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piyanan 于 2014-10-14 16:40 编辑
第三篇 “大武汉”和“小武汉”
第二节 全国视野下的武汉——国家中心城市
二、国内金融中心 前文讲到,小武汉不应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而要成为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将自己打造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城。不过,在谈论小武汉的全国金融中心之前,我们还得首先谈谈上海。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大陆目前最大的金融中心,而武汉则几乎什么也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国内金融中心又和武汉有什么关系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上海市的发展规模已经极端不经济(2012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为33186.41亿元,同期苏州的工业总产值为34528亿元,仅以产值计算,上海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最大工业城市已经被苏州取代。上海的工业建设是得到举国上下方方面面支持的,发展了这么多年居然被毫无政策优势的一座地级城市超越,这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状态下,上海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再发展传统工业已经是极端的规模不经济了。同时,考虑到物价水平,苏州、无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应该在上海之上。请问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不能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样的中心城市具有榜样意义吗?),在维持既有格局的基础上还要搞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这对上海而言将会不堪重负。上海迫切地需要一次大规模的瘦身手术,将一些不适合上海城市定位的产业统统迁出去,将大部分国内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也统统迁出去。如此一来,腾出了大片面积和人口的上海,就可以放手实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升级,自己也实现了规模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而武汉,则可以抓住上海金融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把上海市外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统统揽到自己怀里,配套上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基础设施、服务,将自己打造为国内的金融中心,服务和带动整个大中华。国际国内两个金融中心东西呼应、协同分工、错位发展,不但上海市能成功升级为国际金融中心,提高自身档次,武汉市也能成功升级为国内金融中心,提高自身水准,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早在1991年初,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就已经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了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时隔20多年,上海已经建立起全国最集中、最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拥有全国最大的金融交易规模和金融影响力,然而,其国际化程度却仍然有限。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渐衰落,而中国则全面崛起,人民币国际化也随之提上历史议程。上海一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总部所在地,一是新近成立的金砖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可以料想,前者将日益成长为整合亚太区域的国际政治中心,后者则将成为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战略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出击,把自己打造为国际政治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就成为历史赋予中国上海的伟大使命。 然而,上海市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却给上海市出了难题。 第一,上海市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还较低,而一部分工业制造业的产值却相对过高。据《上海统计年鉴2013》,到2012年,上海市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0.6%、39.0%和60.4%,其中仅工业占比就高达35.2%。全市一共形成了六大重点工业行业,分别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精品钢制造、成套设备和生物医药等,占全年工业总产值的66.0%。而2012年上海市金融业产值只占到GDP的12.19%,同期北京金融业产值占比14.56%,相比而言低了近2.4个百分点。 其二,上海市社会发展的饱和程度甚至超过北京,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更不合理。2012年上海市总面积6341平方千米,其中建成区面积999平方千米,建设用地面积2904平方千米。2012年上海常住人口2380.43万人,外来人口960.24万人,占总人口的40.34%。市核心区如黄浦、虹口等地,人口密度均超过每平方千米3万人,密度最高的虹口区更是达到了每平方千米3.6万人。2012年上海从业人员总数1115.50万人,其中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分别为4.10%、39.44%和56.46%。具体到行业层面,从业人员过百万的大型行业有两个,分别是制造业336.86万人和批发零售业185.81万人;其次是建筑业,全年从业人员达97.06万。三大行业占全年从业人员总数的55.56%,而金融业从业人员只有30.05万人,占全年从业人员总数的2.7%。 其三,上海市大部分金融机构是中资机构,且大部分金融业务是国内业务,尽管上海金融业的国际化水平在大陆是最高的,外资机构的集聚水平也是最高的,但国际资本占上海金融业的比值仍然较低。与伦敦、纽约等国际性金融中心相比,上海还存在相当差距。 其四,就像前面所详细阐述的北京等“大城市病”一样,过大的城市规模使上海同样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复杂棘手问题,社会治安与管理维护成本巨大。上海城市远远超出了规模经济的范畴,这给上海市的转型升级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由此可见,上海发展国际政治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空间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从业人员结构,上海市本来就不大的城市发展空间已经被挤占了相当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首先对上海进行“瘦身”,进行产业转移和人口分流,上海市又将谈何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政治中心? 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上海一要“瘦身”,一要“升级”。瘦身,就是把不适合上海定位的产业统统外迁出去,这方面转移到长三角周边地区就好,可以参考“小武汉”“大武汉”的城市圈模式;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把绝大部分国内金融业务和从事国内业务的金融机构也外迁出去,这方面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哪里作为转移的目的地。 对此,我们认为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武汉。 纵观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的形成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城市想要成为一定区域内的金融中心,必然要具备以下四个层面的条件: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该城市要有很强的资金集散能力,要有相当规模的资金供应和融资需求,要有集中而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基础和庞大而活跃的贸易周转、资金结算及资金融通。 其次,是要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健全而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 第三,是要在第二点的基础上,形成包括咨询、评估、定价、交易、结算、信贷、保险、信息、监管、会计审计、人才培训、后勤保障等在内的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 最后是政治、政策、法规、地缘、时机等一系列外部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通过前三点或内在于前三点而起作用的,有时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作为中国最大金融中心的上海,本身也是中国海洋文明和海洋战略的产物。起初上海也没有太多优势,但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就一直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凭借自己地处长江黄金水道的出海口,和中国东部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坐拥“T字形”经济带(长江和海岸线)的交点和突出位置,成为沿海经济和长江流域经济的龙头枢纽。上海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优势,引进外资、沟通国际,大力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和远航贸易,依托沪宁杭长三角经济圈的飞速发展,将自己打造成了中国东部沿海最发达的资金集散地。 2013年,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GDP)2.16万亿,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人均生产总值9.0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5倍。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8121.3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近五分之一。截至2013年末,在上海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7个,在上海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445家,投资性公司283家,外资研发中心366家,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67.8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14.27%。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增长极还会成为更为突出的资金融通池。 因此,作为武汉而言,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武汉现在是什么,而在于从整个国内国际的环境和形势出发,武汉将要成为什么。 只要上海确定了要把国内金融业务和相关金融机构大部外迁,具有高度集中特点的金融业就不可能散布在中国各地,而是要选择某一城市作为自己的承载地。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可以发展、可以培育,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该城市的禀赋和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否使它最适合从事国内金融业。 武汉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 我们早已阐明武汉至关重要的国家战略地位和巨大优势。如果作为中国前30年海洋文明和海权战略重要承载基地的上海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随着中国海陆并举甚至以内需为主的战略转型,有什么理由认为,从今往后作为中国黄色文明和陆权战略核心支点的武汉却不能成为大陆的金融中心? 只要武汉像上海一样,将自己打造成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和物流中心”,依托自己长江黄金水道中心关节、米字型高速铁路中枢、中部地区重要航空港、联通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大陆陆上桥梁的交通区位优势,辐射全国、带动一片、整合中部、贯通东西,那么,“集中而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基础和庞大而活跃的贸易周转、资金结算及资金融通”还会远吗? 一旦以武汉为中心,大武汉城市圈乃至整个中部和中国大陆被辐射带动起来,国内庞大的资金供应和融资需求形成,武汉作为资金集散地的中枢地位得到确立。那么,只要上海将国内金融业务和相关金融机构(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内业务部分)大部迁往武汉,则“多层次、多元化、健全而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离武汉还会远吗? 一旦健全而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在武汉建设完成,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武汉版、各大国内银行国内业务的总部和网点、各大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信托公司等等均麇集武汉,那么,只要政策适当,政府引导支持,合理规划,则“包括咨询、评估、定价、交易、结算、信贷、保险、信息、监管、会计审计、人才培训、后勤保障等在内的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还会远吗? 归根结底,是目前的时机和目前的国内国际局势决定了上海作为国家海权战略中心和武汉作为国家陆权战略中心的“双中心”战略机遇。如果上海不瘦身,从而错过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机会,如果武汉不升级,从而错失建设国内金融中心的良机,那么,这不是贻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是什么呢? 打开地图,上至北京、天津,南至广州、深圳,西至成都、昆明,综合考虑水路、铁路、公路和航空,除了武汉,完全是无一可比。把国内金融中心设在武汉,也更加方便于和上海的互动。更何况,2013年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9051.27亿元,雄踞中部六省(湘鄂赣皖晋豫)的城市榜首;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分别达1.49万亿元和1.28万亿元,初步形成规模;到2013年年末,总部设在武汉的金融机构有16家,在汉建立或正在筹建后台服务中心的金融机构33家,上市公司累计58家,其中境外13家,境内45家。由此可见,作为中部地区最发达的核心城市,无论是软硬件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人才供给还是行业从业经验等方面,武汉均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只要上海决定了瘦身,而武汉又成功对接其国内金融中心的转移,那么上海要升级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政治中心,也就比较好办了。 目前制约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问题,一是其国际化程度不够,二是其发展空间有限。其中发展空间有限是硬伤,没有空间,谈什么都白搭,而武汉承接上海国内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业务正好缓解了上海市的空间压力。 至于说国际化程度不够,无非有三点:其一是上海市资金集散的国际规模不够,主要还是国内业务方面;其二是上海市还缺乏国际性的咨询、评估、定价、交易、结算、信贷、保险、信息、监管、会计审计、人才培训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权威机构和专业服务;其三是上海市在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利率、汇率等方面尚未完全开放,政策、规章和法律建设等有待完善。显然,从第二点和第三点突破是不明智的。政策和法规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统筹全局,兼顾四方,往往急不得。而培育像麦肯锡、普华永道那样的权威性、专业性咨询公司以及像标普那样的国际性信用评级机构等,也不是说有就有的事。因此,归根结底,还是要从第一点突破,争取把上海市金融集散的国际规模做起来,打出一个国际化市场,吸引全球资本到上海来交易融资,至于其他方面,则在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去慢慢完善。 只要小武汉承接了上海市国内金融中心的业务和地位,上海市成功瘦身,腾出了产业升级的充足空间,那么对上海市而言,想要做大金融集散的国际规模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比如,我们可以将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改建成人民币国际板的交易场所,为全世界拥有人民币的组织和个人提供一个自由交易人民币资产的场地,也为需要人民币的国家和企业创造一个可以自由取得人民币的适当通道。而中国每年庞大的贸易顺差、贸易总额和外汇储备,以及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互换,都为上交所开设人民币国际板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只要上交所的人民币国际板能够成立,全球资产和资金就会涌向上海,在做大上海市金融总量的同时,还会建设并完善起诸如人民币国际定价系统、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等一整套的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吸引大批海外金融企业和工商业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基地。 在此基础上,上海进一步金融创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黄金和原油等期货等同时发力,依托远航贸易和港口优势,开发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拓展人民币国际贷款,办理相关保险业务,一点一点地奠定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和地位,最终建成为能够与华尔街相抗衡的世界金融基地。 一旦上海市做大国际金融的局面得以打开,其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也会增强。上海已经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总部所在地,上海还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区域性、国际性组织在上海设立总部和基地。上海还要积极承办各类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会展、论坛、峰会和年会。如此一来,上海成为国际交流中心和国际政治中心也就指日可待了。 试想一下,面对这样庞大而宏伟的发展计划,上海还要吸纳多少机构、多少组织、多少企业和多少人口?倘若没有足够的空间,以其目前的城市状况,上海能够负担得起吗? 所以说,上海市不瘦身是不行的,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上海必须把国内金融业务和相关机构统统迁移出去,而迁移的目标正是武汉:要将各大国内银行的总部、上交所、银联国内清算中心等迁移到武汉,使武汉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将期货交易、大宗商品交易、银联国际清算体系等留在上海,同时在上海开拓人民币国际板、国际金融机构总部比如金砖银行总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等、上海合作组织总部等国际政治组织总部;将上海升级打造成为面向国际的中心,将武汉升级打造成为面向国内的中心,从而上海和武汉都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利用上海武汉之间发达的铁水公空体系互动,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机遇,打造国内国际双中心,给大中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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