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保禄：北京APEC部长会通过反腐败宣言让谁胆寒？

大参考

　　11月7-8日，2014APEC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议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此系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最后一个协调机制。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部长或代表、秘书处执行主任、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观察员代表及特邀嘉宾等出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商务部长高虎城11月8日中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介绍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有关情况。王毅指出，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批准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倡议。这是一次成功的、圆满的部长会，完全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为两天后召开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做好了准备。在一系列已经达成的合作共识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则是在中方推动下，今年APEC加大了反腐败合作，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众所周知，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厉行反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王岐山领导下的中纪委的确在“反腐打虎拍苍蝇”的行动中战绩辉煌，为遏制一度时期甚嚣尘上的腐败现象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胜利。别的不说，迄今为止，已经落马的副国级以上官员3人，省部级官员55人，厅局级干部700余人，至于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其他级别的党员干部就难以准确计数了。就在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上，除了李东生、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被宣布正式开出党籍外，此前并未曾公布遭调查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竟然也赫然或说“意外”出现在被开除党籍的中央委员之列，而曾经位高权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被“立案审查”则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然而，所有这些落马高官或说被关进笼子中的“老虎”都未曾（至少没来得及）携带家眷和巨额财产潜逃国外，可是，仍然有不少贪官污吏已经成功地连人带款逃往他国，有些甚至已经长达十多年；如今“榜上有名”的前云南省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高严就是典型的例子。难道国家对这些狡猾且“幸运”的“老虎”“苍蝇”就只能望洋兴叹吗？事实说明，这不是当今反腐风暴中的死角和避风港。

　　2014年以来，在中纪委的协调组织下，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将打击外逃贪官提上了新的高度，吹响了中国境外反腐追逃的冲锋号角。具体表现在：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年底，集中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10月10日，中纪委又成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开展追捕追赃外逃贪官的行动；10月30日，公安部又召开“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视频推进会，新任中纪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猎狐2014”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刘金国强调，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果断的行动、更加务实的作风，切实将“猎狐2014”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4年10月29日，专项行动开展100天来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余名，其中经公安机关劝返投案自首76名，缉捕数已超过去年全年总数，有效策应了中央反腐败斗争大局，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一致赞誉。

　　尽管“猎狐2014”海外追逃行动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仍然有一些追逃难点及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设置的漏洞亟待突破。首先，境外追逃难免会受制于当地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工作程序乃至风土人情的限制。大多数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境外生存的条件，出逃行为有预谋，出境后变换身份，出逃地点没有规律可循，这就给办案人员的抓捕工作带来很多未知困难。其次，境外缉捕不同于常规出国考察，缉捕人员需要在发现线索的第一时间开展追捕，因此建立一条缉捕人员出国出境工作的快速通道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一些外逃人员得以长期躲藏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逍遥法外，是因为中国和这些国家要么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司法存在偏见而难以落实，应该逐渐补齐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中的短板，借此理顺相关机制。正因为如此，能否与相关各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追逃追赃的机制，取缔贪腐分子的“避难所”，乃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说反腐是国际合作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如今以通过“反腐败宣言”，成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机制的形式又高调出现在APEC会议上，为加大亚太地区追逃、追赃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扫除障碍、铺平道路的同时，更让那些心存侥幸心理，携带巨额赃款，全家出逃国外的贪官污吏心惊胆寒。这对他们无疑是一则其寝食难安的坏消息，但对深受其害的国家和人民，自然是期待已久的好消息。但愿这样的“宣言”和“机制”能够得到相关各国的积极配合和行动，为遏制不断蔓延的腐败现象踩上一脚及时的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