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依法治国能够化风险为财富

大参考

　　民为本，法为纲，党主立宪，依法治国。四中全会的决议将在实践中开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纪元！古典经济学研究财富的主要关注是“国民”，经济生活中代表国家的政府定位只是“守夜人”。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或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研究发现：“国家”并非只是政治统治的主体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要素。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能的要素有三大源头，其一是劳动力供给，其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其三就是制度安排或顶层设计。这就提出了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量”问题，也常被定义为“改革红利”。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国家作为“经济人”有双重市场定位：第一种定位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实现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第二种定位是代表全社会追求财富总量的增长。国家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从第一种定位尽快升级为第二种定位，从而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提高国家的总体福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宪法，因为就像列宁所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准则，因为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制度红利。国家就像一个交通拥挤的城市，而法律就像红绿灯一样，通过交通秩序提高车行速度，从而使有限的空间产生更高的效率。以此为例，我们就看到了“制度变量”的两大基本要素，其一要有规则，其二要有遵守规则的社会道德。其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法治与德治，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二者相辅相成。法律信仰是社会公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底线”。经济生活中有各色人等，信仰未必高尚，理想也未必远大，市场经济对参与者的基本要求就是道德“底线”，即法律信仰。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国家就不需要政府，如果政府官员都是天使，国家就不需要法律。公民素质固然重要，无可否认，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越高，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但市场经济并不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是道德高尚的人，而只需要人们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市场经济就会自发地产生“制度变量”。这就引申出依法治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谁是规则制定者？在专治政府，国王就是法律；在法治社会，法律就是国王。不同的社会制度，规则制定者必然不同，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在于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没有缺陷，而是因为党的社会公信力高，事实上没有其他更具公信力的选择。和经济生活对市场参与者的要求一样，社会也不要求规则制定者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人。国家治理需要法律的原因就是人不完美，如果苛求规则制定者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人，国家就永远不会有法律。法律有缺陷还可以修订，再不完美的法律也远胜于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经济生活中的制度红利就是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产生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最显著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城市。在这个阶段，社会生活的风险不断增大，因为城市化的本质就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和法治社会是一物两面，社会风险越高，法治需求越高。因为：城市让生活多风险，法治化风险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