷大豆产业的沦陷，手段虽与上述我国大豆的例子相似，但却更高科技。20世纪90年代，孟山都公司用非常合作的态度打入阿根廷大豆产业。一方面，它在阿根廷并不进行专利登记；另一方面，向阿根廷农民推销便宜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并兜售“抗农达”的除草剂。

　　由于孟山都的大豆种子产量高、出油率高，再加上“抗农达”除草剂的特效，孟山都逐渐垄断了阿根廷整个大豆种子市场。然而，“抗农达”除草剂非常特殊，它可以除掉全部杂草，但只有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对其有耐受性（这实际上是在种子基因上安装的恶意后门）。阿根廷民族种子制造商对此无能为力，几年时间就纷纷倒闭。在垄断了整个市场之后，孟山都开始收网，于是就有了上述的种子之争。

　　隶属阿根廷农业部的国家种子研究所所长何塞?鲁索，建议的妥协方案是，设立“技术赔偿基金”，农民向该项基金交纳最高为销售额１％的资金，用以支付给孟山都公司。但孟山都对此并不满意，孟山都要求更高的“合理的红利”。

　　可以预见，阿根廷的大豆产业将会长期受制于这家美国种子公司，阿根廷农民也将长期为这家公司打工。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国放开大豆等粮油原料的进口，也有总体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考量。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我国人口增长带来更大的粮食需求。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2.953亿人。虽然人口高速增长期已过，但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增长规模依然很大。截止到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3.705亿。十年时间，我国人口增长了7520余万。人口增长，必然预示着更大的粮食需求。

　　2、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耕地面积快速、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达到高峰，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经历过两轮减少。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城市开发、工业开发和生态退耕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迅速减少。根据2011年2月《半月谈》显示，据测算，自1980年至2005年，GDP每增加1%，会占用农地30万亩左右（作为文下注释③：上述数据出自《半月谈》2011年第三期文章《我国耕地总数接近18亿亩红线 空置面积超1亿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至1997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6875万亩。自1996年开始，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速度大幅加快，自1996年至2003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作为文下注释④：根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杜祥琬在2004年宁夏银川召开的“第七届中国西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论坛”上所做的题为《建设生态环保型、节约型社会》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到2010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已快速降至不足18.26亿亩，接近18亿亩的红线。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而改革开放后，我国耕地净减少面积接近2亿亩。其中，广东省作物播种面积减少约一半。

　　3、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肉、蛋、食用油等需求大增。自198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肉、蛋、粮油等方面的消费增长迅速。其中，肉类生产从1980年的1260.9万吨增长到2000年的6125．4万吨，2010年增长至7925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国。而根据2008年8月8号人民日报的报道：“我国禽蛋类消费过去十年增长51%，人均占有达22公斤，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2001年，我国食用油消费量达1224万吨。到2011年，就达到2765万吨。人均20.5公斤，十年时间增长超过125.9%。

　　综上所述，在21世纪初，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加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对肉、蛋和食用油等需求的快速增加，都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考验。某种意义上说，要保证主粮的自我供给，就无法满足粮油和肉类食品的需求增长，反之亦然。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说，主粮安全肯定要排在第一位。2000年，我国粮食产量为4.9亿吨；2011年，达5.7亿吨。2012年6月21日，农业部新闻发言人陈萌山表示：2011年，我国小麦、稻谷、玉米三大主粮进口量占国内产能比重均不足2%，我国口粮完全自给。从这点上说，在粮食问题上，我国总体能做到保证主粮供给的安全。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放开与主粮安全相比相对次要的粮油油料大豆的进口，对我国粮食安全有利。但是，在操作细节上，我国显然由于缺少经验和战略规划，导致放开大豆市场后，被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一口气将整个大豆产业链和油料加工产业链打断，导致我国粮油市场被外资垄断。这不但造成我国粮油市场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也使我国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同时，转基因的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述，列举的是农业方面的例子。在工业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晚，工业技术和工业产业链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就占据明显的优势。从技术上说，发达国家既可以生产高端产品，也可以生产低端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低端产品。

　　由于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低端产品，需要高端产品，只能向发达国家购买。发达国家在进行生产转移时，一般只转移低端生产线。如此一来，发达国家就可以用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低端消费品，然后再以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兜售高端产品。如此交易，发达国家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更小的资源消耗和更低的成本，换取更多的利润和低端劳动产品。

　　这种经济贸易强权，还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这里举例的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