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武汉模式的推广和复制
第三节 城市圈与交通大投资
如果从全国城市圈之圈的规划构想出发,考虑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么,那种关于中国投资过剩和应该缩减投资的说法就完全不攻自破。 中国的新型城市化需要的是大笔大笔的投资,全国城市圈之间的铁水公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全国城市圈的圈际和圈内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全国城市圈的中心城市工业外迁和中小城市产业大发展等等。中国投资过剩? 就拿交通基础设施而言,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经济先行意义。且不说城市圈之圈和整个中国陆权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高铁技术的大发展,没有陆上的快速大能力交通通道和交通基础设施,实现陆地资源的全面整合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大发展而言,快速大能力交通通道,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联运体系等等,根本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发展恰恰是缺乏投资,而不是投资过剩。 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柱是房地产业,而拉动房地产经济增长的是房地产的固定资本投资。那么,随着中国房地产出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市场分化,一部分短缺,一部分过剩,如今更是有全面过剩的趋势,房地产市场也趋于饱和。在这种情况下,再指望房地产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是有些痴人说梦了。 然而,房地产的投资饱和却不代表中国一切社会生产生活领域都已经高度发达,且投资饱和。中国如果抓住全国城市圈大发展的机遇,全面投入到两横三纵综合交通立体走廊和城际城内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中去,那么,对中国而言,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绝对不是问题。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要处理好现金流和债务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大工程的进度和节奏,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平稳、优质和快速增长。 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吧。2014年8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消息:“大连至烟台‘海底高铁’将动工:投资2000亿,10年内建成”。这一海底高铁具有什么意义?首先,从大连旅顺到山东蓬莱已经有轮渡实现了铁路运输,然而要6小时,未来开通高铁,就只需要30分钟,极大地缩短了从东北到东南沿海地区的时间距离。其次,环渤海沿岸的陆上交通距离有1000多公里,而海底高铁隧道全长仅100多公里,几乎减少了90%的空间距离。最后,东北由于地理位置和重工业传统等原因,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备受冲击,经济增长失速,然而海底高铁的开通将极大地扭转这一局面,不仅对内可以联系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还可以打通东北亚,构建东北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充分调动起两岸地区的客流、物流和资金流,迎来财富的井喷。 我们看到,仅仅是一条高铁,2000个亿,十年的大工程,背后蕴藏的就是东北振兴和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东北亚经济大通道,何乐而不为呢? 有数据显示,在各种轨道交通方式中,按每公里平均造价来看,有轨电车是200万元左右,轻轨成本是2亿元,地铁成本是5亿元,部分城市部分的地段的造价还会更高。仅从这一项我们就可以估计全国综合交通大发展大约还有多少缺口。因此,说中国投资过剩是完全没道理的,中国恰恰需要投资! 为此,我们还可以专门论述一下城市圈建设必须基础设施现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前文提到,由于资源禀赋等因素的限制,城市化需要满足规模经济这一客观规律,即以城市圈(群)的方式实现城市化。各个城市分工合作,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在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群内部又必须保持人才、资源、产品和服务的合理流通与配置。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发展各城市之间发达完善的交通网络。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铁路、公路、港口和航空等在内的综合交通体系。这至少会带来以下益处: 首先,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经济一定意义上就是贸易和交换,而良好的交通运输是牵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必须通过良好的交通运输才能得以贯通,提高资源配置和人员往来的效率。 其次,完备的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有助于增强地区竞争力。“近水楼台先得月”,加快货物运输,降低运输成本依赖于良好的交通设施。区域内部的交通设施影响各城市的分工合作效率,只有把城市内部的交通网络先加以完善才能够较其他地区取得优势。例如,我国有几座因交通而崛起的城市——郑州、石家庄。郑州是河南省会,而河南是历史名城众多的地区,古都洛阳、开封远比郑州更为知名。然而,正是因为郑州在近代以来形成的铁路交通枢纽地位,使得郑州脱颖而出,成为河南省会。再比如,上海和昆山的城际地铁的开通进一步加强了两地的经济联系:“同城效应”为从事商务、商贸、会展、物流、外包等等行业的人士提供了相当稳定和便捷的交通,并能为地铁沿线及更大范围内带来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极大地推动人才等资源要素的流动。 最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交通设施不仅为企业提供服务,促进生产。同时也向居民提供服务,刺激消费。例如,英国从19世纪早期开始修建铁路,到1870年,铁路总里程达到24500公里,与此同时,英国的煤与生钢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另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消化过剩的产能,在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更应该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 我们还可以将交通对于城市化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延伸至整个基础设施对于当前新型城镇化所能产生的影响来进行分析。 基础设施通常也被叫做社会基础资本或社会先行资本,主要包括:(1)公共设施——电力、电信、自来水;(2)公共工程——公路、大坝和灌溉及排水用的渠道工程;(3)其他交通部门——城市和城市间铁路、城市交通、机场、港口和水路。按赫尔希曼的说法,广义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和保障体系。 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基础性的贡献。 首先,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它是支撑经济发展的车轮。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最低标准的基础设施是直接经济活动所必须的。其二,充足的基础设施服务能大幅度降低其他直接生产活动的成本。第二,完备的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增强参与国际贸易的竞争力。第三,基础设施的增长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第四,基础设施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五,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还有利于保护环境。第六,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可以作为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来调节。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我国的高速铁路总里程突破1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我国的风电装机容量也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成就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为人口第一的国家,中国人均基础设施的拥有量却少得可怜。更何况,在很多关键性基础设施完善度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就拿铁路来说,2011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3万公里,比上年增加2071.1公里、增长2.3%,里程长度居世界第二位。路网密度97.1公里/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2.1公里/万平方公里。从中国近今年GDP的增长来看,铁路营运里程的增长明显落后于GDP,从1978年到2010年间的铁路营运里程年均增长率为1.8%,显示着中国铁路供给方面严重不足。美国第一条铁路诞生于1830年,至今已走过了近180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20年代,美国完成了大规模铁路建设。1916年,美国铁路总里程达到历史最高峰,约41万公里。此后,铁路经营状况迅速恶化,大量线路被拆除和封闭,路网长度不断缩减,但迄今仍以约23万公里的线路里程遥居世界各国铁路路网规模首位。相比而言,中国的铁路建设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高铁建设仍需大力推行。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再比如核电,中国核电从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30万千瓦秦山核电站起,目前已建成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和江苏田湾三个核电基地,建成投运核电机组13台,装机容量1080万千瓦。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统计,截至2012年12月底,共有437台核电机组在运行,总装机容量约3.7亿千瓦。核电站主要分布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一些工业化国家。其中美国有104台、法国58台、日本50台、俄罗斯33台、韩国23台、印度20台、加拿大19台等等。核电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5%,根据IAEA发布的2011年度全球核发电比例的统计数据,其中法国高达77.7%,韩国为34.6%,日本为18.1%,美国为19.2%。全球在建核电机组68台,装机容量约为7069万千瓦,其中超过70%的在建核电机组集中在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欧洲的俄罗斯等国家。我国在核电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 另外,我国在医疗、教育、电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中小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仍然比较欠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基础设施更是落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下,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指导下,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而我国目前外汇储备泛滥,同时房地产行业迎来下行的拐点,大量社会资本正在寻求出路,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具备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通过大力发展以交通、电力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工业化,确保城市化的顺利完成。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并且,在房地产市场式微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应该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防止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危险。 目前国内的正在调结构、促转型,很多人反对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淘汰落后产能当然势在必行,产业升级也是大势所趋。可是,基础设施是落后产能吗?投资、消费、外贸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我国需要转变的是过分强调外贸,为洋人做嫁衣裳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改变政府占绝对主导地位来投资基础设施。我们认为,投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行为,而投资基础设施利国利民,如今大部分人反对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的原因恐怕是非经济的,恐怕政治因素掺杂其中。当今中国有一乱象,只要政府主导的,再好也是错的。这当中恐怕有资本集团的恶意引导,也有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的推波助澜。我们认为,政府单方面出资主导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那么,不妨引入庞大的社会资本,同时,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双管齐下,助力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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