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寺庙功德箱不是赃款的避风港

大参考

　　政府官员将商人赠送的百万巨款捐献给寺庙，这算不算受贿犯罪？一度引发网络争议的深圳市原政协副主席、汕头原市委书记黄志光案，近期终于迎来了“大结局”：广东省高院近日终审判决认定，黄志光收受的以其子名义捐给寺庙的100万元属于受贿，为此黄志光被加刑一年。而此前这100万元在一审时未被广州市中院认定为受贿，由此引发检方抗诉和舆论关注。（《京华时报》11月6日）

　　近年来在一些贪腐案中，不时冒出被告人将受贿款捐给了寺庙、学校、慈善机构等特殊情节，被告人都辩称，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实际上也未将赃款据为己有，不应将其计入受贿数额。这种辩解很有迷惑性——虽是受贿所得，但用得“好”也能发挥某些积极的社会作用。无论是捐钱给寺庙，还是扶贫济困，在民间看来都是积德行善，因此这种做法颇能获得社会同情，甚至能说服一些司法机关。像黄志光案的一审法院，即认可了被告辩护律师的说法。

　　关于受贿罪的认定，关键不在于赃款是怎么花的，而在于赃款是怎么来的。广东省高院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就很清醒。黄志光收受了商人100万元贿赂是事实，而他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商人谋取利益也是事实，这完全符合刑法中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至于黄志光收钱之后再捐赠的行为，属于受贿款的自行处理，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广东省高院的依法改判具有一定的标杆意义。这个判例警示某些贪官，寺庙功德箱不是赃款的避风港，贪官无论是出于为自己“求功德”，抑或在东窗事发时为逃避惩处，将赃款捐出去，都改变不了职务犯罪的性质，至多在量刑时司法机关会给予一些考虑。若官员真有积德行善之心，就应当拿自己的合法财产去捐献。

　　赃款用于捐赠未被认定为受贿，在司法审判中并不鲜见。2006年湖南省新田县教育局原局长文建茂受贿案，永州市中级法院就认定文建茂的捐赠款可以抵扣受贿款，结果文建茂被判缓刑，出狱当晚在家放鞭炮办酒席庆祝，此案判决结果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为避免此类“葫芦案”再次发生，建议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类似“先贪后捐”这样的处理赃款情形一律认定为贪污或受贿，维护司法审判标准的统一。

　　黄志光案被广东省高院依法改判，其积极价值也不宜高估，因为“本该如此”，法律上并不存在模糊地带。之前一些司法机关放过“先贪后捐”，是没有严格依法审判，对贪官过于“怀柔”。本案有一个令人“后怕”的地方，那就是法律条文上存在疏漏——黄志光是先收了钱再捐给寺庙，“收钱”这个事实让广东省高院有了改判的法律依据，若是黄志光没有收钱，而是由商人直接把钱捐给寺庙，只不过是以黄志光儿子的名义，恐怕广东省高院认定起来就有困难。

　　黄志光并不是案情败露后才捐钱给寺庙的，他捐钱的目的是“求功德”，而且早就跟商人商量好了这笔贿款的用途，因此完全可以这样操作。如果是这样，黄志光就可以辩称他并没有收钱，收的是“功德”。依据现行刑法，受贿罪是以收受“财物”为构成要件的。类似的司法困境还有“性贿赂”，依现行刑法也不能认定是受贿。而我们知道，无论是以权谋色，还是以权谋“功德”，都是权钱交易的变种。

　　某些贪官为逃避法律打击，受贿方式变得越来越隐蔽，比如让商人安排高档会所免费娱乐、安排家人外出旅游等，这些行为表面上不存在“收受财物”，但事实上就是变相受贿，而依据现行刑法很难定罪。因此，将受贿所得限定于“财物”，在大量非物质性利益成为贿赂手段的今天，并不利于从严惩治贪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界定为“不正当好处”，用“好处”取代“财物”，就能使任何形式的权力腐败行为都能受到有效禁止和追究。在贿赂犯罪呈现出诸多新形式、新特点的当下，是否有必要修改和完善我国刑法中有关受贿罪的条文，以体现司法审判对贪腐的零容忍，这是黄志光案留给我们的另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